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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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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民国记忆

August 19, 2017

我的民国记忆大约有十二年的时间,即1937到1949,要说,还得打个折,人不是生下来就有记忆的,我的记忆应该开始于三四岁,人说童年的记忆最是牢固,此言不虚,七十年过去,儿时家门前那小河,小河上那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以及那一座座高高的石拱桥,连同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依然沉积在脑海深处,静静地,而一旦触动,一切便再无法安宁,现在的我,正是这样的心境。

一、硝烟中,走来一个我

我生于民国26年,丁丑六月初六,公历1937年7月13日,地点嘛,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江南名城无锡,新街巷口,那里离钱钟书老家仅百步,往东不远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往南就到了无锡国专,那是曾经有浓墨重彩记录的一所名校,出过多少大师级的人物。1937, 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承载了太多艰涩民族记忆和复杂历史情思的年份,一场与民族存亡和世界走向相连的大战,使得1937的所有人和事都笼罩在厚重而灰暗的历史光影下。正是在卢沟桥炮声之后一周的某个时辰,在水乡无锡一个小弄堂的一间八平方小屋里,我,呱呱落地了。在这个特别不该诞生的时刻,这个世界这个家庭 却多了一个我,真是灾难之上加灾难。听比我大17岁的大姐说,七七事变没多久, 战火就烧到了江南,(举世闻名的“凇沪会战”是8.13), 举家便“逃难”了。家乡谚云:六月六,狗淴浴。那是何等难耐的酷暑。我只能想象:父亲母亲拖儿带女,带着日用家什,从城里向我外婆家张泾桥转移,那是一幅怎样狼狈的场景。船到镇上,还得步行数里,就这时,意外发生了:或许是太热了,或许是饿了,更或许我天生胆小,反正大队人马走上田埂小道时,我竟肆无忌惮地大哭起来。只有母亲最深切预感到了哭声可能给全家带来的灾难,于是把襁褓中的我放到田边草丛里,希望碰上哪家要孩子的好心人抱了回去。那场面肯定有点悲壮,我能想象到母亲的泪水和哥哥姐姐低声的喊叫…..大 家还是继续前进,而我的哭声则更加声嘶力竭。这些,当然都是长大以后听说的,是二手货,细节上难免有不准确之嫌。可就在他们走出不到半里地,我父亲突然义无返顾地回过头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抱起,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叫孙正荃的我——回望茫茫逝去的岁月,我想,生活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像是座迷宫,还没有学会行走就已经没有了方向。或者也可以这样去思考:我之终于成为我,正开始于漫漫人生征途上这一令人颤栗的情节之中!

后来,好像是在我上学后,我曾几次到过那个小村。那时外婆已经故世,只有舅舅和舅妈还在。记得那老屋是在一条小河边,小半间屋子伸到了水中(几十年后在绍兴参观徐渭的“青藤阁”,仿佛让我走进了梦中的外婆家),打开一扇永远叽叽嘎嘎的木门,便是十来级台阶,台阶是终年湿漉漉的,像我这样从城里来的孩子是禁止去那里嬉水的,只有大人,每天在码头上淘米洗菜乃至倒马桶。其实,江南水乡家家尽枕河,现在时兴了,这也成了景观,还建造了许多仿古的东西,弄得处处弥漫着商家气,比如周庄、西塘、朱家角......我看远不如我外婆那里古朴真实自然。我心底对故乡的记忆和爱恋,实际上只是儿时那一点点细节回味,但它却常常魂牵梦绕,以致在四十年后的牢房里,那么清晰地映现了那条小河,以及那十来级湿漉漉的台阶.....

我是不是摆脱不了人生开篇的这个阴影,常常会把自己的坎坷回溯到那场声嘶力竭的哭声。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生活并非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们的记忆。这话说得真好。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从1937至1977,或者准确一点说,从1957年 大学毕业到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献身”二十年,这漫漫征程竟是一条通向牢狱的路。难道真的缘于我记忆中那个不那么美妙的开篇?至今,我保留着一块长长的布 条,那是从一条破床单上撕下的,上面还有斑斑血迹,写着一首诗:《狱中叙怀》,那应该是我生命历程的见证。起首有个序言:“余出身清贫,十二全家得解放, 十六读书上北京,一九五七年七月投身革命,时年二十。一九七七年七月,恰逢四十,猝宣布为‘反革命’,投入大牢,至今已四百天矣。狱中辄思妻儿挚友,昼不得安,夜不成眠。‘四十不惑’谈何易?遂乘有笔墨之便,一气草成此篇,以自勉并告狱外亲友。”日期是“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写好后一直藏在棉被里,现一 字不改,抄录于次:

人生看我多痴騃,我看人生却斑斓。君不见柴门筚户长成人,未尝黯然泪涔涔。君不见廿年颠连到如今,气节铮铮无瑕心。文章千余篇,绩少多艰辛。恨无倍努力,耿耿为人民。今日骨鲠遭灭顶,尔曹绠短怎汲深?无怨恨,涸辙之鲋无相助;终不悔,鱼蟹入簖难返回。君不见,无端霜雪纷纷下,千年史册此景数不胜。//驾小桴,遨沧海;仰天笑,盖波涛。岂惧扁舟戗水行,但悲赍志早下碇。切莫言,十载砥砺成一囚;更莫言,四壁皆徒恰似榇。君不见,兴艾除兰千古冤,谗言诳语旷世仇。何足畏,何足忧,惟有悲愤溢心头:怒问昊天何罪有?域外罕见域中多。此情此愫若可没,冥冥干戈应未休。//遥望挚友思绪腾,长叹掩涕梗无声。遥念亲人心怆然,骋目四海义凛凛。无愧亲与朋,无憾死与生。寄语汝等解我心,横眉笑看鬼蜮横。铁窗终将为我开,春风终将向我吹。君不见我簸功名如糠秕,岂顾临终执绋人几多?君不见,神州大道如青天,迎面奔来战友万万千。我当怒目挥戈斩阎罗,回眸喜迎红日曜九州!

历史那一页早已翻过,现在的我,既无须适应政治的需要,也不必接受金钱的摆弄,我可以坦诚面对自己,写写读书,写写生活,写写当喉舌的经历,写写“文革”动乱,也写写坐牢的故事(注:本篇是回忆录《不容青史尽成灰-----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之第一章)。我相信,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过去,然而,它蕴含的人生意义不会过去,就如同我们先辈身上召唤和闪烁的精气神并未过去一样,依然为后代感动,所以我以为,这些私人档案一定会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二、记忆首页:父亲之死

同民国时期许多市民阶层的家庭一样,我的家也是靠父亲一人支撑的,他在无锡近郊 南方泉的一个丝厂里当技术员,早出晚归,母亲则一手操持家务,到我出世,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最大的是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和二姐,她们也只有 十五六岁,都在中学读书。我们家是标准的“平民”和“贫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日子显然还过得下去,平稳而有 序,虽说是沦陷区,但百姓生活似乎基本照样。

对父亲的一点点记忆大约是在三四岁:晚饭,我总要等父亲回来再吃,或许是想享受点特殊,一只皮蛋呀,一块香喷喷的烘山芋呀,我最小,宝贝疙瘩。可是我至今想不起我是叫“爸爸”还是“爹爹”,甚或只是一个字:爸、爹?至于父亲的名字,那是长大后在抄电表的单子上才知道的,父亲去世后几十年间,家里都没改那名字:孙君和。就是连对父亲任何模糊印象都缺失的我,却清晰记得父亲之死!对一个刚刚四岁的孩子,是不是太过残酷了。

1941年夏天的某一天,突然有个认识我父亲的村民慌慌张张闯进门,说是你们家先生出事了……

完整保留在幼年记忆深处的第一章是这样的: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母亲右手牵着 我,左手拉着比我大八岁的三阿哥,先是水路,再是旱路,在田埂上一路小跑,我几乎是被拖着在往前走。傍晚时分,终于到了一个村子。那是一排普通的农舍,屋前一片场 地,周围几棵大树。几经打听几经周折,我们母子三个终于来到一处屋子,跨进高高的门槛,眼前竟是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好一会儿,当母亲认定面前坐着 的那个中年女子就是“顾司令”的老婆时,突然拉着我和三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还没开口就嚎啕大哭。那个女子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手去扶母亲,一边说: “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能这样……”接着又把我拉到她身边,用手巾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这里需要作点交代,根据母亲后来讲的并由大姐二姐回忆补充的大体情况是:那天, 父亲和一个工人一起挑着一担丝从厂里往无锡城里送。(我父亲是这个丝厂的老工人,慢慢地技艺有了长进,亦工亦技,成了“技术员”,夸张些说,有点像是现在 乡镇企业的编外“工程师”,所以厂里也有称呼他“孙工”的。)半路,他们被一伙“土匪”拦截,经过交涉,“土匪” 同意他们留下这担丝,拿了钱来赎。于是两人继续急急赶路。没想到就在前面几里地再次遇袭,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不知为什么(怕永远只是个谜了)决定“杀人灭 口”。另有一个版本说,他们原来可能是不准备杀“孙先生”的,只是叫那工人跪下,一个“土匪”挥起大刀就要从后面砍去,这时,我父亲举起右手想去挡,一下子,四个手指就飞了出去,这下激怒了这伙“土匪”,就连我父亲一起杀了。这个惨烈的故事是在离现场不远处干活的农民事后传给我母亲的。来报讯的人悄悄透露说,那帮家伙的“司令”姓顾,就住在某某村。

司令夫人听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断断续续的诉说后,说:顾司令和他的部队今天下午刚刚开跋,到前线去了。这位夫人表示,“等司令回来,一定转告….”又说,“天晚了,今夜就在这里住下,明天再回去吧。”我母亲千恩万谢。乡里睡得早,胡乱吃过晚饭,我们就休息了。

下面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那是一张挂有帐子的大床,帐子的颜色已有点发黄发黑,我和三哥一头一个躺下了,母亲坐在床边摇着一把大蒲扇,既为我送些凉风又为我驱赶蚊子,我很快就睡熟了,可一觉醒来,母亲依然在轻轻地摇着那把扇子,我问,嗯娘,怎么还不睡?母亲不回答我的话,只是说,快睡吧,外面落大雨了,明天还要走不少路呢。

如果真有菩萨,那我敢说,菩萨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显灵了:一场伴着电闪雷鸣的瓢 泼大雨把顾司令的部队赶回了驻地。接下来的情节是这样的:顾司令在喝水的时候得知他手下的人竟然谋财害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把手里的杯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转身对身边的部下布置,立即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杀无赦!

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被留下来等待消息。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的雨一直没停,虽然雨势已经大为减弱,可我还是只能站在屋门口呆呆地望着场上一片片水塘,看着雨点在水塘上溅起的数也数不清的水泡,我没有悲伤也不知道悲伤,只是看到母亲不断落泪,吃饭只是动一动筷子,我心里有点难过。

最迟也就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几个当兵的押着一个人来了。那个被绳子捆着的人,一见我母亲就跪下了,好像是求我母亲饶命什么的,一会儿,我母亲便跟着几个当兵的走了,好久好久才回来,说是已经把我父亲就地落葬了,那个家伙就在不远处给枪毙了。后来村里有人悄悄对我娘说,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有胆子跑到这里来,那个杀孙先生的土匪,听说你们来告状,已经派人埋伏在你们回去的路上,要把你们都杀了啊。老天爷有眼,天意啊,天意啊!

回到城里没多久,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给了我母亲一些钱就走了。据我大姐后来补充,还有一个情节:那几个男人问过母亲,有没有大一点的男孩儿?母亲说,最大的也只有十五六岁。他们没吭声,其实他们是希望有个男儿参加他们部队的。给了多少钱,我自然也一无所知,但我记得后来家里的米桶、麻袋一下子装满了米,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吧。我大姐说,母亲是个没用的家庭妇女,有了点钱,只会买米。一家八个孩子,最大的大姐刚满二十,最小的是我妹妹,不足两岁,加上姨妈、母亲,至少十张嘴,想想也是,几百斤米能维持多久?可是,不买米,又能干什么呢?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当然,这是我现在说的话。

在那个社会,父亲是一个家的大梁,大梁没了,房子自然也就要坍塌了。我们孙家,就在我四岁上,一下子,衰落、破败,以至卖光吃光,家徒四壁。能说母亲无能?我父亲生于1898 年1月31日,不幸离开人间的时候年仅四十三,留下了四个儿子四个女儿。母亲生于1900年1月18日, 丧夫守寡时才四十一岁。如今,我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独自支撑了瞎子姨妈、耳聋大姐以及我和小妹等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只要一想起她在催交房租、上门讨债人面前的那种无助和无奈,那些屈辱的哀求和独自暗暗的垂泪,我的心就会象刀绞一般的疼痛。而最令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那么迟那么迟才 懂得要好好地孝顺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得了绝症,我携妻将女从青海赶回去看望,第一回买了桂圆蜜枣等许多她喜欢的食品,塞满了枕边的柜子,可是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吃不了了…….那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至今未有一点点淡忘:归期已到,妻子已经叫好了三轮车,我握着母亲皮包骨头的手,一遍遍地说,恩娘,我要走了。她吃力地说,走吧,路上当心。我抬起脚,却停在了房门口,再次转身半跪在床边,说,恩娘,我要走了。她说,走吧走吧...我走出房门,还没踏上楼梯,又一次折返,说,恩娘,我真的要走了。她伸出那干瘪的手,说,勿要弹来缩去,走,走吧....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就是生离死别,我再也没有“恩娘”啦....两个多月后,母亲在无比疼痛中离世:我费力弄到的五支杜冷丁竟没来得及送到她床边。二姐后来告诉我说:那张棕绷床上,一个人印子,汗水浸的。我,心如刀绞,欲哭无泪。

七十个春秋过去,我至今难以想象在那个陌生村子里,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母亲是怎样熬过那分分秒秒的;在此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母亲,又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面对贫穷和孤独,把自己从一个中年女子熬成一个白发苍苍老婆婆的…….她这一辈子,付出了多少,又享用了多少?一想到这一切,我这个父母亲最小的儿子,便没法心安…..

然而,我无法也不敢去查问父亲的真正死因:如果说是真土匪,怎么会有那么严明的纪律?如果说是新四军,怎么会残酷地杀害无辜百姓?记得我二哥五十年代初申请入党那会,曾经关照我说,别再提父亲的死。我想,他一定猜到一种可能,就是同共产党有关系。那时我才十来岁,想起来就有点吓人,后来长大一点了,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这种要掉脑袋的事是不能“瞎说”的,背着这个“出 身”的沉重的包袱,我噤声了几十年。丧父之疼不在失去父亲时,竟在长大成人后,悲乎哉!

几十年后,在一个叫《大江南北》的刊物上,偶然看到一个名字:顾复兴!这不就是 那个“顾司令”吗?这是一本主要介绍当年新四军人物和战斗故事的杂志,这就证实了我十多岁时的猜想。由于我家解放前后 一直贫穷不堪,举家食粥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从读书时起,所有的履历表上一律填 “城市贫民”,但是我心底始终感到一种压抑一种无奈甚至一种不安,我就这样背了半个世纪的十字架。1956年 四月,我在北大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时(第二年反右时党票就飘落在未名湖中了),也没有把自己实在说不清的这段“历史”和“成分”向“组织”说明,我不认为是“欺骗”组织,更不认为“隐瞒”了什么,因为在我18岁纯真的心灵中,我知道,杀害我父亲的一定是“土匪”,决无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可是,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更提供不出任何证人。在那个左祸横行的年代,如果真有人硬要把一个“孙正荃有杀父之仇”的帽子扣到我头上,那或许也只有死 路一条了!

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退休时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上海报界一位原地下党员、资深记者沈某,邀我去采写一位“老革命”,说此人八十多岁了,原省纪委书记,当年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总负责人之一。我的这位朋友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我说,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已给你安排妥帖,任务完成后请你旅游,想去哪儿去哪儿。他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设计好了,可我心里却在想,这位“司令”该是那位 “顾司令”的顶头上司吧!

历史竟有这等机巧!尽管,它在许多时候显得有点残酷。这位司令证实了我半个世纪的猜想。-----难以言说的沉重,突然落地轻松!

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敢去想,父亲的墓穴是湮没在荒烟蔓草中了, 还是早已没有了踪影?我更不曾敢问我的母亲,那年是怎样草草掩埋父亲的尸骨的,插过哪怕是一块木牌了吗,后来还有人去看望过那个土堆没有?我突然感到一阵 战栗,荒草蔓蔓白杨萧萧,我仰而茫然俯而沧然……我找出了父亲唯一一张照片,据说是去世不久前的,四十来岁,满头白发,连胡子也已花白,但满脸慈祥,我放大了这张照片,和母亲同样尺寸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起,一直保存至今。

2002年,原来落葬在无锡八士桥乡下三姐自留地里的母亲的坟地,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迁到政府规定的一个地方。感谢三姐想得周到,她在乡里统一制作的那块一寸宽三寸长 的金属片片上,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并排写在一道了:“孙君和 张云华”。是年暮春,八十多岁的二姐、七十多岁的三哥、六十多岁的我和小妹,专程去新的墓地烧了一回纸,这时,妹妹说了一句她此生最有水平的话:“爹爹姆妈,现在阳间都在动迁,阴间也要动迁了,你们俩就一道在这里吧……”

三、突然长大了

我似乎突然长大了,我好像什么都懂了,我觉得自己可以肩挑千斤重担了。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母亲独自傻傻呆坐时,总会说一句:嗯娘,有我呢!这时,母亲总会紧紧搂着我的头,不断地说:呆话(读作gai,,意思傻),呆话。

那点米很快就吃光了,困顿到揭不开锅的日子好像是突然降临的。我们家肯定说不上 “中产”,但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竟然养得起十来张嘴,如今似乎也难以想象。父亲一死,第一桩大事便是六个孩子立即辍学,从高二到初小,无一例外。不久,女孩出嫁男孩出门。先是二姐。二姐长得最好看,说是“校花”,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小小年纪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介绍的对象张姓,在一个商行做职员,好像是管帐务的,算盘一流,那手小楷更是谁见谁夸,他看中我二姐或与书法有点关联也未可知。随后,三姐出嫁了。父亲去世后她就去了一个丝厂做童工,我看到过她两只手在水里烫得变了形,后来嫁到了乡下陈家,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艰难度日,还时时挨婆婆的打,以致几次逃回城里。大姐呢,孩提时用药不当致失聪,父亲去世时, 她正读高二,尽管成绩呱呱叫,也只能辍学,后来成了我“家庭教师”,对我的人生轨迹影响很大。排在第四的是我大哥,他几经周折,和他一位史姓朋友(后来成 了我大姐夫)在北塘一家杂货行做工,卖肥皂烟酒之类,批发兼零售。二哥远赴甘露当学徒,有年生疟疾差点没了命,带信到家,二姐夫随手拿出了几块钱,母亲对来人说:是死是活,看他命吧(为此事,二哥一直心存芥蒂);三哥的故事更曲折,父亲走时他只有13岁,就到崇安寺山门口一家酱油点当了学徒,只管饭,三年没薪水,其实是做保姆带孩子洗尿布。熬了一年,按规矩,第二年过年(春节)后老板会来通知,如果没通知就是解雇了。三哥脾气特倔,他受不了老板的打骂老板娘的恶气,不想干了,到年初六 ,母亲问他才知他已辞退。一怒之下,母亲骂道:你回来吃西北风呵,讨饭去吧(还说当时扔给他一条破草席)!我三哥转身就离家出走,漂泊上海,蜷缩在今山阴路一堂房阿哥的三层阁上,靠二姐夫一月接济几块钱勉强度日,每天只吃一顿:两个大饼一根油条,白天帮忙带孩子,傍晚步行到四川北路底的上海电信局学收发报....三个月后的考试中顺利通过,被正式录取为“职工”(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甚至比我还惨,可谓九死一生)……

要说,父亲刚走的头几年,日子还过得去,由于家里人员减少,开支也就减轻不少,我记得还能隔些日子给我花三五分钱买根珍珠米或者烘山芋,甚至吃碗桂花芋艿羹。当然,只是我一人独享。那时我应该已经五岁了。真正走投无路是在几年之后。先是陆续变卖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记得的有:锡制的大蜡钎,高约4、50公分,铜铸的香炉,那都是过年或者祭祀才用的;长台,置放蜡钎香炉用,弄不清是不是红木或其他名木的,还有就是一张光可鉴人的暗红色八仙桌,重得两人搬不 动,也卖了。接着是茶几、椅子、角排凳之类,再接着就是母亲房里的家什了,大厨、大床,几乎悉数卖光,后来连大红的木器制品,圆桶、笆斗等,或许是母亲 的“嫁妆”吧,也没保住。每次来人把家具拉走后,我记得耳聋的大姐总要大骂“卖光吃光,卖光吃光....”母亲则只是暗自垂泪。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也就是能吃上两顿稀粥,菜是难得见到的,小碗里倒上一点酱油,就是“菜”了。有时隔夜的饭馊了,用麦粉燺成糊状的“粥”,照吃不误。那时 唯一的“收入”是全家每天“敲瓜子”换来一点钱。这是这样一种劳动:全家把瓜子用小榔头在大砖块上“敲”开,然后在竹扁中反复簸洒,取其“仁”而去其壳 (这个过程极其繁复,一个环节不当就会影响瓜子仁的质量和数量),然后把瓜仁再去换成瓜子,店里就付给一点“加工费”。有时瓜子质量不好,或者“敲”的不 得法使瓜仁破碎过多,这样分量不足就会扣除一些加工费,甚至拒收;如果瓜仁份量超过规定,也会给一点奖励,比如多付几分钱什么的。后来还糊过火柴盒,我还 给附近的人力车夫集中点卖过香烟,把一包烟拆开后放在篮子里,一根两根地卖给他们,自然都是毛把钱的劣质货,卖一包可以挣几分钱。或许正是童年彻底的草根生活,使我养成了节俭勤奋的习惯,淳朴清正的家风,让我从不仰视财富和权势,常年穿打补丁的衣服袜子,过无肉无鱼无茶的清贫生活,再热的暑天也只是用井水降降温,夜里在院子里搭块板子乘凉.....没有埋怨没有委屈,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点点长大。

后来呢,后来烙印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典当和举债了。我因为稍大些了,细节记得比较清楚了。

就在这走投无路困境中,一天,母亲把一个包袱交给我说;“弟弟(她,和姨母姐姐哥哥都一直这样叫我),拿去当了吧,十块钱。”接着又补了一句:“八块也好。”

当铺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青果巷”,大约有500米的样子。母亲送我到门口,一遍遍地叮咛路上当心,靠边走。还特别嘱咐,要直接回家,不要在外面玩……没等母亲交代完,我背着那个包袱就走了。

一进当铺,只见一块巨大的木板上有个巨大的“当”字,恰如一面“照壁”挡住了去 路。绕到后面,跨上台阶,那高高的柜台再次挡住了视线。我吃力地把包袱举过头,勉强放上了柜台,柜台后面的人,我自然是看不见的(稍大一点后读鲁迅文章中 的描写,觉得自己那一幕跟他何其相似乃尔)。

“破棉絮烂衣服,不收不收…..”

“帮帮忙吧…..”

“看你是个孩子,给三块钱吧。”

“最少八块,八块。”

“几块?”里头那个人一边说一边就把那包衣物朝外面推将过来,哗啦一下顺着我的 脑袋身子掉了一地,竟是那么一大堆!我摊开包袱布,想重新捆起来,可怎么弄也没弄成。我是不是哭了?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来,一面安慰我一面帮我捆扎,还帮我上了肩,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到她也把一个包裹送上了柜台。

还没到家,站在门口的母亲便急急迎了过来,接过我肩上的包袱,什么也没问,我却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哇地一声狂哭起来。

家里很穷,可我没怎么委屈过,我依然快乐依然自在,我不可能想到,比起后来在坎坷人生路上的屈辱和艰难,这一碟小菜简直不值得一提。

可以插上一笔的是,1953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时,我写的作文就叫《典当》(好像 原题要求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我高考成绩一般,据后来做我们班主任的冯钟芸先生说,总分还差几分,可那篇作文真不错....仿佛记得,就在那年冯先生 “表扬”后,我曾根据高考时作文的记忆,补记过一篇,今天记述此事前,我翻遍了一包包牛皮纸袋子,想找到那篇重写的作文,可怎么也没能找到,只好再“回 忆”一次,不过基本的框架是绝对准确的,童年的记忆往往最具个性,最纯真无瑕因而最难忘怀。

就在我“典当”失败之后不几天,母亲带我到了福田巷的一个亲戚家。

那是黑漆大门上有两个狮子头铜环的一座宅院。敲了好一会门,才有一个佣人模样的来开门,嘴里还在嘟嘟囔囔说,怎么不揿铃呀?知道我们是来找“舅姆”后,这个女人便朝里面大声喊了起来,这时,就有一个胖乎乎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女人从客 堂里走了出来,一身珠光宝气,一见我娘,非常亲热,这让我有些意外,可她那种矫情又使我有几分反感。在路上,母亲就反复交代过了,要我懂规矩,要叫人,所以没等母亲开口,我就对这个胖女人叫了一声“舅姆”,虽然我知道并非什么亲舅母。胖女人过来拉住我的手,说:“是最小的吧,都长这么长(读chang,高)了,不认得 了。”马上又回过头去对站在后面的佣人说,怎么不去倒茶?很快,两杯有点绿意却不见茶叶的水就端了过来:“吃茶,吃茶。”

我们在客厅里的椅子上坐定,那个胖女人用很高的声调对我娘说:“这么多年了,也不走动走动,虽说妹夫不在了,亲戚还是亲戚嘛。”我母亲连声说是的是的。在东南西北地说了一番热络话之后,母亲欲言又止地表示了要借一点钱的意思。就在这刹那间,我看到了胖女人脸上表情飞速转换的精彩一幕,当时我就有一比:恰如往她嘴里塞了一把盐(走出大门时,我就给母亲说了这句话,被母亲教训了几句!几乎七十年过去了,那个表情在我脑海里依旧是那样戏剧化。)接下来,胖女人历数她的艰难,诸如开销大啦,物价涨啦,维持个门面不容易啦等等。我便要拉娘回家,母亲却似乎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我走到娘身边,表示出非走不可的决心,娘只好站了起来,嘴里嘟囔了一声“这老小(孩子)”,我执拗地一把牵着娘的手,跨出客厅, 穿过院子,朝大黑门走去。就在开门的时候,胖女人抢先一步,把一张金圆券塞到了我手里。一个完全无意识的动作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把那张钞票扔了过去,母 亲显然被我这个无礼举动惊呆了,可她既没有对我责怪又没有对胖女人表示歉疚,只是加快了脚步,我们俩一下就融入了幽静的小巷中。

多少年后又到家乡,忽然想起那条叫“福田巷”的地方,我问一直在无锡居住的二 姐,二姐说,有呀。我又问,有个什么“舅姆”住在那里?二姐说,有的,可娘在世时就没来往了,现在谁知道还有没有人?我也就再没问下去。潜意识里,是不是有兴趣再造访那个胖女人或者那座黑墙门?我说不清。但是,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幕肯定深深地刻在我伤痕累累的心壁上了。等真正长大成人后,在人生征途上一回回摔得鼻青眼腫后,好像是在那被称作“青海秦城”的牢狱里,那个夜晚,忽然记起了儿时这一幕:这叫“倔”的报应!做个人,要成为自己,总要付出点代价的。

四、上学去

1942年,五岁,正式上学。在此之前,大姐便强制开始了我的“私塾”:一是认字,二是写字。大姐是“孙家门”唯一有学问的人,虽然学历止于高级中学,但直到她八九十岁,写给我的那些信上涉及的中国古文化以及中国古科学(多至数十万言),都令号称大学教授的我惊诧不已,她要我整理,甚至希望能在世界科学大会上发言,可我最终辜负了她一生的期盼。实话实说:我似懂非懂。

一年的“私塾”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尤其是毛笔字,从如何研墨如何握笔开始,先是一横一竖,横要平,竖须直,再是笔顺,完全正规化程序。我至今看到许多孩子写不好“珍、诊”那三撇,大姐的指令非常简单:三撇右端不能成斜线必须呈一直线。 真灵,这样写出来的字好看。写字,她看重的是“结构”,她总是把字“拆”成几个部分,或左右,或上下,或上下加左右,如此等等,她亲自在纸上画米字形格子,规定横竖撇捺的位置,一边教一边反复地问:阿懂啦?对写得比较好的字,就用红墨水在旁边打个圈,通不过的则一个罚十个,常常连晚饭也耽搁,母亲叫也没用。那时大姐耳聋似乎还不大严重,她还在什么学校代课,刻蜡版,挣点小钱维持家里开销。学了大约一年后,给我买了本柳公权的字帖,开始临帖。

到开学报名的时候,大姐把我们兄弟姐妹排名的“振”改为“正”,后来才明白这两个字的标准发音是不一样的,南方人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也就这么改了,可我一直没问大姐为什么在八个人中独独为我改了名。大姐选的是无锡最好的小学:无锡师范附属小学。这所学前街上的县立小学历史悠久,闻名遐迩,那时公立私立学校大多自主招生自行录取,只是问了几句便登记了名姓,收了。大姐陪 我在学校各处走了走,两层楼的教室宽敞明亮,操场很大,还有室内乒乓球场,大开眼界倍感开心,只是离家稍远些,大约要步行20分钟。开始家里接送,后来熟悉了,就自己去自己回。我们班主任是一位朱姓女老师,大约三十来岁,身材修长,长得也标致,给我特别记忆的是她跟小朋友说话,总是把身子弯下来,细声细 气的,对我这个班上个子最矮年纪最小的学生,更是爱护有加,凡是刮风下雨都要送我到家门口,特别是家里常常不能按时交学费书费,她总是悄悄为我垫付,我对她一直心存感激,连我母亲也时时提起她,难得有点粽子之类,就要让我去送给她;到我读高中,每逢寒假暑假我还都去看她,她那种勤奋那种和蔼,那种常带微笑的雅致都给我美好回忆。我读到三年级时,大姐根据我的主课成绩,更主要是想省一年学费,要我跳级,直升高小五年级(民国时1至4年级为初小,5、6 年级为高小)。现在看来这是有利有弊的事,我的算术从此落后,尤其是四年级的珠算脱课,以至一生都不会算盘。

我的小学生活最是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字:自由。这得益于学校课外作业极少,更得益于母亲的不加管束,当然,与我不羁的天性也不无关系。

我读小学时,印象里的课程大体如下:1,国语,包括阅读说话写字作文;2,算术;3,公民,包括人文理念,以及伦理道德规范;4,常识,包括社会历史地理;5,唱游(即音乐和游戏);6,体育;7,(手工)劳作,包括后来的美术等。那时的教材不像现在这样“统一”,有研究者说,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甚至可以自编,而所谓的“公民”课,已经涉及共和、民主、自由、人权、慈善等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而且非常切合孩子的心理,文字图画结合,十分形象生动。这里摘录国语两篇课文以窥一斑:

一是第二册第44课的《春夏秋冬》:冬天过,春天到。\春天桃花好,大树底下听蝉叫。\夏天过,秋天到,\秋天菊花好,墙边唧唧虫声闹。\秋天过,冬天到,\冬天梅花好,小狗喜欢雪地跑。

另一篇是第三册第八课的《儿歌》:摇摇摇,摇到卖鱼桥。\买条鱼来烧。\头未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在肚里跳三条。\跳呀跳,一跳又到卖鱼桥。

几十年后,谁能说今天的语文课本胜过当年?教育理念对头,教育方法得体,加 之教材好老师好,学生怎么会把读书看成负担,甚至要死要活?我们那年代的课外作业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堆积如山,印象里,玩的时间很充裕,今天被大人孩子津津乐道的一些所谓“复古”游戏,在我儿时简直不值一提,比如滚铁环,打(玻璃)弹子,踢毽子(自制)等,不花钱,玩得照样忘乎所以,至今记忆犹深。

我家的准确住址是中市桥上塘街99号,和一条小弄堂相交,离最繁华的崇安寺、皇亭(小吃广场),城中公园都很近,那里的底层社会最真实最深刻最丰富最新鲜,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一应俱全,这里消磨了我许多课外时间。直到老朽了,出门还是喜欢东张西望。俗话说:从小看到老。此话真是不虚,习惯成自然焉。兹记下其中点滴----

算命先生云中鹤。那是个有些秃顶的、瘦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半老头,始终伴着他的是一桌一凳,一面用竹子挑起的残破的幡,以及同样残破的一把折扇。他生意好像不好,第一次跟他交往是问他名字中第三个字怎么读?他反问我:几年级?我答:两年级。他讥笑道:读了两年书,连这么个字都不识,读啥书?后来算认识了,他就要给我算命。我不肯,他大方地说。阿哟哟,又不要你钱的咯。然后一本正 经说道:你右眼下面,鼻头旁边那颗痣,叫哭痣,不好不好,苦命!不过嘛,颜色不深,大灾倒未必会有....这里插一句:这颗痣,不知何年何月竟自动消失了。还要记一笔:1959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动报名”去“支援青海”,母亲不同意,说,北京,已经蛮远了,青海,不知在哪里呢! 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对我母亲说: 他离血地越远越好。乃成行。这回是彻底淘浆糊了,在那个蛮荒之地连大牢都坐两回了,还好个屁?不过,转眼一想,留在北京,或连小命也不保矣。世事无常,谁能说得清呢?

各种各样的手艺摊更是让我“流连忘返”,那种非凡的吸引力或许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无论是手工艺人拿麦芽糖做个孙悟空吹个连环套,或是用叶子编个蜻蜓、柞蜢什么的,我都喜欢看,充满了羡慕和赞叹;口袋里没钱,看得心里痒痒的, 难得有二三分钱,就会买一点麦芽糖,用两根小棍不断地绞动,颜色由红转白,还是舍不得吃。对猴子耍把戏、拉洋片之类也有一点好奇,但一般不会让我驻足太久;我会站在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乞丐前面,痴痴地看好长时间,看啥?看有没有人给钱,给了多少等等。

孩提年代还值得一记的就是玩“才吉”(蟋蟀)了。那当然是地道的“草根”玩法: 入秋之后,约几个小朋友到乱砖破瓦堆里或者草丛里去找去捉,打着手电,屏气敛息,翻动着一块块砖瓦,突然出现了,满心高兴却不敢出声,太小的,当场就放了,捉到一只大的,那兴奋之情真可谓难以言表。蟋蟀盆是早准备好的,都是瓦盆,回去后放入盆里,喂它毛豆、冬瓜,米粒,它会慢慢长大,但是往往只要约到对手,管它大小,比赛即可开场。这时就会有一帮同学围观,双方手持牛尾巴草制作的“引草”,在蟋蟀嘴边作挑逗状,以诱它张开“钳子”,时机一到,便捉对厮杀,那场面真的是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看到自己养的蟋蟀落风,真恨不得跳进盆里帮忙,那心境同后来看到西方斗牛,堪可一比。几十年后想起童年的欢乐,那种质朴那种天然那种毫无功利之心的纯真,物欲横流的今日恐是难以想象,报载上海“玩”此物以臻疯狂,北上收虫一掷数亿,至于比赛则成豪赌,据说参加者多至五位数,其衍生物更自成系统,光是盆子材质便有几十种。

那时节,买些水果小吃已是难得的享受。记忆里买过一瓤柚子(文旦),那时或许是富人太少,柚子是切开按瓤卖的,而我更是一丝一丝笃悠悠地把这一瓤柚子消灭的,那个过程肯定给我带来少有的乐趣,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为吃不到那些“好吃的”东西而垂头丧气,我更不可能为了要什么玩具而同母亲吵闹不休。记忆里,我整个童年,没有一样是“买”来的玩具,即便飞机,不是纸摺叠的就是手工课用木片之类自己制作的。

我要特别感谢母亲的宽容,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的16年岁月里,直到我独自背起一个铺盖卷离开家乡去京城读书,她几乎一次都没有呵斥过我,即使是我做了天大的错事。那件错事让我记了一辈子,现在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

我和母亲住在楼下一间大约七八平米的房间里。一天,我在房里看到一些角票,我偷偷拿了一张,并且迅速跑到三十米外水獭桥的大饼油条店要了一根油条:太想了,太馋了。母亲很快就发现少了钱,问我,我低下头,说,不知道。晚上,母亲拉到床前,轻轻地说:你是学生子了,拿了就拿了,我不说你;如果拿了说没拿,那....我一头扑在妈妈怀里,呜呜地哭了,然后我从书包里抠出了剩下的七分钱。 那大约是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那晚上,母亲说了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以后你想吃什么,给我说,妈妈.....尽量.....给你....买....我当时还真不明白为什么她比我还难过。

我是个非常软弱的孩子,在学校常常受欺负,朱老师总帮着我,但不可能时时在我身边,我衣服上常有烂泥之类污渍,腿上手上甚至有被抓破的痕迹,妈妈见了,从来没鼓动我去报复,更从来不去找家长算账,只是叫我自己当心。善良又无能,正直又伤感,倔犟又软弱,说同情心也好,说正义感也好,说人性说良知,都可以,我生长在弱势家庭里,又是个弱者,所以,长大之后,当看到鸡蛋与石头对峙时,我总是天然地站在鸡蛋一边,我见不得不公平,容不下无情义,反感骄横无理颐指气使矫揉造作,儿时这种心理态势直到今天也没多少改变。

五、穷之乐

进入五年级,就从初小升为高小,自己也感觉大不同了。这是 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年代。八年抗战,于我而言只是一种朦胧的历史,记忆里的画面如此的单一:北城门口,有几个日本兵,凡过城门的, 要一个一个地搜查,从上到下,全身摸遍,挑担的,还要查看箩筐。是天天如此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的特别戒严?不知道。我自然更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一切,青天白日满地红,那只是一面旗帜,尽管每逢周一,同学们都会肃立在国父孙中山像前,背诵他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遗像两边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至于其中的深意实在是一无所知。抗战胜利付出了多大代价,又带来什么好处,大家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至于国共两党随之展开的政治生态对峙,以及此后毛蒋重庆和谈之类,对于一个八岁孩子自然更是混屯一片,什么中国远征军、飞虎队;什么陈纳德、孙立人,几十年间或被屏蔽或被扭曲,到我晚年才知晓了其中的真相。只记得那年的秋日,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门前玩耍,忽然间人群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只见远处有长长的车队驶来,我站立不动,稍顷,人群中欢呼声四起,一辆敞篷车上,我看见了,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是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蒋一身戎装,宋则一袭旗袍,他俩并肩而立,向左向右频频颔首,还时时举手致意。我实在说不上兴奋或者欢快,现在想来,我多少受了一点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骨子里或许就少了那种见大人就起立就脱帽甚至下跪的臣妾心理,几十年后单位领导,一个老革命给我下的罪名竟然是我有“反骨”,他的“证据”是他踏进我办公室时,全体起立独有我还在埋头写稿:目中无人(他)!

就在此前后,因为交不起房租,房东收回了楼下一间房,客堂也随之一分为二,剩了 半间,只好放个吃饭桌。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楼上三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我的姨母是丧夫之后来我家的,正好帮忙带一群外甥和外甥女。到我有记忆时,她已失明,据说是伤心哭瞎的。可她什么都能做,烧饭洗碗不必说,连针线活都是自理,让我惊叹不已。她一生只是付出却从来没有索取,难得有人送一包桂圆蜜枣之类,总是藏在一个铁皮桶里,见没人,就叫我过去,摸摸索索拿出几颗塞到我手里。一直到1948年,我才知道她藏有2、30个大洋,也称袁大头,我大哥结婚在迎宾楼办席,临了却付不出账,急得直跳脚,这时,我的瞎子姨母站出来了。这是她藏了多少年的送终钱,买棺材的。直到她60年代初去世,我们全家只要提及这事,都一致指责那个远在南国的“没后脑壳”的大哥,可谁也无力偿还她哪怕一个大头,更让人难过的是,谁也再没听到她提起过这事。姨母去世时还不到60 ,我相信一定与那几年的饥饿有关,她以“吃不下”的托辞,把仅有的那一点点口粮省给了别人,母亲事后曾告诉我说,姨母临死已是皮包骨头。姨母的形象,平时不大记起,可是在我一次次跌进深渊时,却总会想起她:人,无论处境何等艰难,也得保持做人的尊严;人,无论有多大委屈,气量要大,千万别满世界喊冤。

大约就是我升高小时,我大哥和一位姓史的朋友谋到在一处洋货行的活计,这位史大哥跟我大哥同庚,也属牛,比我大一轮,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我一直叫他“悠祺哥哥”,那是后话,至少是49年前后了。就因有他俩的方便,我和母亲就想何不摆个小摊,肥皂、蜡烛、香烟之类,由大哥他们按批发供应,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前面说过,课外时,我喜欢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一听这事立马充满了兴趣。就这样,借一处台阶空地,搭一块洗衣板,便做起生意来了。记不得还有哪里批来的茶叶,特别做了个玻璃框盒子,中间用三夹板隔开,龙井、毛峰、炒青等各占一 格,我起劲地写好名称贴在玻璃上,还一本正经“明码标价”....白天母亲管,放学后,我值班,乐此不疲兴味无穷。母亲总不放心,怕耽误功课,硬要把课外作业带去才罢休。

可是没坚持多久就难以支撑了。烟茶混搭,谁会要那龙井?太阳晒着(尽管有块遮阳布),谁会要那卷烟?加之,我斜对面20米处就是一家正规烟杂店,那里整天点着一盘蚊香,供抽烟取火。一天,我们学校廉老师走过我烟摊,脚步匆匆,目不斜 视。原来他是去那家店买烟的。回来时已经在吞云吐雾,走过我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说了几个字,没听明白,估计是解释什么,我叫了声老师,又“嗯嗯”了两声, 弄得我更不好意思。

最有意思的是,各种货色都是大哥他们带回来的,我脑子里完全没有“本钱”这个概 念,所以碰上还价的,我就不知道该卖还是不卖?往往胡乱成交,蚀本了还木知木觉,还在母亲面前表功,乐滋滋的。可母亲也没为此责怪过我,只是 交代说,牌子上那价钱,不能再低了,我们就赚点小菜钱.....不久,大哥考上了学无线电,这个货摊也就歇阁了。

进入高小这两年特别值得记叙的是,大姐从我读五年级(实际文化只是三年级)起, 就开始让我读她珍藏的那些杂志和小说,那些书,似乎来自上文提及的那位“哥哥”,他得了肺结核住院,我大姐常常给他送些食品之类东西去,一次我陪她去,乘黄包车,不料车夫失控,整个车身朝后翻去,幸亏无碍,大姐看了看手里紧紧抓住的袋子,继续上路。那些书记得的有《良友》《西点》《风萧萧》《飘》《西线无战事》《小妇人》等,似懂非懂,却开启了我爱文学艺术的大门,特别记得清晰的是有本《二次世界大战画册》,良友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 时被揭发我“私藏反动照片”,指的正是此书中有幅“蒋委员长”全身照,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却又不了了之,直至抄家拿走97本“毒草”时也未有人提及这画册。 几十年后,大姐夫问起此书可在我处,我说正是,他未要我物归原主,我也装聋作哑就当无介事(近闻已有新版)。

这两年还有个变化是出嫁到苏州的二姐带了孩子回无锡,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在我心里,唯一有钱的就数在洋行工作的二姐夫了,我在暑期曾去苏州小住,虽然全家借住在亲戚兼老板一座洋房里,但日日有荤天天有西瓜吃,同我无锡的日子无法相比。所以二姐的回来在经济上就相对开始宽松,至少不至为柴米油盐发愁了。我们原住的房子腾出一间给二姐,另在后门口楼上租了一个套间,我和母亲先住了过 去,那里可以听到“桂花赤豆羹”“热珍珠米”等异常亲切的叫卖声,夜里做作业时,也会传来竹板敲击竹筒的声音,那是馄饨挑子来了,虽然没有品尝过,却也给我童年生活平添了许多生气。

其实更大的乐趣还不在此。现在想来,我心中那一点点音乐种子还是童年时无意播下的。

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 最初是在二姐带回来的那台留声机和几十张膠木唱片上听到的。《夜来香》《苏州河边》《夜上海》《凤凰于飞》《三轮车上的小姐》几十支曲子,至今仍能哼唱,也使我从此喜欢上了音乐,进入北大,更是喜欢上了西洋音乐,好不容易跟一要好同学凑了钱,从王府井国际书店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蓝色多瑙河》,挤公交损坏了一小块,好不心疼,却照听,一遍一遍,百听不厌。就这,也为后来不断被批评、始终摘不掉的“小资情调”帽子埋下了“祸根”------尽管我好长时间都没明白“小资”是个啥东西,为什么要反 对“小资情调”?

再有就数看电影了,那简直是一种奢侈:一部在和平电影院看的影片至今难忘,其中有支插曲,我还能哼哼: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 \赵家庄\有位\好姑娘\要问那姑娘\生得多么好\你就问\村前村后的\少年郎...好像是周旋演是女主角,也是她唱的。那时出院后的候任大姐夫就住我家,他们已经在谈恋爱了,带上我去看电 影,也算沾了个光吧。

六、民国的最后日子

1947夏,我完成了小学阶段,正好10足岁,升入初中。此时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学费。多方托人几经周折,离家不远的一所“私立圣德中学”校长同意给我减免学费(那时似乎还没有奖学金一说):班级第一名,全免,第二名,半免,第三名,适当照顾。(这个难题在初中毕业后再度遭遇,大姐甚至决定让我去报考镇江一个护士学校,我虽心有不甘却无力违抗,这个职校无需缴纳学杂费,幸喜最终名落孙山)。此后,大姐对我越加严格,没少吃大姐的“麻栎子”,那是将中指弯折成一个锐角在我脑袋上不断敲击的一种“刑罚”。每次做练习(多为数学)出错, 大姐先讲解一番,然后问:阿懂啦?我点点头。可往往再错,这就定吃无疑。数学落后一直成为我的硬伤,到高中阶段也未能赶上,以至高考不敢报理工类。

1947,内战烽火连天,我却依然木知木觉,那时似乎没有所谓“全民动员”之类口号,更无什么对百姓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像有些回忆录里写的地下革命党找上门之类的感人故事,嵌入我记忆深处的只有一件事:物价连续疯涨,日子愈益艰难。那些年,我常外出 “采购”。从新街巷口到三凤桥堍边的油酱店只有三五百米,隔壁一家则卖各种熟食,油氽黄豆花生米、四鲜烤麸之类,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慎余肉庄”,那里的 “肉骨头”闻名遐迩。后两家难得去一回,大抵是家里难得来了客人,就在熟食店买些“夜饭小菜”,那时最高级别便是“爆鱼”了,而去肉庄则多半是买些下水,那浓浓的汤汁美妙无比,我会带个大茶缸,求师傅多舀些,回来和豆腐一烩,真是难得的享受,至今想起来依旧会有垂涎之感。至于那家油酱店则是常客,连店员都认识我了,每次去,拿着一个饭碗,买块腐乳,或者咸菜,师傅总会额外加些汤汁,有时还会特别滴几滴麻油,于是我回家路上便凭添了几分开心。后来为了节省开支, 母亲便自制甜酱,自腌雪里蕻,这些小菜比买来的好吃多了。

后来每次出门购物竟然要带几捆纸币(法币),其间好像还有一回“改革”:发行 “金圆券”,没多久,这金圆券也不值钱了。我查到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的新闻记录的通货膨胀情况:以100元法币计,1940年可买一头猪;1943年 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个蛋;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还有这样的报道:1947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上海的“生活指数”猛涨了88倍,仅仅一个月后,至643倍,到1949年4月,也就是沪宁线被解放时,至37万倍。用“水深火热”形容当年平民生活最是贴切了。

10来岁的小男孩,我记不得那几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据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说,你其实没吃过太多苦,家里哪怕只有一个鸡蛋,也会给你蒸碗蛋羹,我们一人舀一勺,剩下都是你的;有时吃肉笼松(蒸肉糜餅),我们只夹一小块....母亲和姨母更是连筷子也不碰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童年绝对缺少营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我大学同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我一本书作序时,写到我初进北大时简直就是个孩子,又瘦又矮,直到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发育,却因无力购买衣裤,让人感觉所有衣服总是紧邦邦地裹在身上......

这个圣德中学格局颇小,走进校门便是一个简易操场,那是上体育课的地方,一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操场后面便是一排一排整齐的教室,一共有五排吧,也就是十来间,算起来,一个年级大约三个班,格局比我上的小学差多了。我在这里迎来了后来大书特书的1949。那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12岁:第一个本名年。

实实在在地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幕,在我记忆里既没有带来悲苦也说不上什么欢快,我没有亲眼看到“子弟兵”沿街而卧不扰民的动人场景,也没有拿着小旗亲历夹道欢呼“解放”的激情,我只能认为一切都因年纪太小啥都不懂,待到四年之后高中毕业时, 我真的已经成人,斯大林逝世,我嚎啕大哭;大32开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刚刚发行,我就买下细读,到1953年已备齐了才出版的1、2、3卷,完全没有政治细胞的16岁的孩子竟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革命:懵懵懂懂读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51年就入了青年团, 随后成为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站在操场上那个木头台子上,常对参加夏令营的毛头孩子“讲话”.....我一直想,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孙家门八个兄弟姊妹就我进了大学,为啥?要懂得感恩,要发奋努力,要做个正直的有用的人。

但是,我甚至没有明白,“时间开始了”:现在已不是民国,民国时代结束了,我无邪的童年也结束了。

五柳村2017年8月8日收到

于建嵘: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 -我的父亲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1 日 由 thchen发表于 华夏快递


【于建嵘是我国具有鲜明自由、民主意识的法律学者,本文是他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是一篇完全真实的传记。此文表现了一位自由民主人士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公正和客观态度,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于建嵘之父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这一代党员干部中来说,实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一生实在是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人生经历的标准模板。】

1

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像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2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赌场时,他就像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不敢像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联。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粱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粱饼时将她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粱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少得可怜的裤子,像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在邻村赌博欠了钱,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赶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将女人折腾一番。在经过原属于他家而现在成了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家产业的院子时,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胆因怒生,他熟悉地翻过院墙,潜进了书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样拿过几件值钱的器皿,正要离开时,被他堂兄的小老婆发现了。这个娇小的女人,本来因这晚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她的春宵而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所以,不顾天寒地冻,决心到另外两个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谁侵占了应属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诉苦。她刚走出房间,就象见到鬼一样发现了我父亲,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这一叫,就苦了我父亲,他被吓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当于朝龙和家人们用乱棍将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村人们因将我父亲送官法办还是以族规处置发生争吵时,我妈腆着肚子来了。这个没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说话的女人,还是那样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对每一个村人磕头。看到这个架势,事主于朝龙就说:“这次算了,放他一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这条狗命。”

历史已经证明,地主于朝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法要了我父亲的狗命,最终到是让我父亲将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绑的父亲同我妈默默地回到了牛栏房。在我妈用盐水清理他被恶打的伤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会,眼中显露出一股杀气。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看也没看我妈一眼,就走出了那个借住的牛栏房,溶没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会,于朝龙的书房,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建造的书房发生了冲天大火。

那是一场很大的火。村里人说,自立村安家以来,黄沙塘于家就从来没有这样火红过。那火将于家半边天都烧红了。如果不是村人奋力扑火,就会将整个天都烧没。后来,在父亲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大官时,村里人传言,在发生火灾时,有一条火龙冲天而上。那条龙就是父亲,这把火将压在他身上的厄运全烧掉了。父亲在自传中却称: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事实上,父亲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发现,他竟跑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边了。于是,父亲就潜进山林,用野果充饥。不日遇上了被国民党称为土匪的共产党游击队。带队的看他年青力壮,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给他饭吃。正处于饥饿而无处可投的父亲一听有饭吃,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在这支大都由本地赤贫的流浪者组成的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带队的勤务兵。随着队伍的扩大,带队的从队长成为了司令,父亲也就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一个队的副队长。我读大学时,为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心理,读过许多著作。我在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部有名的选集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每读到此,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共产党领袖们的伟大。只有他们才能这样深刻地认识父亲这些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群体,而且那样成功地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是在父亲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父亲纵火后,我妈并没有离开于家村。一方面她怀着我已有七个月,更主要的是她无处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实本份而且可怜,或许是怕父亲突然回来放火,也就没有太为难我们母子。我妈就种着那二亩公田度日。于朝龙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对我们母子还算照顾,有时甚至有意保护我们不受欺负。按照辈份,他让我叫他朝龙大伯。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五零年初,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有一天我们村里来到好多人,直奔朝龙大伯家,一会儿就将朝龙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全部捆绑着押了出来,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听一位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讲话。那人讲完之后,手一挥,有几个和他一样装扮的人就将朝龙大伯押着往后山走,一会就听到了几声枪声。之后,村里的人有点畏缩地将我和我妈推到那讲话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刚才讲话的那气愤的神态,很和蔼地抱起我说,“这就是我儿子?”。村里人连忙讲,“宁子,快叫爹啊”。我看着妈,妈点着头。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来,“快放我下来,我要尿尿。”那个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亲,很失望地将我放下来,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说,“妈巴子的,连爹都不会叫。”

那几个押走朝龙大伯的人回来后,父亲就带领他们走了。连他曾住过的,我和我妈现正住着的牛栏房都没有进去过。

父亲走了后,朝龙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来。村里人帮着他们将朝龙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坟中。我要跟去看,我妈很紧张地将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将门关上,对我说,“宁子,以后别乱走,千万别到朝龙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着妈,她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待了好一会,她流着眼泪又说,“好在你爹当官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接我们走,不然,我们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热闹,先是朝龙大伯一家从那高楼大院搬了出来,住进了我家住的牛栏屋。我和我妈及原来最穷的几家搬进了大火后朝龙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对村子里的变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着父亲能接我走。有时也等来几个同爹一样着装的人,他们有的也到我家坐一会,或带点吃的穿的东西给我们,并告许我爹已经从部队转到县上工作了,当了什么县公安局长之类的,但就是没有带我们到城里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亲再没有回来。快过年了也没有父亲回家的任何消息。于是,腊月二十九我妈决定到县城里去了一次。本来说好要带我去的,后来妈说,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过年,要当天去当天回,所以让我在家等爹就行了。当天傍晚,妈回来了,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父亲的影子。我问妈,妈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于是我就吵着要爹,呆坐着的母亲突然将我一把推到在地,狠狠地打着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说,“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个流氓。”

数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妈在县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亲时,父亲正和几个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个长得很美的女人同父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父亲见我妈胆怯地由警卫员领着站在门外时,刚才的笑容一下就没有了。他威严地近似咆哮着说:“谁叫你来的?”将所有在场人都吓住了。警卫员立即揪住我妈就住外拖。将我妈拖进门房后,警卫员厉声地追问我妈:你不是说,是我们局长的老婆,为什么局长一见到你就发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办的。我妈早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说这样来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办的,就连忙独自往家赶。

不久,就有人从县上来我们家,对我妈说,你与我们局长成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现在政府不承认,你就在这张离婚书上押个手印。我妈呆呆地一声不响地押了个手印。好像对父亲休妻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平静得很。只是在来人说要将我带回城里去时,我妈哭了起来,她低着头喃喃地说:带走我的宁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县上的人见这样,也就没有说什么走了。我长大后就想,父亲可能根本就不想带我进城,这不只是他那时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恋爱,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风景。

我妈是在一九五八年饿死的。那时,父亲已经是邻县的县委书记,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妈生活在老家,父亲还不时叫人送点吃的东西给我们母子俩。但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妈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饿得快不行时,也绝不动父亲送来的食品。她最终同她母亲一样,也饿死在黄沙塘于家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亲留下的是一个也快饿死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则是有一个已为父母官的父亲的我。

3

父亲和高姨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半点传奇色彩。刚解放那时,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按电脑程序一样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自古来,就将江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也就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亲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亲拥有当时天津较有名的纺织厂。高姨是这个资本家最小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夫妇的校友。也许正是南开的革命激情的影响,高姨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南下部队来到了湖南,后来就同我父亲一样转到地方从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我父亲担任县委书记时,高姨就是这个县的妇联主任了。

父亲是在与我妈办完离婚手续不久与高姨结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窦初开的高姨爱上了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的。她感到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是那样优秀的。他出身赤贫,苦大仇深,经过革命的战争洗礼,那样具有革命的理想,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粗鲁也应该视为革命者的粗犷和豪气。当父亲知道高姨爱上他时,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请来了他的老首长,在他的老首长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组建了让多少人眼热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妈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亲和高姨家。我妈死了,村里人没有通知我父亲。村里人说,他已经将她休掉了。这么多年他又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是不要告诉他了吧。于是,我这个孝子作为唯一的亲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我妈埋葬在她母亲的坟墓旁。但对只有十二岁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饥饿折磨的村里人却一致认为,应该将我送到城里面去。他们说:当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来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会要儿子的。于是,我和两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来到父亲任职的那个县,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大院,站岗的却不放我们进去,说先要通报。村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他原来的老婆死了,我们给他送儿子来了。过了一会父亲的秘书就来了,将我们接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很有教养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习惯地将手伸向了我。见我害怕一个劲往后退,父亲就用他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宁子,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有十二岁吧。”村里人的诉说我妈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抚养,而是怕跟着学坏。父亲先是有一些吃惊,然后中气不足地说: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宁子是我的儿子,就放在我这里吧。之后就叫秘书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饭。

这是父亲为官后第一次请村里人吃饭。特别是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代,请人吃饭是给人很大面子的。这种事对于家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刚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县城当官后,村里有人来找过他。有的为了找个工作,也有为了各种难事来请求帮助。父亲都拒绝了。只要有人提出此类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参加革命,不要说好听的,原先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过日子,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提着脑袋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找他了。这些事让还不是我父亲爱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无比崇拜的心情写成了文章,在报上说父亲革命性和原则性很强,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福利。我想,父亲看后会在心里说,“妈巴子的,狗屁亲友,老子落难时谁都欺负我这个孤儿。”然后就会黯然神伤地沉默好一会。对父亲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有点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许对原先欺负过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感到内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闲谈时也尽量不提他,好像他与于家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与外村人提起父亲时,那种自豪感就特别明显。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这难得的一餐,那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见的白米饭,心满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不敢直视这个陌生却十分想念的父亲。父亲用电话叫来了一位女人。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父亲是同她用官话加家乡的土话说的,从我能听到的,他妈饿死了,送他到寄宿学校等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最后,那女的说:“他终究是你儿子啊,就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说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宁子,我们回家,好吗。”我看着父亲,只见他眼含着热泪,用感激的声音对我说:“ 还不快叫妈。”见我没有开口,那女人就说,“就叫高姨吧,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姨。看惯了村妇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丽和气质。那时的高姨,已经同父亲为革命制造了两个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四岁的大弟高兵和二岁多的二弟高阳。她作为少妇区别于少女的只是那本来圆滚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圆滚,更加鲜嫩。她的笑是那样灿烂,好看的红晕印着两个令人心醉的酒涡。她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体现出知识女性的矜持和圣洁,善良而贤慧,且充满了温情。当然,这些形容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像我们村里供着的观音菩萨一样,高高在上,让人仰视,让人崇拜。更准确地说,我真有点忌妒这个在村里广为流传其劣迹的父亲,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气,竟能占有高姨这样的女人。我多么为刚死去了的我妈抱不平。

父亲和高姨的家在县委会大院的后院里,是一间近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房子里除了床和书桌外没有其它东西,比起朝龙大伯原来的家差得远了。高姨是用布帘将房子分成两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两位弟弟的房间了。那只能挡住视线的布是没有办法隔开那无孔不入的声音的。这样,也就将父亲那曾经严重影响于家人生育的恶习传染给了我。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当我听到用布帘隔开的房子那边传出高姨那压抑的娇喘声时,有一种少年男子的冲动就会折磨我,随着那优美而令人烦躁的声音的结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动就变成了怒气。这时,我甚至想为可怜的我妈做出一些让父亲和高姨难堪的事情来。当然,我总是什么也不敢做,可以说也根本不想做。只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后,我才理解父亲抛弃我妈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我妈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不能与高姨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为得到象高姨这样的女人而与象我妈那样的无貌无才的村妇离婚的。何况,那还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婚姻,我父亲也许真的对我妈根本就没有那相依相恋之情,有的最多只不过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特别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亲因革命而获得的一个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还是父亲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如果父亲是在游击队转战城乡中成为一位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革命成功并掌握了政权后,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为将他培养成为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地方领导人的。

高姨是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女人,但更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亲也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战士。她之所以愿意为父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美丽,因为她将父亲当成了革命战士的化身。她是共产党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女性,她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那样的坚信不疑,她心地纯洁,真心实意地为共产党的每一个英明决策而欢呼。她充满爱心,热爱革命队伍的战友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高姨对自己的亲人们倾注了满腔热情。当然,这些亲人也应该是革命者或者将来是革命者,而象高姨的父亲那样的资本家虽然也是亲人,却只能体验那种与亲情和爱心完全相反的东西。

高姨的父亲来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亲几年后的春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亲是在公私合营之时失去他心爱的工厂的,当然这绝对不能与我父亲在赌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论。我父亲和高姨这些革命者,通过一种叫赎卖的办法剥夺了象高姨父亲那样的剥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剥削者变成劳动者。那时候,高姨的父亲是不能再掌握工厂的经营管理权了,因为革命者认为,象高姨的父亲这样的剥削者,只有同工人们一起用铁器敲打铁钉才算劳动。于是,这位年过花甲、长期以管人和经营为生活内容的剥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儿和已在革命队伍中当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女儿女婿同意的情况下,就从那遥远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来到我们这座小县城。于是,就有他那从小丧父逝母的、现已掌握了政权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内心的热烈欢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见、现也成为了革命者的女儿,大义灭亲之举。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养老。”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黄泉做鬼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像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领袖们不同的是,像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像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4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像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

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象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两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像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 “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像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采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 “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馆,并将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不敢作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各种礼品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他是直接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老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十万美元就将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两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共产党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与雪姨的关系还算可以。人们对老夫少妻之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荡漾如何在已不提当年勇的老爷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决堤外泄。这些问题在父亲那里应该不是问题。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对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龄相近的儿媳说起过老爷子那永不满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越老越行了,离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方面都遗传的话,做于家的儿媳妇可就惨了。”我老婆听到这些话,竟脸红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位长辈的发问。就是在晚上同我恩爱后向我讲述这些话时,我还能感到她脸在发烧。但凭着我们这些年青体壮的于家后代的亲身体会,雪姨这些话,应该有点夸张,或许是在嗔怪中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也可能还有点对自己能很好地开发老年人的性爱潜能感到骄傲。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告诉我老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女人讨论长辈的那种事,尤其在没有穿衣服的床上。

尽管父亲宝刀未老,但雪姨还是没有同意与父亲生孩子。其理由是父亲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几岁了,雪姨再生孩子有点难为情。尽管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们兄弟还是真心感谢雪姨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们小得多的父亲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没有为父亲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响父亲对雪姨家事的关照。因为他知道雪姨是为了弟妹们而耽误了婚姻才将处子身献给他的。所以,无论父亲是否在位,凡是有关雪姨家的事,他都要亲自出面办理。在父亲的亲自关怀下,雪姨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担任了一个区的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了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们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了公园担任出纳。仅此一点,雪姨也是感激父亲的。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5

父亲要死了。

尽管他日益虚胖的身躯,会给人各种错觉。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脏已全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我同许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着他死亡。

市委办公室送来了为父亲准备的悼词。这篇由父亲原秘书、现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

文称,父亲出于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历任游击队队员、副队长,解放后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文革后任市委书记,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退居二线,担任顾委会主任,最终享受副军级待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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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桑榆未晚(二)新的学业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2 日 由 辰思发表于 【华夏文摘】

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都采用学期制,即一年有两个学期,中间有个稍短的的寒假和较长的暑假。位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则采用季期制,即每个季节是一个学期。一年有四个学期,每两个季节间有短暂的修整。夏季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暑假,研究生在暑期原则上也要工作,虽然不必选修课程。季度学期制,像一个滚动的铁桶,刚上了两个月的课就要期末考试,比学期制要紧张。只有夏季稍事放松。

开学前按照学校的要求,我花了7美元在校医院了照了张X 光的胸部胶片存档。出国前北京尚未普及胶片,检查肺部时靠医生的肉眼观察,病人和医生都会受到较高的辐射剂量。此外申请学校前得交30元的报名费。由于校方注明缓交,现在人到了美国,需要补交。按照系秘书凡妮的指引,我到牛津街的政府部门领了社会保险(SSC)号,这个号有9位数字,相当于中国后来的身份证号码。开工资,办驾照,填税表都离不开这个号码。没多久,我就把SSC号记在心里了。我到大学信用银行(Credit Union)开了帐号,把手头余下的百十元钱存了进去,并且办理了直接储蓄手续。今后,物理系可以直接把我的工资打入到我的帐号。没几天就领到一摞支票本。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才能使用支票。如今,我靠手里的这丁点现金居然也有了开支票的权利。由于支票本免费,后来我到商场购物时经常使用支票,身上平时只带10来块现金。

1981年的秋季学期在10月初开始,新学生大部分都在秋季入学。这时,有上千学生要到体育馆办理注册手续。办事员按学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分成不同的小组,我站到了上面写着W的队里。把事先填好的注册表格交上去,还要交10几元的医疗保险费和学生会活动经费。你如果不想支持学生会的这些活动,开学后可以把钱索回。在填写班级一栏时,表上印着“CLASS”。事先没人告诉我应当属于第几个CLASS,我只记得学校寄给我材料的信封上,总印着“一班”(FIRST CLASS)。于是我就填写了1 班。注册了几个学期后,我才知道,研究生应当算第5 班。办事人员从来也没有跟我计较过:“你填写错嘞! ”我也知道了信封上的FIRST CLASS 是邮局普通邮件的标记,和大学注册班级完全无关。

开学的头一天,物理系的研究新生集中到一个教室,相互介绍。这一年物理系有20几个学生,大多数在二十一二岁,年纪轻轻。我当时已经37岁,比他们要大上15岁。有六个来自外国,南韩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英国  1个,希腊1个。来自美国各州的有三个黑人学生,白种人占了大约70%。女学生有5人。自我介绍后,我随即认识了几个美国小伙子,他们和我成了朋友。允内—昂来自密西根大学,说话时声音豪放。知道我来自中国后,对我很感兴趣。不久我知道他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印度尼西亚籍的华人,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已经去世;母亲是白人。保罗—柔兹毕业于哈佛大学,大眼睛,高个子,两道浓眉在鼻梁上几乎连到一起,但是有点罗圈腿。肯特—豪恩包色尔是纽约人,毕业于杜克大学。嘴上留着一撮金色的胡须,有两条长腿,看上去就是一位盎格罗—萨克森的绅士。海瑞—耐尔森身材消瘦,头发颜色较淡,聪明,对人热情。

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有三门,德克—瓦力西卡教授讲量子力学,理论核物理学家瓦力西卡教授身兼系主任,毕业于MIT。他开创了QHD(量子流体动力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采用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希夫的课本。阿莱克斯—非特尔教授讲电动力学,用的是杰克森的课本。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固体理论专家。他和瓦力西卡合作过两本书,一本是连续介质的经典力学,一本是非相对论的多体场论。这两本书都做过我们的教材。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魏共纳教授讲授经典力学。

非特尔讲课时说话很快。一下子面对面听美国人讲课,还要作笔记,感到十分忙乱。他右手拿着板擦,左手拿着粉笔,一边擦,一边写,中间没有停顿,许多重要公式都在黑板上推导。遇到繁缛之处,他一边写板书一边嘟囔着Tedious。有一次我在听课时不晓得一个词的意思,心里一急,歪过头去问肯特:“什么意思?”肯特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才觉到,这是在美国的教室。至少你得说:“What?”

非特尔喜欢运动,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精明干练。瓦力西卡也重视板书,如果把黑板上写的内容全部记下,基本上就有了完整的笔记。有时为了活跃气氛,他向大家提个小问题,要是有谁能答出来,他就扔一枚一角的硬币作为鼓励。听课的学生主要来自物理系、应用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每次课后都留作业,习题难度较大。夜里同学们常常埋头在物理系图书馆的长桌上,看书、做题,直到凌晨两三点钟。

物理系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获得系里的资助,但需要每周20小时的工作。其中10个小时作TA(教学助理),10个小时RA(研究助理)。教学助理要协助辅导大学生(under)普通物理课,以哈立德的课本为教材。这项工作有三部分,即给10几人的小组讲习题课;在规定时间值班答疑;还有改作业。负责领导整个TA工作的教授是梅耶霍夫,实验原子物理学家。他在物理系的地下室里有个实验室,一台范德格拉夫加速器。

斯坦福和UC 伯克利大学之间相距50 英里,一个是私立,一个是州立大学。两校之间关系密切,每天都有班车往来,学生可以跨校听课。每年秋季,两个学校之间要举办一场橄榄球(foot ball)比赛。1981年按次序该在斯坦福举行。同班的耐尔森夫妇多买了两张票,邀请允内和我一起去观赏。我只看见场上两个队的队员相互冲撞,争来抢去,可是对规则一窍不通,看不出什么名堂。虽然他们不断向我解释,但在乱哄哄的场所怎么也听不清楚。

我倒是挺喜欢中间休息时两个乐队风格迥异的精彩表演。伯克利的乐队像军乐团,身穿仪仗制服、头戴大沿帽。演奏过程中,阵容虽然不断改变,但始终保持齐整的方阵。斯坦福乐队的穿戴却像马戏团,出来时,一窝蜂地向球场扑散而来,好像一桶可口可乐洒进清水池中。乐队指挥是个女学生,在前面跳来跳去。对应伯克利的严肃紧张,斯坦福更显得生动活泼。

那个周末,耐尔森夫妇请我和允内到他位于伯克利的家去吃晚饭。第一次在晚上乘车驰骋在高速公路,前后左右都是车群。往南开的汽车照耀如同白昼,往北行驶的尾灯又烘托出一片殷红。叫人眼花缭乱。

第一次到同学家里做客,我穿上花130元国内订做的毛料中山装,还带了一张荣宝斋绢表的国画作为礼物。海瑞的哥哥和母亲见到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老学生也感到新奇,问了我许多大洋彼岸的事情。我用洋泾浜英语一一回答。海瑞是他们家第一个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他5年后完成毕业答辩的下午,他母亲花了上千美元请了20几个同学开个晚餐帕提(Party)。大家来到埃姆巴卡德罗大街街口的一个法式餐厅,每人脖子上套着一张餐巾,分享着牛排大餐。我有幸应邀前往。

研究生在第一年没有固定的专业,在四个学季(Quarter)里,每个学季都可以找一个科研小组,一边学习,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根据各人的兴趣为选择课题做准备。RA每周大约占去10个小时。我来自高能所,所以先选了一个位于斯拉克实验室的高能物理小组,组长是莫色雷教授。当时实验室里有不少来自北京的访问学者。考虑到语言障碍,教授让我和高能所的一位访问学者一起工作,安装一个真空系统 。多少学到一点东西。到斯拉克实验室工作的研究生,每月还有20美元车马补帖。领津贴的时候,一个女秘书对我说,够你喝几杯咖啡的了。

一天下午,我去图书馆看书,阅览室里挤满了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塑料酒杯,边饮香槟边交谈。原来物理系的晒劳教授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大家为他举杯祝贺。晒劳是激光的创始人之一,本来有可能与唐斯一起获奖。这次颁奖考虑到他在物理学中的综合贡献。获奖以后,在星期五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诺贝尔奖章。他说,星期天上午,一个学生打电话向他提问题。他说:“我很忙,我得了诺贝尔奖了。”那个学生用迟疑的口吻问:“谁?你吗?”后来有人问晒劳他的奖金是如何支配的,他说他全都用到他的儿子身上。原来,他有个患精神病的儿子。可见一个著名教授对儿子的一片爱心。当时物理系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普劳赫(核磁共振)、霍夫斯塔特(电子散射)和里克特(J/ψ粒子)。霍夫斯塔特教授还发明过用于核辐射探测的碘化钠晶体。

在法律系宿舍住了不到一个月,房管处把我转住多层HIGH RISE 学生公寓,布莱克威尔德, 意译为黑焊工。我住在2层,和工程系的一个印度学生在一起。他住里屋,我住在外间。这里条件比法律系宿舍要好,每个单元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洗澡时不必到楼道的公共浴室,做饭也不要到另一座楼的公共厨房。印度学生出身贵族家庭,和一位空姐交了朋友,但门户不对,家里不同意。为此,他有时向我发些牢骚。他好干净,每当我饮茶后洗杯子时,他都把舌尖顶着上牙床,叫着“替,替”。我问他什么“替”,他说有几片茶叶还没清理掉,过后就不容易擦了。印度人的英语几乎是第一语言,比中国学生娴熟。但是他们的舌头好像短 了1厘米,每个音都从牙缝里挤出,不大好懂。两个月后,他搬到一个平房公寓去了,我倒落得清静,一个一人住一个单元,房租不变。

一天下午,我正要离开图书馆回家去做饭,高个的保罗邀我和他一起出去。我坐上他的汽车来到学校附近埃尔卡闵诺大街旁的中餐馆。他叫了两个菜,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说他上学时,他父亲给了他一些钱。在班上他可算个富翁了。几周后,他和他的女朋友戴妍请我一起去看电影,《Whose life is it any way》(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活下去)。这是我在美国观看的第一个电影,演员说话很快,基本上听不懂。靠看图听音,能猜个八九。一位画家出了车祸,成了残废,在医院里乐观豁朗,连女大夫对他都有了好感。我在校内看的第一个电影是007系列《带金枪的人》,从此喜欢上詹姆斯-邦德的影片。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也是在保罗的校外公寓里过的。他叫了同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吃烤 火鸡 。一年后保罗拿个硕士文凭退学了,做起房地产生意。他和我通过两次信,还表示愿做我的移民发起人,尽管我当时没有那样的打算。后来失去联系。

在保罗家过的第一个感恩节。由左至右,罗伯特、迪克、允内、保罗。

我花了30元从高能所的顾以藩老师手里买了一辆半旧的凤头牌三速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每星期有两天要骑到斯拉克实验室。一天下午,我用实验室的高压气泵给自行车打气。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原来气压过高,轮胎爆破。只好让允内帮我把车放到他的汽车上,拉了回去,换上新的轮胎。

一天上午,我正要要骑车去实验室,允内叫我坐他的汽车一起去,下班时再把我带回来。到了下午四点,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他。于是徒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回到物理系。正好见到允内,他恍然大悟,忘了把我给捎回来,向我道歉。我说没什么,在中国常常要走很长的距离,这点路算不了什么。过了会儿,允内带着我和一位希腊学生斯塔夫柔兹一起到门罗公园的湖南餐馆吃晚饭。结账的时候,他对斯塔夫柔兹说,他的那份要他自己付。我的那份由允内付,作为忘记把我带回的补偿。

1981年夏,中美建交不到两年,刚刚开始科学与教育的交流,我的官派普通护照的号码在4万上,大概派往世界各国人员的总数在4万左右。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人以年龄较大的访问学者为主,而年纪较轻的留学生比例较小,整个校区的中国人不过三五十个。物以稀为贵,因为中美文化交流刚刚开始不久,人数又不多,故而引起了各界对这批大陆人的关照。经常有人借各种机会召开Party,有吃有喝,让大家感到宾至如归,忘记寂寞。在校园里,美中友好协会的人组织过活动,中国学者和美国朋友一起交谈,友好相处。

那年的中秋节忙坏了一些当地华侨,他们有的早期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同胞十分友善。在离大学不远的Food hill公园,他们举办了中秋佳节聚会。由于大部分大陆学者和学生都没有汽车,他们就一趟接一趟地往返把我们分批送到公园。在小山顶上,各种食品、饮料,包括月饼,摆满了几个长桌,让我们这些刚来不久的国人在每逢佳节必思亲的时候,找到节日的感觉,化解了对乡土的思念。我个人觉得台湾人对大陆同胞比香港人更加友善。和台湾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他们不仅是中国人,而且他们身上的民族传统比我们还多。相对而言,香港人和我在一起时,总让我感到他们是英国人。

每逢十一、春节,旧金山的总领馆成了留学人员的娘家,大家乘坐7F公共汽车,花1美元就可以到40英里外的旧金山市中心。然后步行20几分钟就到了位于吉瑞和拉古纳街角的领事馆。领馆里备有米饭、炒菜、肉包子,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香喷喷的家乡饭。参加聚会的以来自斯坦福和UC伯克利的人员为主。春节时有文艺表演,我还上台自拉自唱过《二进宫》选段。

有时我们要去领馆听宣讲中央文件。听过一次赵紫阳的讲话录音,他指出了华国锋主席的六条罪状。晚上在小礼堂放电影,我看过《大鹏英雄传》和《射雕英雄传》。电影过后,乘公共汽车尽兴而归。那时候,学生和领馆之间关系密切,来来往往,在某种程度上,领馆成了留学人员之家。下图是80年代初旧金山领馆工作人员在访问斯坦福时与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合影。我在前排左二。

紧张的学习和频繁的活动,让两个多月的学季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首先是TA工作。梅耶霍夫教授把20几个TA聚集到一个教室,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集体批阅普通物理的试卷。从下午要干到晚上11点,中间派人去买晚饭。一个叫大卫的学生不到21岁,他要我陪他一起去。买了好多装在硬纸盒里的比萨饼,然后又到超级市场买饮料、啤酒。美国有严格规定,21岁以下的不能饮酒。他叫我陪他一起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大家一边吃比萨,一边喝啤酒,一边改考卷。那个工作环境与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期末,研究生的Final习题数量和难度都很大,我在宿舍里要连续工作一个多星期,时间并不充裕。每顿饭都用方便面凑合。由于长时间坐在书桌旁,没空运动,两腿都有了麻木的感觉。研究生这碗饭还真不大好吃。最后,总算完成作业,轻松地出了口气。

物理系的研究生的津贴每月500美元。按每周20小时工作算,相当于每小时的工资为6美元。属于低收入阶层。我在国内的工资当时是56元,按照1比1.5 的兑换率,这500美元相当于国内工资的14倍。我每月拿出150块钱交房租,还剩350元。苹果、桔子一块钱四磅,牛奶8毛钱一大桶,猪肉1块多一斤,蔬菜也都是几毛钱一斤。往自动售货机里扔3个两毛五的钢崩就可弹出一盒香烟。这样每个星期一个人有25元的生活费就足够了,每月还能剩下250 美元。我必须把钱攒起来,回北京时好为家里置上8大件。

年底崔象宗老师期满回国,我从Kmart给孩子们买了几件小衣服、书包托他带回。还给我母亲稍上100美金,让老人家高兴。

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收到学校寄来的一张170元的支票,说我多交了房租,退还给我。可是我每月都交150元,没错过。我知道他们的计算出了偏差。按照家父“外财不付命穷人”的教诲,大过节的我怕算错帐的同志着急,立即骑着自行车把支票退到胡佛塔旁边的财务处。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没想到,下一学季注册时却遇到了麻烦。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六四期(cm1705d)

王克斌:桑榆未晚(一) 踏上异土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1 日 由 辰思发表于 【华夏文摘】


小序

40后这代人从懂事那天就赶上了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对这代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文革,有人利用了我们的天真和狂热,陷进一场丧失理性摧毁文化的运动。从20多岁开始,我们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不管是上了大学的,还是老三届,都被处理到农场、工地、边疆、荒野。当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然而,“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当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又发奋回炉,考研,读学位,把夹生的米饭再煮一次,把失去的岁月再夺回来。我是这些奋斗者中的一员,故而想在《桑榆未晚》的标题下填写这段经历,求学美利坚的经历,和同龄人一起分享。

我这一生参加过两次大串联。一次是在大二的时候,受了领袖的蛊惑,四处煽风点火。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我们又被当作阶级敌人往死里批斗,有人入狱,有人自残。

另一次大串联就是借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以老知青的身份,负笈跨海。这次大串联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光在核物理学界找个安身之处,养家糊口,老有所依。还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一个富有生气的民主制度,看穿了独裁者的自私与虚伪。

科学工作和奥运会类似,得奖牌的毕竟是少数。对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在于过程和参与,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参加过小组秘书马蕾-哈瑞森家的Party,她丈夫见了我就问:“你是物理系的教授吧?”我从容地回答:“我是个研究生。” 是的,美国同事在这个年龄已经是Faculty了,而头发灰白的我却还是个学生。

几年后,在我通过论文答辩时,马蕾从新墨西哥州寄给我一张贺卡,她赞扬了我的determination和perseverance。是的,从龙须沟畔走出的我,在家境贫寒和政治险恶的双重压力下,居然没有自暴自弃,还要奋起直追,靠的就是坚韧和毅力。这些年的努力虽然没有值得夸耀的成果,但是到了这把年纪,重要的在于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还能以全新的思想,跨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踏上异土

1981年8月12日上午,CA981 航班顺利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我第一次踏上了这块陌生的土地。我们一行10几位学子拎着行李,出了机场,在路边见到中国驻旧金山领馆的白色面包车。工作人员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把我们带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之家,领事馆。旧金山总领馆坐落在吉瑞和拉古纳大街相交的街角上。领馆后院有个招待所,接待过往的留学或访问的公派人员。每天房费5元, 饭费2元。一个大房间里摆着10几张单人床,干净整齐,卫生条件也不错。食堂供应长粒米饭、炒菜和汤,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让我们觉得就像回家一样。晚上可以看电视新闻,有时小礼堂还放映国语电影。

下午,我们几个同学走出领馆,参观了吉瑞大街另一侧的日本城。一个商业中心,街上有几家中餐馆。再往前走20几分钟,就到了金门桥。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势不凡。金门桥是旧金山的象征,整个大桥被涂成桔红色。两座高耸入云的桥塔伫立于海湾的两岸,两条粗大的钢缆被支成M 形,钢缆下边的无数垂直绳索把桥体拉住。大桥全长2.7公里,上有多通道双向公路,往来奔驶的汽车让我们感到眼花缭乱。桥下则是千帆驰过,海鸟飞翔。岸边的岩石上,还保留着古老的岸炮。我见到金门桥了!这是我在美国第一天留下的美好记忆。

第二天,和我同去斯坦福的女同学被一位台湾学长接走,去衣阿华和普渡的同学也先后拿到机票飞离旧金山。我一下子感到孤单寂寥,只好耐心等待领馆的安排。那几天我一个人不敢走远,只在领馆附近转悠。参观了领馆后边的圣玛丽天主大教堂,据说这座教堂出自著名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之手。教堂顶部是五光十色的玻璃点缀,下边是一排排的长椅(pew),肃穆庄严。由于马克思说宗教是人们精神的枷锁,中国只信共产,我当时还弄不清天主和基督两教到底有啥不同。

第四天,总算盼到了一位贵人,高能所的工程师传凯同志。听说我是所里的研究生,他愿意帮我。他告诉我明日有人接他到斯拉克实验室,可以把我顺便带走。

第五天上午,传凯同志带着我和一位路过的访问学者去了中国城,看见了众多的中国商店和饭馆。街口有一座牌楼,上面是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天下为公”。然后又坐了一段缆车,缆车在坡度起伏的路面上悠闲地挪动着,不时地发出丁丁当当的清脆响声。下午,斯拉克同步辐射实验室的美籍华人约翰—杨来接传凯同志,于是我终于被带到该去的地方。

8月17号下午,我来到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先生在《基本粒子》里提到的斯腊克(SLAC)实验室,那里有着世界最长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令我高兴的是,一下车就遇到清华同学,物603的王聚文学长,他当时是研究加速器的访问学者。在他的热情帮助下,我借到一辆自行车。趁着天色未晚,他连忙把我带到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心,说明我是来中国的新学生。办事人员查了花名册后,找到接收我的那个美国家庭。她让我下午5点,在格林图书馆前等他们。

原来,斯坦福(Stanford)大学对初来的外国学生,会安排一次入乡教育( Home Stay)。学校为他们联系一个美国家庭,提供大约一周的住宿和饭食。留学生住到当地老乡家里,入乡随俗,学习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

5点钟,一对美国夫妇开车来接我。他们把我的两个箱子放进后车箱,离开学校,来到位于20英里外的塞挼陶嘎(Saratoga)住所。谢天谢地,我总算临时有了落脚之处。两位老人年龄在60上下,姓斯蒂芬森(Stephenson),男的叫保罗(Paul),头上稍有灰发,戴副眼镜,任克拉克(Cracker)银行的副总裁;女的叫塞挼(Sara),在斯坦福大学的调解办公室(Ombudsman)工作。

他们两个成了我在美国最先认识的美国人和美国家庭。两位老人慈眉善目,和气可亲,对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感到十分好奇。他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里都有什么人,去没去过海滩,等等。我一一作答,还给他们看了我一家人的照片。

在一个静谧的小区中,他们有一套单层别墅,内有三间卧室,一间宽绰的客厅。房子后边有个 小院,地上铺满薄薄的一层绿草。他们讲好,每天下午五点,把我接过来;上午八点,把我送到斯坦福校园,找房子。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一张荣宝斋绢裱的国画和一套中国风景的明信片。

头天晚上,我睡在他们小儿子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大水床。我只知道花果山有个水帘洞,从来没听说过人间还有水床。睡惯了平板炕,一下子躺在水床上有点惴惴不安。脚稍微往下一瞪,床就凹了下去,轻轻一抬,它又鼓了起来。初到人家,生怕一不小心把水袋挤破,要是半夜里唱一出《水漫金山寺》,那还了得。于是我缩作一团,回归到71年抓516反革命的日子,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一夜基本无眠。

第二天起床后,先在餐厅享用塞挼准备的早饭。干的有面包、白兰瓜、香蕉;稀的有牛奶和桔汁。这种套餐比豆浆油饼显得清淡新鲜,我第一次喝了凉奶似乎也没什么不良反应。保罗和塞挼把我放到学校后就各自上班去了。我骑着高能所过亚南老师的自行车,到国际中心的布告栏去找房子。从每月100到200多元不等。学校的公寓每月150元,但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不能进驻。中午花一元多钱买包饼干,就着物理系馆的沙滤水,算是一顿午饭。直到小布什总统差点被噎死那天,我才知道我吃的那种东西叫Pretzel,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生活俭朴的原因很简单,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手里钱不多。身在异国,举目无亲,一旦花亏就麻烦了。

下午五点,老人又接来一位来自韩国姓金的工程系留学生。原来他们这次要了两个外国学生,都是东方人,我还有了个伙伴。相比之下,金年轻,比较自在随便,我则有点拘束。毕竟素不相识,挺大一个人在老乡家里白吃白住,不好意思。 晚上,老人入睡,金一人在客厅喝啤酒,我过去和他搭话。他借花献佛,也顺手给我开了一瓶。他和我开始了几天的友好相处,我们似乎忘记了抗美援朝留下的那段国际阶级仇恨。

周末,老人休息,带我们出去体验户外活动。星期六,包罗驱车往南,经17号公路到三塔克如兹海滩。80年代加州闹病虫害,天上要洒药水,地上沿途要设岗盘查,严禁携带水果。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汪洋的大海,只不过是在太平洋的彼岸。碧蓝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海浪一层压着一层横推过来,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虽然时维八月,序数二秋,但海水温度太低,鲜见有人游泳。

海滩上有过山车、娱乐场、音乐会及各种游乐活动。后来我去过许多海滩,唯独这三塔克如兹令我永远留恋。从海滩的一条几十米长的码头(wharf)上,可以看到成群的海豹自由自在地游玩嬉戏,硕大的海鸟一丝不动地站在栏杆上,任人拍照。让我越看越痴,流连忘返。

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在圣荷西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早期来美的华人里,大部分来自台湾和广东。有个台湾籍的服务员问我从何处来,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挺好听的,干吗非要加上人民两字,似有挑衅之意。可我初来乍到,又是人家请我们到这儿用膳,没心思去同他计较。毕竟,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和我说的都不算数。

星期天,包罗驱车北上,来到旧金山。我们逛了中国城,参观了马可尼中心。我看到水池边缘连续溢出的水帘,像一块均匀透明的薄布。接着,我们又到泛美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喝饮料。我和金每人要了一瓶荷兰啤酒,汉尼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四周的景色,兴趣盎然。情随物迁,心里不免叨念起范老先生的佳句,“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回来的路上,金问保罗:“啤酒多少钱一瓶?”保罗说:“啤酒6元”。那是1981年的价钱。傍晚,我们又去了旧金山附近的红木公园。

星期一,保罗带我们两个参加一个“扶轮”俱乐部(rotary club)午餐聚会。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有银行总裁、保险公司经理和教授等。那天做午餐报告的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夫斯塔特先生。他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向会友们介绍异国见闻。

一周以后,金找到了住处,搬了出去。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找房。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找住处。凭着一张地图和地址,半个小时后,好不容易找到学院街108号。按了门铃,我向主人说明来意,出示了手中的地址。他说我要找的地址没错,但城市不对,好多地方都有学院街。他让我进到房内,递给我一杯咖啡。然后说:“你要找的地方很远,我得送你。”于是,他把我的自行车架到汽车上,开着车来到我要找的帕罗阿托市的学院街。放下自行车后,他就走了。交谈中,我得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心理科医生。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感到晕头转脑,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过去了。这是美国的陌生人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原来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居然也有雷锋,可能还是一位不爱写日记的雷锋。我要找的那个房子离学校很近,租金每月才80美金,总算有了下榻的地方。

找到房子时,我在斯蒂芬森家已经住了11天。几个月后,我又搬进了学校的高层公寓布莱克威尔德(Blackwelder)。在新住处安顿好后,我邀请两位老人来到公寓,在几个中国同学的帮助下,请他们吃了一顿纯正的中国饭,色香味俱全。老人后来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有时我还到他们家里做客,直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麻省。他们是我认识的第一批美国人,友善的美国人,把我引进美国的美国人。如今,保罗已经去世,塞挼在一家敬老院安享晚年。我衷心地祝愿她长寿,幸福,平安。

这是保罗、塞挼和我在斯坦福商城的合影。


在中餐馆。


在斯蒂芬森家。


开学前事情不多。白天, 我常骑着车到斯拉克实验室,找王聚文和科技大学的王德发同学聊天,听取他们在美国的经验。有一次,正好遇到从高能所来美访问的唐孝威先生,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他见我无事可做,要我帮他在图书馆里做了几个小时的复印工作,时间总算没有浪费。

我有时也到斯坦福的校园里转悠,见了不少来自国内的名人。那时来美国的大部分人是访问学者,研究生不多。这些名人中有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洪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章含之女士的前夫,洪晃女士的生父; 冯其庸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是有名的红学专家;火箭专家华棣,后来才知道他回国后进了监狱;还有教育系学生闵维方等。闵本人在门头沟当过工人,公派留学。据说闵维方先生曾说, 他们这些人将来是副部长的材料。真让他说着了,后来他做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与部长同级。此外,还认识了一些学者,如黄朝恩、严武光、顾以藩、崔化传、崔像宗等。

经斯蒂芬森夫妇介绍,我认识了一组帕洛阿托的美国绿色青年。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不同的职业,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倡导生态平衡,主张素食。养一头牛或一头猪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使许多人免于饥饿。他们不喜欢开汽车,那会污染环境,增加热力学定义的熵。不管是到北面的旧金山,还是南面的三塔克如兹,翻山越岭,40英里的路程,他们都骑自行车去。他们经常到大学后边的山丘上去种植橡树,并为树苗浇水。他们的伙食简单,顿顿是凉拌菜叶和面包。有时,还会加上一些瓜果,如阿佛嘎朵、哈密瓜等。他们为人谦和,待人诚恳。

初到美国,朋友不多,离绿色青年的住处又挺近,我常常在周末成为他们的座上客。有时,还同他们一起用餐。那时,中美建交不久,他们见到我这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觉得新鲜,有兴趣跟我做朋友。愿意听我用蹩脚的英语讲述铁幕另一边的故事。凭着我当时那点爱国主义精神,我讲了毛主席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讲了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我讲了在中国上大学不要学费,我还介绍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

他们有时会纠正我的发音,我有时也会讨教说不出来的英语单词,比如我用了naive 后觉得不确切,他们就说应当是innocent 。为了举个例子,我对一个小伙子丹尼尔说,按一分为二的原理,你也有缺点。他猛然一愣,我也吃了一惊。大概美国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不好,还没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为了介绍东方文化,我带来京胡给他们自拉自唱了一段《提篮小卖》,讲述了李玉和烈士一家英勇抗日的故事。他们觉着新奇,高兴不已。

下图是我与绿色青年的合影。

下图是我在绿色青年面前云山雾罩,胡说八道。


这个小组的领头人叫大卫,金发碧眼,英俊和蔼,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本来他可以当个律师或法官,他却愿意做一个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进步青年。犹太裔的艾瑞卡毕业于心理系,父亲是斯坦福医院的神经科主任。放着家里宽大舒适的房子不住,却宁愿挤在阁楼上。爱兰是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研究生,他在这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可瑞妍是位按摩师,她的父母在北边的斯陶克顿有一处庄园。马林是位个子不高的姑娘,正在斯坦佛医学院学习,会说流利的日语和汉话。杰夫的专业是计算机,有时会出差到新加坡等地。丹尼尔毕业于化学系,个子最高脚也最大。未曾说话,先开笑脸,他负责小组的一日三餐。此外还经常有不少流动的客人,有的来自纽约,有的来自英国。

到了美国几个星期以后,总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来了这么多天,居然没人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也没人作形势报告,给我拨云见日。1964年刚进清华的时候,辅导员、分团委、政治老师三管齐下,找我谈心,抓我的活思想,帮我树立起革命的学习目标。在这里,没有一个政治工作的系统和部门,连政工组宣传科都不存在。没人会来管谁,大家都处于平等互尊的地位。我像《法门寺》里站惯了的贾桂,一旦坐下来还真有点不大自在。

于是我忍不住向一个先来的中国学生发问:“这儿怎么没有个集体呀?” 他说:“没人跟你集体。”一个曾经被别人管惯了的人,现在却像一粒从活塞缝里溜出来的气体分子,一下子置身于无限广阔的空间,自由地漂浮,感到不知所措。好在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虽然这里的学校没有政治工作,但是美国的学生却也十分爱国,为他们的自由民主而骄傲。

刚到美国,天天怀念着自己的亲人、家乡和祖国。我的手表一直保留着北京时间,直到开学后怕耽误事,才调成了相差9个小时的西部时间。在这里,到处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或是皮肤黝黑的非洲人后裔,跟他们讲话必须在脑子里先把普通话转换为英语,然后再吐出来,觉得很不轻松。小时候在北京街上见到外国人,总觉得怪异。现在,我的周围对我来说都是外国人了,但实际上我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Foreigner。

由于我算公派生,身上担负着为祖国学习的光荣任务。在思想上也和祖国密切地连在一起。我遇到的台湾人,大部分都很敦厚友好。可有时也会有个别学生对北京怀有政治偏见。每到此时,我都要跟他们争论几句。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中国人有吃有喝,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那个台湾的小伙子反驳说:“我在台湾可以竞选总统,你们成吗?”我则用台湾父传子的封建继承来驳斥他。有时候,还会掺进几位左翼青年,里边有不会说中国话的华裔,他们把让一部分人先富的改革开放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我还得转过身来面对来自左翼的挑战,忙得不亦乐乎。看来出国前语言学院的学习班没有白办。

开学前闲来无事,我到旧货店买了一本小说。开始时每看一页,都得查10几次字典。看到后来,词汇量有所增加。一个月走走看看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我临时住处的房东老太太死了,她把整个房子捐给学院路街口的教堂。于是我不得不到学校申请宿舍。开学那天,我被临时安排到法学院学生宿舍,卡挼泽公寓。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房租每月150美元。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叫爱德华,他将用三年的时间获得JD学位,去做法官或者律师。卡挼泽公寓像北京的筒子楼,厕所和澡房都是公用的,做饭还得到旁边公寓的地下室,那里有公用厨房,很不方便。几个月后,我终于搬到一座高层公寓,里外屋,有卫生间和厨房,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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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三六四期(cm1705d)

朱正:忆凤翔

May 19, 2017

大约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斗争轮到我头上来了。出了几张骂我的大字报,开了几回斗争会。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来得比我料想的要迟些。在我前面报社已经反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报社的领导,从编委直到副总编辑都有,这也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能够以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心态面对这一大的冲击。再说,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这个早已被开除团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经被同事们视为异类,羞与往来,我也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免得自讨没趣。这样,反右给我带来的变化,相对说来比别人还要小一点吧。当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后,我是更不同人往来了。就说吃饭吧,我也不愿跟别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饭菜,总是坐到最靠角落的的一张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也坐到那张桌子上来吃饭了。我不认识他。他也是一来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不说一句话。新湖南报社的人,我大体上都能认得出来。那时,湖南农民报社跟我们同在一栋大楼办公,同一个食堂吃饭,我想他大约是农民报的,看神色,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就这样同桌(没有另外的人)吃了几个月饭,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他就是刘凤翔。1958年4月29日我被送到劳动教养集训班,编入第二组。小组两个"召集人",一个就是他。集训班的二十多天里,这个组的二三十个人挤住在一间斗室中(上下双层床),白天就在那房间里开会,每人轮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从他的交代中才知道,他跟我同年,本是岳阳毛田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大约家境还过得去,就让他这个长子念了一点书。岳阳一解放,他就考进了湘北建设学院,参加了革命。结业后分发浏阳。出身、历史、工作表现等等因素都符合当时的要求,很快就入了党,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的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同每一个交代罪行的人一样,都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羞愧和悔恨。凤翔是从少年得志突然划成右派的,他作的悔恨的表白就特别使人觉得可信。

这以后,从集训班到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再到株洲白石港,再到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我们都在一起。直到1959年末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才分手。在这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朋友。这时他才把他为什么会划右派的原因告诉我。

那时,似乎还没有什么"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这些提法。但看当时的势头,凤翔无疑受到领导上的赏识。假如他一直留在党委机关工作,大约仕途也会颇为顺利吧。可是就在他在浏阳工作很得意的时候,意外地调动了工作。这事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直接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的"肃反运动"。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

大约是1955年冬季,中共湘潭地委把凤翔从浏阳县调出来,派他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报社去,接任五人小组组长。告诉他,建设报前一段的肃反运动搞得很糟,偏差很大,要他去掌握政策,纠正偏差。他即按照地委说的,把那些肃反斗争对象的材料一个一个拿来研究,将错斗的人逐一予以解脱。他这样做了,在报社里深受欢迎,却引起了原来五人小组组长孟树德的忌恨:你来做好人,不是让他做了恶人吗。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湖南省委决定停办各地委的报纸,而办一张全省性的《湖南农民报》。当时决定的是:各地委报纸停办之后,其人员一般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其中适宜作报纸工作的才调到湖南农民报来。凤翔被认为是少数适宜人选之一,点名调入农民报,担任了编委。

也许是为了便于管理,湖南农民报不但是就在新湖南报社的同一栋大楼里办公,同一个印刷厂印报,而且是同一个党委,湖南农民报的总编辑也是由新湖南报编委张雨林兼任。整风运动和接着来到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是新湖南报社党委统一领导农民报的运动。

反右派斗争中,官健平作为周惠派驻新湖南报的代理人,当然一下子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报社大部分编委和业务骨干都打成右派分子。官健平这人品质当然是恶劣不堪,但就智商来说,却不过是个草包,其才尚不足以济其恶。这时孟树德已经在新湖南报社当了副秘书长(反右之后升任秘书长),他可是个诡计多端的人物,其才足以济其恶了。他给官健平出谋划策,布置整人,一时并称"官孟"。趁此机会,他就把刘凤翔划为极右分子,以报建设报时的私怨了。

搜罗来划凤翔为右派分子的是一些什么材料呢?1957年9月9日《新湖南报》三版头条刊出一篇《湖南农民报挖出右派分子,刘凤翔反党阴谋彻底败露》,这篇由徐杰署名的文章历数了他的罪状,第一件事是由他经手"所发揭露性的批评稿件,虽总编室压下一些,但见报的仍然多于表扬",这就是"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第二件事,是"他多次向别人推荐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刘宾雁写的攻击和诬蔑党报的《本报内部消息》,并与编辑部一同志商量,要以湖南农民报为题材,继刘宾雁之后,写《本报内部消息续编》。可见刘凤翔的内心深处,与刘宾雁没有两样。"第三件事是向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写了一封要求调动工作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对党的组织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就凭着一些诸如此类的"材料",他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成了湖南省株洲新生工程队的一名劳教人员。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得做一点应景文章,那就是特赦一批在押罪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帽子。虽然文件上说是以"改好了"为标准,其实与本人的改造努力关系甚微,主要是从知名度的大小来选择,以造成宣传效果。凤翔有幸(应该说不幸)中选。湖南省新生工程队一共总有几千名右派分子吧,他就是第一批宣布摘掉帽子的四十九人中的一人。不过,那一回的所谓"摘帽子",所谓"解除劳动教养",都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他们并没有获释回家,不过不再称为"劳教人员",而改称为"新工人",换了一个食堂吃饭而已。凤翔成了"新工人"之后,即被派到上海去学开粉碎机。回来之后不久,他的右手就被这机器粉碎了。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已经在练习用左手写字了。

这次工伤给他带来了很可怕的后遗症:幻肢痛。右手肘关节以下部位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幻觉中那已不存在的肢体还在剧痛,得经常上医院诊治,不知道是因为医院的床位紧张还是收费太高,他没有住院。新生砂轮厂(_原来新生工程队改的给)他在长沙市局关祠口上一家小旅馆(我已忘记那招牌了)里包了一间房间,他住在这里,就在附近望麓园街道食堂吃饭。这里隔湘雅医院不远,看病方便。

1962年冬天,我解除劳动教养回长沙来了。整天无所事事,常到局关祠小旅馆中去同他聊天。他住在那里也很闲空,书看得很多,诗也做得不少。可惜我当时没有抄下来,现在只记得一首:"安步蔬餐兴有馀,不弹长铗叹无鱼。之乎者也千章熟,聋哑痴呆一代愚。离恨骚愁随雁落,旧亲新贵断鱼书。而今舍我其谁也,夫子胡为不豫乎。"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他的诗朋友们也时有和作,就说这一首吧,王果兄的和诗就有句:"每向鸡晨听壮角,惯于鬼夜读残书";王镜海兄的和诗也有句:"从来此地多迁客,今夕床头有好书"。可惜全首都记不起来了。我也和了的,也是一句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作诗,凤翔也学画。左手用木炭笔画人物素描,进步很快。我这里原来有些他的画稿,"一打三反"中我被捕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进入1966年,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在局关祠那间小房里谈论这些。他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一天,谈到当时的所谓"抓叛徒",我说,我们在新生工程队写了多少自己骂自己的检讨书,认罪书,要是以后谁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也就可以抓我们做叛徒了。凤翔笑着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要真是那样,岂不也就要完蛋了吗?"

"文化大革命"以反对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号召,使一些人产生了平反冤狱的幻想。新湖南报社的那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中的一些人闻凤而动,起来造反,宣称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要求平反。凤翔也支持了他们的翻案活动。我不属于那个集团,就没有去参加。凤翔却认为所有的人都同样应该平反,他把有关翻案活动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那时,凤翔还去北京上访过一次,为什么事我没有问过他。同去的一些人之中,有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张娜,是为她外公的冤案去上访申诉的。也许这是有史以来上访者最年幼的一人,虽然没有谁拿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却确实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注意,接见了她。这小姑娘还真有点意思,她大约在政治和世故方面有点早熟,对同行的刘叔叔很有好感,让刘叔叔成了她外公和母亲的好友。

不久,凤翔听说,新生砂轮厂要到长沙来抓他了。大约是牵连到砂轮厂一些就业人员的一个叫做"中国劳动党"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中了。他东躲西藏,中间也在我家住了半个月。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各种牌号,各种派别,各种背景的群众组织你争我斗,翻翻覆覆。运动初起,长沙市东区劳动服务大队的一个分队长凌君当了造反派,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官办的群众组织就抄了他的家,并且说他的父亲是恶霸,遣送农村管制。这当然是胡扯。《毛选》说得明明白白:恶霸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他家连地主阶级都不是的,怎么能定为恶霸呢?说穿了,不过是受了儿子当造反派的连累。后来有一阵子造反派得势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宣布是保守组织,要给凌君开平反大会。那时我在劳动服务大队当土伕子,凌君是我的上级,他让我帮他写一张传单,讲他家受迫害的经过。我写了,标的题目大约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之类,记不确实了。正好这时凤翔住在我家,他看了,笑着说:有个现成的题目:"谁是恶霸?",不好吗?我一听大喜,连忙照改,就把这顶"恶霸"帽子反戴在对手头上了。这张传单印了好几千份,一时贴满长沙的大街小巷,还颇有一点影响。我本来保存了几张,后来风声紧,毁掉了。如果还能找到,大可以编到集子里去,作为"文革体"的一个标本。

风翔离开我家之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躲藏,只听说张娜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结成了真正的患难夫妻,相依为命。这位张医师我后来也认识了,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却常常不替自己考虑、很有点任性的女人。有她在照顾危难中的伤病的凤翔,总要算是一件幸事吧。

不久,凤翔终于被捕了。大约是1969年11月吧,长沙市开了处理"省无联"的宣判大会,一个工人领袖陈本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是徒刑,凤翔判的刑期是十五年。张医生收到他从服刑的建新农场寄回的信。她把这信拿给我看了。我还记得中间的一句:"你当你的医生,我当我的劳改犯。"我想,他是相信,并不需要十五年,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吧。

张医生要到农场去看他,给他准备了不少吃的:奶粉、葡萄糖、油炸花生米……。他信中说想看马列的书,我就把莫斯科外文局出的那一部两卷集的《马恩文选》托她拿去了,红色硬面精装。书是很重的,一次不能多带。我还有外文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两卷集,心里想下次再拿吧。

没有想到,接着就是一场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恐怖,大屠杀。1970年3月15日吧,一辆囚车从建新农场工地上把正在出工的凤翔抓到长沙看守所,4月4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宣判会上处死。我还真顾不上为他悲痛,得把心思用在应付自己的"案件"上。应付了几个月之后,我还是被捕了,有一个时候就关在他上刑场的那间囚室里,听人谈到他的一些事情。这些我已经在《小书生大时代》一书中说过,再说也伤心,不说了。

1979年,中共中央着手通盘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由原新湖南报改名的湖南日报社也陆续宣布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我算是最后宣布"改正"的几个人之一。可是凤翔还拖着。他有一个"反革命案"梗在那里,没法解决。一直拖到1985年8月5日,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才发了一个"湘社发 (1985)028号"文件: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原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判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他是湖南日报社宣布"改正"的右派分子中的最末一个。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都重新获得了发挥各自才智的机会,做出了各自的成绩,也曾不时想起,才华横溢的凤翔如果还在,有一些工作让他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想到这里,真不能不感到由衷的痛惜。不过转念一想,人固有一死。像他这样饮弹刑场,当然够惨烈了。而"寿终正寝"的官健平、孟树德辈,不也一样是死了吗?只有一点不同:死了之后,凤翔还有一级党组织正式发文,称他"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而官、孟呢,人们不屑再提到他们还算是好的,要是提到,就没有什么好听的话可说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粘附在姓名上的耻辱。这岂不证明世上还是有公道吗?

凤翔,别了。

(原载《记忆》第2_辑,2002年1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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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

齐仲:佐尧往事

May 19, 2017
August 27, 2015在五柳村【人物与往事】发表,该博客已被屏蔽(海外仍可访问)。

今(2010)年10月23日,一代才子沈左尧的塑像揭幕和骨灰安放仪式,将在湖州举行。中国科普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仁将从北京来湖州参加这次活动。

沈左尧(1921—2007)是中国科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湖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沈行是别名。在以他命名的湖州师范学院沈左尧图书馆8~9楼,建 有2000多平米的《沈行楹联艺术馆》。这是我国第一个楹联家个人艺术馆,到目前为止独一无二。此馆全部藏品都是沈左尧和夫人封圣华捐献给国家的,由这所 知名高校永久保存。馆内有大量珍贵书画、楹联精品,共600多件,其中有徐悲鸿:低头饮水的马;傅抱石:重庆居所金刚坡风景;吴作人:鱼游春水;张伯驹赠 沈左尧的开创性嵌名联,还有陈之佛、谢稚柳、宗其香、汪亚尘、黄苗子、郎静山、董寿平、白雪石和近年雄起的赵谦森等大师和名家的书画作品,各美其美,美不 胜收。特别是陈立夫书赠沈左尧的对联:事若可传都合德  人非有品不能贫 ,具有特殊意义 。这副看似平和敦厚,实则寓意深邃的对联,对沈左尧的“夕阳红”年代,对楹联艺术馆落户湖州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副对联真有这样大的作用?是的。关于这一段往事,一环扣一环的事件经过,将在《名联还乡》一文专题讲述。

下面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笔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左尧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不断从脑海中浮出,在电脑键下变成文字。

有国事。有家事,有好事,有坏事,有巧事,有怪事,有趣事,有难事,有险事,有祸事,有后事,有前事,有喜事,有愁事,有乐事,有憾事……

但所有的往事全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合德的事,都是值得流传的事。

 

最后一面

2007年5月下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一个高级病房里,我见到离别两个月的左尧兄。嫂夫人封圣华住在病房日夜陪护。外间有录像录音设备,是儿子沈 龙(香港思维集团总裁)架设的,为了录下父亲口述的一些重要史实。只见左尧兄脸色苍白,没有血色,但精神还好。我先把二十年来他写傅抱石的全部作品汇编 《千秋傅抱石》原稿交到他手里,然后坐到沙发上。左尧兄说,这次在湖州检查,左肺发现有一个小黑点,是肿瘤,很小。这里的医生说,有多种治疗办法。我估计 大概治半年可以见效,但今后不能太累。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

当左尧兄说到这里,我立即想到,他这几年在湖州集中力量和时间,做出了一生中最多的事,硕果累累。湖州师院为他提供了最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学 院的专家楼,安排了一套单元房,但厨房派不上用场,因为一直是由校厨房送饭到家。左尧兄对我说,他几乎每天都吃竹笋。嫂夫人说,住这里是天天点菜吃饭馆。 假期回北京,已经不习惯出去买菜,自己做饭,都快忘了。而在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内,为他布置了了一个工作室兼办公厅,光线明亮,设备先进,远远超过本院的书 记、院长办公室。有这样好的条件,他在湖州师院投入了全力——脑力、智力和体力,还有他坚持不懈的意志力,让一生成果丰收。

在湖州,左尧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是楹联艺术馆。于此同时,他连续出版了三部著作:《胜寒楼诗词》、《沈行楹联集》、《沈行楹联艺术馆馆藏作品选》。2006年1月,经湖州师范学院党委(陈德喜为党委书 记 )研究决定,聘任沈左尧先生为湖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聘任封圣华女士为湖州师范学院沈行楹联艺术馆总监。院长胡钊剑教授签发了聘书。在左尧兄北京住所,我 看到了聘书,庄重典雅,大字烫金,院长署名,学院盖印。85岁的终身教授,登台授课,声音洪亮,内容丰富,妙语连珠,座无虚席,连讲数次。那曾是师院一件 盛事。但是,这位新任老教授却听不见学生的反应,他耳背已经多年,即使用最新式的助听器也十分困难。

左尧兄接着说的话,让我一惊。他说:“离湖州之前,学校送我。我说你们这是向活体告别,不是向遗体告别。”说罢就爽朗地笑起来。不过,感到这笑声里有一些苍凉,让我心头发酸。怕左尧兄累,我告辞了。没想到,这是我和左尧兄的最后一次见面。

写本文查资料,我在网上见到沈行楹联艺术馆馆长王增清研究馆员的纪念文章《取法雅正,终有所归》中的回忆。王馆长写道:“1993和2004年,沈 老分别在73、84岁的时候,因染急性肝炎和劳累过度引发并发症,曾经两度命悬一线,但最终都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我们默默地祈祷着沈老也能闯过今天这道 关。此时的沈老尚无任何自觉症状,他还引用《史记》的典故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饭量不减,胃口很好,不会死,等秋凉了,我还回湖州去。’沈老是个 极聪明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表明我们虽然没有告白于他,但他已心中有数。看着他达观而自信的神态,不由引起我心头的一阵酸楚。”嫂夫人封圣华回忆道: “离湖州前,学校领导请吃饭。饭后集体送我们回专家楼。告别时,他们一个一个向左尧鞠躬。”

这是湖州师范学院领导与沈左尧终身教授生前最后一面。

而我和左尧兄最后见面,是在北大医院病房,向他鞠躬是在葬礼上。

此后几个月,左尧兄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由不想坐到不能坐,由不想说话到不能说话,由不想动弹到不能动弹,但是他的头脑始终清 醒,思维依然活跃。病魔无情,油尽灯枯。2010年9月14日上午10时40分,我们的沈左尧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享年86岁。中国科普研究所和湖州师范 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印发了封面有彩色照片的生平事迹册。唁电从国内外雪片般飞来,四面八方赶来的吊唁者云集。生前殊荣,死后哀荣。

葬礼后过了几天,我给嫂夫人打电话再次慰问,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左尧在病床上,写了一首短诗。

“领导降南北,四海聚亲朋,医院竭全力,儿子反哺情。我必飞回去,科学传佳音。”

我必飞回去?在73岁和84岁的时候,左尧从输血感染丙型肝炎和大叶性肺炎的病魔爪下依靠科学两次飞回人世,继续他的未竟事业 。但从这首诗的语气来看,左尧兄已经在离开人世的不归之路上,渐行渐远。当他的大脑构思诗句时,他的灵魂正在飞向极乐世界。

左尧兄,安息吧!

*************

作者原来准备继续写以下几个题目:

1,拆城之恋——写沈左尧、封圣华在文革中参加拆北京前门城墙时相爱,携手走过40年的雨雪风霜,遭难时的浪漫爱情,成功后的道德操守,公开沈左尧追求年轻的封圣华的两首凄美情诗;

2,无心插柳——写沈左尧怎样写起嵌名联,笔者认为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成就,对中华文化继承发扬有推动作用;

3,三种全才——《楹联才子沈左尧》是笔者15年前发表的文章。沈左尧把这篇介绍他简历较完整的文章付印上百张,供媒体参考。沈左尧是美术全才、文艺全才、秘书全才,有大量式例子为证。

4,削职为民——1965年,笔者亲历了沈左尧被新来的科普出版社长金默生打击报复,开除公职的全过程,从此他被打入社会底层16年。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得到真爱,有所创造,为国创汇。终于在1981年在老领导麦林(曾任中国科普作协秘书长、副理事长、科普出版社社长、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主持下,由一个街道小厂直调中直机关,成功归队。

5,遗稿有吗?——沈左尧生前是否写了理论著作《科普美术概论》,其老友和上级李元在书中白纸黑字,说沈左尧根本没有写。但在不久前封圣华终于找出了底稿,揭出了这一谎言。

6,名联回乡——写陈立夫对联从台湾到北京,终于落户湖州的巧合与连锁式的各个过程。原来,陈立夫是湖州人,沈左尧祖籍吴兴;一个是抗战时期教育部 长,一个是陈立夫主持工作是资助的从战区逃到大后方的12万名学生之一。名联回乡,楹联艺术馆原计划建在海宁,10年建不成,最后在湖州师院建成,成为湖 州人文一景。最后笔者提议设立湖州楹联艺术节,推向全国,推向华人汉语世界。

杜光:贱民生涯第一课

March 14, 2017

1958年春,我在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尾声中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与地富反坏为伍,并称为“五类分子”,也被称为“黑五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不得不“低头认罪”,但在思想深处,我却满怀悲愤,拒不低下高傲的头:“我是比你们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是,现实比思想更有权威,教训很快就来临了,第一个给我教训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

    高级党校的教职工中,共有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被划得最晚的。当时,多数右派分子已跟着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去劳动改造,留在校里的,只有我和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等几位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干部。有一天,我和他们被派去稻田插秧。刚插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叫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调查,让我到团委办公室去。我过去曾有过多次接待外调的经验,不以为意。

到了团委办公室,只见校团委书记李树生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指着另一张办公桌旁坐着的一个挂着少尉领章的青年军官说:“杜光,这位部队里来的同志找你调查情况,你按照他的要求告诉他。”

李树生是我比较熟悉的,1954年高级党校成立职工俱乐部,校部办公室主任于子元兼任俱乐部主任,我和李树生为副主任。俱乐部的活动,多由我主持,经常同他商量。有一次他还把校团委给校党委的报告稿给我,让我帮他修改。所以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扳起脸来,说完就坐下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句:“好的。”就在那青年军官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那军官大吼一声:“起来!谁让你坐的!你这反革命右派,架子还不小!”

这个下马威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站起来。我活了三十岁,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反右批判会,批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过不许我坐的人身虐待!我十分气愤,却无可奈何。这时李树生过来,对那军官说:“还是让他坐下吧,坐下来好谈。”那军官白了李树生一眼,不高兴地说:“坐吧!”

那军官一开始不说他要调查什么,却要我交代上学的经过。我把在家乡上小学,到上海上中学的历史说了一遍。他问我中学有哪些同学,我说了十几个,其中包括黄思兆。他说:“你说说黄思兆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要调查的对象是黄思兆。

黄思兆是我在伯特利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班,但同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很熟悉。他勤恳朴实,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推选为班长。我在班级里也多次当班长,常在一起开会。我1946年1月离开伯特利中学后,同他有几年没有来往。1952年听说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学习实习都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成为名医吴英恺的得意门生。1953年初他和戴恩凤在协和医院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简朴婚礼。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高级党校南院的门口见到他们两口子,才知道黄思兆随同吴英恺,被派到离高级党校不远的黑山扈,参与筹建一个胸科医院。此后我曾多次到黑山扈去看望他们,他有时陪我爬上山顶,指着山脚将盖一个专科医院的前景。戴恩凤生女儿时,黄思兆把母亲接来照顾。他母亲慈祥而健康,我有时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去,她总是亲切招呼,拿出当时还十分稀罕的糖果给我儿子。协和医院是归部队管的,黄思兆是军医,挂着中尉的领章。这个来调查的是个青年军官,就可以理解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黄思兆的情况告诉那个青年军官。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替他评功摆好,说说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问题是什么,有点茫然地说:“他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跟我耍滑头!老实交代你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又大吃一惊,怎么把我也搅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诈唬我,还是掌握了什么扭曲不实的材料,担心他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我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高级党校的党组织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黄思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有听说过。”他大喝一声:“你还不老实!你们和卢文渊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就明白,这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把你定为运动对象,就会捕风捉影地大胆假设你的问题,然后连蒙带唬,没有问题也要榨出些问题。卢文渊是黄思兆的同班同学卢文深的哥哥,原来也是伯特利孤儿院兼中小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伯特利迁往香港,1941年初迁回上海,卢文渊就留在香港了。我只听别的同学说起卢文深有个哥哥卢文渊在香港,却没有见过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对那个军官说:“我认识卢文渊的弟弟卢文深,但不认识卢文渊。黄思兆可能认识他,因为都是伯特利的学生。不过黄思兆回上海时才十二三岁,以后也没有同卢文渊联系,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军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还这么不老实!你们在香港时常在一起,怎么不认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说我到过香港,这可太荒唐了!我说:“我没有到过香港,也不认识卢文渊。”他站起来说:“你没有到过香港?你再说!”我说:“再说也是没有到过。你出来调查材料,应该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不要这样无中生有!”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恼羞成怒,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胆敢来教训我!”一面说一面绕过桌子,朝我扑过来,看样子想要打我。我站起来躲开他。这时李树生过来,拦住他说:“不要这样激动!好好谈!好好谈!”把他劝回原来坐的地方。他气恼地说:“他不交代问题,居然还要教训我。”李树生退回去坐下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来,他对那位青年军官的所说所为,颇不以为然。

这个局面有点尴尬。我对青年军官解释道:“我13岁时到上海伯特利中学,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乡村里,没有到过香港。伯特利中学和孤儿院抗战前在上海,后来搬到香港,1941年初从香港搬回上海,我是伯特利搬回上海后才进去的。卢文渊原来在伯特利,但伯特利搬回上海时他留在香港了,没有回上海,所以我到伯特利中学后没有见过他。”那青年军官说:“那你就交代黄思兆和卢文渊的关系。”我说:“黄思兆在香港时同卢文渊有什么接触,我不知道。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是同学,免不了会一起玩耍,有什么问题呢!”他厉声说:“有问题才找你,你老实交代!”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要我交代什么?”他拍着桌子斥责我不老实,我则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僵持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相信治不了你这个反革命!”说着话又想冲过来打我。李树生当时一面工作,大概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过来拦住他,对他说:“不要激动,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把他劝坐下后,李树生对我说:“杜光,要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清楚。”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他可能从我和那军官的对话中,听出了问题所在,对那青年军官说:“我看杜光谈不出什么了,他正在劳动,让他去劳动吧!”他不管那个军官同意不同意,接着又对我说:“你劳动去吧,好好劳动!”我应声站了起来,深为李树生替我解围而高兴,心想如果没有李树生在旁边,我今天非挨揍不可。退出团委办公室时,只听那军官说:“这个人当了右派还那么嚣张!对这样的反革命右派不能太客气,你们高级党校对右派太宽大了。”

我很担心黄思兆会不会成为反右派运动的补课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在类似那个青年军官的批判审查之下,恐怕要吃不少苦头了。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申请入党,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那就比较正常了。不过,如果他那里的党组织像对我调查的那个青年军官那样捕风捉影挑毛病的话,恐怕入党也困难。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部队调查黄思兆是为了什么,但调查者对他具有敌意是十分明显的。过了不久,我听说黄思兆患肝癌去世,十分可惜。他如果能够健康地得以长寿,以他诚恳认真的品格,必定会成为一位卓有成就、造福民众的医生。但他不过三十来岁就逝世了,实在令人遗憾。

我回到劳动的稻田,见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都坐在田边的树下休息。他们4位都是“三八式”的老党员。陈仲平抗战以前就已入党,是闽西游击队的领导人,一个地区的副专员,1950年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反右时是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反右前的整风运动中,福建和广东的中共省委以反对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名义清洗地方干部,殃及陈仲平,材料转到高级党校,所以被划为右派。王名衡是文史教研室主任,著名的抗战诗人,笔名天蓝。他最著名的诗是《队长骑马去了》,结尾几句:“队长骑马过黄河/黄河有不测之风波/你奈黄河何!”曾经脍炙人口。他同胡风有书信来往,反胡风时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整风时对此表示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范若愚讽刺他“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不舒服”,于是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许诺原任校刊编辑室主任,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青年与新道德》一书,颇蒙赞许。他曾是湖南某县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到延安后适逢抢救运动,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审查了一年多。他反右前曾向人谈起这件往事,不无怨言,有人还从《新青年与新道德》里挑出一些毛病,他于是被划成右派。马鸿模是文史教研室讲师,解放战争时期曾是解放军某团副政委,转业后当过中学校长。1951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他在反右运动中被人揭发对母亲十分苛刻,引起公愤,批判他的大字报很多。校长杨献珍曾在一次会议上戏言:“马鸿模应该开除人籍!”加上其他言行,最后也难以幸免。

我回到他们中间,气愤地把刚才的情况向他们说了。陈仲平说:“杜光,你不要气恼,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叫你生气的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马鸿模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份要有准确的定位,我们现在的社会身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家把我们看做反革命,我们只好逆来顺受。认准了这个必然性,就不要生气了。你生气也是白生气,毫无意义。”陈仲平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说:“我今年三十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却立成了一个右派!”他说:“你才三十岁,还有希望;不像我们,都老毬了,只能苟延残喘了。”他接着又说:“不过人总要活下去!‘适者生存’,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只能我们去适应环境,不能要环境适应我们。我们就夹起尾巴做人吧!”王名衡、许诺也说了几句话,劝我要正视现实,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 

谈兴正浓时,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农催我们继续插秧,谈话就中断了。

59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年军官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李树生一再替我缓颊的情景,陈仲平等对我的劝慰语调,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右派生涯的第一堂课,它使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但与此同时,我的头脑里仍然顽强地存留着“我比你们这些共产党员更优秀”的思想,傲然地睥睨众生。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就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织中度过的。它一方面迫使我忍辱偷生,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它也鞭策我更加勤奋地劳动,更加刻苦地学习。59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回顾那些荒诞的生活细节,点点滴滴都融进我的历史,成为我这一生积累的精神财富。

至于那位少尉军官,如果他一直没有退役的话,按照他对我这个右派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大概是会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的,仕途亨通,现在应该是退休的上将或中将了吧,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面对我这个个右派时的尴尬局面?

人生是一幅繁杂的图像,有灰暗,也有瑰丽;有丑陋,也有美好。记忆就像调色板,把各种色彩渲染在画布上,构成一幅幅画图。画得好不好姑且不说,只要是自己用心画出的,都是值得珍惜的。

                        2017年3月12日

五柳村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上午6:47收到

孙亚英:我随万名干部下农村

March 11, 2017

孙亚英:家贫也读书

March 11, 2017

中国自古以来,家贫而能读书,且有成就者,并不乏人。我何以要写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作为中央下放干部,在四川一个小县份上,也正因此,在那里,我这个建国初期的大学毕业生,要算文化冒尖的了,于是有幸成了被整的重点人头。今天我再来猜想当时整我那些人的想法,大概是认为既云文化革命,理应从有文化的人身上开刀吧?不然,当时我只是一般干部,不在领导岗位上,我又是个不张揚的人,平时并不引人注意,应该不会成为被整的对象。可是从文革一开始,第一批就成了重点,于是文革中整人的那些非常手法我都领教了一个遍。一位经常找我谈话的姓潘的人,多次问我一个问题:“你总说小时候家里贫苦,家里贫困怎么能读完大学呢?光从这点看,你就不老实。”当时是非常讲家庭成份的,仅此一点,似乎我就是隐瞒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成份,向党撒谎。其实,这是个多么想当然的概念化的推理,生活中的现实,有着多种多样的机遇,况且,觧放前的教育制度,说这种话的人也并不了解,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这个当作打人的砖头,似乎凭此就可以给人定一条罪。潘某这种观点,似乎不仅他一个人有,颇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为此,我想说一说处在一个寡母带孤女的家庭里,我究竟是怎样读出书来的。


一、榜上有名喜变忧


我与一般的的孩子不同,有一个清贫而孤寂的童年。我是母亲的独生女,父亲又较早地病故了,很长时间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母亲是粗识字的家庭妇女,外祖父母是旗人,辛亥革命以后,他们也断了生活来源。而且在我小学时也双双病故了。所以,我的父亲一死,家里就沒有可靠的经济收入了。幸亏母亲的针线活计很好,有人喜欢找她剪裁缝制衣服。这样,总算有些不固定的收入。我和母亲就这样生活在古都北京。

我小学毕业是一九四一年,母亲为我四处打听考哪个中学好。当时北京的中学分三种:一种是国立的,一种是市立的,一种是私立的。据说国立的最好。私立的学校虽好,学费最高,这当然不在我家的考虑之列。最后,母亲为我选了两所学校,即市立女一中,和国立师大女附中。若论离家较近,是南长街的女一中,若论师资阵容强、牌子硬,当然是师大女附中。我当时虽然不太懂事,但小小的好胜心,巳使我把重点放在了师大女附中上了。

考试那天是母亲送我去的,我当时浑浑沌沌,并不懂得害怕,每一门课就那么答下来了。考完之后,母亲在路上告诉我:“我几次隔着玻璃窗看看你,你都在低头写,看样子沒有慌,也没见你东张西望。”我只听着,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我看你这次很难考上,跟你一起考试的都是些大姑娘,哪个不比你大呀?光自行车就摆了那么一大片。你跟人家比,简直是个小豆子。”我还是听着,仍旧沒有说话。

以后就是一串等待的日子,等着发榜。女一中先发的榜,我考上了。母亲问我:“你是就上女一中呢,还是等女附中发榜?”我毫不猶豫地囬答:“等女附中发榜。”

女附中发榜的那天,还是母亲和我一起去看的。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榜文,就贴在校门内的墙上,不少人都在看榜。我似乎比母亲眼尖,先从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马上嚷了起来:“妈!有我,在那儿!”母亲顺着我的手看过去,把我的名字端详了半天,喃喃地说:“真考上了,还不错呢,一百多人里,你在十多名上。”我抬头看看妈妈,她脸上浮现出一种不常见到的微笑。

我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陪妈妈步行往回走。这一段路很长,从西城的西单商场,穿过东西长安街,走到东单的裱褙胡同,等于走了一个穿城。奇怪的是,这一路上,母亲竟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几次我抬头望望她,母亲总是一脸严肃,似乎找不到一絲高兴的神情。我心里非常纳闷,媽妈不是说过,小豆子可能考不上吗?现在小豆子考上了,妈为什么连笑容都没有呢?真不明白!妈妈一向很严厉,她脸色不好时,我是不敢多嘴的。

好容易走到家,我和妈妈都累了。进屋,妈妈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再没动,我赶快给妈妈倒了一碗水,妈妈还是没说话,她呆呆地似乎在望着什么地方,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我不知道妈妈怎么了,又不敢问,她不像是累了,母亲素来身体好,我童年时,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去,比这个远得多,母亲都没累成这样子过,这次是怎么了呢?

过了好长时间,母亲忽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我吓圷了,母亲一向坚强,很少流泪,更不用说大哭了,我手足无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自然更不敢多问。好一阵,母亲止住了哭,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你好好听着,妈沒想到你会考上,如今你真考上了,若不让你上,妈对不起你;若让你上,妈供不起你,我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妈给你交上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后,你能考上前三名,能免费,你就上,不能,只好算了。妈实在没那个力量,孩子!看你自己吧!刚才看完榜,我巳经问清楚了,前三名可以免费。”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记得母亲常对我说,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而我要自立,就必须读好书,学好本领。如今考上了国立学校,不能不上。而家里的经济情况,确如母亲所言。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靠自己!别无选择。

就在这一晚,我下定了决心:咬紧牙,争口气,无论多苦,我必须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多少同学仰望的国立师大女附中啊!我怎么能放弃?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的而又是成功的六年。

 

二,苦,乐在其中


既然下定了决心,我就想好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凭自己的力量苦挣着读过这六年。母亲是说一不二的,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她凭做针线可以养活我,但没有力量再供我读书,我不能再指望母亲更多地帮我,我也不能奢望亲朋的帮助,我家在北京本来也没有什么亲戚,因为父亲是浙江人,从小被人带到天津,学了一门手艺后,定居在北京,从他那一代,与浙江老家巳沒有什么来往;母亲是北京人,她是外祖父母的独生女,外祖父母一过世,母亲娘家就没人了。父亲在北京虽有一些朋友,但人一不在,人情也就不在了,我不能指望谁来帮我。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虽然感到过悲凉和恐惧,但同时也助长了我一种自强自立的心理,加之母亲又从小给我灌输了一种想法,她常说:“咱们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不能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否则,一輩子受气。”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在这里我似乎不应该说父亲的坏话,可我确实记得父亲不声不响,很多事明明刁难母亲,母亲是个好强的人,从来不吵也不哭,我却看出她很生气。母亲忍气呑声的印象,也使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好书,自立!师大女附中在北京是颇有名气的,我不能不读。

开始步入中学时,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一些必要的花销该如何节省。譬如,我住家在东城,学校却在西城,路相当远,同学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而这两样都必须花钱,我不行,于是我决定上下学都步行。这条路线等于把北京的内城走一个东西通城,从我家住的胡同里走到东单,有一段路,从东单经过东西长安街走到西单,其距离相当于走过三个城门,即从崇文门经正阳门到宣武门,然后从西单往北拐,再走两站路,进闢才胡同,才到学校。全长约十多华里,天气好时需一个多小时,若遇狂风雨雪天气,则需将近两个小时。六年中,我绝大部分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天两趟。冬季,往往是天沒亮出门,回来时天巳黑了。北京当时路况不好,下雨时胡同里都是泥泞,雪后冻成冰,像镜子一样滑,跌跤是常有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教科书必须自己买。母亲帮我打听到,东四牌楼隆福寺的废旧书摊上,有卖旧教科书的。于是我就到那儿去搜寻,买一两本容易,要買够所需的一整套,却需费些功夫。后来听说东安市场也有賣的,我也去找过,总之,每次都像沙里淘金一样,好不容易才凑足我需要的一套。这样虽费时费力,但算下来,比买一套新書能便宜三分之二或者还多些。好在当时的教科书都是教育总署编的,一用就是多少年,不像现在这样,在短时间内,内容就有所改变。

从节流又想到了开源,入学之后不久,我就从同学处学会了织毛线,有的同学手里还有织毛衣的书,里面可以学到一些花样和各种衣物的打法,如何收针放针等等,我慢慢练习,也感到很有兴趣,当时有一种很流行又比较讲究的花样,叫‘凤尾形’,十八针一个花,我也学会了。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巳能打成件的东西了。母亲在揽针线活时,也顺便给我揽一些毛线活,我也能挣些钱了。这种收入并不固定,时多时少,时有时无,收入较多时,我不但可以买些纸笔,有时甚至能买一个月的电车月票,或贴补一些家用。教务处管登记购买月票的郭劲甫老师有时问我:“你为什么不月月都买月票呢?”我只笑笑,不作任何解释。

为了达到母亲的要求,顺利地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光考虑在经济上开源节流是远远不够的,要取得优异成绩,我必须比一般同学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加倍刻苦才行。在学习上我给自己立了些规矩,也想了些办法。例如有一句我自己才懂的话,那就是“当天的飯当天吃完,绝不带账。”意思是说老师当天教的功课,一定要当天认真回顾一下,是否当真懂了,若有一点不理解或吃不透的地方,不要含糊过去,当天或第二天问老师,力求弄明白为止。凡是该熟记或该背下来的地方。也一定当天记完、背完,绝不能等到考试前再一起复习,那样做既吃力,效果又不好。当天的功课当天复习,趁热打铁,数量不多,效果又好。过一段时间,譬如一个星期,再回过头来复习一遍。我坚持这样做,没过多久就尝到了甜头,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这个自律规则:“当天的飯当天吃完”,最要紧的是坚持,不许自己找任何理由松懈。

另外,课前的预习也很重要,但我并不是所有的课都做预习,史、地、数、理、化等我不大预习,但国文和英文两门课一定预习。国文是先对照着注解把课文看了,然后再注意听讲,这样,自己原来理解得不对的地方,清楚明白地得到了纠正,原先不明白的地方,由于事先有准备因而更加注意听。英文则是自己先查生字,有准备地听课,首先注意自己的读音是否有不准确的地方,及时纠正;其次,要注意老师讲的文法,英文和中文不同,往往每个生字都查完了,一个句子还是不能懂,原因大多出在文法上。有时也因为英文词汇的一词多义,我们用的大多是非常小的字典,包含不了很多的解释,等老师讲完了,就知道毛病出在哪个单字上了。总之,认真预习给了我很多好处。

后来,我很快发现,上下学路上的时间并不短,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早晨上学的时间,往往做不了什么,因为我要忙匆匆地赶路,唯恐迟到;而下午放学的时间,我就从容了,可以沿着东西长安街缓缓地走,该背诵的东西,常常在路上就背完了,回到家只做需要伏案的功课,这样,我很轻松,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样,做功课要赶到半夜,疲于奔命。

东西长安街这条路,六年来是我走熟了的,尤其是天安门前那一段,可以说非常美,非常诗意,从中山公园到太庙门口,金水桥前,一大片绿荫,都是一株银杏,一株夜合欢,相间而植。银杏都是数百年的老树了,树干高,树冠大,叶子像一把把小绿扇子,迎风摇曳着;夜合欢叶子像羽毛,开花时是一簇簇粉红色的穗子,柔媚而娇美,与旁边高大的银杏树相衬,真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这片树林甚至沿着马路的北边穿过三座门直伸到霞公府。过了王府井南口到东单又是一片另外的小树林,树种虽不再是银杏和夜合欢,但仍是绿荫匝地。每逢走到这里,我往往放慢了脚步,那些参天的大树像是我的保护伞,保护我免受车辆的冲撞。所以,有很多美丽的诗、词、古文,也包括别的理科公式、定理,我都是在这里背诵的。每逢秋季,银杏叶变黄,落滿地面,像一把把小金扇子,我常常找周正的拣起来,回家用毛笔题一些诗词断句,作书籤用,或送给同学。解放后,由于拓宽马路,天安门前这些树早被砍伐了,但它们美丽诗意的身影,至今我仍常常带着感谢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在记忆和背诵方面,我想过一些办法,也积累过一些经验,我觉得凡是理解了的东西就更容易记住,但有些内容不能靠理解,而只能死背的,我自己就想一些让它好背的办法。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例如两汉帝王的顺序,我就在老师的指点下把它编成七个字一句,而且押韻,类似顺口溜的东西:“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篡,淮光明章和殤安,顺冲质帝桓灵献。”为了方便,中间略掉了西汉的吕后和东汉只有一年的汉少帝刘辨,只需记住这两个人在谁之前,谁之后就行了。这样,比一帝一帝地背帝号要容易得多。再例如对古文唐宋八大家,我也是用类似的办法,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背名字,而是把它浓缩成一句话:“韩柳欧三苏曾王”,考试时再把名字添上去就成了。总之,我自己在学习上想了很多办法,大体与此相类。我感到一个人对一件事,只要心向往之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有了钻头觅缝的精神’,总会想方设法达到目的的。

随着年级的增长。我背的东西也多起来。不但文科的课程我都背。就是理科的功课,我也多采背的办法。化学的分子量,分子式,物理的公式,这都不用说了。就是数学的例题和习题,我也喜欢背下来。到考试时,我几乎不用怎么思考就答完了。当然那时的考试,也不像现在这样,老师喜欢出些偏题和怪题考学生。当时,无论什么课,老师也只是出五到十个大题,实行百分制。所以,我这种学习方法到了后来,背诵量也越来越大。学三角时,我甚至连对数表也背。当然这也和我家穷有关。因为那时不少同学,都去买专门的对数表用。我却不行,只能把书后附的那几页背下来。不过,我也发现,我的记忆力,因为背的东西多,记忆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后来,就是上学的路上,尽管我要赶路,可是我还是把头一天背过的东西,在这时拿来再复习一下。有时我边走边背,这种背诵像是给我匆匆脚步的一种音乐伴奏。使我不知不觉中,走过东单、走过三座门、走过东西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走过西单、轻松快乐地走到我的学校。虽然背数学题不是个值得提倡的方法,但确实能锻炼并提高记忆能力,当我背完了数、理、化,再背国文、史、地时,就像走完了山路再走平地一样了。

尽管我平时坚持做到了“当天的饭当天吃完”但是在大考前还是要做一次总复习。当时我家住的是大杂院,无法找个安静的地方,家里又只住一间房,加之母亲还要听收音机,她最喜欢听三种评书,连阔如的东汉,王杰魁的包公案,赵英颇的聊斋,每次播放必听,我当然不敢拦阻她。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小太阳小公主,可以说一不二的,大人都围着他们转,我那时候不行,虽然我也是独生女,但受的是传统教育,小孩绝不能干涉大人做什么或别做什么。为了温课我必须躲出去,那时中南海还是个普通的公园,并不是政要的禁脔,明白了和其他公众场所沒什庅两样,只要买了门票就可以进去,那时的门票和现在比,可说出奇的便宜,中南海里的流水音和万字廊非常清静,我常到那里去温书。带点干粮和一瓶水充当午饭,早晨进去到下午才回家。中南海之外,太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里是皇家祭祖之处,有很多松林,沒有多少游人,也是温课的好地方。太庙解放之后叫劳动人民文化宮了,就在天安门之东,与中山公园相对称的地方。这两处公园是我温课常去的地方,我至今常用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当然,我学的所有课程中,也有我学得不好的。这就是体育课。那时我在全班同学中,个子比较矮。一到分组打球,同学都不大喜欢要我,而且我大多时间都接不到球,反倒是球打我的时候多。体育老师又有个习惯,就是上了课一数人数分了组,她就走了,到下课时她才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她走我也就走了,回到教室去做我的功课去,到快下课时再赶回操场。直到有一次考试打篮球,好容易一个球落到我的手里。我高兴极了,抱起球来就跑,别的同学都停下来看着我,我跑到篮下,一投竟中了。我心里得意得不得了。可是老师脸都红了,一吹哨子气哼哼地说:“不算!”。到下课时,老师集合起全班同学站好队说:“孙亚英出列!”“告诉你,要不是看你别的功课好,体育课给你六十分是照顾你!入列!”。下了课别的同学才告诉我,我连篮球规则也不懂。那叫‘猴儿腚’(当时篮球的规则术语都用英文,猴儿腚就是HOLDING,持球走的谐音),是犯规的。不过从那时以后,我总争取体育考试能达到七十分就行,免得太拉我的总分了。其他的非主课,如音乐、美术、劳作等课,我努力点还是能得到九十多分,唯独体育,确是怎么努力也不行的。

由于家贫,还有一些事是我不能和同学比的。记得在初中时,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大谈她们读的有趣的课外书,如福尔摩斯、亚森罗频、人猿泰山,还有《飘》,听她们谈得津津有味,热火朝天,我心里也很馋,也很想借来看,可是我知道这些书都是大部头,要读须费很多时间,我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想想母亲的话,我必须把自己的精力,专注在课本上。母亲巳把我逼上梁山了,为了争取能上学,我必须争分,连小数点后面的分也要争,因为与名次有关啊!所以我不能看大部头的闲书。应该说,这样的自制力,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还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女附中都是走读生,没有住校的,家住得远的同学,都带一顿中午饭,家境好的同学,多带一些好吃的,中午,教室里常弥漫着一种饭菜的香味。我当时十几岁,正是长身体又是胃口好的时候,同学们饭盒里的香味,十分影响我,而我带的常常是小米面丝榚或玉米面窩头,再加一块大盐萝卜咸菜。为了避开香味的诱惑,迫使我常常躲出去吃。有时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带的干粮都捂餿了,一掰开会拉丝,但为了支持到放学,还要走回家,也必须凑和着吃。这些事,有时我心里也有点难过,不过,一想到以我那个家庭,能取得读书的资格,自己也能争取到好成绩,也就心平气和,无可抱怨了。

中学的六年,我大致就是这样过来的,其中有苦也有乐,就因为这样紧紧抓住一个目标,苦挣苦掖,一直名列前茅,以致初中升高中,高中入大学,我获得了两次免考保送的资格,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乐。

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如果说我开始入中学时,奋发读书的动力还仅仅是母亲的一句话:“女人必须端自己的饭碗”,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情况就有变化了。有一门功课,以它独有的魅力,像磁石一般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国文课,后来被称作语文的。

初一初二的国文课本上,还没有多少文言文,据我记得的有《荔枝图序》、《李龙眠画罗汉记》、《项脊轩志》、《病梅馆记》、《范县署中寄弟墨书》等,我只感到它文笔的简练,这些文章还没有从文采上多么吸引我。当时有些白话文倒触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了一种文学意境的美,如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还有俞平伯和朱自清两个人的同名文章《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些文章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情心灵上的美,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自然景色的美,有的甚至情景交融,使我反复玩味,似乎从其中得到了一种享受。在我的生活里,好像开啟了一个宝盒一样,给我增添了快乐,又像小孩初尝到了美食,促使我贪馋地寻觅。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朋友,是与我对门而居的邻居,她叫朱景晖,是私立慕真女中的学生,班级比我高,恰好也是国文课的爱好者,于是我们课余之暇往来就多了起来。她家境比我好,住独门独院,家里藏书也多。在假日里,我常从她家里借书来读,或爽快到她家去看书。这一时期除了读到更多的冰心的作品外,还发现了两位另外的女作家,就是庐隐和石评梅,我读了她们的《寄海滨故人》和《象牙戒指》,这些作品似乎给我推开了另一扇门,作品中所涵蕴的乡愁,和人与人之间柔婉细腻的感情,让我领略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生况味。这些对我都很新鲜,像芳香开窍的东西一样,开啟我的心智。这时我开始作读书摘录了,凡遇到我喜欢的篇章段落,就用一个本子抄下来,经常看看,像属于我的一个藏心爱玩具的角落,里面锁着我的快乐和享受。

现在,我当年那些手抄本当然早已不在了,时间巳过了六十多年,我又因工作调动,辗转了几个省,很多东西都丢失了。但冰心的一首小诗,因为当时读时印象太深刻了,至今还在我记忆中。她说:

“躲开相思,

披起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地写滿了相思。”

这首诗我曾仔细玩味,觉得它与我抄过的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简练而准确地表达了一种感受,就是人的某种感情是逃避不开的。我在阅读中这样反复玩味、琢磨,渐渐地,别人的表达抒发的方法,不知不觉中,居然也能移用到我的笔下了。

当一个人在知识和性格成长的过程中,能遇到良师益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朱景晖之外,这两年中我还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初一初二教我国文课的黄先生(先生名淑环)。按照当时的习惯,不论男女老师,一律称先生,黄先生是个不到三十岁的老师,和蔼可亲,讲课总是轻言细语,并不严厉,比我们只大十几岁,与其说是师长,不如说更像大姐姐。当时她还没成家,就住在学校后院的的宿舍里,所以有时同学们也到她屋里去玩。有一次在闲谈中,我跟她谈到了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我告诉她,小学四年级练小字时,用的帖是《长恨歌》,开始写时我注意力全在字上,没注意内容,后来日子久了,无意中发现,好像七个字是一句,还押韻的。再逐日练下去,才朦朦胧胧地懂得,内容似乎是写一个美丽动人的生离死别的故事。当时只是生呑活剝,囫囵吞枣,谈不上理解。黄先生听了,说:“你的感觉是对的,那是一首著名的唐诗,作者是白居易,在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里,也是有名的。你从小受到了它的薰陶,很好。”接着她就把全诗逐字逐句给我讲了,讲得很细,不但讲了全篇的意思,还讲了诗的意境,甚至给我讲了诗中的对仗,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等。自从我完全懂了之后,就把这首诗熟背了。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中,给我的啟蒙之作,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还有一件事,使我和黄先生师生之间,更加深了一层了解和印象。有一次作文课,黄先生出了个“春寒”的题目,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从自然景物上取材的,唯独我另辟蹊径,以春寒作比喻,选取了较特别的内容。我写了一个女孩子,和继母无论如何处不好关系,继母生了一个小男孩,她和弟弟在家里的处境,相距悬殊,远不能比,使她经常伤心地偷看亡母的照片。在幻觉中亡母似乎对她说:“孩子!妈永远爱你。”我在篇后的结语是:“应该温暖的春天而不暖,应该慈爱的母亲而无爱,这是什么道理呢?”算是点题。这篇作文似乎对黄先生是一个震动,有点出乎她的意外。她在发作文时,向全班同学读了我这篇作文,讲解了该如何审题,如何从文学的角度窄题宽作等等。其实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女友朱景晖的,她母亲是继母,她并没有对我诉说过什么,我常到她家去,观察到了一些事,因而在我心里有感觉有印象,于是遇到《春寒》这个题目时,很自然地就产生了联想。这件事也使我悟到,要让笔底下能写得好,随时随地要注意观察和思考,平时积累素材,非常重要。通过这件事之后,黄先生更喜欢在课外多教我些东西了。

黄先生有一次主动要教我唱《牡丹亭》中“惊梦”一折中的两段,我才知道黄先生会唱昆曲。她教我的两段是:“步步娇”和“皂罗袍”。我至今还依稀记得这两段的唱词是:“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捲,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黄先生在教我这两段唱词的同时,也教了我中国古乐用的工尺谱,可惜我沒有记牢,至今只记得有“上、工、尺、四”等字。

黄先生既有兴教我唱,我自然会要求她给我讲,于是她给我讲解了这两段,同时也给我讲解了《牡丹亭》的作者和全剧的故事。以后我自己读了湯显祖的《牡丹亭》,和黄先生借给我的洪昇的《长生殿》。自然,初二的我,还只能是生吞活剥,但我能感到作品像诗一样美,《长生殿》比《长恨歌》告诉了我更多的故事,如雷海清骂贼等情节。这两个剧本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黄先生在诗之外,又为我打开了一片园林。

自此以后,凡是我能找到的诗词都抄来读,课本上的东西,巳经不能滿足我了。当时买书是较贵的,我家决没有这种经济力量,即使旧书,相对也比本子贵得多,所以迫使我只能抄来读。这一期间我抄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开始抄时,还只是误打误撞地碰到什么抄什么,有一次在卖旧书处遇到一本陈冠同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全,只有上册没有下册,但我还是如获至宝,核计半天,咬咬牙把它买了下来。发现里面按着朝代顺序,把时代背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一 一都介绍了,我觉得这本书能让我找到路径,找到‘门牌’了。我可以按它的指引到图书馆有目的地借书来读了,因而,可抄的东西也更多了。

抄东西读,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的字无意间练好了,我自己并没觉察这一点,有一次黄先生问我:“你最近练字了吗?你的字怎么比一般同学好了?”于是我把抄东西读的事告诉了先生,先生把我抄的东西拿去看了,发现杂七夹八什么都有,既有历代的诗词,也有散曲小令,甚至有《聊斋》的片段。她似乎很吃惊,也受到了震动,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孩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居然如此喜爱,如此入迷,还沒有找到系统阅读的路径,凡能遇到的东西都抄下来,她很意外。几天之后她对我说:“我把你介绍给高中的国文老师马先生好不好?马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很深的根柢,能教你更多的东西。”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这是我从来没敢想望过的事。马先生在女附中,是大家公认的好国文老师,也是全校出名的最严厉的老师,所以我又高兴又害怕,唯恐马先生不肯教我。在此之前,我曾听班上一位姓阮的同学说过,她家里给她请了家馆,专门教她古文,那束修可是不菲的,我家里绝对出不起这笔费用,若得马先生教我,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我在忐忑中等待了几天,也不知黄先生和马先生是如何说的,有一天,马先生请黄先生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了,马先生问了问我的家庭的情况,又问我自己抄过哪些东西读,还让我背了几首诗给她听,提了几个问题,试试我懂到什么程度,这些,我都战兢自持,一一作答。最后马先生说:“这样吧!只要你肯认真学,我一定教你。以后,在不影响你课内作业的前提下,星期日和寒暑假,你可以到我家里来。我再说一遍,我教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认真学,如果我发现你学得不好,我可就不教了。”我深深地记住了马先生这句话。以后,在马先生课外教我的近五年当中,我对自己不敢有一点放松,唯恐失去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从此以后,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马先生在课外,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给我讲了很多教科书上沒有选入的篇章,到高一、高二时,马先生在课内也教我了。应该说,我从马先生处学到的东西,课外的比课内的更多。在以后的部分里,我会作更详细的叙述。

总之,在初中二年级时,我对学科的爱好巳经偏了,一边自己在寻觅,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推开一扇一扇古典文学园林的大门,发现每座园林都各有洞天,独具风格,各有各的花柳扶疏,各有各的曲径通幽,瑰丽灿烂,取撷不尽,仔细研读,够我终此一生投入了。此时我似乎懂了王国维所说的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学业上,由于爱好的吸引,我巳经开始有所追寻了。这个动力比母亲原来那句话的动力要大得多了。


四、爱国篇


我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这段时间,正值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就被敌人佔领了,成为敌佔区,也叫沦陷区。

在小学时我不大懂事,常听母亲说“亡国奴”,我还不明白个中滋味。到了中学,我渐渐知道了敌人佔领了我的家乡是怎么回事,有些具体的事也让我产生苦恼了。

例如每星期一早晨,学校都有一个“朝会”,就是全体同学聚在大礼堂,听校长或老师训话。每逢朝会,大礼堂的正中,总挂着日本国旗,被我们称作膏药旗的。开会之前要唱日本国歌。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压抑和屈辱。最不可忍受的是唱完像出丧曲一样的日本国歌之后,还有几分钟的默祷,内容是强制我们祈祷日本皇军的胜利,和日本天皇的健康。这几乎像让我们向敌人跪拜一样,心里万分地不情愿,可是礼堂里日本老师也在,为了不给学校惹祸,我们不敢有任何表示。有许多同学常常含着委曲的泪水出礼堂。有一次,一位中国老师实在看不过了,找机会偷偷对我们说:“不是让你默祷吗?默祷是不出声音的,谁知道你们在祷念什么?”这句话点醒了我们,从此以后,每逢默祷,我们就祈求中国军队胜利,祈求早日夺回失地,祈求中国人不再俯首做人,早日揚眉吐气。

具体日期我现在巳经记不清了,当武汉被日本军佔领了的时候,敌人迫使我们排好队,到东单广場去开庆祝会,天上飘着很多个大气球,气球下面挂着一串字:“庆祝武汉陷落!”、“庆祝日本皇军的胜利!”这叫什么事?!强佔了中国的国土,还让中国人去庆祝!我们这些平日文文静静的女学生,都恨不得用弹弓把气球打下来,可那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又敢那样做呢?以后,凡有地方被攻占了,必逼我们去庆祝,大家真是忍气呑声,不敢言而敢怒。

当时我们师大女附中的师生们,在力所能及的範围内,对日本侵略者,还是有过一些反抗行动的,有些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影响,不动声色地向我们灌输爱国主义。譬如几位教音乐的老师,不在课堂上,在底下偷偷教我们唱抗日歌曲。不敢印歌片,老师口传心受,她教一句,我们唱一句,如《松花江上》、《放羊的王二小》、《保卫黄河》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做《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唱起来真让人热血沸腾,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全部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刻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自己安康?谁让我们流浪?谁让我们逃亡?谁让我们国度论丧?谁让我们民族滅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顾自己幸福,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首歌是我们当时最爱唱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唱了一遍又一遍,但从来不敢高声。尽管如此,祖国在我们心里是神圣的,对侵略者我们有无比的仇恨,爱国主义在我们心里日渐生根发芽。

国文老师也用文学作品向我们暗示,讲完正课之后,给我们讲陆游的诗,“遗民淚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连素称颓废的李后主词,都成了激励我们的作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老师只讲解原作本身,不讲题外多余的话,可是同学们都听出了弦外之音,明白老师是什么意思了,大多人咬住嘴唇,强忍住泪。甚至连辛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都使我们产生向往和憧憬。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不约而同地都藏着四个字:“抗日救国”。

在那黑暗的苦难的岁月里,广大的北京市民们都在隐忍着,受着煎熬,等待着,盼望着。

在和平的岁月里,中学的外文课只有英文一门,可是在抗战的八年中,国立和市立中学的外文,却变成了两门,日文和英文,日文所佔的课时还比英文多。初中时,教我们日文的老师是一位中国的女老师,名叫刘孝懿。当时在同学中有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大家对日文这门课,都很反感,像牛不喝水强按头一样,都不愿意学,都不用功,仿佛谁在日文上用功,谁就成了汉奸一样。那时大家还不懂得学好一门外文,将来是一种工具,对日文这门课像对日本侵略者一样恨。刘老师似乎很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状态,上课时她只管讲,同学偷偷在底下看别的书,她也不管,考试也不十分严格,只要说得过去就行,因此,我们对刘老师从来都不当面恶作剧,只是背后戏呼她为“刘小姨”。

后来,换了一个日本男老师,叫篠原利逸,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黑边圆眼镜,鼻下留着一小撮日本鬍,脚步声很重,一副武士道的架势。他不太懂中国话,但对我们很严厉,可以说彼此都存在着敌意,有时他故意折腾我们,我们也有意和他对抗。例如上课时,他要我们起立,齐声说:“篠原先生早安!”,然后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全班将近五十位同学,只要有一位同学鞠躬不足九十度,或超过九十度,全体都要重来,所以每次上课光行礼这一件事,往往就要折腾一刻多钟,同学们都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就想法收拾他。“篠原先生早安”这句话的日文说法,用中国话音来表达就是:“希诺哈拉森赛,喔哈哟嗚!”我们就利用他不懂中国话之便,大家齐声说时,故意说成“唏哩哗啦孙子,唉哟!”(‘孙子’是当时北京最普遍的骂人的话)他当然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听得出来味道不对,愣了一阵,叫我们一个一个地说,当我们每个人单独说时,他听着又都是对的。全班都说完了,大家再一起说时,又成了不对味的,折腾了半天,他找不出毛病在哪里,只好作罢。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次胜利。下课之后,我们把这事讲给中国老师听,中国老师也大笑不己,但也为我们担心,叮咛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他们日本人可讲究打学生的。”

又有一次,我们真的全班挨了打。有一段时间,篠原上课喜欢穿一身白西服,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把手撑住讲桌两边,身子往讲桌上一靠:“哇咧哇咧哇。”然后把背往黑板边上一靠:“哇咧哇咧哇。”我们抓住了他这个特点,就商量好办法。派一个同学到教室门口看着,只要他拐到往教室来的这条路上,就发出信号,另一个同学马上从墨盒里把带墨的丝棉拿出来,迅速地往讲桌边上抹一下,往黑板边上抹一下,然后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等。上课之后,果然,他的两个习惯动作来了,结果自然是雪白的西服上,前边一道黑,后边一道黑。我们原希望他下课之后再发现,不幸的是他在课堂上就发现了。这下他怒不可遏了,用半中半日的话狂吼起来:“什么人的干活?说!不说,打板子,通通地!”我们知道他要打通堂了,还是坐在座位上不动。他把一块一尺多长,大约二寸宽的板子摆在讲桌上,怒目环视着全班,似乎在等待有人怕挨打而说出来。可是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面部无表情地看着他,就这样,大约对视了有五分钟。最后他耐不住了,叫同学们一个挨一个到讲台前去领责。他大概沒有想到,这样的一群小女生,竟会那样从容,一个一个走到讲台前,把左手举得平平的,把头转到另一边,每人两下,任凭他打得多重,沒有一个人叫,也没有一个人哭,更不用说会有人说出什么。打完了,同学们还是静静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气鼓鼓地下课了。全班同学手都肿了,可是我们心里很解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小小胜利,我们班沒有人服软,没有人出卖同学,看吧!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篠原似乎把这件事告到校长那儿去了,训育科的老师到我们班谈过一次话,并没有追究和责罰的意思,大致是说:同学的心情可以理解,以后要注意些,不要太出格了,免得给学校惹麻烦。北平到底被日本人统治着。沒过多久,换了一位日本女老师,她对我们比较客气,同学们也和她相安无事。

有一次,我步行去上学,走在长安街中间,南长街口的地方,这里是个十字路口,往北拐是南长街,往南拐是一路电车往前门去的方向。就在这十字路口,有一辆日本军用卡车从东向西开去。日本军用卡车的车头很短,北京人都习惯地叫它“沒鼻子卡车”,为了防滑,车轮上还绞着铁链子。车开得很快,我听到路人一阵惊诧的喊声,才发现一个中国人被轧死了。汽车却连停都沒有停,照直向西开去,我分明看见车轮的铁链子里绞着人的血肉,血迹印在马路上,渐远渐淡。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血肉模糊的景象,一下子呕吐起来。以后的路,我不知是怎样走到学校的,在这一整天里,这幅悲惨的场景,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我心中抹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沉重而又疼痛地感到了三个字:“亡国奴”!在日本车轮底下,中国人的命只像一隻蚂蚁!

放学回家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脸色都变了,愣了半天,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以后你走在路上,可千万小心,妈只有你一个孩子。”

从此以后,每逢我早晨上学之前,母亲总不忘叮咛一句话:“亚英,路上小心!”即使冬天,我出门时母亲还没起床,她仍不忘叮咛这句话,总从我背后追来一声:“亚英,路上小心!”可见母亲是怎样肚挂肠牵。以至若干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逼着去游亍,被逼着上批斗会,甚至被逼得向死神走去,耳边似乎还常响起母亲这句话:“亚英,路上小心!”

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却并不妨碍两国的老百姓成为真正的朋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居然有一个日本小姑娘,和我成了朋友。

每天我上学从东单向西单走,常常遇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日本女学生,也从东向西走,我们彼此都注意到了对方,但从来不搭话。我看到她从东单的北面走来,猜想她家大约住在东四,或更北面的北新桥一带。我还注意到她不一直走到西单,而是从南长街往北拐,我估计那里一定有一所日本女中,而且一定比女一中远,因为我考女一中时,并没看见有日本中学。(后来知道在丁字街,是当时全市唯一的一所日本女中)

后来,渐渐同路久了,就彼此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招呼了。她穿着白制服,肩上有一块像海军一样的蓝披肩,留着日本女学生常见的‘妹妹头’当时中国女生习惯叫它‘童花式’的,仔细端详她,还长得挺秀气。再后来,同路有半年多了,我们渐渐打招呼了,见面她用日文说一句:“早上好!”我也礼貌地回她一句:“早上好!”到南长街口分手时,她说一句:“再见”,我也同样回她一句。她会一点中国话,我也能说一点日语,我们就常常这样半中半日地交谈着,有时急了,还夹进一两个英文单字来,因此我知道她们也学英文。后来我们互相通了姓名,她告诉我她叫春名美津子。开始,我不知她心里是怎么样的,我对她却是有戒心的,从来不跟她谈中日打仗的问题。到我高中一年级时,我们相识有三年左右了,几乎可以说是熟朋友了。有一次我试探着问她:“北平好吗?”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沉默了一阵说:“东京,我的家乡,当然家乡好,政府让我们迁出来,我们必须服从。”后来我们的交谈日益加深,她向我透露过:“我和父母都不赞成打仗,我们是日本国民,天皇的命令,必须听从。”这些,要算我们谈心谈得最深的话了。

美津子曾邀我到她家去玩,告诉母亲后,我去了。原来她家就住在东单北面一点的米市大街,并不像我猜想的那么远,家里只有父母和她三个人。父亲是做绢人的手工业者,这种绢人,日本人叫‘人形’,是日本家庭中很常见的一种摆设,看来他们就是以此为生的。家里并不大,前面是两间铺面房,后边是住的地方。她父母待人很客气,不大干预女儿和朋友谈什么,父亲仍忙他的手工活,母亲常常给我和美津子做一种点心吃,用江米揉成指甲大的小丸子,煮熟后在汤里加点糖,用托盘端给美津子和我各一碗。我道谢后就吃掉,我母亲也有时做些中国的小吃送给他们,他们很讲礼貌,总说“好吃,好吃”,且称谢不巳。日本人的礼貌有时让人很吃惊,尽管我是他家女儿的客人,但是每当我告辞时,他们一家三口总是送到门口,深深鞠躬说“再见”。所以到美津子家去作客,我没有压抑感。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我们正放暑假,有一天学校忽然通知,第二天都到学校去,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我在书包里简单带了点文具就赶往学校,进了校门之后,就感到气氛不同于往日,老师们在快步走来走去忙着什么,好像在憋着一股强烈的喜气。同学们看着神情凝重的老师,心里有些茫然。过了一会儿,老师要我们都到大礼堂去,一进礼堂,我们都愣住了,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礼堂正中挂的不再是日本的膏药旗,竟出现了青天白日滿地红的旗帜,而且中间还挂着孙中山先生像!我们面面相視,简直不敢相信,是不是日本真的战敗了?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大家都被一种将要被证实的巨大欢喜冲激着。有人脸上巳经挂着泪水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八年了,我们再没看到过中国自己的国旗,多么亲切的中国国旗!再也不挂那个屈辱的太阳旗了!我们怎能不喜极而泣呢?正式开会了,校长石砳磊先生郑重宣布:日本军队无条件投泽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句话刚出口,礼堂里一片欢呼声,同学们都互相拥抱了起来,脸上是挂着泪的笑容。一会儿,音乐老师在钢琴上奏起了中国国歌,我们齐声唱起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当时我们还没有国共两党的概念,心里只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国歌,八年都沒敢大声公然唱的中国国歌,今天,我们能在大礼堂里尽情地唱了,大家都高声地唱着,声音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唱得感情充沛,唱得慷慨激昂,唱得揚眉吐气,同时眼泪却是无论如何都擦不干了。

当校长、老师、同学代表到台上相继发表热烈的庆祝讲话时,我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拉我的衣襟,我回头一看,当我和这位同学四目相对时,谁也沒说话,可马上明白了要干什么事。我们大约有七八个同学,一齐从礼堂的后门跑出去,向后院的教师宿舍狂奔,我们要去找篠原,去跟他算这八年来的账!要清算八年来他向我们的作威作福,跑到他的屋门口,门是虚掩着的,我们推门进去,立刻大失所望了,原来,早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一个打碎了的热水瓶在地下躺着。

这天散会之后,我是破例乘电车到东单的,因为我要快一点赶回去。在东单下车之后,加快脚步往米市大街跑,我必须去看看春名美津子,我不恨她,在我心里她不能算敌人,因为她跟我说过,她也热爱家乡,不愿意打仗,希望和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这种时候,我必须去看看她,给她几句安慰或道别的话,我们毕竟作了几年的朋友,她的父母也善意地招待过我。当我喘吁吁地跑到她屋前时,见屋内巳经空了,只有摆绢人的几个柜子还立在屋里,我心里一阵黯然。从那以后到现在,巳经六十年了,再沒见过春名美津子,也沒有任何消息。但我记着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天真无邪的美好的友谊。如果她还活着,该也是七十五岁以上,接近八十的老妪了,祝愿她子孙绕膝,福寿康宁。

日本军国主义残暴地侵略中国,是不能忘记的,日本人民对我们的真诚友谊,也是不能忘记的。


五、师恩如海

自从黄先生把我介绍给马先生之后,星期天或寒暑假我就常到马先生家去了。(先生名桂馨,字芳吾。在学校中,先生从来用字而不用名。名,我是从先生写师祖父的一篇悼文中看到的。马先生的母亲喊她,也总是喊名字的)马先生家住在离女附中校址不远的千章胡同。一个不太大的院落,整洁,清静。北房三间,中间堂屋是客厅,东西套间是马先生和先生的母亲分别居住,东房两间是马先生的书房,先生给我讲课就在这里,西房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女仆的居室。女仆姓李,和马先生年龄差不多,马先生称她“李姐。”每次我去,都是先到北屋,见过马先生的母亲,行礼之后,再到东屋,听马先生讲书。

马先生从初中二年级下半年开始教我,课程的内容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本来高中三年的国文教科书也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编的,马先生从初二带我,时间比三年更从容了,马先生在课堂上教高一、高二两班,当然熟悉教科书里有什么内容,于是有意選教科书上沒有的内容教我,因此我在课外学的内容比课内的要多得多。马先生给我讲的第一课是《诗经》,先给我讲了什么是《诗经》的“六义”,然后选了些具体篇目,大多是十五国风里面的,也有几篇是小雅的。当时我的感受是《诗经》的文字比较古朴,诗作者也很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当时建立的“採诗官”制度也很好。

第一次使我产生奇异感受和深刻印象的是 马先生讲的《楚辞》,选讲的第一篇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马先生无论是单独给我讲,或是在课堂上,讲解都非常细致,总是把句子中需要提出专行讲解的字先讲了,然后再串起一整句来,讲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且马先生语言明快,用词准确,让听的人能懂得十分透彻。句中如有典故,则另行讲明出处和含意。《离骚》很长,是分几次讲完的,通篇读完之后,我知道了这篇长诗是屈原自述生平之作,其中既有叙事的部分,也有抒情和言志的部分,文笔不同于《诗经》那样平实,而是有很多比喻,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互相交织辉映,而全篇又以爱国忧国为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每句后面作为楚语所特有的“兮”字,让我感到十分新鲜,这也是《楚辞》所特有的一种风格吧。后来读多了才知道,兮字有时在句末,有时在句中。在读《离骚》之前,我虽然巳经读过一些叙事的长诗了,但都沒有《离骚》这样的震撼力,也不如《离骚》的古老和绮丽,加之马先生的讲解也生动感人,她全神贯注地讲,我聚精会神地听,听完讲解之后,使我感到屈原的《离骚》真是震铄古今的鸿篇巨制,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空前的。反复诵读,神游其中,几乎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艺术享受。对我来说,好像又找到了一片以前从未发现的新园林。

在《诗经》和《楚辞》之间,马先生还给我讲过些历史的和哲理的散文,也选讲过些《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里面的神话故事,她告诉我“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媧补天”等都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应该知道。马先生在讲解中,经常向我提几个问题,看我是不是真懂了,但从来沒要求我背诵过。屈原的《离骚》,也许因为太吸引我了,马先生讲完之后,我自己把它全篇都背了。在又一次马先生给我讲课之前,我主动提出来:“先生!我把《离骚》背给您听好吗?”马先生有点惊讶,问:“怎么?你都背了?”看我点了点头,她微笑着说:“好!那就背给我听听吧!”于是我就带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开始背,本来在家里背得很熟的,可是站在先生面前,竟慌乱得有几个地方卡了壳,先生并不责怪,提我一句,就又背下去,一直背到结尾‘乱曰’的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先生非常高兴地大声说;“很好!这么长的诗,我沒想到你都背下来了。本来是应该背的,我是想这个作品,对于一个初中学生来说,未免太艰深了些,所以沒要求你背,你自己主动背了,当然很好。这些都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应该背的。”马先生是不轻易当面夸奖学生的,我明白,先生心里高兴了。从这次开始,以后凡是马先生讲了的东西,我就都背了,觉得这样作才能巩固学习效果。日子久了,我渐渐感到背诵也会加深理解。

也许因为我背了《离骚》,先生知道我如此喜欢《楚辞》,接下去竟把《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一连气都给我讲了。这下,我可大开了眼界。读屈原的这些作品,真让我眩晕地目迷五色了,里面竟有那么多美人香草、薜苈女萝、蘭芷杜若、辛夷桂旗等的比喻,有罗列纷陈的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里面写了人神之间的恋情,也有女媭等美丽生动的艺术形象。这些诗作给我整体的印象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些地方又婀娜多姿,低徊婉转。让读者透过屈原美丽的文笔,感受到了他纏绵悱恻的忧国心情,和坚毅执着的斗争意志。他那句“虽九死其猶未悔”的话,以极强的感染力,深印在千年之后众多读者的心里。

读完了屈原这些作品之后,久久让我回味无穷,我自己命题写了一篇作文《汨罗之波》,交给了马先生,大致内容是说我读了屈原作品的感受,汨罗之波里埋葬了一个忠魂,像屈原这样不惜以身殉国的爱国志土,同时又是骚体文学的伟大创始者,以其人格和光辉灿烂的作品,在中华民族中必然永存不朽。千古之下,人们还向水中抛粽子,以期魚龙不要伤害他的尸体,南方还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纪念屈原的。可见屈原永远活在人们心里。马先生对我这样主动背、主动写,都非常高兴,从初二到高三,近五年的时间里,马先生一直乐于教我,大概与我这种毕恭毕敬、虔诚不懈、孜孜以求有关吧。

几年中,马先生一直沿着文学史的脉络往下讲。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史、哲是不分的。例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鑑》等,既是严谨的史实著作,也是优美传神的散文;再如诸子,里面既有政见、为人处世之道,也有寓言哲理,其中更不乏文词优美的篇章;当然,更为广阔的是美不胜收的文学园地。正如鲁迅先生给自己书斋取的名字:“三味”,其中既有稻菽,也有蔬果,更有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些丰富的学术著作,使人的心理性格,吸取充分营养,从而得以健康成长。我觉得,从我十三、四岁,到我长成一个少女这段时间,从马先生处学得的这些东西,像春风化雨一样,不断默默浸润陶冶着我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的性格。正是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和道德取向。而这些巳经铸就的内在内容,绝不是任何蛮横的外力强行“改造”所能改变的。

后来,和马先生渐渐处熟了,我慢慢地敢在先生面前讲出我的是非爱憎等看法了。从而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先生也纠正了我认识上的偏颇。有一次先生给我讲李朝威写的《柳毅》,讲完之后我对先生说:“马先生!这一篇里我最喜欢钱塘君这个人物的性格。”先生有点奇怪,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柳毅而喜欢钱塘君呢?”我说:“书生柳毅见义勇为,施恩不望报,又不畏强暴,能据理力争,使对方折服,当然很好,然而钱塘君嫉恶如仇,豪爽直率,知错认错,听了柳毅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之后,马上避席而谢,这种毫不掩饰的性格,不也难能可贵,十分可爱吗?”马先生想了想说:“不错,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看人要看他各个侧面,不能过份侧重他某一个侧面。你没注意到钱塘君惩罚小龙回来之后,洞庭君问他:‘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哉?’曰:‘食之矣。’你不觉得从这段对话中,看出钱塘君这个人物太残暴了吗?无怪天帝要把它锁在龙宫深处,上天有好生之德。”先生的最后一句话,像一锤重音,久久留在了我的心里。在以后的若干年,我一直铭记在心,应该爱护生民,敬畏生命,任何屠炭生灵的行为,都是罪愆,会使得人神共愤,应遭天谴的。

我不但从马先生讲课中学到很多道理,就是在生活细节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该学的东西。在马先生院里的南墙根,有一棵枣树,每到中秋节前后,枣子就成熟了,马先生往往让我和李姐手执竹竿打枣,她自己在地上拾。有一次,枣子结得很多,一会儿就拾了一大盆。马先生说:“亚英!你尝几个,看甜不甜。”我说:“不,老师先尝,您不是教我‘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吗?”先生笑了笑,抱起一盆枣,边往北屋走,边高声说:“我娘!我娘!您尝尝今年的枣,您不先尝,谁都不肯吃。”从马先生的行动中,我看到了应该怎样孝敬和尊重老人。其实在我开始到马先生家去的时候,母亲就叮嘱过我:“到老师家,要注意礼节,别让老师认为咱们穷人家的孩子,沒有家教。”所以到马先生家,我一直谨言慎行,每次去都先到北屋给师祖母行过礼,才随马先生到东屋听讲。每逢李姐到东屋来拿东西,我总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李姐虽是女佣,但毕竟是老师家的人,且年龄与马先生相仿,严格讲也算我的长辈,按礼节我是理应如此的。每逢我站起来,少顷,马先生总是轻轻说:“你坐下。”从先生的微笑中我能察觉,她并不认为我这个举动是多余的。我从先生处常能学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有时候,马先生在授课之余,给我的一些教诲,也影响了我此后的若干年,甚至大半生。例如,当先生对我谈到读译作时,她说:“我不赞成你太早地读大部头的翻译著作,首先,译笔好的很少,不要让那种欧化长句,影响了你自己的文笔;其次,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些出名著的国家,他们才有几百年历史?怎么能和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相比?咱们中国古典文学中,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你要趁着年轻,记忆力好,把国学打下札札实实的根抵,你一生都会受益不浅。至于世界文学,你当然也该有所了解,但那些,以后再读也不迟。”我确实是按照马先生的话作的,许多世界名著,我都是到了大学国文系之后,学世界文学史时才读的。

另外一次,那时我大约巳到高中了,闲谈中涉及我的事业前途,该走什么道路时,马先生很缓慢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认为,以你的素质,走学术道路,作一名学者,埋头研究点什么学问,对你是适宜的;不然就走教学道路,作一名好的教师,也好。总之,千万不要从政,甚至不要挨近政治,从中国历史上看,政治往往是不干净的。你不可能适应其中的弯转周折,还是老老实实作学问好。”这个话确实影响了我很多年。我大一大二的两年是临近解放的两年,同学中既有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但这两种同学都不找我,我也不接触他们,下了课就钻图书馆。到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后,我每年的鑑定上都有一条缺点,曰“非政治倾向”,但我始终沒拿它当回事,再以后,也被批过“白专”,但我仍固执地认为:党不是要我们“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可要有真本事啊,我“专”有什么不好?专还要分什么白、红?一直到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是旁观者,文革整到我头上了,我不问政治,政治问我了,我从此才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初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发现我在读陈冠同著的文学史,就告诉我,最好找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来读,不但材料翔实,文采也好。同时,还送了我一本谢无量著的《中国妇女文学史》。

我从马先生处除了学到学识、做人、如何选择事业前途之外,书法,也是马先生造就我的。当先生刚接纳我作学生时,从黄先生手里看到我抄来读的诗词,马先生就说:“你的字接近赵体,以后就练赵孟頫的字吧!”还叮咛我不要性急,不可把字练杂了,就专练赵孟頫一家,等有了一定功底,再取各家之长也不迟,万不可一开始就练成个四不像。马先生还送给我两本赵字帖,一本楷书,一本行书。初中我一直练楷书,到高一才开始练行书,我还记得行书帖的内容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练毛笔字这件事我毕业后若干年都没有停辍,一九六零年,下放到四川一个小县城后,因为字好看而小有名气。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各个群众组织纷纷在打派仗,都拉我去给他们抄大字报,说:“你的字人家爱看,看的人多。”以致很多大字报尽管内容针锋相对,字迹却是同一个人的,贴滿了那个小县城的城关四条街,这几乎成了那个小县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到了高一高二,我成了马先生课堂上正式的学生了。原先就听说过马先生非常严厉,真正听她的课了,才知果然如此,师姐们言之不虚。第一次上课,马先生就给我们立了几条规矩:第一,老师讲课时,同学们绝对不许在课堂上讲话。她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她以往教过的班历来如此;第二、不许在课堂上刮铅笔。当时我们听课作笔记,大多用铅笔,而且必须把笔削尖,只有这样才能把字写小。往往用一会儿铅笔就不尖了,必须用刀子把它刮尖。而这个动作是要出声音的,如果几个人同时刮,声音就不小,若相继刮,则此起彼伏,声音不断,马先生不允许这种声音扰乱她讲课;第三、作业和作文,必须按时交,沒有特殊原因,不准带回家去作;第四、在课堂上,需要写字时,可以伏案,不写字只听讲时,必须把手放到背后去,马先生说,所以要这样做,因为高中同学身体正在发育,手放到背后,身体倚在椅背上,自然会昂首挺胸,不致弯腰驼背,另一个好处是,两手在背后,有助于专心听讲,不致去做别的动作。当时听了,虽然大家都笑起来,但是心里明白,这是必须做到的,不是说着玩的,我们从高班同学那里,早听说过了。

马先生立的规矩,绝大多数同学都遵守得很好。但一班有五十人左右,有人总免不了有大意的时候,偶遇有同学小声交头接耳了,马先生也不严厉指责,而是停止讲课,注视着说话的同学。这样一来,大家都会回头看看那位同学,会把她弄得很窘。这样几次,同学们就都不敢说话了。

还有一次,班上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看到了马先生确实是‘军令严明’。那天放学之后是我值日,我先把课堂内打掃干净了,然后去掃教室外的楼道。当这些都做完之后,我回教室拿书包准备回家时,忽然发现一位姓陈的同学,还坐在最后一排,伏案写着什么。我很奇怪地问她;“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她抬起头来,只对我说了三个字:“马先生……”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沒敢再往下问就急急忙忙回家了,因为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天我问马先生:“昨天陈某某怎么了?”我把昨天的情况和马先生一说,马先生笑了说:“她没按时交作业,我让她不作完不许回家,我在教员休息室等着呢。”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若是某某某、某某某不交也还罢了,她不交,哪怎么成?”从这句话我明白了,马先生对自己比较喜欢的学生,是要求得更严格的。我暗暗警告自己,学习上一定要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然,马先生会伤心的。

马先生在堂上讲课,也像个别教我时一样,字、句、段讲得十分清楚,然后讲全文中该注意的是哪些地方。马先生讲课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任何一篇古文,经她一讲解,都有声有色,十分吸引人,听马先生的课,几乎不希望下课的钟声响,而希望多听一会儿。有时从佈告栏里看到马先生请病假的条子,同学们会很失望,觉得今天缺了点什么。我想,有这个感觉的,班上绝不止我一个人。

马先生教我们读书一定要仔细、认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讲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有几句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马先生问我们:“大家说说,‘裹足不入秦’是什么意思。”同学们都回答是把脚裹起来,不到秦国去。马先生说:“按字面看,是这样解释,但不尽然,同学们要知道,古代男子有一个习惯,在将要出门上路,待发之前,总要裹足,就像现在的兵士打绑腿一样,目的是便于走路。这里的意思是说,裹足待发而不入秦,这就比单纯不去秦国厉害多了。也就是说天下士人到别国去,为别国所用,偏偏不到秦国去,不为秦国所用。那么,作者李斯为什么不把‘待发’两个字写出来呢?因为当代的人都明白‘裹足’这个习惯,因之他沒有必要点出来。事隔千年,我们沒有这个习惯了,所以必须提出来讲解清楚。懂得了这一层意思,底下的‘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才有着落。”马先生讲课就是这样细致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放过,使听课的人很不容易忘。

另一个例子就是讲韦庄的《秦妇吟》时,诗中有两句:“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悬尸巳作灰”,马先生问我们:“你们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有同学答是烧死的,有同学答是吊死的。马先生说:“认为这个女子是吊死的同学是细心的。这两句诗,仔细读来,不但写出了失火的前后过程,而且还写出了火中这个女子的心态。凡失火时,必先起滚滚浓烟,然后火势大了,火焰才会跳跃翻捲,四处曼延。这个女子在浓烟将起时,求生的欲望还很强,大声喊叫,希望有人救她;到火焰从四围烧上来的时候,她绝望了,知道非死不可了。她衡量了一下,与其被火活活烧死,不如吊死来得好过些,所以她採取了悬梁。等火烧过来的时候,烧成灰的只是她悬挂着的尸体了。”我们仔细品味原文,果然像马先生讲的这样。马先生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引导着我们如何更细心地读书。马先生还告诉过我们,尤其是读诗词,要咂摸着滋味读,如果只大略看过去,会有许多味道沒品出来,如身入宝山,空手而回。

马先生不只是要求同学们严格,她自己也确实以身作则,给我们批改的作业或作文,都按时发还,从沒有拖过时间。尤其她批改的作文,像她讲课一样仔细,一丝不苟。错误的地方都加以改正,自不待言,先生认为写得好的地方,句旁加点,句后加圈,少者一个圈,多者三个圈。批语也不止一处有,作文本顶上有‘眉批’全文最后有‘尾批’都批得很着力。先生当时教三个班,每班都约有五十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先生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而先生从来一丝不苟,高质量而守时地发还到我们手里。老师如此,我们自然也不敢马虎,两年在马先生的课堂上,我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

马先生每次发作文时,总要占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解全班同学作文中的不足之处,只讲问题,并不点名。从标点符号到错别字,然后是用词不当,或审题命意的不妥等等,凡所有问题,无不讲到。这样,不但使作者本人明白错在哪里,也使全班同学受益。马先生为了鼓励同学们的上进心,在发作文时,前十名总是按照顺序排的,最好的放在最前面。我很荣幸,往往是第一个被叫起来去拿作文,每当此时,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我总是又羞涩又高兴地、面红耳赤地走到讲台前,把作文领回来,甚至不敢抬头看马先生一眼。马先生从不在课堂上读她认为写得好的作文,而是发完之后再收回去,然后贴到全校同学都看得到的成绩栏里。女附中从前院通往后院,有一条很长的过道,左面是佈告栏,右面是成绩栏。我和其他班同学的好作文,常被公布在这里。以致有的同学常开玩笑说:“孙亚英是马先生的高跟儿(当时同学习惯用语,即高足之意)。”

有一次,马先生出了个《寄天涯故人》的题目,让我们作文。我选写的内容,是寄信给一位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被逼辍学成婚,她为坚持继续求学而毅然出走的姑娘。当时正巧我们刚刚读过几篇骈体文,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李华的《弔古战场文》,那琅琅上口的铿锵韵律,还在我们少女敏感的心头跳跃,于是,几组对仗排比的句子,很自然地就出现在我笔下了。例如:“只为了不愿在华堂红烛下,俯首作家庭的俘虏,而毁弃了美丽的憧憬,于深夜时,伴着星光月色,毅然挣脱覊绊。宁为碧海青天间遨游的海鸥,不作金笼翠架上被系的鹦鹉……”马先生在这一段文字旁,默加了密圈,顶上的眉批是:“摇曳多姿,顾盼自喜”。中间我还写了叮咛故人的一些话:“千般小心,须防一时失闪;万种谨慎,着意瞬间疏忽。”结尾处我是这样写的:“飞絮飘花,徜徉东风时,丁香影下遗失了故人微蹙的眉黛,如今,金风瑟瑟,红叶蕭蕭时,故人的芳踪,依旧迢遥。”这里,马先生的眉批是“无限深情”。篇后的尾批也是很长的,可惜我不记得了。这篇作文不但在成绩栏里张贴了,马先生还建议我投到报上去,我胆怯地投给了《新生报》,很意外,真的刊发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作品,那年我大约十六、七岁。

高中二年级时,女附中全校举行过一次作文北赛,马先生推荐我参加,高中的作文题是《读书与做人》,结果我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得了校长奖的一个铜制方形大墨盒,盒右方的一行小字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师大女附中作文比赛第一名奖”,左下方的一行小字是:“校长石砳磊”。墨盒中间有四个双钩笔法的大字,是“剑胆琴心”。

现在我巳经七十七岁了,再翻看高中时的作文,连我自己都实在不喜欢那种纤丽排比,刻意雕琢而又内容空泛的文风。记得在高三时,马先生曾对我说过:“你的文章有一种灵秀气,但总的来说,花团锦簇的成分太多。希望你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逐渐走向社会人生派。”如今,马先生早已仙逝多年,若先生还在,不知她对我将如何评价?又将何以教我?

让我回来接着叙述马先生的教学。

马先生教课虽然严肃,但也不是总板着面孔的。有时夏季天气很热时,同学们容易犯睏,马先生就常常利用讲正课之余的一点剩余时间,给我们讲一些文人小故事,同学们非常感兴趣。虽然这些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考试时也不会考,但同学们听得兴趣盎然,至今六十年左右了,仍记忆猶新。

马先生似乎很喜欢苏轼,讲的故事中,关于他的居多。例如有一次她讲,苏氏三父子加上苏小妹,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这些诗都各见性情。在这里马先生也提到,正史并沒有苏小妹这个人,她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后世的章回小说和京剧中还有“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因此就不妨姑妄存之。这四个人的诗句分别是:老泉的为“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东坡的为“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子由的‘冷’字句巳散佚不可知,‘香’字句为“梅花弹遍指头香”;以苏小妹的最为纤巧华丽,曰“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女儿特点毕露。四个人的诗句颇为传神。

马先生还讲过东坡和他的僧人朋友佛印,以佛家语对对联,联曰:“三过其门老、病、死;一弹指头去、来、今。”颇富哲理,又对仗工稳。

马先生还讲过一个东坡才思非常敏捷的故事。一次,东坡到友人家里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家里有急事。主人也是个文人,就用三种果名,一种药名来挽留他,说:“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东坡也脱口而出地也以三果一药回答了主人,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的才思敏捷,给我们留了深刻印象。

马先生也有时讲些带文学性的谜语让我们猜。例如谜面“张翼德查户口”打唐诗一句,谜底为“飞入尋常百姓家”。谜面“不是霸王,是霸王的兵”,打一装饰物的原料,有同学猜是项链,马先生说:“有一点道理,霸王的兵当然是项羽练的,但‘不是霸王’一句就沒有着落了。”原来谜底是“翡翠”二字,紧扣谜面两句。还有一次,马先生讲了个最难的谜语,全班同学谁也没猜着。谜面是“山在虚无缥缈间”,打一字,有同学猜是“嵩”字,马先生说:“不对,要在‘虚无缥缈’四字上下功夫。”同学们实在猜不出了,最后,马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个“四”字,我们还是不明白,马先生说:“大家看看‘四’字的框框里,空白的地方是个什么字?”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框框里的空白处恰好是个“山”字,紧扣谜面“虚无缥缈”四字。这些虽都是些雕虫小技,可也颇锻炼人思考能力,而且文学意味很足,所以至今记得。

有一次马先生似乎兴致很高,讲完课给我们作了个文字游戏,把下面一组文字以顺时针方向写成了一个圆圈:“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巳暮”,既是个圆圈,又沒有标点,先生要我们把它读成一首七绝。我们傻了,怎么也读不出来。马先生笑了说:“每句退几个字就读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的:“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巳暮,醒时巳暮赏花归。”马先生由此说开去,还讲到了中国所特有的廻文诗,正着念也成诗,倒着念也成诗,而且都有诗意。先生说,只有中国的文字,才能这样极为精巧,又极具艺术性地运用,除中国之外,任何一国文字都作不到。我们中国人应该为祖先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优秀的文字而自豪。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振奋。

到高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在课内不再教我们了,换了一位徐先生给我们上课。但马先生课外仍教我,这时,马先生换了一种教法,不再逐字逐句讲解那么多了,很多都是先生列出书目,让我自己看。如明人小品、四大才子书,《儒林外史》、《镜花缘》、《聊斋志异》、笔记小说《剪灯新话》、《石点头》等,我读了之后,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先生,定时给先生交读书心得。先生也重点给我讲了些东西,如写有《两当轩集》的黄仲则。马先生说,许多文学史中不收入他,即使有的本子收入了,也只是寥寥数语。先生说此人是个该受到重视的作家,他年轻夭折,但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诗作,写山的作品很有李白的意韵,而抒情的诗作,有的几乎可以说直追李商隐。黄仲则的“事有难言天似海,魂应尽化月如烟”的诗句,高中时巳通过马先生的教诲,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此外,马先生还给我讲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侧帽词》,他的几首悼念亡妻的词,深深地感动了我。

马先生在课外教我,足足有四年半时间,尽心尽意,一直送我到高中毕业,从没收过我任何一点点报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师恩,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我一生中,无论在专业队伍里任语文教学工作时,在科研单位任编辑时,或下放到基层,写我不熟悉的工作总结、商业单位的工作报告,甚至越俎代庖写领导的发言稿时,都沒有难住我,而令领导滿意地胜任下来,这不能不说是马先生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在很多次工作后,我都以感戴的心情思念着马先生。马先生在做人上,也影响了我,往往在政治运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看一个人的为人是看得最清楚的,当文革中我遭到泰山压顶的政治冤枉时,曾有人向我诱供:“你揭发别人可以減轻你的罪责,现在要看你的立功表现了。”这时,我想起了马先生,她教我君子慎独,暗室不欺心,我拿定主意,沒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不实之词,宁可自己背负莫须有的罪名,硬着头皮顶着。几十年我坦荡而问心无愧。这个道德基准,是马先生给我的。马先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影响着我。我从四川那个小县城调走时,单位同志给我作鑑定,一位领导说:“什么工作交给孙亚英,放心。”回归专业队伍后任编辑,今年我退休巳经十八年了,我当年的同事和给我撰稿者,至今仍认为我是个认真负责、不徇私情的编辑。很多当年曾给我投稿的学者,明知如今我无权再给他们发稿了,却仍和我保持着朋友关系。这种认真对待工作,与人相处以真心换真心的精神,是马先生铸就在我身上的。马先生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事业道路,马先生的师恩,我终此一生都报答不完。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说子女对母亲的,马先生虽不是我的母亲,但这两句诗用来形容我对马先生,应该说一点也不过分。

真个是师恩如海!

尾声
师大女附中毕业后,我免考被保送入了师大国文系。那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全部公费,学费、杂费、食宿费一概不交,只要能考进去,用我们当时同学的话说,就是白吃白住白念书。平心而论,当时的政府对教育事业,育人的百年大计,培养师资,还是十分重视的。我就是凭着这一点,沾了当时制度的光,才得以读完大学。

大学毕业时是1951年,巳是建国之后。组织分配我到中央党校(当时叫马列学院)语文教研室工作。

上述这些就是我怎样读完中学和大学的实际情况。至于文革中潘某人数次责问我:你家里穷怎么上得起大学?这种想当然的推理逻辑,真像昆剧《十五贯》中过于执的逻辑:“油葫芦既好吃酒,必定赌钱”、“苏戍娟既然艳如桃李,怎能冷若冰霜”实际上这二者沒有必然联系。这种推理,有时候是很害人的,在《十五贯》剧中就几乎错杀了两个无辜者。在政治运动中,这种想当然的推理也非常可怕。我党一向讲求实事求是,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我衷心祈盼少几个过于执,多几个况钟。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还不如封建时代责任心强的官吏。

五柳村编者跋  本文是作者赐稿,本来首发在Anyp的[五柳村文粹],这个网址后来被永久锁定,看不到了。还有发在北美新线博客的,分 成上、下两篇。但这个博客现在需要登记为他的用户才能看见,而且那里曾被要求关站整顿,结果整顿得下篇没有了。但作者立志求学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今天也是特别需要的。便找出备份的全文重新发在这个新建的BLOG中。---2010年5月29日。

2005年8月25日在北美新线博客发出的《家贫也读书》(上)还在。


【跋】本文是孙亚英先生在五柳村发出的第一篇文章,她和她的丈夫毕可生先生都是五柳村热心的读者和作者。两位的人生经历都很坎坷,再次邂逅相遇时已过知命之年,难得彼此相知,相濡以沫,晚年幸福的度过,诸事具见于他们留下的文字,除《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外均曾在五柳村首发,因各种原因大部消失,幸被转发得以保存下来的也不少。2016年7月3日得杜光先生信:

刚才接到一封电子邮件,孙亚英已于昨天早晨因肾衰竭去世。我虽然早就从她的来信和电话里知道她身体不好,但一旦得知她不在人世,还是十分难过。我 同她相识于五十年代,都在马列学院工作,却很少接触。五十多年后,我从“五柳村”网和《炎黄春秋》上读到她的文章,从你那里得到她的通讯地址,才同她建立 联系。她多次来信来电话称赞我的文章,并向她的许多老中青朋友介绍我的思想观点。现在突然逝世,我深有痛失知音之感。我知道她在兰州有许多老中青朋友,她 上路是不会寂寞的。

1951年孙亚英先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即与杜光兄相识,而后多年天各一方,不知彼此情况,因《五柳村》又重逢,有关文章即在此陆续发出。感谢网络!   2016年7月4日

父亲(阿城)

March 11, 2017

父亲 阿城.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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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民国记忆

August 19, 2017

我的民国记忆大约有十二年的时间,即1937到1949,要说,还得打个折,人不是生下来就有记忆的,我的记忆应该开始于三四岁,人说童年的记忆最是牢固,此言不虚,七十年过去,儿时家门前那小河,小河上那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以及那一座座高高的石拱桥,连同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依然沉积在脑海深处,静静地,而一旦触动,一切便再无法安宁,现在的我,正是这样的心境。

一、硝烟中,走来一个我

我生于民国26年,丁丑六月初六,公历1937年7月13日,地点嘛,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江南名城无锡,新街巷口,那里离钱钟书老家仅百步,往东不远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往南就到了无锡国专,那是曾经有浓墨重彩记录的一所名校,出过多少大师级的人物。1937, 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承载了太多艰涩民族记忆和复杂历史情思的年份,一场与民族存亡和世界走向相连的大战,使得1937的所有人和事都笼罩在厚重而灰暗的历史光影下。正是在卢沟桥炮声之后一周的某个时辰,在水乡无锡一个小弄堂的一间八平方小屋里,我,呱呱落地了。在这个特别不该诞生的时刻,这个世界这个家庭 却多了一个我,真是灾难之上加灾难。听比我大17岁的大姐说,七七事变没多久, 战火就烧到了江南,(举世闻名的“凇沪会战”是8.13), 举家便“逃难”了。家乡谚云:六月六,狗淴浴。那是何等难耐的酷暑。我只能想象:父亲母亲拖儿带女,带着日用家什,从城里向我外婆家张泾桥转移,那是一幅怎样狼狈的场景。船到镇上,还得步行数里,就这时,意外发生了:或许是太热了,或许是饿了,更或许我天生胆小,反正大队人马走上田埂小道时,我竟肆无忌惮地大哭起来。只有母亲最深切预感到了哭声可能给全家带来的灾难,于是把襁褓中的我放到田边草丛里,希望碰上哪家要孩子的好心人抱了回去。那场面肯定有点悲壮,我能想象到母亲的泪水和哥哥姐姐低声的喊叫…..大 家还是继续前进,而我的哭声则更加声嘶力竭。这些,当然都是长大以后听说的,是二手货,细节上难免有不准确之嫌。可就在他们走出不到半里地,我父亲突然义无返顾地回过头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抱起,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叫孙正荃的我——回望茫茫逝去的岁月,我想,生活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像是座迷宫,还没有学会行走就已经没有了方向。或者也可以这样去思考:我之终于成为我,正开始于漫漫人生征途上这一令人颤栗的情节之中!

后来,好像是在我上学后,我曾几次到过那个小村。那时外婆已经故世,只有舅舅和舅妈还在。记得那老屋是在一条小河边,小半间屋子伸到了水中(几十年后在绍兴参观徐渭的“青藤阁”,仿佛让我走进了梦中的外婆家),打开一扇永远叽叽嘎嘎的木门,便是十来级台阶,台阶是终年湿漉漉的,像我这样从城里来的孩子是禁止去那里嬉水的,只有大人,每天在码头上淘米洗菜乃至倒马桶。其实,江南水乡家家尽枕河,现在时兴了,这也成了景观,还建造了许多仿古的东西,弄得处处弥漫着商家气,比如周庄、西塘、朱家角......我看远不如我外婆那里古朴真实自然。我心底对故乡的记忆和爱恋,实际上只是儿时那一点点细节回味,但它却常常魂牵梦绕,以致在四十年后的牢房里,那么清晰地映现了那条小河,以及那十来级湿漉漉的台阶.....

我是不是摆脱不了人生开篇的这个阴影,常常会把自己的坎坷回溯到那场声嘶力竭的哭声。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生活并非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们的记忆。这话说得真好。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从1937至1977,或者准确一点说,从1957年 大学毕业到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献身”二十年,这漫漫征程竟是一条通向牢狱的路。难道真的缘于我记忆中那个不那么美妙的开篇?至今,我保留着一块长长的布 条,那是从一条破床单上撕下的,上面还有斑斑血迹,写着一首诗:《狱中叙怀》,那应该是我生命历程的见证。起首有个序言:“余出身清贫,十二全家得解放, 十六读书上北京,一九五七年七月投身革命,时年二十。一九七七年七月,恰逢四十,猝宣布为‘反革命’,投入大牢,至今已四百天矣。狱中辄思妻儿挚友,昼不得安,夜不成眠。‘四十不惑’谈何易?遂乘有笔墨之便,一气草成此篇,以自勉并告狱外亲友。”日期是“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写好后一直藏在棉被里,现一 字不改,抄录于次:

人生看我多痴騃,我看人生却斑斓。君不见柴门筚户长成人,未尝黯然泪涔涔。君不见廿年颠连到如今,气节铮铮无瑕心。文章千余篇,绩少多艰辛。恨无倍努力,耿耿为人民。今日骨鲠遭灭顶,尔曹绠短怎汲深?无怨恨,涸辙之鲋无相助;终不悔,鱼蟹入簖难返回。君不见,无端霜雪纷纷下,千年史册此景数不胜。//驾小桴,遨沧海;仰天笑,盖波涛。岂惧扁舟戗水行,但悲赍志早下碇。切莫言,十载砥砺成一囚;更莫言,四壁皆徒恰似榇。君不见,兴艾除兰千古冤,谗言诳语旷世仇。何足畏,何足忧,惟有悲愤溢心头:怒问昊天何罪有?域外罕见域中多。此情此愫若可没,冥冥干戈应未休。//遥望挚友思绪腾,长叹掩涕梗无声。遥念亲人心怆然,骋目四海义凛凛。无愧亲与朋,无憾死与生。寄语汝等解我心,横眉笑看鬼蜮横。铁窗终将为我开,春风终将向我吹。君不见我簸功名如糠秕,岂顾临终执绋人几多?君不见,神州大道如青天,迎面奔来战友万万千。我当怒目挥戈斩阎罗,回眸喜迎红日曜九州!

历史那一页早已翻过,现在的我,既无须适应政治的需要,也不必接受金钱的摆弄,我可以坦诚面对自己,写写读书,写写生活,写写当喉舌的经历,写写“文革”动乱,也写写坐牢的故事(注:本篇是回忆录《不容青史尽成灰-----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之第一章)。我相信,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过去,然而,它蕴含的人生意义不会过去,就如同我们先辈身上召唤和闪烁的精气神并未过去一样,依然为后代感动,所以我以为,这些私人档案一定会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二、记忆首页:父亲之死

同民国时期许多市民阶层的家庭一样,我的家也是靠父亲一人支撑的,他在无锡近郊 南方泉的一个丝厂里当技术员,早出晚归,母亲则一手操持家务,到我出世,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最大的是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和二姐,她们也只有 十五六岁,都在中学读书。我们家是标准的“平民”和“贫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日子显然还过得下去,平稳而有 序,虽说是沦陷区,但百姓生活似乎基本照样。

对父亲的一点点记忆大约是在三四岁:晚饭,我总要等父亲回来再吃,或许是想享受点特殊,一只皮蛋呀,一块香喷喷的烘山芋呀,我最小,宝贝疙瘩。可是我至今想不起我是叫“爸爸”还是“爹爹”,甚或只是一个字:爸、爹?至于父亲的名字,那是长大后在抄电表的单子上才知道的,父亲去世后几十年间,家里都没改那名字:孙君和。就是连对父亲任何模糊印象都缺失的我,却清晰记得父亲之死!对一个刚刚四岁的孩子,是不是太过残酷了。

1941年夏天的某一天,突然有个认识我父亲的村民慌慌张张闯进门,说是你们家先生出事了……

完整保留在幼年记忆深处的第一章是这样的: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母亲右手牵着 我,左手拉着比我大八岁的三阿哥,先是水路,再是旱路,在田埂上一路小跑,我几乎是被拖着在往前走。傍晚时分,终于到了一个村子。那是一排普通的农舍,屋前一片场 地,周围几棵大树。几经打听几经周折,我们母子三个终于来到一处屋子,跨进高高的门槛,眼前竟是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好一会儿,当母亲认定面前坐着 的那个中年女子就是“顾司令”的老婆时,突然拉着我和三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还没开口就嚎啕大哭。那个女子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手去扶母亲,一边说: “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能这样……”接着又把我拉到她身边,用手巾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这里需要作点交代,根据母亲后来讲的并由大姐二姐回忆补充的大体情况是:那天, 父亲和一个工人一起挑着一担丝从厂里往无锡城里送。(我父亲是这个丝厂的老工人,慢慢地技艺有了长进,亦工亦技,成了“技术员”,夸张些说,有点像是现在 乡镇企业的编外“工程师”,所以厂里也有称呼他“孙工”的。)半路,他们被一伙“土匪”拦截,经过交涉,“土匪” 同意他们留下这担丝,拿了钱来赎。于是两人继续急急赶路。没想到就在前面几里地再次遇袭,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不知为什么(怕永远只是个谜了)决定“杀人灭 口”。另有一个版本说,他们原来可能是不准备杀“孙先生”的,只是叫那工人跪下,一个“土匪”挥起大刀就要从后面砍去,这时,我父亲举起右手想去挡,一下子,四个手指就飞了出去,这下激怒了这伙“土匪”,就连我父亲一起杀了。这个惨烈的故事是在离现场不远处干活的农民事后传给我母亲的。来报讯的人悄悄透露说,那帮家伙的“司令”姓顾,就住在某某村。

司令夫人听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断断续续的诉说后,说:顾司令和他的部队今天下午刚刚开跋,到前线去了。这位夫人表示,“等司令回来,一定转告….”又说,“天晚了,今夜就在这里住下,明天再回去吧。”我母亲千恩万谢。乡里睡得早,胡乱吃过晚饭,我们就休息了。

下面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那是一张挂有帐子的大床,帐子的颜色已有点发黄发黑,我和三哥一头一个躺下了,母亲坐在床边摇着一把大蒲扇,既为我送些凉风又为我驱赶蚊子,我很快就睡熟了,可一觉醒来,母亲依然在轻轻地摇着那把扇子,我问,嗯娘,怎么还不睡?母亲不回答我的话,只是说,快睡吧,外面落大雨了,明天还要走不少路呢。

如果真有菩萨,那我敢说,菩萨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显灵了:一场伴着电闪雷鸣的瓢 泼大雨把顾司令的部队赶回了驻地。接下来的情节是这样的:顾司令在喝水的时候得知他手下的人竟然谋财害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把手里的杯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转身对身边的部下布置,立即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杀无赦!

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被留下来等待消息。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的雨一直没停,虽然雨势已经大为减弱,可我还是只能站在屋门口呆呆地望着场上一片片水塘,看着雨点在水塘上溅起的数也数不清的水泡,我没有悲伤也不知道悲伤,只是看到母亲不断落泪,吃饭只是动一动筷子,我心里有点难过。

最迟也就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几个当兵的押着一个人来了。那个被绳子捆着的人,一见我母亲就跪下了,好像是求我母亲饶命什么的,一会儿,我母亲便跟着几个当兵的走了,好久好久才回来,说是已经把我父亲就地落葬了,那个家伙就在不远处给枪毙了。后来村里有人悄悄对我娘说,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有胆子跑到这里来,那个杀孙先生的土匪,听说你们来告状,已经派人埋伏在你们回去的路上,要把你们都杀了啊。老天爷有眼,天意啊,天意啊!

回到城里没多久,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给了我母亲一些钱就走了。据我大姐后来补充,还有一个情节:那几个男人问过母亲,有没有大一点的男孩儿?母亲说,最大的也只有十五六岁。他们没吭声,其实他们是希望有个男儿参加他们部队的。给了多少钱,我自然也一无所知,但我记得后来家里的米桶、麻袋一下子装满了米,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吧。我大姐说,母亲是个没用的家庭妇女,有了点钱,只会买米。一家八个孩子,最大的大姐刚满二十,最小的是我妹妹,不足两岁,加上姨妈、母亲,至少十张嘴,想想也是,几百斤米能维持多久?可是,不买米,又能干什么呢?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当然,这是我现在说的话。

在那个社会,父亲是一个家的大梁,大梁没了,房子自然也就要坍塌了。我们孙家,就在我四岁上,一下子,衰落、破败,以至卖光吃光,家徒四壁。能说母亲无能?我父亲生于1898 年1月31日,不幸离开人间的时候年仅四十三,留下了四个儿子四个女儿。母亲生于1900年1月18日, 丧夫守寡时才四十一岁。如今,我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独自支撑了瞎子姨妈、耳聋大姐以及我和小妹等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只要一想起她在催交房租、上门讨债人面前的那种无助和无奈,那些屈辱的哀求和独自暗暗的垂泪,我的心就会象刀绞一般的疼痛。而最令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那么迟那么迟才 懂得要好好地孝顺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得了绝症,我携妻将女从青海赶回去看望,第一回买了桂圆蜜枣等许多她喜欢的食品,塞满了枕边的柜子,可是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吃不了了…….那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至今未有一点点淡忘:归期已到,妻子已经叫好了三轮车,我握着母亲皮包骨头的手,一遍遍地说,恩娘,我要走了。她吃力地说,走吧,路上当心。我抬起脚,却停在了房门口,再次转身半跪在床边,说,恩娘,我要走了。她说,走吧走吧...我走出房门,还没踏上楼梯,又一次折返,说,恩娘,我真的要走了。她伸出那干瘪的手,说,勿要弹来缩去,走,走吧....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就是生离死别,我再也没有“恩娘”啦....两个多月后,母亲在无比疼痛中离世:我费力弄到的五支杜冷丁竟没来得及送到她床边。二姐后来告诉我说:那张棕绷床上,一个人印子,汗水浸的。我,心如刀绞,欲哭无泪。

七十个春秋过去,我至今难以想象在那个陌生村子里,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母亲是怎样熬过那分分秒秒的;在此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母亲,又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面对贫穷和孤独,把自己从一个中年女子熬成一个白发苍苍老婆婆的…….她这一辈子,付出了多少,又享用了多少?一想到这一切,我这个父母亲最小的儿子,便没法心安…..

然而,我无法也不敢去查问父亲的真正死因:如果说是真土匪,怎么会有那么严明的纪律?如果说是新四军,怎么会残酷地杀害无辜百姓?记得我二哥五十年代初申请入党那会,曾经关照我说,别再提父亲的死。我想,他一定猜到一种可能,就是同共产党有关系。那时我才十来岁,想起来就有点吓人,后来长大一点了,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这种要掉脑袋的事是不能“瞎说”的,背着这个“出 身”的沉重的包袱,我噤声了几十年。丧父之疼不在失去父亲时,竟在长大成人后,悲乎哉!

几十年后,在一个叫《大江南北》的刊物上,偶然看到一个名字:顾复兴!这不就是 那个“顾司令”吗?这是一本主要介绍当年新四军人物和战斗故事的杂志,这就证实了我十多岁时的猜想。由于我家解放前后 一直贫穷不堪,举家食粥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从读书时起,所有的履历表上一律填 “城市贫民”,但是我心底始终感到一种压抑一种无奈甚至一种不安,我就这样背了半个世纪的十字架。1956年 四月,我在北大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时(第二年反右时党票就飘落在未名湖中了),也没有把自己实在说不清的这段“历史”和“成分”向“组织”说明,我不认为是“欺骗”组织,更不认为“隐瞒”了什么,因为在我18岁纯真的心灵中,我知道,杀害我父亲的一定是“土匪”,决无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可是,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更提供不出任何证人。在那个左祸横行的年代,如果真有人硬要把一个“孙正荃有杀父之仇”的帽子扣到我头上,那或许也只有死 路一条了!

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退休时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上海报界一位原地下党员、资深记者沈某,邀我去采写一位“老革命”,说此人八十多岁了,原省纪委书记,当年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总负责人之一。我的这位朋友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我说,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已给你安排妥帖,任务完成后请你旅游,想去哪儿去哪儿。他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设计好了,可我心里却在想,这位“司令”该是那位 “顾司令”的顶头上司吧!

历史竟有这等机巧!尽管,它在许多时候显得有点残酷。这位司令证实了我半个世纪的猜想。-----难以言说的沉重,突然落地轻松!

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敢去想,父亲的墓穴是湮没在荒烟蔓草中了, 还是早已没有了踪影?我更不曾敢问我的母亲,那年是怎样草草掩埋父亲的尸骨的,插过哪怕是一块木牌了吗,后来还有人去看望过那个土堆没有?我突然感到一阵 战栗,荒草蔓蔓白杨萧萧,我仰而茫然俯而沧然……我找出了父亲唯一一张照片,据说是去世不久前的,四十来岁,满头白发,连胡子也已花白,但满脸慈祥,我放大了这张照片,和母亲同样尺寸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起,一直保存至今。

2002年,原来落葬在无锡八士桥乡下三姐自留地里的母亲的坟地,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迁到政府规定的一个地方。感谢三姐想得周到,她在乡里统一制作的那块一寸宽三寸长 的金属片片上,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并排写在一道了:“孙君和 张云华”。是年暮春,八十多岁的二姐、七十多岁的三哥、六十多岁的我和小妹,专程去新的墓地烧了一回纸,这时,妹妹说了一句她此生最有水平的话:“爹爹姆妈,现在阳间都在动迁,阴间也要动迁了,你们俩就一道在这里吧……”

三、突然长大了

我似乎突然长大了,我好像什么都懂了,我觉得自己可以肩挑千斤重担了。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母亲独自傻傻呆坐时,总会说一句:嗯娘,有我呢!这时,母亲总会紧紧搂着我的头,不断地说:呆话(读作gai,,意思傻),呆话。

那点米很快就吃光了,困顿到揭不开锅的日子好像是突然降临的。我们家肯定说不上 “中产”,但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竟然养得起十来张嘴,如今似乎也难以想象。父亲一死,第一桩大事便是六个孩子立即辍学,从高二到初小,无一例外。不久,女孩出嫁男孩出门。先是二姐。二姐长得最好看,说是“校花”,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小小年纪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介绍的对象张姓,在一个商行做职员,好像是管帐务的,算盘一流,那手小楷更是谁见谁夸,他看中我二姐或与书法有点关联也未可知。随后,三姐出嫁了。父亲去世后她就去了一个丝厂做童工,我看到过她两只手在水里烫得变了形,后来嫁到了乡下陈家,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艰难度日,还时时挨婆婆的打,以致几次逃回城里。大姐呢,孩提时用药不当致失聪,父亲去世时, 她正读高二,尽管成绩呱呱叫,也只能辍学,后来成了我“家庭教师”,对我的人生轨迹影响很大。排在第四的是我大哥,他几经周折,和他一位史姓朋友(后来成 了我大姐夫)在北塘一家杂货行做工,卖肥皂烟酒之类,批发兼零售。二哥远赴甘露当学徒,有年生疟疾差点没了命,带信到家,二姐夫随手拿出了几块钱,母亲对来人说:是死是活,看他命吧(为此事,二哥一直心存芥蒂);三哥的故事更曲折,父亲走时他只有13岁,就到崇安寺山门口一家酱油点当了学徒,只管饭,三年没薪水,其实是做保姆带孩子洗尿布。熬了一年,按规矩,第二年过年(春节)后老板会来通知,如果没通知就是解雇了。三哥脾气特倔,他受不了老板的打骂老板娘的恶气,不想干了,到年初六 ,母亲问他才知他已辞退。一怒之下,母亲骂道:你回来吃西北风呵,讨饭去吧(还说当时扔给他一条破草席)!我三哥转身就离家出走,漂泊上海,蜷缩在今山阴路一堂房阿哥的三层阁上,靠二姐夫一月接济几块钱勉强度日,每天只吃一顿:两个大饼一根油条,白天帮忙带孩子,傍晚步行到四川北路底的上海电信局学收发报....三个月后的考试中顺利通过,被正式录取为“职工”(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甚至比我还惨,可谓九死一生)……

要说,父亲刚走的头几年,日子还过得去,由于家里人员减少,开支也就减轻不少,我记得还能隔些日子给我花三五分钱买根珍珠米或者烘山芋,甚至吃碗桂花芋艿羹。当然,只是我一人独享。那时我应该已经五岁了。真正走投无路是在几年之后。先是陆续变卖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记得的有:锡制的大蜡钎,高约4、50公分,铜铸的香炉,那都是过年或者祭祀才用的;长台,置放蜡钎香炉用,弄不清是不是红木或其他名木的,还有就是一张光可鉴人的暗红色八仙桌,重得两人搬不 动,也卖了。接着是茶几、椅子、角排凳之类,再接着就是母亲房里的家什了,大厨、大床,几乎悉数卖光,后来连大红的木器制品,圆桶、笆斗等,或许是母亲 的“嫁妆”吧,也没保住。每次来人把家具拉走后,我记得耳聋的大姐总要大骂“卖光吃光,卖光吃光....”母亲则只是暗自垂泪。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也就是能吃上两顿稀粥,菜是难得见到的,小碗里倒上一点酱油,就是“菜”了。有时隔夜的饭馊了,用麦粉燺成糊状的“粥”,照吃不误。那时 唯一的“收入”是全家每天“敲瓜子”换来一点钱。这是这样一种劳动:全家把瓜子用小榔头在大砖块上“敲”开,然后在竹扁中反复簸洒,取其“仁”而去其壳 (这个过程极其繁复,一个环节不当就会影响瓜子仁的质量和数量),然后把瓜仁再去换成瓜子,店里就付给一点“加工费”。有时瓜子质量不好,或者“敲”的不 得法使瓜仁破碎过多,这样分量不足就会扣除一些加工费,甚至拒收;如果瓜仁份量超过规定,也会给一点奖励,比如多付几分钱什么的。后来还糊过火柴盒,我还 给附近的人力车夫集中点卖过香烟,把一包烟拆开后放在篮子里,一根两根地卖给他们,自然都是毛把钱的劣质货,卖一包可以挣几分钱。或许正是童年彻底的草根生活,使我养成了节俭勤奋的习惯,淳朴清正的家风,让我从不仰视财富和权势,常年穿打补丁的衣服袜子,过无肉无鱼无茶的清贫生活,再热的暑天也只是用井水降降温,夜里在院子里搭块板子乘凉.....没有埋怨没有委屈,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点点长大。

后来呢,后来烙印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典当和举债了。我因为稍大些了,细节记得比较清楚了。

就在这走投无路困境中,一天,母亲把一个包袱交给我说;“弟弟(她,和姨母姐姐哥哥都一直这样叫我),拿去当了吧,十块钱。”接着又补了一句:“八块也好。”

当铺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青果巷”,大约有500米的样子。母亲送我到门口,一遍遍地叮咛路上当心,靠边走。还特别嘱咐,要直接回家,不要在外面玩……没等母亲交代完,我背着那个包袱就走了。

一进当铺,只见一块巨大的木板上有个巨大的“当”字,恰如一面“照壁”挡住了去 路。绕到后面,跨上台阶,那高高的柜台再次挡住了视线。我吃力地把包袱举过头,勉强放上了柜台,柜台后面的人,我自然是看不见的(稍大一点后读鲁迅文章中 的描写,觉得自己那一幕跟他何其相似乃尔)。

“破棉絮烂衣服,不收不收…..”

“帮帮忙吧…..”

“看你是个孩子,给三块钱吧。”

“最少八块,八块。”

“几块?”里头那个人一边说一边就把那包衣物朝外面推将过来,哗啦一下顺着我的 脑袋身子掉了一地,竟是那么一大堆!我摊开包袱布,想重新捆起来,可怎么弄也没弄成。我是不是哭了?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来,一面安慰我一面帮我捆扎,还帮我上了肩,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到她也把一个包裹送上了柜台。

还没到家,站在门口的母亲便急急迎了过来,接过我肩上的包袱,什么也没问,我却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哇地一声狂哭起来。

家里很穷,可我没怎么委屈过,我依然快乐依然自在,我不可能想到,比起后来在坎坷人生路上的屈辱和艰难,这一碟小菜简直不值得一提。

可以插上一笔的是,1953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时,我写的作文就叫《典当》(好像 原题要求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我高考成绩一般,据后来做我们班主任的冯钟芸先生说,总分还差几分,可那篇作文真不错....仿佛记得,就在那年冯先生 “表扬”后,我曾根据高考时作文的记忆,补记过一篇,今天记述此事前,我翻遍了一包包牛皮纸袋子,想找到那篇重写的作文,可怎么也没能找到,只好再“回 忆”一次,不过基本的框架是绝对准确的,童年的记忆往往最具个性,最纯真无瑕因而最难忘怀。

就在我“典当”失败之后不几天,母亲带我到了福田巷的一个亲戚家。

那是黑漆大门上有两个狮子头铜环的一座宅院。敲了好一会门,才有一个佣人模样的来开门,嘴里还在嘟嘟囔囔说,怎么不揿铃呀?知道我们是来找“舅姆”后,这个女人便朝里面大声喊了起来,这时,就有一个胖乎乎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女人从客 堂里走了出来,一身珠光宝气,一见我娘,非常亲热,这让我有些意外,可她那种矫情又使我有几分反感。在路上,母亲就反复交代过了,要我懂规矩,要叫人,所以没等母亲开口,我就对这个胖女人叫了一声“舅姆”,虽然我知道并非什么亲舅母。胖女人过来拉住我的手,说:“是最小的吧,都长这么长(读chang,高)了,不认得 了。”马上又回过头去对站在后面的佣人说,怎么不去倒茶?很快,两杯有点绿意却不见茶叶的水就端了过来:“吃茶,吃茶。”

我们在客厅里的椅子上坐定,那个胖女人用很高的声调对我娘说:“这么多年了,也不走动走动,虽说妹夫不在了,亲戚还是亲戚嘛。”我母亲连声说是的是的。在东南西北地说了一番热络话之后,母亲欲言又止地表示了要借一点钱的意思。就在这刹那间,我看到了胖女人脸上表情飞速转换的精彩一幕,当时我就有一比:恰如往她嘴里塞了一把盐(走出大门时,我就给母亲说了这句话,被母亲教训了几句!几乎七十年过去了,那个表情在我脑海里依旧是那样戏剧化。)接下来,胖女人历数她的艰难,诸如开销大啦,物价涨啦,维持个门面不容易啦等等。我便要拉娘回家,母亲却似乎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我走到娘身边,表示出非走不可的决心,娘只好站了起来,嘴里嘟囔了一声“这老小(孩子)”,我执拗地一把牵着娘的手,跨出客厅, 穿过院子,朝大黑门走去。就在开门的时候,胖女人抢先一步,把一张金圆券塞到了我手里。一个完全无意识的动作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把那张钞票扔了过去,母 亲显然被我这个无礼举动惊呆了,可她既没有对我责怪又没有对胖女人表示歉疚,只是加快了脚步,我们俩一下就融入了幽静的小巷中。

多少年后又到家乡,忽然想起那条叫“福田巷”的地方,我问一直在无锡居住的二 姐,二姐说,有呀。我又问,有个什么“舅姆”住在那里?二姐说,有的,可娘在世时就没来往了,现在谁知道还有没有人?我也就再没问下去。潜意识里,是不是有兴趣再造访那个胖女人或者那座黑墙门?我说不清。但是,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幕肯定深深地刻在我伤痕累累的心壁上了。等真正长大成人后,在人生征途上一回回摔得鼻青眼腫后,好像是在那被称作“青海秦城”的牢狱里,那个夜晚,忽然记起了儿时这一幕:这叫“倔”的报应!做个人,要成为自己,总要付出点代价的。

四、上学去

1942年,五岁,正式上学。在此之前,大姐便强制开始了我的“私塾”:一是认字,二是写字。大姐是“孙家门”唯一有学问的人,虽然学历止于高级中学,但直到她八九十岁,写给我的那些信上涉及的中国古文化以及中国古科学(多至数十万言),都令号称大学教授的我惊诧不已,她要我整理,甚至希望能在世界科学大会上发言,可我最终辜负了她一生的期盼。实话实说:我似懂非懂。

一年的“私塾”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尤其是毛笔字,从如何研墨如何握笔开始,先是一横一竖,横要平,竖须直,再是笔顺,完全正规化程序。我至今看到许多孩子写不好“珍、诊”那三撇,大姐的指令非常简单:三撇右端不能成斜线必须呈一直线。 真灵,这样写出来的字好看。写字,她看重的是“结构”,她总是把字“拆”成几个部分,或左右,或上下,或上下加左右,如此等等,她亲自在纸上画米字形格子,规定横竖撇捺的位置,一边教一边反复地问:阿懂啦?对写得比较好的字,就用红墨水在旁边打个圈,通不过的则一个罚十个,常常连晚饭也耽搁,母亲叫也没用。那时大姐耳聋似乎还不大严重,她还在什么学校代课,刻蜡版,挣点小钱维持家里开销。学了大约一年后,给我买了本柳公权的字帖,开始临帖。

到开学报名的时候,大姐把我们兄弟姐妹排名的“振”改为“正”,后来才明白这两个字的标准发音是不一样的,南方人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也就这么改了,可我一直没问大姐为什么在八个人中独独为我改了名。大姐选的是无锡最好的小学:无锡师范附属小学。这所学前街上的县立小学历史悠久,闻名遐迩,那时公立私立学校大多自主招生自行录取,只是问了几句便登记了名姓,收了。大姐陪 我在学校各处走了走,两层楼的教室宽敞明亮,操场很大,还有室内乒乓球场,大开眼界倍感开心,只是离家稍远些,大约要步行20分钟。开始家里接送,后来熟悉了,就自己去自己回。我们班主任是一位朱姓女老师,大约三十来岁,身材修长,长得也标致,给我特别记忆的是她跟小朋友说话,总是把身子弯下来,细声细 气的,对我这个班上个子最矮年纪最小的学生,更是爱护有加,凡是刮风下雨都要送我到家门口,特别是家里常常不能按时交学费书费,她总是悄悄为我垫付,我对她一直心存感激,连我母亲也时时提起她,难得有点粽子之类,就要让我去送给她;到我读高中,每逢寒假暑假我还都去看她,她那种勤奋那种和蔼,那种常带微笑的雅致都给我美好回忆。我读到三年级时,大姐根据我的主课成绩,更主要是想省一年学费,要我跳级,直升高小五年级(民国时1至4年级为初小,5、6 年级为高小)。现在看来这是有利有弊的事,我的算术从此落后,尤其是四年级的珠算脱课,以至一生都不会算盘。

我的小学生活最是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字:自由。这得益于学校课外作业极少,更得益于母亲的不加管束,当然,与我不羁的天性也不无关系。

我读小学时,印象里的课程大体如下:1,国语,包括阅读说话写字作文;2,算术;3,公民,包括人文理念,以及伦理道德规范;4,常识,包括社会历史地理;5,唱游(即音乐和游戏);6,体育;7,(手工)劳作,包括后来的美术等。那时的教材不像现在这样“统一”,有研究者说,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甚至可以自编,而所谓的“公民”课,已经涉及共和、民主、自由、人权、慈善等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而且非常切合孩子的心理,文字图画结合,十分形象生动。这里摘录国语两篇课文以窥一斑:

一是第二册第44课的《春夏秋冬》:冬天过,春天到。\春天桃花好,大树底下听蝉叫。\夏天过,秋天到,\秋天菊花好,墙边唧唧虫声闹。\秋天过,冬天到,\冬天梅花好,小狗喜欢雪地跑。

另一篇是第三册第八课的《儿歌》:摇摇摇,摇到卖鱼桥。\买条鱼来烧。\头未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在肚里跳三条。\跳呀跳,一跳又到卖鱼桥。

几十年后,谁能说今天的语文课本胜过当年?教育理念对头,教育方法得体,加 之教材好老师好,学生怎么会把读书看成负担,甚至要死要活?我们那年代的课外作业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堆积如山,印象里,玩的时间很充裕,今天被大人孩子津津乐道的一些所谓“复古”游戏,在我儿时简直不值一提,比如滚铁环,打(玻璃)弹子,踢毽子(自制)等,不花钱,玩得照样忘乎所以,至今记忆犹深。

我家的准确住址是中市桥上塘街99号,和一条小弄堂相交,离最繁华的崇安寺、皇亭(小吃广场),城中公园都很近,那里的底层社会最真实最深刻最丰富最新鲜,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一应俱全,这里消磨了我许多课外时间。直到老朽了,出门还是喜欢东张西望。俗话说:从小看到老。此话真是不虚,习惯成自然焉。兹记下其中点滴----

算命先生云中鹤。那是个有些秃顶的、瘦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半老头,始终伴着他的是一桌一凳,一面用竹子挑起的残破的幡,以及同样残破的一把折扇。他生意好像不好,第一次跟他交往是问他名字中第三个字怎么读?他反问我:几年级?我答:两年级。他讥笑道:读了两年书,连这么个字都不识,读啥书?后来算认识了,他就要给我算命。我不肯,他大方地说。阿哟哟,又不要你钱的咯。然后一本正 经说道:你右眼下面,鼻头旁边那颗痣,叫哭痣,不好不好,苦命!不过嘛,颜色不深,大灾倒未必会有....这里插一句:这颗痣,不知何年何月竟自动消失了。还要记一笔:1959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动报名”去“支援青海”,母亲不同意,说,北京,已经蛮远了,青海,不知在哪里呢! 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对我母亲说: 他离血地越远越好。乃成行。这回是彻底淘浆糊了,在那个蛮荒之地连大牢都坐两回了,还好个屁?不过,转眼一想,留在北京,或连小命也不保矣。世事无常,谁能说得清呢?

各种各样的手艺摊更是让我“流连忘返”,那种非凡的吸引力或许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无论是手工艺人拿麦芽糖做个孙悟空吹个连环套,或是用叶子编个蜻蜓、柞蜢什么的,我都喜欢看,充满了羡慕和赞叹;口袋里没钱,看得心里痒痒的, 难得有二三分钱,就会买一点麦芽糖,用两根小棍不断地绞动,颜色由红转白,还是舍不得吃。对猴子耍把戏、拉洋片之类也有一点好奇,但一般不会让我驻足太久;我会站在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乞丐前面,痴痴地看好长时间,看啥?看有没有人给钱,给了多少等等。

孩提年代还值得一记的就是玩“才吉”(蟋蟀)了。那当然是地道的“草根”玩法: 入秋之后,约几个小朋友到乱砖破瓦堆里或者草丛里去找去捉,打着手电,屏气敛息,翻动着一块块砖瓦,突然出现了,满心高兴却不敢出声,太小的,当场就放了,捉到一只大的,那兴奋之情真可谓难以言表。蟋蟀盆是早准备好的,都是瓦盆,回去后放入盆里,喂它毛豆、冬瓜,米粒,它会慢慢长大,但是往往只要约到对手,管它大小,比赛即可开场。这时就会有一帮同学围观,双方手持牛尾巴草制作的“引草”,在蟋蟀嘴边作挑逗状,以诱它张开“钳子”,时机一到,便捉对厮杀,那场面真的是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看到自己养的蟋蟀落风,真恨不得跳进盆里帮忙,那心境同后来看到西方斗牛,堪可一比。几十年后想起童年的欢乐,那种质朴那种天然那种毫无功利之心的纯真,物欲横流的今日恐是难以想象,报载上海“玩”此物以臻疯狂,北上收虫一掷数亿,至于比赛则成豪赌,据说参加者多至五位数,其衍生物更自成系统,光是盆子材质便有几十种。

那时节,买些水果小吃已是难得的享受。记忆里买过一瓤柚子(文旦),那时或许是富人太少,柚子是切开按瓤卖的,而我更是一丝一丝笃悠悠地把这一瓤柚子消灭的,那个过程肯定给我带来少有的乐趣,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为吃不到那些“好吃的”东西而垂头丧气,我更不可能为了要什么玩具而同母亲吵闹不休。记忆里,我整个童年,没有一样是“买”来的玩具,即便飞机,不是纸摺叠的就是手工课用木片之类自己制作的。

我要特别感谢母亲的宽容,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的16年岁月里,直到我独自背起一个铺盖卷离开家乡去京城读书,她几乎一次都没有呵斥过我,即使是我做了天大的错事。那件错事让我记了一辈子,现在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

我和母亲住在楼下一间大约七八平米的房间里。一天,我在房里看到一些角票,我偷偷拿了一张,并且迅速跑到三十米外水獭桥的大饼油条店要了一根油条:太想了,太馋了。母亲很快就发现少了钱,问我,我低下头,说,不知道。晚上,母亲拉到床前,轻轻地说:你是学生子了,拿了就拿了,我不说你;如果拿了说没拿,那....我一头扑在妈妈怀里,呜呜地哭了,然后我从书包里抠出了剩下的七分钱。 那大约是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那晚上,母亲说了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以后你想吃什么,给我说,妈妈.....尽量.....给你....买....我当时还真不明白为什么她比我还难过。

我是个非常软弱的孩子,在学校常常受欺负,朱老师总帮着我,但不可能时时在我身边,我衣服上常有烂泥之类污渍,腿上手上甚至有被抓破的痕迹,妈妈见了,从来没鼓动我去报复,更从来不去找家长算账,只是叫我自己当心。善良又无能,正直又伤感,倔犟又软弱,说同情心也好,说正义感也好,说人性说良知,都可以,我生长在弱势家庭里,又是个弱者,所以,长大之后,当看到鸡蛋与石头对峙时,我总是天然地站在鸡蛋一边,我见不得不公平,容不下无情义,反感骄横无理颐指气使矫揉造作,儿时这种心理态势直到今天也没多少改变。

五、穷之乐

进入五年级,就从初小升为高小,自己也感觉大不同了。这是 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年代。八年抗战,于我而言只是一种朦胧的历史,记忆里的画面如此的单一:北城门口,有几个日本兵,凡过城门的, 要一个一个地搜查,从上到下,全身摸遍,挑担的,还要查看箩筐。是天天如此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的特别戒严?不知道。我自然更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一切,青天白日满地红,那只是一面旗帜,尽管每逢周一,同学们都会肃立在国父孙中山像前,背诵他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遗像两边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至于其中的深意实在是一无所知。抗战胜利付出了多大代价,又带来什么好处,大家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至于国共两党随之展开的政治生态对峙,以及此后毛蒋重庆和谈之类,对于一个八岁孩子自然更是混屯一片,什么中国远征军、飞虎队;什么陈纳德、孙立人,几十年间或被屏蔽或被扭曲,到我晚年才知晓了其中的真相。只记得那年的秋日,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门前玩耍,忽然间人群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只见远处有长长的车队驶来,我站立不动,稍顷,人群中欢呼声四起,一辆敞篷车上,我看见了,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是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蒋一身戎装,宋则一袭旗袍,他俩并肩而立,向左向右频频颔首,还时时举手致意。我实在说不上兴奋或者欢快,现在想来,我多少受了一点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骨子里或许就少了那种见大人就起立就脱帽甚至下跪的臣妾心理,几十年后单位领导,一个老革命给我下的罪名竟然是我有“反骨”,他的“证据”是他踏进我办公室时,全体起立独有我还在埋头写稿:目中无人(他)!

就在此前后,因为交不起房租,房东收回了楼下一间房,客堂也随之一分为二,剩了 半间,只好放个吃饭桌。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楼上三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我的姨母是丧夫之后来我家的,正好帮忙带一群外甥和外甥女。到我有记忆时,她已失明,据说是伤心哭瞎的。可她什么都能做,烧饭洗碗不必说,连针线活都是自理,让我惊叹不已。她一生只是付出却从来没有索取,难得有人送一包桂圆蜜枣之类,总是藏在一个铁皮桶里,见没人,就叫我过去,摸摸索索拿出几颗塞到我手里。一直到1948年,我才知道她藏有2、30个大洋,也称袁大头,我大哥结婚在迎宾楼办席,临了却付不出账,急得直跳脚,这时,我的瞎子姨母站出来了。这是她藏了多少年的送终钱,买棺材的。直到她60年代初去世,我们全家只要提及这事,都一致指责那个远在南国的“没后脑壳”的大哥,可谁也无力偿还她哪怕一个大头,更让人难过的是,谁也再没听到她提起过这事。姨母去世时还不到60 ,我相信一定与那几年的饥饿有关,她以“吃不下”的托辞,把仅有的那一点点口粮省给了别人,母亲事后曾告诉我说,姨母临死已是皮包骨头。姨母的形象,平时不大记起,可是在我一次次跌进深渊时,却总会想起她:人,无论处境何等艰难,也得保持做人的尊严;人,无论有多大委屈,气量要大,千万别满世界喊冤。

大约就是我升高小时,我大哥和一位姓史的朋友谋到在一处洋货行的活计,这位史大哥跟我大哥同庚,也属牛,比我大一轮,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我一直叫他“悠祺哥哥”,那是后话,至少是49年前后了。就因有他俩的方便,我和母亲就想何不摆个小摊,肥皂、蜡烛、香烟之类,由大哥他们按批发供应,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前面说过,课外时,我喜欢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一听这事立马充满了兴趣。就这样,借一处台阶空地,搭一块洗衣板,便做起生意来了。记不得还有哪里批来的茶叶,特别做了个玻璃框盒子,中间用三夹板隔开,龙井、毛峰、炒青等各占一 格,我起劲地写好名称贴在玻璃上,还一本正经“明码标价”....白天母亲管,放学后,我值班,乐此不疲兴味无穷。母亲总不放心,怕耽误功课,硬要把课外作业带去才罢休。

可是没坚持多久就难以支撑了。烟茶混搭,谁会要那龙井?太阳晒着(尽管有块遮阳布),谁会要那卷烟?加之,我斜对面20米处就是一家正规烟杂店,那里整天点着一盘蚊香,供抽烟取火。一天,我们学校廉老师走过我烟摊,脚步匆匆,目不斜 视。原来他是去那家店买烟的。回来时已经在吞云吐雾,走过我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说了几个字,没听明白,估计是解释什么,我叫了声老师,又“嗯嗯”了两声, 弄得我更不好意思。

最有意思的是,各种货色都是大哥他们带回来的,我脑子里完全没有“本钱”这个概 念,所以碰上还价的,我就不知道该卖还是不卖?往往胡乱成交,蚀本了还木知木觉,还在母亲面前表功,乐滋滋的。可母亲也没为此责怪过我,只是 交代说,牌子上那价钱,不能再低了,我们就赚点小菜钱.....不久,大哥考上了学无线电,这个货摊也就歇阁了。

进入高小这两年特别值得记叙的是,大姐从我读五年级(实际文化只是三年级)起, 就开始让我读她珍藏的那些杂志和小说,那些书,似乎来自上文提及的那位“哥哥”,他得了肺结核住院,我大姐常常给他送些食品之类东西去,一次我陪她去,乘黄包车,不料车夫失控,整个车身朝后翻去,幸亏无碍,大姐看了看手里紧紧抓住的袋子,继续上路。那些书记得的有《良友》《西点》《风萧萧》《飘》《西线无战事》《小妇人》等,似懂非懂,却开启了我爱文学艺术的大门,特别记得清晰的是有本《二次世界大战画册》,良友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 时被揭发我“私藏反动照片”,指的正是此书中有幅“蒋委员长”全身照,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却又不了了之,直至抄家拿走97本“毒草”时也未有人提及这画册。 几十年后,大姐夫问起此书可在我处,我说正是,他未要我物归原主,我也装聋作哑就当无介事(近闻已有新版)。

这两年还有个变化是出嫁到苏州的二姐带了孩子回无锡,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在我心里,唯一有钱的就数在洋行工作的二姐夫了,我在暑期曾去苏州小住,虽然全家借住在亲戚兼老板一座洋房里,但日日有荤天天有西瓜吃,同我无锡的日子无法相比。所以二姐的回来在经济上就相对开始宽松,至少不至为柴米油盐发愁了。我们原住的房子腾出一间给二姐,另在后门口楼上租了一个套间,我和母亲先住了过 去,那里可以听到“桂花赤豆羹”“热珍珠米”等异常亲切的叫卖声,夜里做作业时,也会传来竹板敲击竹筒的声音,那是馄饨挑子来了,虽然没有品尝过,却也给我童年生活平添了许多生气。

其实更大的乐趣还不在此。现在想来,我心中那一点点音乐种子还是童年时无意播下的。

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 最初是在二姐带回来的那台留声机和几十张膠木唱片上听到的。《夜来香》《苏州河边》《夜上海》《凤凰于飞》《三轮车上的小姐》几十支曲子,至今仍能哼唱,也使我从此喜欢上了音乐,进入北大,更是喜欢上了西洋音乐,好不容易跟一要好同学凑了钱,从王府井国际书店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蓝色多瑙河》,挤公交损坏了一小块,好不心疼,却照听,一遍一遍,百听不厌。就这,也为后来不断被批评、始终摘不掉的“小资情调”帽子埋下了“祸根”------尽管我好长时间都没明白“小资”是个啥东西,为什么要反 对“小资情调”?

再有就数看电影了,那简直是一种奢侈:一部在和平电影院看的影片至今难忘,其中有支插曲,我还能哼哼: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 \赵家庄\有位\好姑娘\要问那姑娘\生得多么好\你就问\村前村后的\少年郎...好像是周旋演是女主角,也是她唱的。那时出院后的候任大姐夫就住我家,他们已经在谈恋爱了,带上我去看电 影,也算沾了个光吧。

六、民国的最后日子

1947夏,我完成了小学阶段,正好10足岁,升入初中。此时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学费。多方托人几经周折,离家不远的一所“私立圣德中学”校长同意给我减免学费(那时似乎还没有奖学金一说):班级第一名,全免,第二名,半免,第三名,适当照顾。(这个难题在初中毕业后再度遭遇,大姐甚至决定让我去报考镇江一个护士学校,我虽心有不甘却无力违抗,这个职校无需缴纳学杂费,幸喜最终名落孙山)。此后,大姐对我越加严格,没少吃大姐的“麻栎子”,那是将中指弯折成一个锐角在我脑袋上不断敲击的一种“刑罚”。每次做练习(多为数学)出错, 大姐先讲解一番,然后问:阿懂啦?我点点头。可往往再错,这就定吃无疑。数学落后一直成为我的硬伤,到高中阶段也未能赶上,以至高考不敢报理工类。

1947,内战烽火连天,我却依然木知木觉,那时似乎没有所谓“全民动员”之类口号,更无什么对百姓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像有些回忆录里写的地下革命党找上门之类的感人故事,嵌入我记忆深处的只有一件事:物价连续疯涨,日子愈益艰难。那些年,我常外出 “采购”。从新街巷口到三凤桥堍边的油酱店只有三五百米,隔壁一家则卖各种熟食,油氽黄豆花生米、四鲜烤麸之类,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慎余肉庄”,那里的 “肉骨头”闻名遐迩。后两家难得去一回,大抵是家里难得来了客人,就在熟食店买些“夜饭小菜”,那时最高级别便是“爆鱼”了,而去肉庄则多半是买些下水,那浓浓的汤汁美妙无比,我会带个大茶缸,求师傅多舀些,回来和豆腐一烩,真是难得的享受,至今想起来依旧会有垂涎之感。至于那家油酱店则是常客,连店员都认识我了,每次去,拿着一个饭碗,买块腐乳,或者咸菜,师傅总会额外加些汤汁,有时还会特别滴几滴麻油,于是我回家路上便凭添了几分开心。后来为了节省开支, 母亲便自制甜酱,自腌雪里蕻,这些小菜比买来的好吃多了。

后来每次出门购物竟然要带几捆纸币(法币),其间好像还有一回“改革”:发行 “金圆券”,没多久,这金圆券也不值钱了。我查到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的新闻记录的通货膨胀情况:以100元法币计,1940年可买一头猪;1943年 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个蛋;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还有这样的报道:1947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上海的“生活指数”猛涨了88倍,仅仅一个月后,至643倍,到1949年4月,也就是沪宁线被解放时,至37万倍。用“水深火热”形容当年平民生活最是贴切了。

10来岁的小男孩,我记不得那几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据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说,你其实没吃过太多苦,家里哪怕只有一个鸡蛋,也会给你蒸碗蛋羹,我们一人舀一勺,剩下都是你的;有时吃肉笼松(蒸肉糜餅),我们只夹一小块....母亲和姨母更是连筷子也不碰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童年绝对缺少营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我大学同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我一本书作序时,写到我初进北大时简直就是个孩子,又瘦又矮,直到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发育,却因无力购买衣裤,让人感觉所有衣服总是紧邦邦地裹在身上......

这个圣德中学格局颇小,走进校门便是一个简易操场,那是上体育课的地方,一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操场后面便是一排一排整齐的教室,一共有五排吧,也就是十来间,算起来,一个年级大约三个班,格局比我上的小学差多了。我在这里迎来了后来大书特书的1949。那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12岁:第一个本名年。

实实在在地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幕,在我记忆里既没有带来悲苦也说不上什么欢快,我没有亲眼看到“子弟兵”沿街而卧不扰民的动人场景,也没有拿着小旗亲历夹道欢呼“解放”的激情,我只能认为一切都因年纪太小啥都不懂,待到四年之后高中毕业时, 我真的已经成人,斯大林逝世,我嚎啕大哭;大32开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刚刚发行,我就买下细读,到1953年已备齐了才出版的1、2、3卷,完全没有政治细胞的16岁的孩子竟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革命:懵懵懂懂读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51年就入了青年团, 随后成为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站在操场上那个木头台子上,常对参加夏令营的毛头孩子“讲话”.....我一直想,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孙家门八个兄弟姊妹就我进了大学,为啥?要懂得感恩,要发奋努力,要做个正直的有用的人。

但是,我甚至没有明白,“时间开始了”:现在已不是民国,民国时代结束了,我无邪的童年也结束了。

五柳村2017年8月8日收到

于建嵘: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 -我的父亲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1 日 由 thchen发表于 华夏快递


【于建嵘是我国具有鲜明自由、民主意识的法律学者,本文是他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是一篇完全真实的传记。此文表现了一位自由民主人士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公正和客观态度,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于建嵘之父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这一代党员干部中来说,实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一生实在是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人生经历的标准模板。】

1

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像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2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赌场时,他就像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不敢像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联。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粱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粱饼时将她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粱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少得可怜的裤子,像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在邻村赌博欠了钱,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赶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将女人折腾一番。在经过原属于他家而现在成了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家产业的院子时,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胆因怒生,他熟悉地翻过院墙,潜进了书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样拿过几件值钱的器皿,正要离开时,被他堂兄的小老婆发现了。这个娇小的女人,本来因这晚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她的春宵而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所以,不顾天寒地冻,决心到另外两个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谁侵占了应属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诉苦。她刚走出房间,就象见到鬼一样发现了我父亲,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这一叫,就苦了我父亲,他被吓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当于朝龙和家人们用乱棍将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村人们因将我父亲送官法办还是以族规处置发生争吵时,我妈腆着肚子来了。这个没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说话的女人,还是那样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对每一个村人磕头。看到这个架势,事主于朝龙就说:“这次算了,放他一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这条狗命。”

历史已经证明,地主于朝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法要了我父亲的狗命,最终到是让我父亲将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绑的父亲同我妈默默地回到了牛栏房。在我妈用盐水清理他被恶打的伤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会,眼中显露出一股杀气。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看也没看我妈一眼,就走出了那个借住的牛栏房,溶没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会,于朝龙的书房,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建造的书房发生了冲天大火。

那是一场很大的火。村里人说,自立村安家以来,黄沙塘于家就从来没有这样火红过。那火将于家半边天都烧红了。如果不是村人奋力扑火,就会将整个天都烧没。后来,在父亲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大官时,村里人传言,在发生火灾时,有一条火龙冲天而上。那条龙就是父亲,这把火将压在他身上的厄运全烧掉了。父亲在自传中却称: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事实上,父亲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发现,他竟跑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边了。于是,父亲就潜进山林,用野果充饥。不日遇上了被国民党称为土匪的共产党游击队。带队的看他年青力壮,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给他饭吃。正处于饥饿而无处可投的父亲一听有饭吃,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在这支大都由本地赤贫的流浪者组成的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带队的勤务兵。随着队伍的扩大,带队的从队长成为了司令,父亲也就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一个队的副队长。我读大学时,为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心理,读过许多著作。我在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部有名的选集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每读到此,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共产党领袖们的伟大。只有他们才能这样深刻地认识父亲这些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群体,而且那样成功地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是在父亲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父亲纵火后,我妈并没有离开于家村。一方面她怀着我已有七个月,更主要的是她无处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实本份而且可怜,或许是怕父亲突然回来放火,也就没有太为难我们母子。我妈就种着那二亩公田度日。于朝龙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对我们母子还算照顾,有时甚至有意保护我们不受欺负。按照辈份,他让我叫他朝龙大伯。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五零年初,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有一天我们村里来到好多人,直奔朝龙大伯家,一会儿就将朝龙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全部捆绑着押了出来,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听一位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讲话。那人讲完之后,手一挥,有几个和他一样装扮的人就将朝龙大伯押着往后山走,一会就听到了几声枪声。之后,村里的人有点畏缩地将我和我妈推到那讲话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刚才讲话的那气愤的神态,很和蔼地抱起我说,“这就是我儿子?”。村里人连忙讲,“宁子,快叫爹啊”。我看着妈,妈点着头。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来,“快放我下来,我要尿尿。”那个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亲,很失望地将我放下来,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说,“妈巴子的,连爹都不会叫。”

那几个押走朝龙大伯的人回来后,父亲就带领他们走了。连他曾住过的,我和我妈现正住着的牛栏房都没有进去过。

父亲走了后,朝龙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来。村里人帮着他们将朝龙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坟中。我要跟去看,我妈很紧张地将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将门关上,对我说,“宁子,以后别乱走,千万别到朝龙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着妈,她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待了好一会,她流着眼泪又说,“好在你爹当官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接我们走,不然,我们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热闹,先是朝龙大伯一家从那高楼大院搬了出来,住进了我家住的牛栏屋。我和我妈及原来最穷的几家搬进了大火后朝龙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对村子里的变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着父亲能接我走。有时也等来几个同爹一样着装的人,他们有的也到我家坐一会,或带点吃的穿的东西给我们,并告许我爹已经从部队转到县上工作了,当了什么县公安局长之类的,但就是没有带我们到城里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亲再没有回来。快过年了也没有父亲回家的任何消息。于是,腊月二十九我妈决定到县城里去了一次。本来说好要带我去的,后来妈说,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过年,要当天去当天回,所以让我在家等爹就行了。当天傍晚,妈回来了,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父亲的影子。我问妈,妈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于是我就吵着要爹,呆坐着的母亲突然将我一把推到在地,狠狠地打着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说,“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个流氓。”

数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妈在县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亲时,父亲正和几个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个长得很美的女人同父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父亲见我妈胆怯地由警卫员领着站在门外时,刚才的笑容一下就没有了。他威严地近似咆哮着说:“谁叫你来的?”将所有在场人都吓住了。警卫员立即揪住我妈就住外拖。将我妈拖进门房后,警卫员厉声地追问我妈:你不是说,是我们局长的老婆,为什么局长一见到你就发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办的。我妈早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说这样来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办的,就连忙独自往家赶。

不久,就有人从县上来我们家,对我妈说,你与我们局长成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现在政府不承认,你就在这张离婚书上押个手印。我妈呆呆地一声不响地押了个手印。好像对父亲休妻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平静得很。只是在来人说要将我带回城里去时,我妈哭了起来,她低着头喃喃地说:带走我的宁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县上的人见这样,也就没有说什么走了。我长大后就想,父亲可能根本就不想带我进城,这不只是他那时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恋爱,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风景。

我妈是在一九五八年饿死的。那时,父亲已经是邻县的县委书记,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妈生活在老家,父亲还不时叫人送点吃的东西给我们母子俩。但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妈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饿得快不行时,也绝不动父亲送来的食品。她最终同她母亲一样,也饿死在黄沙塘于家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亲留下的是一个也快饿死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则是有一个已为父母官的父亲的我。

3

父亲和高姨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半点传奇色彩。刚解放那时,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按电脑程序一样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自古来,就将江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也就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亲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亲拥有当时天津较有名的纺织厂。高姨是这个资本家最小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夫妇的校友。也许正是南开的革命激情的影响,高姨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南下部队来到了湖南,后来就同我父亲一样转到地方从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我父亲担任县委书记时,高姨就是这个县的妇联主任了。

父亲是在与我妈办完离婚手续不久与高姨结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窦初开的高姨爱上了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的。她感到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是那样优秀的。他出身赤贫,苦大仇深,经过革命的战争洗礼,那样具有革命的理想,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粗鲁也应该视为革命者的粗犷和豪气。当父亲知道高姨爱上他时,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请来了他的老首长,在他的老首长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组建了让多少人眼热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妈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亲和高姨家。我妈死了,村里人没有通知我父亲。村里人说,他已经将她休掉了。这么多年他又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是不要告诉他了吧。于是,我这个孝子作为唯一的亲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我妈埋葬在她母亲的坟墓旁。但对只有十二岁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饥饿折磨的村里人却一致认为,应该将我送到城里面去。他们说:当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来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会要儿子的。于是,我和两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来到父亲任职的那个县,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大院,站岗的却不放我们进去,说先要通报。村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他原来的老婆死了,我们给他送儿子来了。过了一会父亲的秘书就来了,将我们接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很有教养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习惯地将手伸向了我。见我害怕一个劲往后退,父亲就用他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宁子,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有十二岁吧。”村里人的诉说我妈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抚养,而是怕跟着学坏。父亲先是有一些吃惊,然后中气不足地说: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宁子是我的儿子,就放在我这里吧。之后就叫秘书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饭。

这是父亲为官后第一次请村里人吃饭。特别是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代,请人吃饭是给人很大面子的。这种事对于家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刚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县城当官后,村里有人来找过他。有的为了找个工作,也有为了各种难事来请求帮助。父亲都拒绝了。只要有人提出此类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参加革命,不要说好听的,原先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过日子,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提着脑袋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找他了。这些事让还不是我父亲爱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无比崇拜的心情写成了文章,在报上说父亲革命性和原则性很强,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福利。我想,父亲看后会在心里说,“妈巴子的,狗屁亲友,老子落难时谁都欺负我这个孤儿。”然后就会黯然神伤地沉默好一会。对父亲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有点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许对原先欺负过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感到内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闲谈时也尽量不提他,好像他与于家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与外村人提起父亲时,那种自豪感就特别明显。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这难得的一餐,那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见的白米饭,心满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不敢直视这个陌生却十分想念的父亲。父亲用电话叫来了一位女人。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父亲是同她用官话加家乡的土话说的,从我能听到的,他妈饿死了,送他到寄宿学校等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最后,那女的说:“他终究是你儿子啊,就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说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宁子,我们回家,好吗。”我看着父亲,只见他眼含着热泪,用感激的声音对我说:“ 还不快叫妈。”见我没有开口,那女人就说,“就叫高姨吧,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姨。看惯了村妇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丽和气质。那时的高姨,已经同父亲为革命制造了两个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四岁的大弟高兵和二岁多的二弟高阳。她作为少妇区别于少女的只是那本来圆滚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圆滚,更加鲜嫩。她的笑是那样灿烂,好看的红晕印着两个令人心醉的酒涡。她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体现出知识女性的矜持和圣洁,善良而贤慧,且充满了温情。当然,这些形容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像我们村里供着的观音菩萨一样,高高在上,让人仰视,让人崇拜。更准确地说,我真有点忌妒这个在村里广为流传其劣迹的父亲,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气,竟能占有高姨这样的女人。我多么为刚死去了的我妈抱不平。

父亲和高姨的家在县委会大院的后院里,是一间近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房子里除了床和书桌外没有其它东西,比起朝龙大伯原来的家差得远了。高姨是用布帘将房子分成两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两位弟弟的房间了。那只能挡住视线的布是没有办法隔开那无孔不入的声音的。这样,也就将父亲那曾经严重影响于家人生育的恶习传染给了我。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当我听到用布帘隔开的房子那边传出高姨那压抑的娇喘声时,有一种少年男子的冲动就会折磨我,随着那优美而令人烦躁的声音的结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动就变成了怒气。这时,我甚至想为可怜的我妈做出一些让父亲和高姨难堪的事情来。当然,我总是什么也不敢做,可以说也根本不想做。只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后,我才理解父亲抛弃我妈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我妈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不能与高姨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为得到象高姨这样的女人而与象我妈那样的无貌无才的村妇离婚的。何况,那还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婚姻,我父亲也许真的对我妈根本就没有那相依相恋之情,有的最多只不过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特别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亲因革命而获得的一个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还是父亲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如果父亲是在游击队转战城乡中成为一位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革命成功并掌握了政权后,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为将他培养成为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地方领导人的。

高姨是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女人,但更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亲也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战士。她之所以愿意为父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美丽,因为她将父亲当成了革命战士的化身。她是共产党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女性,她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那样的坚信不疑,她心地纯洁,真心实意地为共产党的每一个英明决策而欢呼。她充满爱心,热爱革命队伍的战友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高姨对自己的亲人们倾注了满腔热情。当然,这些亲人也应该是革命者或者将来是革命者,而象高姨的父亲那样的资本家虽然也是亲人,却只能体验那种与亲情和爱心完全相反的东西。

高姨的父亲来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亲几年后的春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亲是在公私合营之时失去他心爱的工厂的,当然这绝对不能与我父亲在赌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论。我父亲和高姨这些革命者,通过一种叫赎卖的办法剥夺了象高姨父亲那样的剥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剥削者变成劳动者。那时候,高姨的父亲是不能再掌握工厂的经营管理权了,因为革命者认为,象高姨的父亲这样的剥削者,只有同工人们一起用铁器敲打铁钉才算劳动。于是,这位年过花甲、长期以管人和经营为生活内容的剥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儿和已在革命队伍中当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女儿女婿同意的情况下,就从那遥远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来到我们这座小县城。于是,就有他那从小丧父逝母的、现已掌握了政权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内心的热烈欢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见、现也成为了革命者的女儿,大义灭亲之举。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养老。”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黄泉做鬼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像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领袖们不同的是,像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像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4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像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

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象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两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像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 “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像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采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 “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馆,并将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不敢作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各种礼品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他是直接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老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十万美元就将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两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共产党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与雪姨的关系还算可以。人们对老夫少妻之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荡漾如何在已不提当年勇的老爷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决堤外泄。这些问题在父亲那里应该不是问题。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对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龄相近的儿媳说起过老爷子那永不满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越老越行了,离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方面都遗传的话,做于家的儿媳妇可就惨了。”我老婆听到这些话,竟脸红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位长辈的发问。就是在晚上同我恩爱后向我讲述这些话时,我还能感到她脸在发烧。但凭着我们这些年青体壮的于家后代的亲身体会,雪姨这些话,应该有点夸张,或许是在嗔怪中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也可能还有点对自己能很好地开发老年人的性爱潜能感到骄傲。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告诉我老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女人讨论长辈的那种事,尤其在没有穿衣服的床上。

尽管父亲宝刀未老,但雪姨还是没有同意与父亲生孩子。其理由是父亲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几岁了,雪姨再生孩子有点难为情。尽管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们兄弟还是真心感谢雪姨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们小得多的父亲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没有为父亲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响父亲对雪姨家事的关照。因为他知道雪姨是为了弟妹们而耽误了婚姻才将处子身献给他的。所以,无论父亲是否在位,凡是有关雪姨家的事,他都要亲自出面办理。在父亲的亲自关怀下,雪姨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担任了一个区的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了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们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了公园担任出纳。仅此一点,雪姨也是感激父亲的。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5

父亲要死了。

尽管他日益虚胖的身躯,会给人各种错觉。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脏已全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我同许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着他死亡。

市委办公室送来了为父亲准备的悼词。这篇由父亲原秘书、现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

文称,父亲出于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历任游击队队员、副队长,解放后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文革后任市委书记,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退居二线,担任顾委会主任,最终享受副军级待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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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桑榆未晚(二)新的学业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2 日 由 辰思发表于 【华夏文摘】

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都采用学期制,即一年有两个学期,中间有个稍短的的寒假和较长的暑假。位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则采用季期制,即每个季节是一个学期。一年有四个学期,每两个季节间有短暂的修整。夏季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暑假,研究生在暑期原则上也要工作,虽然不必选修课程。季度学期制,像一个滚动的铁桶,刚上了两个月的课就要期末考试,比学期制要紧张。只有夏季稍事放松。

开学前按照学校的要求,我花了7美元在校医院了照了张X 光的胸部胶片存档。出国前北京尚未普及胶片,检查肺部时靠医生的肉眼观察,病人和医生都会受到较高的辐射剂量。此外申请学校前得交30元的报名费。由于校方注明缓交,现在人到了美国,需要补交。按照系秘书凡妮的指引,我到牛津街的政府部门领了社会保险(SSC)号,这个号有9位数字,相当于中国后来的身份证号码。开工资,办驾照,填税表都离不开这个号码。没多久,我就把SSC号记在心里了。我到大学信用银行(Credit Union)开了帐号,把手头余下的百十元钱存了进去,并且办理了直接储蓄手续。今后,物理系可以直接把我的工资打入到我的帐号。没几天就领到一摞支票本。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才能使用支票。如今,我靠手里的这丁点现金居然也有了开支票的权利。由于支票本免费,后来我到商场购物时经常使用支票,身上平时只带10来块现金。

1981年的秋季学期在10月初开始,新学生大部分都在秋季入学。这时,有上千学生要到体育馆办理注册手续。办事员按学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分成不同的小组,我站到了上面写着W的队里。把事先填好的注册表格交上去,还要交10几元的医疗保险费和学生会活动经费。你如果不想支持学生会的这些活动,开学后可以把钱索回。在填写班级一栏时,表上印着“CLASS”。事先没人告诉我应当属于第几个CLASS,我只记得学校寄给我材料的信封上,总印着“一班”(FIRST CLASS)。于是我就填写了1 班。注册了几个学期后,我才知道,研究生应当算第5 班。办事人员从来也没有跟我计较过:“你填写错嘞! ”我也知道了信封上的FIRST CLASS 是邮局普通邮件的标记,和大学注册班级完全无关。

开学的头一天,物理系的研究新生集中到一个教室,相互介绍。这一年物理系有20几个学生,大多数在二十一二岁,年纪轻轻。我当时已经37岁,比他们要大上15岁。有六个来自外国,南韩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英国  1个,希腊1个。来自美国各州的有三个黑人学生,白种人占了大约70%。女学生有5人。自我介绍后,我随即认识了几个美国小伙子,他们和我成了朋友。允内—昂来自密西根大学,说话时声音豪放。知道我来自中国后,对我很感兴趣。不久我知道他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印度尼西亚籍的华人,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已经去世;母亲是白人。保罗—柔兹毕业于哈佛大学,大眼睛,高个子,两道浓眉在鼻梁上几乎连到一起,但是有点罗圈腿。肯特—豪恩包色尔是纽约人,毕业于杜克大学。嘴上留着一撮金色的胡须,有两条长腿,看上去就是一位盎格罗—萨克森的绅士。海瑞—耐尔森身材消瘦,头发颜色较淡,聪明,对人热情。

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有三门,德克—瓦力西卡教授讲量子力学,理论核物理学家瓦力西卡教授身兼系主任,毕业于MIT。他开创了QHD(量子流体动力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采用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希夫的课本。阿莱克斯—非特尔教授讲电动力学,用的是杰克森的课本。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固体理论专家。他和瓦力西卡合作过两本书,一本是连续介质的经典力学,一本是非相对论的多体场论。这两本书都做过我们的教材。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魏共纳教授讲授经典力学。

非特尔讲课时说话很快。一下子面对面听美国人讲课,还要作笔记,感到十分忙乱。他右手拿着板擦,左手拿着粉笔,一边擦,一边写,中间没有停顿,许多重要公式都在黑板上推导。遇到繁缛之处,他一边写板书一边嘟囔着Tedious。有一次我在听课时不晓得一个词的意思,心里一急,歪过头去问肯特:“什么意思?”肯特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才觉到,这是在美国的教室。至少你得说:“What?”

非特尔喜欢运动,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精明干练。瓦力西卡也重视板书,如果把黑板上写的内容全部记下,基本上就有了完整的笔记。有时为了活跃气氛,他向大家提个小问题,要是有谁能答出来,他就扔一枚一角的硬币作为鼓励。听课的学生主要来自物理系、应用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每次课后都留作业,习题难度较大。夜里同学们常常埋头在物理系图书馆的长桌上,看书、做题,直到凌晨两三点钟。

物理系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获得系里的资助,但需要每周20小时的工作。其中10个小时作TA(教学助理),10个小时RA(研究助理)。教学助理要协助辅导大学生(under)普通物理课,以哈立德的课本为教材。这项工作有三部分,即给10几人的小组讲习题课;在规定时间值班答疑;还有改作业。负责领导整个TA工作的教授是梅耶霍夫,实验原子物理学家。他在物理系的地下室里有个实验室,一台范德格拉夫加速器。

斯坦福和UC 伯克利大学之间相距50 英里,一个是私立,一个是州立大学。两校之间关系密切,每天都有班车往来,学生可以跨校听课。每年秋季,两个学校之间要举办一场橄榄球(foot ball)比赛。1981年按次序该在斯坦福举行。同班的耐尔森夫妇多买了两张票,邀请允内和我一起去观赏。我只看见场上两个队的队员相互冲撞,争来抢去,可是对规则一窍不通,看不出什么名堂。虽然他们不断向我解释,但在乱哄哄的场所怎么也听不清楚。

我倒是挺喜欢中间休息时两个乐队风格迥异的精彩表演。伯克利的乐队像军乐团,身穿仪仗制服、头戴大沿帽。演奏过程中,阵容虽然不断改变,但始终保持齐整的方阵。斯坦福乐队的穿戴却像马戏团,出来时,一窝蜂地向球场扑散而来,好像一桶可口可乐洒进清水池中。乐队指挥是个女学生,在前面跳来跳去。对应伯克利的严肃紧张,斯坦福更显得生动活泼。

那个周末,耐尔森夫妇请我和允内到他位于伯克利的家去吃晚饭。第一次在晚上乘车驰骋在高速公路,前后左右都是车群。往南开的汽车照耀如同白昼,往北行驶的尾灯又烘托出一片殷红。叫人眼花缭乱。

第一次到同学家里做客,我穿上花130元国内订做的毛料中山装,还带了一张荣宝斋绢表的国画作为礼物。海瑞的哥哥和母亲见到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老学生也感到新奇,问了我许多大洋彼岸的事情。我用洋泾浜英语一一回答。海瑞是他们家第一个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他5年后完成毕业答辩的下午,他母亲花了上千美元请了20几个同学开个晚餐帕提(Party)。大家来到埃姆巴卡德罗大街街口的一个法式餐厅,每人脖子上套着一张餐巾,分享着牛排大餐。我有幸应邀前往。

研究生在第一年没有固定的专业,在四个学季(Quarter)里,每个学季都可以找一个科研小组,一边学习,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根据各人的兴趣为选择课题做准备。RA每周大约占去10个小时。我来自高能所,所以先选了一个位于斯拉克实验室的高能物理小组,组长是莫色雷教授。当时实验室里有不少来自北京的访问学者。考虑到语言障碍,教授让我和高能所的一位访问学者一起工作,安装一个真空系统 。多少学到一点东西。到斯拉克实验室工作的研究生,每月还有20美元车马补帖。领津贴的时候,一个女秘书对我说,够你喝几杯咖啡的了。

一天下午,我去图书馆看书,阅览室里挤满了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塑料酒杯,边饮香槟边交谈。原来物理系的晒劳教授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大家为他举杯祝贺。晒劳是激光的创始人之一,本来有可能与唐斯一起获奖。这次颁奖考虑到他在物理学中的综合贡献。获奖以后,在星期五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诺贝尔奖章。他说,星期天上午,一个学生打电话向他提问题。他说:“我很忙,我得了诺贝尔奖了。”那个学生用迟疑的口吻问:“谁?你吗?”后来有人问晒劳他的奖金是如何支配的,他说他全都用到他的儿子身上。原来,他有个患精神病的儿子。可见一个著名教授对儿子的一片爱心。当时物理系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普劳赫(核磁共振)、霍夫斯塔特(电子散射)和里克特(J/ψ粒子)。霍夫斯塔特教授还发明过用于核辐射探测的碘化钠晶体。

在法律系宿舍住了不到一个月,房管处把我转住多层HIGH RISE 学生公寓,布莱克威尔德, 意译为黑焊工。我住在2层,和工程系的一个印度学生在一起。他住里屋,我住在外间。这里条件比法律系宿舍要好,每个单元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洗澡时不必到楼道的公共浴室,做饭也不要到另一座楼的公共厨房。印度学生出身贵族家庭,和一位空姐交了朋友,但门户不对,家里不同意。为此,他有时向我发些牢骚。他好干净,每当我饮茶后洗杯子时,他都把舌尖顶着上牙床,叫着“替,替”。我问他什么“替”,他说有几片茶叶还没清理掉,过后就不容易擦了。印度人的英语几乎是第一语言,比中国学生娴熟。但是他们的舌头好像短 了1厘米,每个音都从牙缝里挤出,不大好懂。两个月后,他搬到一个平房公寓去了,我倒落得清静,一个一人住一个单元,房租不变。

一天下午,我正要离开图书馆回家去做饭,高个的保罗邀我和他一起出去。我坐上他的汽车来到学校附近埃尔卡闵诺大街旁的中餐馆。他叫了两个菜,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说他上学时,他父亲给了他一些钱。在班上他可算个富翁了。几周后,他和他的女朋友戴妍请我一起去看电影,《Whose life is it any way》(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活下去)。这是我在美国观看的第一个电影,演员说话很快,基本上听不懂。靠看图听音,能猜个八九。一位画家出了车祸,成了残废,在医院里乐观豁朗,连女大夫对他都有了好感。我在校内看的第一个电影是007系列《带金枪的人》,从此喜欢上詹姆斯-邦德的影片。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也是在保罗的校外公寓里过的。他叫了同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吃烤 火鸡 。一年后保罗拿个硕士文凭退学了,做起房地产生意。他和我通过两次信,还表示愿做我的移民发起人,尽管我当时没有那样的打算。后来失去联系。

在保罗家过的第一个感恩节。由左至右,罗伯特、迪克、允内、保罗。

我花了30元从高能所的顾以藩老师手里买了一辆半旧的凤头牌三速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每星期有两天要骑到斯拉克实验室。一天下午,我用实验室的高压气泵给自行车打气。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原来气压过高,轮胎爆破。只好让允内帮我把车放到他的汽车上,拉了回去,换上新的轮胎。

一天上午,我正要要骑车去实验室,允内叫我坐他的汽车一起去,下班时再把我带回来。到了下午四点,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他。于是徒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回到物理系。正好见到允内,他恍然大悟,忘了把我给捎回来,向我道歉。我说没什么,在中国常常要走很长的距离,这点路算不了什么。过了会儿,允内带着我和一位希腊学生斯塔夫柔兹一起到门罗公园的湖南餐馆吃晚饭。结账的时候,他对斯塔夫柔兹说,他的那份要他自己付。我的那份由允内付,作为忘记把我带回的补偿。

1981年夏,中美建交不到两年,刚刚开始科学与教育的交流,我的官派普通护照的号码在4万上,大概派往世界各国人员的总数在4万左右。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人以年龄较大的访问学者为主,而年纪较轻的留学生比例较小,整个校区的中国人不过三五十个。物以稀为贵,因为中美文化交流刚刚开始不久,人数又不多,故而引起了各界对这批大陆人的关照。经常有人借各种机会召开Party,有吃有喝,让大家感到宾至如归,忘记寂寞。在校园里,美中友好协会的人组织过活动,中国学者和美国朋友一起交谈,友好相处。

那年的中秋节忙坏了一些当地华侨,他们有的早期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同胞十分友善。在离大学不远的Food hill公园,他们举办了中秋佳节聚会。由于大部分大陆学者和学生都没有汽车,他们就一趟接一趟地往返把我们分批送到公园。在小山顶上,各种食品、饮料,包括月饼,摆满了几个长桌,让我们这些刚来不久的国人在每逢佳节必思亲的时候,找到节日的感觉,化解了对乡土的思念。我个人觉得台湾人对大陆同胞比香港人更加友善。和台湾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他们不仅是中国人,而且他们身上的民族传统比我们还多。相对而言,香港人和我在一起时,总让我感到他们是英国人。

每逢十一、春节,旧金山的总领馆成了留学人员的娘家,大家乘坐7F公共汽车,花1美元就可以到40英里外的旧金山市中心。然后步行20几分钟就到了位于吉瑞和拉古纳街角的领事馆。领馆里备有米饭、炒菜、肉包子,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香喷喷的家乡饭。参加聚会的以来自斯坦福和UC伯克利的人员为主。春节时有文艺表演,我还上台自拉自唱过《二进宫》选段。

有时我们要去领馆听宣讲中央文件。听过一次赵紫阳的讲话录音,他指出了华国锋主席的六条罪状。晚上在小礼堂放电影,我看过《大鹏英雄传》和《射雕英雄传》。电影过后,乘公共汽车尽兴而归。那时候,学生和领馆之间关系密切,来来往往,在某种程度上,领馆成了留学人员之家。下图是80年代初旧金山领馆工作人员在访问斯坦福时与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合影。我在前排左二。

紧张的学习和频繁的活动,让两个多月的学季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首先是TA工作。梅耶霍夫教授把20几个TA聚集到一个教室,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集体批阅普通物理的试卷。从下午要干到晚上11点,中间派人去买晚饭。一个叫大卫的学生不到21岁,他要我陪他一起去。买了好多装在硬纸盒里的比萨饼,然后又到超级市场买饮料、啤酒。美国有严格规定,21岁以下的不能饮酒。他叫我陪他一起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大家一边吃比萨,一边喝啤酒,一边改考卷。那个工作环境与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期末,研究生的Final习题数量和难度都很大,我在宿舍里要连续工作一个多星期,时间并不充裕。每顿饭都用方便面凑合。由于长时间坐在书桌旁,没空运动,两腿都有了麻木的感觉。研究生这碗饭还真不大好吃。最后,总算完成作业,轻松地出了口气。

物理系的研究生的津贴每月500美元。按每周20小时工作算,相当于每小时的工资为6美元。属于低收入阶层。我在国内的工资当时是56元,按照1比1.5 的兑换率,这500美元相当于国内工资的14倍。我每月拿出150块钱交房租,还剩350元。苹果、桔子一块钱四磅,牛奶8毛钱一大桶,猪肉1块多一斤,蔬菜也都是几毛钱一斤。往自动售货机里扔3个两毛五的钢崩就可弹出一盒香烟。这样每个星期一个人有25元的生活费就足够了,每月还能剩下250 美元。我必须把钱攒起来,回北京时好为家里置上8大件。

年底崔象宗老师期满回国,我从Kmart给孩子们买了几件小衣服、书包托他带回。还给我母亲稍上100美金,让老人家高兴。

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收到学校寄来的一张170元的支票,说我多交了房租,退还给我。可是我每月都交150元,没错过。我知道他们的计算出了偏差。按照家父“外财不付命穷人”的教诲,大过节的我怕算错帐的同志着急,立即骑着自行车把支票退到胡佛塔旁边的财务处。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没想到,下一学季注册时却遇到了麻烦。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六四期(cm1705d)

王克斌:桑榆未晚(一) 踏上异土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1 日 由 辰思发表于 【华夏文摘】


小序

40后这代人从懂事那天就赶上了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对这代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文革,有人利用了我们的天真和狂热,陷进一场丧失理性摧毁文化的运动。从20多岁开始,我们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不管是上了大学的,还是老三届,都被处理到农场、工地、边疆、荒野。当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然而,“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当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又发奋回炉,考研,读学位,把夹生的米饭再煮一次,把失去的岁月再夺回来。我是这些奋斗者中的一员,故而想在《桑榆未晚》的标题下填写这段经历,求学美利坚的经历,和同龄人一起分享。

我这一生参加过两次大串联。一次是在大二的时候,受了领袖的蛊惑,四处煽风点火。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我们又被当作阶级敌人往死里批斗,有人入狱,有人自残。

另一次大串联就是借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以老知青的身份,负笈跨海。这次大串联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光在核物理学界找个安身之处,养家糊口,老有所依。还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一个富有生气的民主制度,看穿了独裁者的自私与虚伪。

科学工作和奥运会类似,得奖牌的毕竟是少数。对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在于过程和参与,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参加过小组秘书马蕾-哈瑞森家的Party,她丈夫见了我就问:“你是物理系的教授吧?”我从容地回答:“我是个研究生。” 是的,美国同事在这个年龄已经是Faculty了,而头发灰白的我却还是个学生。

几年后,在我通过论文答辩时,马蕾从新墨西哥州寄给我一张贺卡,她赞扬了我的determination和perseverance。是的,从龙须沟畔走出的我,在家境贫寒和政治险恶的双重压力下,居然没有自暴自弃,还要奋起直追,靠的就是坚韧和毅力。这些年的努力虽然没有值得夸耀的成果,但是到了这把年纪,重要的在于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还能以全新的思想,跨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踏上异土

1981年8月12日上午,CA981 航班顺利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我第一次踏上了这块陌生的土地。我们一行10几位学子拎着行李,出了机场,在路边见到中国驻旧金山领馆的白色面包车。工作人员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把我们带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之家,领事馆。旧金山总领馆坐落在吉瑞和拉古纳大街相交的街角上。领馆后院有个招待所,接待过往的留学或访问的公派人员。每天房费5元, 饭费2元。一个大房间里摆着10几张单人床,干净整齐,卫生条件也不错。食堂供应长粒米饭、炒菜和汤,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让我们觉得就像回家一样。晚上可以看电视新闻,有时小礼堂还放映国语电影。

下午,我们几个同学走出领馆,参观了吉瑞大街另一侧的日本城。一个商业中心,街上有几家中餐馆。再往前走20几分钟,就到了金门桥。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势不凡。金门桥是旧金山的象征,整个大桥被涂成桔红色。两座高耸入云的桥塔伫立于海湾的两岸,两条粗大的钢缆被支成M 形,钢缆下边的无数垂直绳索把桥体拉住。大桥全长2.7公里,上有多通道双向公路,往来奔驶的汽车让我们感到眼花缭乱。桥下则是千帆驰过,海鸟飞翔。岸边的岩石上,还保留着古老的岸炮。我见到金门桥了!这是我在美国第一天留下的美好记忆。

第二天,和我同去斯坦福的女同学被一位台湾学长接走,去衣阿华和普渡的同学也先后拿到机票飞离旧金山。我一下子感到孤单寂寥,只好耐心等待领馆的安排。那几天我一个人不敢走远,只在领馆附近转悠。参观了领馆后边的圣玛丽天主大教堂,据说这座教堂出自著名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之手。教堂顶部是五光十色的玻璃点缀,下边是一排排的长椅(pew),肃穆庄严。由于马克思说宗教是人们精神的枷锁,中国只信共产,我当时还弄不清天主和基督两教到底有啥不同。

第四天,总算盼到了一位贵人,高能所的工程师传凯同志。听说我是所里的研究生,他愿意帮我。他告诉我明日有人接他到斯拉克实验室,可以把我顺便带走。

第五天上午,传凯同志带着我和一位路过的访问学者去了中国城,看见了众多的中国商店和饭馆。街口有一座牌楼,上面是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天下为公”。然后又坐了一段缆车,缆车在坡度起伏的路面上悠闲地挪动着,不时地发出丁丁当当的清脆响声。下午,斯拉克同步辐射实验室的美籍华人约翰—杨来接传凯同志,于是我终于被带到该去的地方。

8月17号下午,我来到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先生在《基本粒子》里提到的斯腊克(SLAC)实验室,那里有着世界最长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令我高兴的是,一下车就遇到清华同学,物603的王聚文学长,他当时是研究加速器的访问学者。在他的热情帮助下,我借到一辆自行车。趁着天色未晚,他连忙把我带到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心,说明我是来中国的新学生。办事人员查了花名册后,找到接收我的那个美国家庭。她让我下午5点,在格林图书馆前等他们。

原来,斯坦福(Stanford)大学对初来的外国学生,会安排一次入乡教育( Home Stay)。学校为他们联系一个美国家庭,提供大约一周的住宿和饭食。留学生住到当地老乡家里,入乡随俗,学习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

5点钟,一对美国夫妇开车来接我。他们把我的两个箱子放进后车箱,离开学校,来到位于20英里外的塞挼陶嘎(Saratoga)住所。谢天谢地,我总算临时有了落脚之处。两位老人年龄在60上下,姓斯蒂芬森(Stephenson),男的叫保罗(Paul),头上稍有灰发,戴副眼镜,任克拉克(Cracker)银行的副总裁;女的叫塞挼(Sara),在斯坦福大学的调解办公室(Ombudsman)工作。

他们两个成了我在美国最先认识的美国人和美国家庭。两位老人慈眉善目,和气可亲,对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感到十分好奇。他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里都有什么人,去没去过海滩,等等。我一一作答,还给他们看了我一家人的照片。

在一个静谧的小区中,他们有一套单层别墅,内有三间卧室,一间宽绰的客厅。房子后边有个 小院,地上铺满薄薄的一层绿草。他们讲好,每天下午五点,把我接过来;上午八点,把我送到斯坦福校园,找房子。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一张荣宝斋绢裱的国画和一套中国风景的明信片。

头天晚上,我睡在他们小儿子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大水床。我只知道花果山有个水帘洞,从来没听说过人间还有水床。睡惯了平板炕,一下子躺在水床上有点惴惴不安。脚稍微往下一瞪,床就凹了下去,轻轻一抬,它又鼓了起来。初到人家,生怕一不小心把水袋挤破,要是半夜里唱一出《水漫金山寺》,那还了得。于是我缩作一团,回归到71年抓516反革命的日子,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一夜基本无眠。

第二天起床后,先在餐厅享用塞挼准备的早饭。干的有面包、白兰瓜、香蕉;稀的有牛奶和桔汁。这种套餐比豆浆油饼显得清淡新鲜,我第一次喝了凉奶似乎也没什么不良反应。保罗和塞挼把我放到学校后就各自上班去了。我骑着高能所过亚南老师的自行车,到国际中心的布告栏去找房子。从每月100到200多元不等。学校的公寓每月150元,但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不能进驻。中午花一元多钱买包饼干,就着物理系馆的沙滤水,算是一顿午饭。直到小布什总统差点被噎死那天,我才知道我吃的那种东西叫Pretzel,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生活俭朴的原因很简单,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手里钱不多。身在异国,举目无亲,一旦花亏就麻烦了。

下午五点,老人又接来一位来自韩国姓金的工程系留学生。原来他们这次要了两个外国学生,都是东方人,我还有了个伙伴。相比之下,金年轻,比较自在随便,我则有点拘束。毕竟素不相识,挺大一个人在老乡家里白吃白住,不好意思。 晚上,老人入睡,金一人在客厅喝啤酒,我过去和他搭话。他借花献佛,也顺手给我开了一瓶。他和我开始了几天的友好相处,我们似乎忘记了抗美援朝留下的那段国际阶级仇恨。

周末,老人休息,带我们出去体验户外活动。星期六,包罗驱车往南,经17号公路到三塔克如兹海滩。80年代加州闹病虫害,天上要洒药水,地上沿途要设岗盘查,严禁携带水果。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汪洋的大海,只不过是在太平洋的彼岸。碧蓝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海浪一层压着一层横推过来,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虽然时维八月,序数二秋,但海水温度太低,鲜见有人游泳。

海滩上有过山车、娱乐场、音乐会及各种游乐活动。后来我去过许多海滩,唯独这三塔克如兹令我永远留恋。从海滩的一条几十米长的码头(wharf)上,可以看到成群的海豹自由自在地游玩嬉戏,硕大的海鸟一丝不动地站在栏杆上,任人拍照。让我越看越痴,流连忘返。

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在圣荷西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早期来美的华人里,大部分来自台湾和广东。有个台湾籍的服务员问我从何处来,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挺好听的,干吗非要加上人民两字,似有挑衅之意。可我初来乍到,又是人家请我们到这儿用膳,没心思去同他计较。毕竟,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和我说的都不算数。

星期天,包罗驱车北上,来到旧金山。我们逛了中国城,参观了马可尼中心。我看到水池边缘连续溢出的水帘,像一块均匀透明的薄布。接着,我们又到泛美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喝饮料。我和金每人要了一瓶荷兰啤酒,汉尼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四周的景色,兴趣盎然。情随物迁,心里不免叨念起范老先生的佳句,“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回来的路上,金问保罗:“啤酒多少钱一瓶?”保罗说:“啤酒6元”。那是1981年的价钱。傍晚,我们又去了旧金山附近的红木公园。

星期一,保罗带我们两个参加一个“扶轮”俱乐部(rotary club)午餐聚会。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有银行总裁、保险公司经理和教授等。那天做午餐报告的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夫斯塔特先生。他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向会友们介绍异国见闻。

一周以后,金找到了住处,搬了出去。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找房。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找住处。凭着一张地图和地址,半个小时后,好不容易找到学院街108号。按了门铃,我向主人说明来意,出示了手中的地址。他说我要找的地址没错,但城市不对,好多地方都有学院街。他让我进到房内,递给我一杯咖啡。然后说:“你要找的地方很远,我得送你。”于是,他把我的自行车架到汽车上,开着车来到我要找的帕罗阿托市的学院街。放下自行车后,他就走了。交谈中,我得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心理科医生。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感到晕头转脑,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过去了。这是美国的陌生人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原来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居然也有雷锋,可能还是一位不爱写日记的雷锋。我要找的那个房子离学校很近,租金每月才80美金,总算有了下榻的地方。

找到房子时,我在斯蒂芬森家已经住了11天。几个月后,我又搬进了学校的高层公寓布莱克威尔德(Blackwelder)。在新住处安顿好后,我邀请两位老人来到公寓,在几个中国同学的帮助下,请他们吃了一顿纯正的中国饭,色香味俱全。老人后来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有时我还到他们家里做客,直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麻省。他们是我认识的第一批美国人,友善的美国人,把我引进美国的美国人。如今,保罗已经去世,塞挼在一家敬老院安享晚年。我衷心地祝愿她长寿,幸福,平安。

这是保罗、塞挼和我在斯坦福商城的合影。


在中餐馆。


在斯蒂芬森家。


开学前事情不多。白天, 我常骑着车到斯拉克实验室,找王聚文和科技大学的王德发同学聊天,听取他们在美国的经验。有一次,正好遇到从高能所来美访问的唐孝威先生,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他见我无事可做,要我帮他在图书馆里做了几个小时的复印工作,时间总算没有浪费。

我有时也到斯坦福的校园里转悠,见了不少来自国内的名人。那时来美国的大部分人是访问学者,研究生不多。这些名人中有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洪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章含之女士的前夫,洪晃女士的生父; 冯其庸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是有名的红学专家;火箭专家华棣,后来才知道他回国后进了监狱;还有教育系学生闵维方等。闵本人在门头沟当过工人,公派留学。据说闵维方先生曾说, 他们这些人将来是副部长的材料。真让他说着了,后来他做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与部长同级。此外,还认识了一些学者,如黄朝恩、严武光、顾以藩、崔化传、崔像宗等。

经斯蒂芬森夫妇介绍,我认识了一组帕洛阿托的美国绿色青年。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不同的职业,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倡导生态平衡,主张素食。养一头牛或一头猪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使许多人免于饥饿。他们不喜欢开汽车,那会污染环境,增加热力学定义的熵。不管是到北面的旧金山,还是南面的三塔克如兹,翻山越岭,40英里的路程,他们都骑自行车去。他们经常到大学后边的山丘上去种植橡树,并为树苗浇水。他们的伙食简单,顿顿是凉拌菜叶和面包。有时,还会加上一些瓜果,如阿佛嘎朵、哈密瓜等。他们为人谦和,待人诚恳。

初到美国,朋友不多,离绿色青年的住处又挺近,我常常在周末成为他们的座上客。有时,还同他们一起用餐。那时,中美建交不久,他们见到我这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觉得新鲜,有兴趣跟我做朋友。愿意听我用蹩脚的英语讲述铁幕另一边的故事。凭着我当时那点爱国主义精神,我讲了毛主席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讲了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我讲了在中国上大学不要学费,我还介绍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

他们有时会纠正我的发音,我有时也会讨教说不出来的英语单词,比如我用了naive 后觉得不确切,他们就说应当是innocent 。为了举个例子,我对一个小伙子丹尼尔说,按一分为二的原理,你也有缺点。他猛然一愣,我也吃了一惊。大概美国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不好,还没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为了介绍东方文化,我带来京胡给他们自拉自唱了一段《提篮小卖》,讲述了李玉和烈士一家英勇抗日的故事。他们觉着新奇,高兴不已。

下图是我与绿色青年的合影。

下图是我在绿色青年面前云山雾罩,胡说八道。


这个小组的领头人叫大卫,金发碧眼,英俊和蔼,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本来他可以当个律师或法官,他却愿意做一个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进步青年。犹太裔的艾瑞卡毕业于心理系,父亲是斯坦福医院的神经科主任。放着家里宽大舒适的房子不住,却宁愿挤在阁楼上。爱兰是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研究生,他在这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可瑞妍是位按摩师,她的父母在北边的斯陶克顿有一处庄园。马林是位个子不高的姑娘,正在斯坦佛医学院学习,会说流利的日语和汉话。杰夫的专业是计算机,有时会出差到新加坡等地。丹尼尔毕业于化学系,个子最高脚也最大。未曾说话,先开笑脸,他负责小组的一日三餐。此外还经常有不少流动的客人,有的来自纽约,有的来自英国。

到了美国几个星期以后,总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来了这么多天,居然没人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也没人作形势报告,给我拨云见日。1964年刚进清华的时候,辅导员、分团委、政治老师三管齐下,找我谈心,抓我的活思想,帮我树立起革命的学习目标。在这里,没有一个政治工作的系统和部门,连政工组宣传科都不存在。没人会来管谁,大家都处于平等互尊的地位。我像《法门寺》里站惯了的贾桂,一旦坐下来还真有点不大自在。

于是我忍不住向一个先来的中国学生发问:“这儿怎么没有个集体呀?” 他说:“没人跟你集体。”一个曾经被别人管惯了的人,现在却像一粒从活塞缝里溜出来的气体分子,一下子置身于无限广阔的空间,自由地漂浮,感到不知所措。好在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虽然这里的学校没有政治工作,但是美国的学生却也十分爱国,为他们的自由民主而骄傲。

刚到美国,天天怀念着自己的亲人、家乡和祖国。我的手表一直保留着北京时间,直到开学后怕耽误事,才调成了相差9个小时的西部时间。在这里,到处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或是皮肤黝黑的非洲人后裔,跟他们讲话必须在脑子里先把普通话转换为英语,然后再吐出来,觉得很不轻松。小时候在北京街上见到外国人,总觉得怪异。现在,我的周围对我来说都是外国人了,但实际上我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Foreigner。

由于我算公派生,身上担负着为祖国学习的光荣任务。在思想上也和祖国密切地连在一起。我遇到的台湾人,大部分都很敦厚友好。可有时也会有个别学生对北京怀有政治偏见。每到此时,我都要跟他们争论几句。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中国人有吃有喝,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那个台湾的小伙子反驳说:“我在台湾可以竞选总统,你们成吗?”我则用台湾父传子的封建继承来驳斥他。有时候,还会掺进几位左翼青年,里边有不会说中国话的华裔,他们把让一部分人先富的改革开放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我还得转过身来面对来自左翼的挑战,忙得不亦乐乎。看来出国前语言学院的学习班没有白办。

开学前闲来无事,我到旧货店买了一本小说。开始时每看一页,都得查10几次字典。看到后来,词汇量有所增加。一个月走走看看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我临时住处的房东老太太死了,她把整个房子捐给学院路街口的教堂。于是我不得不到学校申请宿舍。开学那天,我被临时安排到法学院学生宿舍,卡挼泽公寓。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房租每月150美元。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叫爱德华,他将用三年的时间获得JD学位,去做法官或者律师。卡挼泽公寓像北京的筒子楼,厕所和澡房都是公用的,做饭还得到旁边公寓的地下室,那里有公用厨房,很不方便。几个月后,我终于搬到一座高层公寓,里外屋,有卫生间和厨房,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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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三六四期(cm1705d)

朱正:忆凤翔

May 19, 2017

大约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斗争轮到我头上来了。出了几张骂我的大字报,开了几回斗争会。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来得比我料想的要迟些。在我前面报社已经反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报社的领导,从编委直到副总编辑都有,这也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能够以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心态面对这一大的冲击。再说,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这个早已被开除团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经被同事们视为异类,羞与往来,我也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免得自讨没趣。这样,反右给我带来的变化,相对说来比别人还要小一点吧。当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后,我是更不同人往来了。就说吃饭吧,我也不愿跟别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饭菜,总是坐到最靠角落的的一张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也坐到那张桌子上来吃饭了。我不认识他。他也是一来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不说一句话。新湖南报社的人,我大体上都能认得出来。那时,湖南农民报社跟我们同在一栋大楼办公,同一个食堂吃饭,我想他大约是农民报的,看神色,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就这样同桌(没有另外的人)吃了几个月饭,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他就是刘凤翔。1958年4月29日我被送到劳动教养集训班,编入第二组。小组两个"召集人",一个就是他。集训班的二十多天里,这个组的二三十个人挤住在一间斗室中(上下双层床),白天就在那房间里开会,每人轮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从他的交代中才知道,他跟我同年,本是岳阳毛田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大约家境还过得去,就让他这个长子念了一点书。岳阳一解放,他就考进了湘北建设学院,参加了革命。结业后分发浏阳。出身、历史、工作表现等等因素都符合当时的要求,很快就入了党,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的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同每一个交代罪行的人一样,都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羞愧和悔恨。凤翔是从少年得志突然划成右派的,他作的悔恨的表白就特别使人觉得可信。

这以后,从集训班到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再到株洲白石港,再到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我们都在一起。直到1959年末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才分手。在这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朋友。这时他才把他为什么会划右派的原因告诉我。

那时,似乎还没有什么"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这些提法。但看当时的势头,凤翔无疑受到领导上的赏识。假如他一直留在党委机关工作,大约仕途也会颇为顺利吧。可是就在他在浏阳工作很得意的时候,意外地调动了工作。这事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直接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的"肃反运动"。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

大约是1955年冬季,中共湘潭地委把凤翔从浏阳县调出来,派他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报社去,接任五人小组组长。告诉他,建设报前一段的肃反运动搞得很糟,偏差很大,要他去掌握政策,纠正偏差。他即按照地委说的,把那些肃反斗争对象的材料一个一个拿来研究,将错斗的人逐一予以解脱。他这样做了,在报社里深受欢迎,却引起了原来五人小组组长孟树德的忌恨:你来做好人,不是让他做了恶人吗。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湖南省委决定停办各地委的报纸,而办一张全省性的《湖南农民报》。当时决定的是:各地委报纸停办之后,其人员一般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其中适宜作报纸工作的才调到湖南农民报来。凤翔被认为是少数适宜人选之一,点名调入农民报,担任了编委。

也许是为了便于管理,湖南农民报不但是就在新湖南报社的同一栋大楼里办公,同一个印刷厂印报,而且是同一个党委,湖南农民报的总编辑也是由新湖南报编委张雨林兼任。整风运动和接着来到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是新湖南报社党委统一领导农民报的运动。

反右派斗争中,官健平作为周惠派驻新湖南报的代理人,当然一下子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报社大部分编委和业务骨干都打成右派分子。官健平这人品质当然是恶劣不堪,但就智商来说,却不过是个草包,其才尚不足以济其恶。这时孟树德已经在新湖南报社当了副秘书长(反右之后升任秘书长),他可是个诡计多端的人物,其才足以济其恶了。他给官健平出谋划策,布置整人,一时并称"官孟"。趁此机会,他就把刘凤翔划为极右分子,以报建设报时的私怨了。

搜罗来划凤翔为右派分子的是一些什么材料呢?1957年9月9日《新湖南报》三版头条刊出一篇《湖南农民报挖出右派分子,刘凤翔反党阴谋彻底败露》,这篇由徐杰署名的文章历数了他的罪状,第一件事是由他经手"所发揭露性的批评稿件,虽总编室压下一些,但见报的仍然多于表扬",这就是"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第二件事,是"他多次向别人推荐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刘宾雁写的攻击和诬蔑党报的《本报内部消息》,并与编辑部一同志商量,要以湖南农民报为题材,继刘宾雁之后,写《本报内部消息续编》。可见刘凤翔的内心深处,与刘宾雁没有两样。"第三件事是向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写了一封要求调动工作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对党的组织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就凭着一些诸如此类的"材料",他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成了湖南省株洲新生工程队的一名劳教人员。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得做一点应景文章,那就是特赦一批在押罪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帽子。虽然文件上说是以"改好了"为标准,其实与本人的改造努力关系甚微,主要是从知名度的大小来选择,以造成宣传效果。凤翔有幸(应该说不幸)中选。湖南省新生工程队一共总有几千名右派分子吧,他就是第一批宣布摘掉帽子的四十九人中的一人。不过,那一回的所谓"摘帽子",所谓"解除劳动教养",都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他们并没有获释回家,不过不再称为"劳教人员",而改称为"新工人",换了一个食堂吃饭而已。凤翔成了"新工人"之后,即被派到上海去学开粉碎机。回来之后不久,他的右手就被这机器粉碎了。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已经在练习用左手写字了。

这次工伤给他带来了很可怕的后遗症:幻肢痛。右手肘关节以下部位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幻觉中那已不存在的肢体还在剧痛,得经常上医院诊治,不知道是因为医院的床位紧张还是收费太高,他没有住院。新生砂轮厂(_原来新生工程队改的给)他在长沙市局关祠口上一家小旅馆(我已忘记那招牌了)里包了一间房间,他住在这里,就在附近望麓园街道食堂吃饭。这里隔湘雅医院不远,看病方便。

1962年冬天,我解除劳动教养回长沙来了。整天无所事事,常到局关祠小旅馆中去同他聊天。他住在那里也很闲空,书看得很多,诗也做得不少。可惜我当时没有抄下来,现在只记得一首:"安步蔬餐兴有馀,不弹长铗叹无鱼。之乎者也千章熟,聋哑痴呆一代愚。离恨骚愁随雁落,旧亲新贵断鱼书。而今舍我其谁也,夫子胡为不豫乎。"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他的诗朋友们也时有和作,就说这一首吧,王果兄的和诗就有句:"每向鸡晨听壮角,惯于鬼夜读残书";王镜海兄的和诗也有句:"从来此地多迁客,今夕床头有好书"。可惜全首都记不起来了。我也和了的,也是一句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作诗,凤翔也学画。左手用木炭笔画人物素描,进步很快。我这里原来有些他的画稿,"一打三反"中我被捕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进入1966年,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在局关祠那间小房里谈论这些。他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一天,谈到当时的所谓"抓叛徒",我说,我们在新生工程队写了多少自己骂自己的检讨书,认罪书,要是以后谁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也就可以抓我们做叛徒了。凤翔笑着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要真是那样,岂不也就要完蛋了吗?"

"文化大革命"以反对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号召,使一些人产生了平反冤狱的幻想。新湖南报社的那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中的一些人闻凤而动,起来造反,宣称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要求平反。凤翔也支持了他们的翻案活动。我不属于那个集团,就没有去参加。凤翔却认为所有的人都同样应该平反,他把有关翻案活动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那时,凤翔还去北京上访过一次,为什么事我没有问过他。同去的一些人之中,有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张娜,是为她外公的冤案去上访申诉的。也许这是有史以来上访者最年幼的一人,虽然没有谁拿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却确实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注意,接见了她。这小姑娘还真有点意思,她大约在政治和世故方面有点早熟,对同行的刘叔叔很有好感,让刘叔叔成了她外公和母亲的好友。

不久,凤翔听说,新生砂轮厂要到长沙来抓他了。大约是牵连到砂轮厂一些就业人员的一个叫做"中国劳动党"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中了。他东躲西藏,中间也在我家住了半个月。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各种牌号,各种派别,各种背景的群众组织你争我斗,翻翻覆覆。运动初起,长沙市东区劳动服务大队的一个分队长凌君当了造反派,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官办的群众组织就抄了他的家,并且说他的父亲是恶霸,遣送农村管制。这当然是胡扯。《毛选》说得明明白白:恶霸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他家连地主阶级都不是的,怎么能定为恶霸呢?说穿了,不过是受了儿子当造反派的连累。后来有一阵子造反派得势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宣布是保守组织,要给凌君开平反大会。那时我在劳动服务大队当土伕子,凌君是我的上级,他让我帮他写一张传单,讲他家受迫害的经过。我写了,标的题目大约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之类,记不确实了。正好这时凤翔住在我家,他看了,笑着说:有个现成的题目:"谁是恶霸?",不好吗?我一听大喜,连忙照改,就把这顶"恶霸"帽子反戴在对手头上了。这张传单印了好几千份,一时贴满长沙的大街小巷,还颇有一点影响。我本来保存了几张,后来风声紧,毁掉了。如果还能找到,大可以编到集子里去,作为"文革体"的一个标本。

风翔离开我家之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躲藏,只听说张娜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结成了真正的患难夫妻,相依为命。这位张医师我后来也认识了,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却常常不替自己考虑、很有点任性的女人。有她在照顾危难中的伤病的凤翔,总要算是一件幸事吧。

不久,凤翔终于被捕了。大约是1969年11月吧,长沙市开了处理"省无联"的宣判大会,一个工人领袖陈本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是徒刑,凤翔判的刑期是十五年。张医生收到他从服刑的建新农场寄回的信。她把这信拿给我看了。我还记得中间的一句:"你当你的医生,我当我的劳改犯。"我想,他是相信,并不需要十五年,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吧。

张医生要到农场去看他,给他准备了不少吃的:奶粉、葡萄糖、油炸花生米……。他信中说想看马列的书,我就把莫斯科外文局出的那一部两卷集的《马恩文选》托她拿去了,红色硬面精装。书是很重的,一次不能多带。我还有外文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两卷集,心里想下次再拿吧。

没有想到,接着就是一场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恐怖,大屠杀。1970年3月15日吧,一辆囚车从建新农场工地上把正在出工的凤翔抓到长沙看守所,4月4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宣判会上处死。我还真顾不上为他悲痛,得把心思用在应付自己的"案件"上。应付了几个月之后,我还是被捕了,有一个时候就关在他上刑场的那间囚室里,听人谈到他的一些事情。这些我已经在《小书生大时代》一书中说过,再说也伤心,不说了。

1979年,中共中央着手通盘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由原新湖南报改名的湖南日报社也陆续宣布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我算是最后宣布"改正"的几个人之一。可是凤翔还拖着。他有一个"反革命案"梗在那里,没法解决。一直拖到1985年8月5日,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才发了一个"湘社发 (1985)028号"文件: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原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判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他是湖南日报社宣布"改正"的右派分子中的最末一个。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都重新获得了发挥各自才智的机会,做出了各自的成绩,也曾不时想起,才华横溢的凤翔如果还在,有一些工作让他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想到这里,真不能不感到由衷的痛惜。不过转念一想,人固有一死。像他这样饮弹刑场,当然够惨烈了。而"寿终正寝"的官健平、孟树德辈,不也一样是死了吗?只有一点不同:死了之后,凤翔还有一级党组织正式发文,称他"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而官、孟呢,人们不屑再提到他们还算是好的,要是提到,就没有什么好听的话可说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粘附在姓名上的耻辱。这岂不证明世上还是有公道吗?

凤翔,别了。

(原载《记忆》第2_辑,2002年1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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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

齐仲:佐尧往事

May 19, 2017
August 27, 2015在五柳村【人物与往事】发表,该博客已被屏蔽(海外仍可访问)。

今(2010)年10月23日,一代才子沈左尧的塑像揭幕和骨灰安放仪式,将在湖州举行。中国科普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仁将从北京来湖州参加这次活动。

沈左尧(1921—2007)是中国科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湖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沈行是别名。在以他命名的湖州师范学院沈左尧图书馆8~9楼,建 有2000多平米的《沈行楹联艺术馆》。这是我国第一个楹联家个人艺术馆,到目前为止独一无二。此馆全部藏品都是沈左尧和夫人封圣华捐献给国家的,由这所 知名高校永久保存。馆内有大量珍贵书画、楹联精品,共600多件,其中有徐悲鸿:低头饮水的马;傅抱石:重庆居所金刚坡风景;吴作人:鱼游春水;张伯驹赠 沈左尧的开创性嵌名联,还有陈之佛、谢稚柳、宗其香、汪亚尘、黄苗子、郎静山、董寿平、白雪石和近年雄起的赵谦森等大师和名家的书画作品,各美其美,美不 胜收。特别是陈立夫书赠沈左尧的对联:事若可传都合德  人非有品不能贫 ,具有特殊意义 。这副看似平和敦厚,实则寓意深邃的对联,对沈左尧的“夕阳红”年代,对楹联艺术馆落户湖州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副对联真有这样大的作用?是的。关于这一段往事,一环扣一环的事件经过,将在《名联还乡》一文专题讲述。

下面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笔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左尧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不断从脑海中浮出,在电脑键下变成文字。

有国事。有家事,有好事,有坏事,有巧事,有怪事,有趣事,有难事,有险事,有祸事,有后事,有前事,有喜事,有愁事,有乐事,有憾事……

但所有的往事全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合德的事,都是值得流传的事。

 

最后一面

2007年5月下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一个高级病房里,我见到离别两个月的左尧兄。嫂夫人封圣华住在病房日夜陪护。外间有录像录音设备,是儿子沈 龙(香港思维集团总裁)架设的,为了录下父亲口述的一些重要史实。只见左尧兄脸色苍白,没有血色,但精神还好。我先把二十年来他写傅抱石的全部作品汇编 《千秋傅抱石》原稿交到他手里,然后坐到沙发上。左尧兄说,这次在湖州检查,左肺发现有一个小黑点,是肿瘤,很小。这里的医生说,有多种治疗办法。我估计 大概治半年可以见效,但今后不能太累。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

当左尧兄说到这里,我立即想到,他这几年在湖州集中力量和时间,做出了一生中最多的事,硕果累累。湖州师院为他提供了最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学 院的专家楼,安排了一套单元房,但厨房派不上用场,因为一直是由校厨房送饭到家。左尧兄对我说,他几乎每天都吃竹笋。嫂夫人说,住这里是天天点菜吃饭馆。 假期回北京,已经不习惯出去买菜,自己做饭,都快忘了。而在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内,为他布置了了一个工作室兼办公厅,光线明亮,设备先进,远远超过本院的书 记、院长办公室。有这样好的条件,他在湖州师院投入了全力——脑力、智力和体力,还有他坚持不懈的意志力,让一生成果丰收。

在湖州,左尧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是楹联艺术馆。于此同时,他连续出版了三部著作:《胜寒楼诗词》、《沈行楹联集》、《沈行楹联艺术馆馆藏作品选》。2006年1月,经湖州师范学院党委(陈德喜为党委书 记 )研究决定,聘任沈左尧先生为湖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聘任封圣华女士为湖州师范学院沈行楹联艺术馆总监。院长胡钊剑教授签发了聘书。在左尧兄北京住所,我 看到了聘书,庄重典雅,大字烫金,院长署名,学院盖印。85岁的终身教授,登台授课,声音洪亮,内容丰富,妙语连珠,座无虚席,连讲数次。那曾是师院一件 盛事。但是,这位新任老教授却听不见学生的反应,他耳背已经多年,即使用最新式的助听器也十分困难。

左尧兄接着说的话,让我一惊。他说:“离湖州之前,学校送我。我说你们这是向活体告别,不是向遗体告别。”说罢就爽朗地笑起来。不过,感到这笑声里有一些苍凉,让我心头发酸。怕左尧兄累,我告辞了。没想到,这是我和左尧兄的最后一次见面。

写本文查资料,我在网上见到沈行楹联艺术馆馆长王增清研究馆员的纪念文章《取法雅正,终有所归》中的回忆。王馆长写道:“1993和2004年,沈 老分别在73、84岁的时候,因染急性肝炎和劳累过度引发并发症,曾经两度命悬一线,但最终都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我们默默地祈祷着沈老也能闯过今天这道 关。此时的沈老尚无任何自觉症状,他还引用《史记》的典故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饭量不减,胃口很好,不会死,等秋凉了,我还回湖州去。’沈老是个 极聪明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表明我们虽然没有告白于他,但他已心中有数。看着他达观而自信的神态,不由引起我心头的一阵酸楚。”嫂夫人封圣华回忆道: “离湖州前,学校领导请吃饭。饭后集体送我们回专家楼。告别时,他们一个一个向左尧鞠躬。”

这是湖州师范学院领导与沈左尧终身教授生前最后一面。

而我和左尧兄最后见面,是在北大医院病房,向他鞠躬是在葬礼上。

此后几个月,左尧兄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由不想坐到不能坐,由不想说话到不能说话,由不想动弹到不能动弹,但是他的头脑始终清 醒,思维依然活跃。病魔无情,油尽灯枯。2010年9月14日上午10时40分,我们的沈左尧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享年86岁。中国科普研究所和湖州师范 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印发了封面有彩色照片的生平事迹册。唁电从国内外雪片般飞来,四面八方赶来的吊唁者云集。生前殊荣,死后哀荣。

葬礼后过了几天,我给嫂夫人打电话再次慰问,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左尧在病床上,写了一首短诗。

“领导降南北,四海聚亲朋,医院竭全力,儿子反哺情。我必飞回去,科学传佳音。”

我必飞回去?在73岁和84岁的时候,左尧从输血感染丙型肝炎和大叶性肺炎的病魔爪下依靠科学两次飞回人世,继续他的未竟事业 。但从这首诗的语气来看,左尧兄已经在离开人世的不归之路上,渐行渐远。当他的大脑构思诗句时,他的灵魂正在飞向极乐世界。

左尧兄,安息吧!

*************

作者原来准备继续写以下几个题目:

1,拆城之恋——写沈左尧、封圣华在文革中参加拆北京前门城墙时相爱,携手走过40年的雨雪风霜,遭难时的浪漫爱情,成功后的道德操守,公开沈左尧追求年轻的封圣华的两首凄美情诗;

2,无心插柳——写沈左尧怎样写起嵌名联,笔者认为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成就,对中华文化继承发扬有推动作用;

3,三种全才——《楹联才子沈左尧》是笔者15年前发表的文章。沈左尧把这篇介绍他简历较完整的文章付印上百张,供媒体参考。沈左尧是美术全才、文艺全才、秘书全才,有大量式例子为证。

4,削职为民——1965年,笔者亲历了沈左尧被新来的科普出版社长金默生打击报复,开除公职的全过程,从此他被打入社会底层16年。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得到真爱,有所创造,为国创汇。终于在1981年在老领导麦林(曾任中国科普作协秘书长、副理事长、科普出版社社长、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主持下,由一个街道小厂直调中直机关,成功归队。

5,遗稿有吗?——沈左尧生前是否写了理论著作《科普美术概论》,其老友和上级李元在书中白纸黑字,说沈左尧根本没有写。但在不久前封圣华终于找出了底稿,揭出了这一谎言。

6,名联回乡——写陈立夫对联从台湾到北京,终于落户湖州的巧合与连锁式的各个过程。原来,陈立夫是湖州人,沈左尧祖籍吴兴;一个是抗战时期教育部 长,一个是陈立夫主持工作是资助的从战区逃到大后方的12万名学生之一。名联回乡,楹联艺术馆原计划建在海宁,10年建不成,最后在湖州师院建成,成为湖 州人文一景。最后笔者提议设立湖州楹联艺术节,推向全国,推向华人汉语世界。

杜光:贱民生涯第一课

March 14, 2017

1958年春,我在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尾声中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与地富反坏为伍,并称为“五类分子”,也被称为“黑五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不得不“低头认罪”,但在思想深处,我却满怀悲愤,拒不低下高傲的头:“我是比你们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是,现实比思想更有权威,教训很快就来临了,第一个给我教训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

    高级党校的教职工中,共有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被划得最晚的。当时,多数右派分子已跟着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去劳动改造,留在校里的,只有我和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等几位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干部。有一天,我和他们被派去稻田插秧。刚插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叫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调查,让我到团委办公室去。我过去曾有过多次接待外调的经验,不以为意。

到了团委办公室,只见校团委书记李树生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指着另一张办公桌旁坐着的一个挂着少尉领章的青年军官说:“杜光,这位部队里来的同志找你调查情况,你按照他的要求告诉他。”

李树生是我比较熟悉的,1954年高级党校成立职工俱乐部,校部办公室主任于子元兼任俱乐部主任,我和李树生为副主任。俱乐部的活动,多由我主持,经常同他商量。有一次他还把校团委给校党委的报告稿给我,让我帮他修改。所以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扳起脸来,说完就坐下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句:“好的。”就在那青年军官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那军官大吼一声:“起来!谁让你坐的!你这反革命右派,架子还不小!”

这个下马威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站起来。我活了三十岁,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反右批判会,批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过不许我坐的人身虐待!我十分气愤,却无可奈何。这时李树生过来,对那军官说:“还是让他坐下吧,坐下来好谈。”那军官白了李树生一眼,不高兴地说:“坐吧!”

那军官一开始不说他要调查什么,却要我交代上学的经过。我把在家乡上小学,到上海上中学的历史说了一遍。他问我中学有哪些同学,我说了十几个,其中包括黄思兆。他说:“你说说黄思兆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要调查的对象是黄思兆。

黄思兆是我在伯特利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班,但同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很熟悉。他勤恳朴实,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推选为班长。我在班级里也多次当班长,常在一起开会。我1946年1月离开伯特利中学后,同他有几年没有来往。1952年听说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学习实习都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成为名医吴英恺的得意门生。1953年初他和戴恩凤在协和医院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简朴婚礼。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高级党校南院的门口见到他们两口子,才知道黄思兆随同吴英恺,被派到离高级党校不远的黑山扈,参与筹建一个胸科医院。此后我曾多次到黑山扈去看望他们,他有时陪我爬上山顶,指着山脚将盖一个专科医院的前景。戴恩凤生女儿时,黄思兆把母亲接来照顾。他母亲慈祥而健康,我有时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去,她总是亲切招呼,拿出当时还十分稀罕的糖果给我儿子。协和医院是归部队管的,黄思兆是军医,挂着中尉的领章。这个来调查的是个青年军官,就可以理解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黄思兆的情况告诉那个青年军官。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替他评功摆好,说说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问题是什么,有点茫然地说:“他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跟我耍滑头!老实交代你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又大吃一惊,怎么把我也搅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诈唬我,还是掌握了什么扭曲不实的材料,担心他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我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高级党校的党组织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黄思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有听说过。”他大喝一声:“你还不老实!你们和卢文渊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就明白,这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把你定为运动对象,就会捕风捉影地大胆假设你的问题,然后连蒙带唬,没有问题也要榨出些问题。卢文渊是黄思兆的同班同学卢文深的哥哥,原来也是伯特利孤儿院兼中小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伯特利迁往香港,1941年初迁回上海,卢文渊就留在香港了。我只听别的同学说起卢文深有个哥哥卢文渊在香港,却没有见过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对那个军官说:“我认识卢文渊的弟弟卢文深,但不认识卢文渊。黄思兆可能认识他,因为都是伯特利的学生。不过黄思兆回上海时才十二三岁,以后也没有同卢文渊联系,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军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还这么不老实!你们在香港时常在一起,怎么不认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说我到过香港,这可太荒唐了!我说:“我没有到过香港,也不认识卢文渊。”他站起来说:“你没有到过香港?你再说!”我说:“再说也是没有到过。你出来调查材料,应该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不要这样无中生有!”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恼羞成怒,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胆敢来教训我!”一面说一面绕过桌子,朝我扑过来,看样子想要打我。我站起来躲开他。这时李树生过来,拦住他说:“不要这样激动!好好谈!好好谈!”把他劝回原来坐的地方。他气恼地说:“他不交代问题,居然还要教训我。”李树生退回去坐下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来,他对那位青年军官的所说所为,颇不以为然。

这个局面有点尴尬。我对青年军官解释道:“我13岁时到上海伯特利中学,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乡村里,没有到过香港。伯特利中学和孤儿院抗战前在上海,后来搬到香港,1941年初从香港搬回上海,我是伯特利搬回上海后才进去的。卢文渊原来在伯特利,但伯特利搬回上海时他留在香港了,没有回上海,所以我到伯特利中学后没有见过他。”那青年军官说:“那你就交代黄思兆和卢文渊的关系。”我说:“黄思兆在香港时同卢文渊有什么接触,我不知道。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是同学,免不了会一起玩耍,有什么问题呢!”他厉声说:“有问题才找你,你老实交代!”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要我交代什么?”他拍着桌子斥责我不老实,我则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僵持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相信治不了你这个反革命!”说着话又想冲过来打我。李树生当时一面工作,大概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过来拦住他,对他说:“不要激动,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把他劝坐下后,李树生对我说:“杜光,要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清楚。”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他可能从我和那军官的对话中,听出了问题所在,对那青年军官说:“我看杜光谈不出什么了,他正在劳动,让他去劳动吧!”他不管那个军官同意不同意,接着又对我说:“你劳动去吧,好好劳动!”我应声站了起来,深为李树生替我解围而高兴,心想如果没有李树生在旁边,我今天非挨揍不可。退出团委办公室时,只听那军官说:“这个人当了右派还那么嚣张!对这样的反革命右派不能太客气,你们高级党校对右派太宽大了。”

我很担心黄思兆会不会成为反右派运动的补课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在类似那个青年军官的批判审查之下,恐怕要吃不少苦头了。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申请入党,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那就比较正常了。不过,如果他那里的党组织像对我调查的那个青年军官那样捕风捉影挑毛病的话,恐怕入党也困难。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部队调查黄思兆是为了什么,但调查者对他具有敌意是十分明显的。过了不久,我听说黄思兆患肝癌去世,十分可惜。他如果能够健康地得以长寿,以他诚恳认真的品格,必定会成为一位卓有成就、造福民众的医生。但他不过三十来岁就逝世了,实在令人遗憾。

我回到劳动的稻田,见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都坐在田边的树下休息。他们4位都是“三八式”的老党员。陈仲平抗战以前就已入党,是闽西游击队的领导人,一个地区的副专员,1950年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反右时是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反右前的整风运动中,福建和广东的中共省委以反对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名义清洗地方干部,殃及陈仲平,材料转到高级党校,所以被划为右派。王名衡是文史教研室主任,著名的抗战诗人,笔名天蓝。他最著名的诗是《队长骑马去了》,结尾几句:“队长骑马过黄河/黄河有不测之风波/你奈黄河何!”曾经脍炙人口。他同胡风有书信来往,反胡风时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整风时对此表示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范若愚讽刺他“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不舒服”,于是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许诺原任校刊编辑室主任,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青年与新道德》一书,颇蒙赞许。他曾是湖南某县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到延安后适逢抢救运动,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审查了一年多。他反右前曾向人谈起这件往事,不无怨言,有人还从《新青年与新道德》里挑出一些毛病,他于是被划成右派。马鸿模是文史教研室讲师,解放战争时期曾是解放军某团副政委,转业后当过中学校长。1951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他在反右运动中被人揭发对母亲十分苛刻,引起公愤,批判他的大字报很多。校长杨献珍曾在一次会议上戏言:“马鸿模应该开除人籍!”加上其他言行,最后也难以幸免。

我回到他们中间,气愤地把刚才的情况向他们说了。陈仲平说:“杜光,你不要气恼,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叫你生气的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马鸿模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份要有准确的定位,我们现在的社会身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家把我们看做反革命,我们只好逆来顺受。认准了这个必然性,就不要生气了。你生气也是白生气,毫无意义。”陈仲平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说:“我今年三十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却立成了一个右派!”他说:“你才三十岁,还有希望;不像我们,都老毬了,只能苟延残喘了。”他接着又说:“不过人总要活下去!‘适者生存’,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只能我们去适应环境,不能要环境适应我们。我们就夹起尾巴做人吧!”王名衡、许诺也说了几句话,劝我要正视现实,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 

谈兴正浓时,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农催我们继续插秧,谈话就中断了。

59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年军官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李树生一再替我缓颊的情景,陈仲平等对我的劝慰语调,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右派生涯的第一堂课,它使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但与此同时,我的头脑里仍然顽强地存留着“我比你们这些共产党员更优秀”的思想,傲然地睥睨众生。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就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织中度过的。它一方面迫使我忍辱偷生,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它也鞭策我更加勤奋地劳动,更加刻苦地学习。59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回顾那些荒诞的生活细节,点点滴滴都融进我的历史,成为我这一生积累的精神财富。

至于那位少尉军官,如果他一直没有退役的话,按照他对我这个右派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大概是会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的,仕途亨通,现在应该是退休的上将或中将了吧,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面对我这个个右派时的尴尬局面?

人生是一幅繁杂的图像,有灰暗,也有瑰丽;有丑陋,也有美好。记忆就像调色板,把各种色彩渲染在画布上,构成一幅幅画图。画得好不好姑且不说,只要是自己用心画出的,都是值得珍惜的。

                        2017年3月12日

五柳村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上午6:47收到

孙亚英:我随万名干部下农村

March 11, 2017

孙亚英:家贫也读书

March 11, 2017

中国自古以来,家贫而能读书,且有成就者,并不乏人。我何以要写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作为中央下放干部,在四川一个小县份上,也正因此,在那里,我这个建国初期的大学毕业生,要算文化冒尖的了,于是有幸成了被整的重点人头。今天我再来猜想当时整我那些人的想法,大概是认为既云文化革命,理应从有文化的人身上开刀吧?不然,当时我只是一般干部,不在领导岗位上,我又是个不张揚的人,平时并不引人注意,应该不会成为被整的对象。可是从文革一开始,第一批就成了重点,于是文革中整人的那些非常手法我都领教了一个遍。一位经常找我谈话的姓潘的人,多次问我一个问题:“你总说小时候家里贫苦,家里贫困怎么能读完大学呢?光从这点看,你就不老实。”当时是非常讲家庭成份的,仅此一点,似乎我就是隐瞒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成份,向党撒谎。其实,这是个多么想当然的概念化的推理,生活中的现实,有着多种多样的机遇,况且,觧放前的教育制度,说这种话的人也并不了解,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这个当作打人的砖头,似乎凭此就可以给人定一条罪。潘某这种观点,似乎不仅他一个人有,颇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为此,我想说一说处在一个寡母带孤女的家庭里,我究竟是怎样读出书来的。


一、榜上有名喜变忧


我与一般的的孩子不同,有一个清贫而孤寂的童年。我是母亲的独生女,父亲又较早地病故了,很长时间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母亲是粗识字的家庭妇女,外祖父母是旗人,辛亥革命以后,他们也断了生活来源。而且在我小学时也双双病故了。所以,我的父亲一死,家里就沒有可靠的经济收入了。幸亏母亲的针线活计很好,有人喜欢找她剪裁缝制衣服。这样,总算有些不固定的收入。我和母亲就这样生活在古都北京。

我小学毕业是一九四一年,母亲为我四处打听考哪个中学好。当时北京的中学分三种:一种是国立的,一种是市立的,一种是私立的。据说国立的最好。私立的学校虽好,学费最高,这当然不在我家的考虑之列。最后,母亲为我选了两所学校,即市立女一中,和国立师大女附中。若论离家较近,是南长街的女一中,若论师资阵容强、牌子硬,当然是师大女附中。我当时虽然不太懂事,但小小的好胜心,巳使我把重点放在了师大女附中上了。

考试那天是母亲送我去的,我当时浑浑沌沌,并不懂得害怕,每一门课就那么答下来了。考完之后,母亲在路上告诉我:“我几次隔着玻璃窗看看你,你都在低头写,看样子沒有慌,也没见你东张西望。”我只听着,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我看你这次很难考上,跟你一起考试的都是些大姑娘,哪个不比你大呀?光自行车就摆了那么一大片。你跟人家比,简直是个小豆子。”我还是听着,仍旧沒有说话。

以后就是一串等待的日子,等着发榜。女一中先发的榜,我考上了。母亲问我:“你是就上女一中呢,还是等女附中发榜?”我毫不猶豫地囬答:“等女附中发榜。”

女附中发榜的那天,还是母亲和我一起去看的。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榜文,就贴在校门内的墙上,不少人都在看榜。我似乎比母亲眼尖,先从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马上嚷了起来:“妈!有我,在那儿!”母亲顺着我的手看过去,把我的名字端详了半天,喃喃地说:“真考上了,还不错呢,一百多人里,你在十多名上。”我抬头看看妈妈,她脸上浮现出一种不常见到的微笑。

我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陪妈妈步行往回走。这一段路很长,从西城的西单商场,穿过东西长安街,走到东单的裱褙胡同,等于走了一个穿城。奇怪的是,这一路上,母亲竟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几次我抬头望望她,母亲总是一脸严肃,似乎找不到一絲高兴的神情。我心里非常纳闷,媽妈不是说过,小豆子可能考不上吗?现在小豆子考上了,妈为什么连笑容都没有呢?真不明白!妈妈一向很严厉,她脸色不好时,我是不敢多嘴的。

好容易走到家,我和妈妈都累了。进屋,妈妈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再没动,我赶快给妈妈倒了一碗水,妈妈还是没说话,她呆呆地似乎在望着什么地方,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我不知道妈妈怎么了,又不敢问,她不像是累了,母亲素来身体好,我童年时,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去,比这个远得多,母亲都没累成这样子过,这次是怎么了呢?

过了好长时间,母亲忽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我吓圷了,母亲一向坚强,很少流泪,更不用说大哭了,我手足无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自然更不敢多问。好一阵,母亲止住了哭,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你好好听着,妈沒想到你会考上,如今你真考上了,若不让你上,妈对不起你;若让你上,妈供不起你,我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妈给你交上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后,你能考上前三名,能免费,你就上,不能,只好算了。妈实在没那个力量,孩子!看你自己吧!刚才看完榜,我巳经问清楚了,前三名可以免费。”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记得母亲常对我说,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而我要自立,就必须读好书,学好本领。如今考上了国立学校,不能不上。而家里的经济情况,确如母亲所言。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靠自己!别无选择。

就在这一晚,我下定了决心:咬紧牙,争口气,无论多苦,我必须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多少同学仰望的国立师大女附中啊!我怎么能放弃?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的而又是成功的六年。

 

二,苦,乐在其中


既然下定了决心,我就想好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凭自己的力量苦挣着读过这六年。母亲是说一不二的,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她凭做针线可以养活我,但没有力量再供我读书,我不能再指望母亲更多地帮我,我也不能奢望亲朋的帮助,我家在北京本来也没有什么亲戚,因为父亲是浙江人,从小被人带到天津,学了一门手艺后,定居在北京,从他那一代,与浙江老家巳沒有什么来往;母亲是北京人,她是外祖父母的独生女,外祖父母一过世,母亲娘家就没人了。父亲在北京虽有一些朋友,但人一不在,人情也就不在了,我不能指望谁来帮我。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虽然感到过悲凉和恐惧,但同时也助长了我一种自强自立的心理,加之母亲又从小给我灌输了一种想法,她常说:“咱们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不能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否则,一輩子受气。”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在这里我似乎不应该说父亲的坏话,可我确实记得父亲不声不响,很多事明明刁难母亲,母亲是个好强的人,从来不吵也不哭,我却看出她很生气。母亲忍气呑声的印象,也使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好书,自立!师大女附中在北京是颇有名气的,我不能不读。

开始步入中学时,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一些必要的花销该如何节省。譬如,我住家在东城,学校却在西城,路相当远,同学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而这两样都必须花钱,我不行,于是我决定上下学都步行。这条路线等于把北京的内城走一个东西通城,从我家住的胡同里走到东单,有一段路,从东单经过东西长安街走到西单,其距离相当于走过三个城门,即从崇文门经正阳门到宣武门,然后从西单往北拐,再走两站路,进闢才胡同,才到学校。全长约十多华里,天气好时需一个多小时,若遇狂风雨雪天气,则需将近两个小时。六年中,我绝大部分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天两趟。冬季,往往是天沒亮出门,回来时天巳黑了。北京当时路况不好,下雨时胡同里都是泥泞,雪后冻成冰,像镜子一样滑,跌跤是常有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教科书必须自己买。母亲帮我打听到,东四牌楼隆福寺的废旧书摊上,有卖旧教科书的。于是我就到那儿去搜寻,买一两本容易,要買够所需的一整套,却需费些功夫。后来听说东安市场也有賣的,我也去找过,总之,每次都像沙里淘金一样,好不容易才凑足我需要的一套。这样虽费时费力,但算下来,比买一套新書能便宜三分之二或者还多些。好在当时的教科书都是教育总署编的,一用就是多少年,不像现在这样,在短时间内,内容就有所改变。

从节流又想到了开源,入学之后不久,我就从同学处学会了织毛线,有的同学手里还有织毛衣的书,里面可以学到一些花样和各种衣物的打法,如何收针放针等等,我慢慢练习,也感到很有兴趣,当时有一种很流行又比较讲究的花样,叫‘凤尾形’,十八针一个花,我也学会了。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巳能打成件的东西了。母亲在揽针线活时,也顺便给我揽一些毛线活,我也能挣些钱了。这种收入并不固定,时多时少,时有时无,收入较多时,我不但可以买些纸笔,有时甚至能买一个月的电车月票,或贴补一些家用。教务处管登记购买月票的郭劲甫老师有时问我:“你为什么不月月都买月票呢?”我只笑笑,不作任何解释。

为了达到母亲的要求,顺利地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光考虑在经济上开源节流是远远不够的,要取得优异成绩,我必须比一般同学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加倍刻苦才行。在学习上我给自己立了些规矩,也想了些办法。例如有一句我自己才懂的话,那就是“当天的飯当天吃完,绝不带账。”意思是说老师当天教的功课,一定要当天认真回顾一下,是否当真懂了,若有一点不理解或吃不透的地方,不要含糊过去,当天或第二天问老师,力求弄明白为止。凡是该熟记或该背下来的地方。也一定当天记完、背完,绝不能等到考试前再一起复习,那样做既吃力,效果又不好。当天的功课当天复习,趁热打铁,数量不多,效果又好。过一段时间,譬如一个星期,再回过头来复习一遍。我坚持这样做,没过多久就尝到了甜头,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这个自律规则:“当天的飯当天吃完”,最要紧的是坚持,不许自己找任何理由松懈。

另外,课前的预习也很重要,但我并不是所有的课都做预习,史、地、数、理、化等我不大预习,但国文和英文两门课一定预习。国文是先对照着注解把课文看了,然后再注意听讲,这样,自己原来理解得不对的地方,清楚明白地得到了纠正,原先不明白的地方,由于事先有准备因而更加注意听。英文则是自己先查生字,有准备地听课,首先注意自己的读音是否有不准确的地方,及时纠正;其次,要注意老师讲的文法,英文和中文不同,往往每个生字都查完了,一个句子还是不能懂,原因大多出在文法上。有时也因为英文词汇的一词多义,我们用的大多是非常小的字典,包含不了很多的解释,等老师讲完了,就知道毛病出在哪个单字上了。总之,认真预习给了我很多好处。

后来,我很快发现,上下学路上的时间并不短,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早晨上学的时间,往往做不了什么,因为我要忙匆匆地赶路,唯恐迟到;而下午放学的时间,我就从容了,可以沿着东西长安街缓缓地走,该背诵的东西,常常在路上就背完了,回到家只做需要伏案的功课,这样,我很轻松,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样,做功课要赶到半夜,疲于奔命。

东西长安街这条路,六年来是我走熟了的,尤其是天安门前那一段,可以说非常美,非常诗意,从中山公园到太庙门口,金水桥前,一大片绿荫,都是一株银杏,一株夜合欢,相间而植。银杏都是数百年的老树了,树干高,树冠大,叶子像一把把小绿扇子,迎风摇曳着;夜合欢叶子像羽毛,开花时是一簇簇粉红色的穗子,柔媚而娇美,与旁边高大的银杏树相衬,真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这片树林甚至沿着马路的北边穿过三座门直伸到霞公府。过了王府井南口到东单又是一片另外的小树林,树种虽不再是银杏和夜合欢,但仍是绿荫匝地。每逢走到这里,我往往放慢了脚步,那些参天的大树像是我的保护伞,保护我免受车辆的冲撞。所以,有很多美丽的诗、词、古文,也包括别的理科公式、定理,我都是在这里背诵的。每逢秋季,银杏叶变黄,落滿地面,像一把把小金扇子,我常常找周正的拣起来,回家用毛笔题一些诗词断句,作书籤用,或送给同学。解放后,由于拓宽马路,天安门前这些树早被砍伐了,但它们美丽诗意的身影,至今我仍常常带着感谢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在记忆和背诵方面,我想过一些办法,也积累过一些经验,我觉得凡是理解了的东西就更容易记住,但有些内容不能靠理解,而只能死背的,我自己就想一些让它好背的办法。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例如两汉帝王的顺序,我就在老师的指点下把它编成七个字一句,而且押韻,类似顺口溜的东西:“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篡,淮光明章和殤安,顺冲质帝桓灵献。”为了方便,中间略掉了西汉的吕后和东汉只有一年的汉少帝刘辨,只需记住这两个人在谁之前,谁之后就行了。这样,比一帝一帝地背帝号要容易得多。再例如对古文唐宋八大家,我也是用类似的办法,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背名字,而是把它浓缩成一句话:“韩柳欧三苏曾王”,考试时再把名字添上去就成了。总之,我自己在学习上想了很多办法,大体与此相类。我感到一个人对一件事,只要心向往之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有了钻头觅缝的精神’,总会想方设法达到目的的。

随着年级的增长。我背的东西也多起来。不但文科的课程我都背。就是理科的功课,我也多采背的办法。化学的分子量,分子式,物理的公式,这都不用说了。就是数学的例题和习题,我也喜欢背下来。到考试时,我几乎不用怎么思考就答完了。当然那时的考试,也不像现在这样,老师喜欢出些偏题和怪题考学生。当时,无论什么课,老师也只是出五到十个大题,实行百分制。所以,我这种学习方法到了后来,背诵量也越来越大。学三角时,我甚至连对数表也背。当然这也和我家穷有关。因为那时不少同学,都去买专门的对数表用。我却不行,只能把书后附的那几页背下来。不过,我也发现,我的记忆力,因为背的东西多,记忆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后来,就是上学的路上,尽管我要赶路,可是我还是把头一天背过的东西,在这时拿来再复习一下。有时我边走边背,这种背诵像是给我匆匆脚步的一种音乐伴奏。使我不知不觉中,走过东单、走过三座门、走过东西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走过西单、轻松快乐地走到我的学校。虽然背数学题不是个值得提倡的方法,但确实能锻炼并提高记忆能力,当我背完了数、理、化,再背国文、史、地时,就像走完了山路再走平地一样了。

尽管我平时坚持做到了“当天的饭当天吃完”但是在大考前还是要做一次总复习。当时我家住的是大杂院,无法找个安静的地方,家里又只住一间房,加之母亲还要听收音机,她最喜欢听三种评书,连阔如的东汉,王杰魁的包公案,赵英颇的聊斋,每次播放必听,我当然不敢拦阻她。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小太阳小公主,可以说一不二的,大人都围着他们转,我那时候不行,虽然我也是独生女,但受的是传统教育,小孩绝不能干涉大人做什么或别做什么。为了温课我必须躲出去,那时中南海还是个普通的公园,并不是政要的禁脔,明白了和其他公众场所沒什庅两样,只要买了门票就可以进去,那时的门票和现在比,可说出奇的便宜,中南海里的流水音和万字廊非常清静,我常到那里去温书。带点干粮和一瓶水充当午饭,早晨进去到下午才回家。中南海之外,太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里是皇家祭祖之处,有很多松林,沒有多少游人,也是温课的好地方。太庙解放之后叫劳动人民文化宮了,就在天安门之东,与中山公园相对称的地方。这两处公园是我温课常去的地方,我至今常用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当然,我学的所有课程中,也有我学得不好的。这就是体育课。那时我在全班同学中,个子比较矮。一到分组打球,同学都不大喜欢要我,而且我大多时间都接不到球,反倒是球打我的时候多。体育老师又有个习惯,就是上了课一数人数分了组,她就走了,到下课时她才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她走我也就走了,回到教室去做我的功课去,到快下课时再赶回操场。直到有一次考试打篮球,好容易一个球落到我的手里。我高兴极了,抱起球来就跑,别的同学都停下来看着我,我跑到篮下,一投竟中了。我心里得意得不得了。可是老师脸都红了,一吹哨子气哼哼地说:“不算!”。到下课时,老师集合起全班同学站好队说:“孙亚英出列!”“告诉你,要不是看你别的功课好,体育课给你六十分是照顾你!入列!”。下了课别的同学才告诉我,我连篮球规则也不懂。那叫‘猴儿腚’(当时篮球的规则术语都用英文,猴儿腚就是HOLDING,持球走的谐音),是犯规的。不过从那时以后,我总争取体育考试能达到七十分就行,免得太拉我的总分了。其他的非主课,如音乐、美术、劳作等课,我努力点还是能得到九十多分,唯独体育,确是怎么努力也不行的。

由于家贫,还有一些事是我不能和同学比的。记得在初中时,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大谈她们读的有趣的课外书,如福尔摩斯、亚森罗频、人猿泰山,还有《飘》,听她们谈得津津有味,热火朝天,我心里也很馋,也很想借来看,可是我知道这些书都是大部头,要读须费很多时间,我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想想母亲的话,我必须把自己的精力,专注在课本上。母亲巳把我逼上梁山了,为了争取能上学,我必须争分,连小数点后面的分也要争,因为与名次有关啊!所以我不能看大部头的闲书。应该说,这样的自制力,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还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女附中都是走读生,没有住校的,家住得远的同学,都带一顿中午饭,家境好的同学,多带一些好吃的,中午,教室里常弥漫着一种饭菜的香味。我当时十几岁,正是长身体又是胃口好的时候,同学们饭盒里的香味,十分影响我,而我带的常常是小米面丝榚或玉米面窩头,再加一块大盐萝卜咸菜。为了避开香味的诱惑,迫使我常常躲出去吃。有时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带的干粮都捂餿了,一掰开会拉丝,但为了支持到放学,还要走回家,也必须凑和着吃。这些事,有时我心里也有点难过,不过,一想到以我那个家庭,能取得读书的资格,自己也能争取到好成绩,也就心平气和,无可抱怨了。

中学的六年,我大致就是这样过来的,其中有苦也有乐,就因为这样紧紧抓住一个目标,苦挣苦掖,一直名列前茅,以致初中升高中,高中入大学,我获得了两次免考保送的资格,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乐。

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如果说我开始入中学时,奋发读书的动力还仅仅是母亲的一句话:“女人必须端自己的饭碗”,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情况就有变化了。有一门功课,以它独有的魅力,像磁石一般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国文课,后来被称作语文的。

初一初二的国文课本上,还没有多少文言文,据我记得的有《荔枝图序》、《李龙眠画罗汉记》、《项脊轩志》、《病梅馆记》、《范县署中寄弟墨书》等,我只感到它文笔的简练,这些文章还没有从文采上多么吸引我。当时有些白话文倒触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了一种文学意境的美,如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还有俞平伯和朱自清两个人的同名文章《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些文章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情心灵上的美,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自然景色的美,有的甚至情景交融,使我反复玩味,似乎从其中得到了一种享受。在我的生活里,好像开啟了一个宝盒一样,给我增添了快乐,又像小孩初尝到了美食,促使我贪馋地寻觅。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朋友,是与我对门而居的邻居,她叫朱景晖,是私立慕真女中的学生,班级比我高,恰好也是国文课的爱好者,于是我们课余之暇往来就多了起来。她家境比我好,住独门独院,家里藏书也多。在假日里,我常从她家里借书来读,或爽快到她家去看书。这一时期除了读到更多的冰心的作品外,还发现了两位另外的女作家,就是庐隐和石评梅,我读了她们的《寄海滨故人》和《象牙戒指》,这些作品似乎给我推开了另一扇门,作品中所涵蕴的乡愁,和人与人之间柔婉细腻的感情,让我领略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生况味。这些对我都很新鲜,像芳香开窍的东西一样,开啟我的心智。这时我开始作读书摘录了,凡遇到我喜欢的篇章段落,就用一个本子抄下来,经常看看,像属于我的一个藏心爱玩具的角落,里面锁着我的快乐和享受。

现在,我当年那些手抄本当然早已不在了,时间巳过了六十多年,我又因工作调动,辗转了几个省,很多东西都丢失了。但冰心的一首小诗,因为当时读时印象太深刻了,至今还在我记忆中。她说:

“躲开相思,

披起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地写滿了相思。”

这首诗我曾仔细玩味,觉得它与我抄过的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简练而准确地表达了一种感受,就是人的某种感情是逃避不开的。我在阅读中这样反复玩味、琢磨,渐渐地,别人的表达抒发的方法,不知不觉中,居然也能移用到我的笔下了。

当一个人在知识和性格成长的过程中,能遇到良师益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朱景晖之外,这两年中我还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初一初二教我国文课的黄先生(先生名淑环)。按照当时的习惯,不论男女老师,一律称先生,黄先生是个不到三十岁的老师,和蔼可亲,讲课总是轻言细语,并不严厉,比我们只大十几岁,与其说是师长,不如说更像大姐姐。当时她还没成家,就住在学校后院的的宿舍里,所以有时同学们也到她屋里去玩。有一次在闲谈中,我跟她谈到了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我告诉她,小学四年级练小字时,用的帖是《长恨歌》,开始写时我注意力全在字上,没注意内容,后来日子久了,无意中发现,好像七个字是一句,还押韻的。再逐日练下去,才朦朦胧胧地懂得,内容似乎是写一个美丽动人的生离死别的故事。当时只是生呑活剝,囫囵吞枣,谈不上理解。黄先生听了,说:“你的感觉是对的,那是一首著名的唐诗,作者是白居易,在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里,也是有名的。你从小受到了它的薰陶,很好。”接着她就把全诗逐字逐句给我讲了,讲得很细,不但讲了全篇的意思,还讲了诗的意境,甚至给我讲了诗中的对仗,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等。自从我完全懂了之后,就把这首诗熟背了。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中,给我的啟蒙之作,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还有一件事,使我和黄先生师生之间,更加深了一层了解和印象。有一次作文课,黄先生出了个“春寒”的题目,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从自然景物上取材的,唯独我另辟蹊径,以春寒作比喻,选取了较特别的内容。我写了一个女孩子,和继母无论如何处不好关系,继母生了一个小男孩,她和弟弟在家里的处境,相距悬殊,远不能比,使她经常伤心地偷看亡母的照片。在幻觉中亡母似乎对她说:“孩子!妈永远爱你。”我在篇后的结语是:“应该温暖的春天而不暖,应该慈爱的母亲而无爱,这是什么道理呢?”算是点题。这篇作文似乎对黄先生是一个震动,有点出乎她的意外。她在发作文时,向全班同学读了我这篇作文,讲解了该如何审题,如何从文学的角度窄题宽作等等。其实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女友朱景晖的,她母亲是继母,她并没有对我诉说过什么,我常到她家去,观察到了一些事,因而在我心里有感觉有印象,于是遇到《春寒》这个题目时,很自然地就产生了联想。这件事也使我悟到,要让笔底下能写得好,随时随地要注意观察和思考,平时积累素材,非常重要。通过这件事之后,黄先生更喜欢在课外多教我些东西了。

黄先生有一次主动要教我唱《牡丹亭》中“惊梦”一折中的两段,我才知道黄先生会唱昆曲。她教我的两段是:“步步娇”和“皂罗袍”。我至今还依稀记得这两段的唱词是:“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捲,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黄先生在教我这两段唱词的同时,也教了我中国古乐用的工尺谱,可惜我沒有记牢,至今只记得有“上、工、尺、四”等字。

黄先生既有兴教我唱,我自然会要求她给我讲,于是她给我讲解了这两段,同时也给我讲解了《牡丹亭》的作者和全剧的故事。以后我自己读了湯显祖的《牡丹亭》,和黄先生借给我的洪昇的《长生殿》。自然,初二的我,还只能是生吞活剥,但我能感到作品像诗一样美,《长生殿》比《长恨歌》告诉了我更多的故事,如雷海清骂贼等情节。这两个剧本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黄先生在诗之外,又为我打开了一片园林。

自此以后,凡是我能找到的诗词都抄来读,课本上的东西,巳经不能滿足我了。当时买书是较贵的,我家决没有这种经济力量,即使旧书,相对也比本子贵得多,所以迫使我只能抄来读。这一期间我抄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开始抄时,还只是误打误撞地碰到什么抄什么,有一次在卖旧书处遇到一本陈冠同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全,只有上册没有下册,但我还是如获至宝,核计半天,咬咬牙把它买了下来。发现里面按着朝代顺序,把时代背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一 一都介绍了,我觉得这本书能让我找到路径,找到‘门牌’了。我可以按它的指引到图书馆有目的地借书来读了,因而,可抄的东西也更多了。

抄东西读,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的字无意间练好了,我自己并没觉察这一点,有一次黄先生问我:“你最近练字了吗?你的字怎么比一般同学好了?”于是我把抄东西读的事告诉了先生,先生把我抄的东西拿去看了,发现杂七夹八什么都有,既有历代的诗词,也有散曲小令,甚至有《聊斋》的片段。她似乎很吃惊,也受到了震动,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孩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居然如此喜爱,如此入迷,还沒有找到系统阅读的路径,凡能遇到的东西都抄下来,她很意外。几天之后她对我说:“我把你介绍给高中的国文老师马先生好不好?马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很深的根柢,能教你更多的东西。”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这是我从来没敢想望过的事。马先生在女附中,是大家公认的好国文老师,也是全校出名的最严厉的老师,所以我又高兴又害怕,唯恐马先生不肯教我。在此之前,我曾听班上一位姓阮的同学说过,她家里给她请了家馆,专门教她古文,那束修可是不菲的,我家里绝对出不起这笔费用,若得马先生教我,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我在忐忑中等待了几天,也不知黄先生和马先生是如何说的,有一天,马先生请黄先生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了,马先生问了问我的家庭的情况,又问我自己抄过哪些东西读,还让我背了几首诗给她听,提了几个问题,试试我懂到什么程度,这些,我都战兢自持,一一作答。最后马先生说:“这样吧!只要你肯认真学,我一定教你。以后,在不影响你课内作业的前提下,星期日和寒暑假,你可以到我家里来。我再说一遍,我教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认真学,如果我发现你学得不好,我可就不教了。”我深深地记住了马先生这句话。以后,在马先生课外教我的近五年当中,我对自己不敢有一点放松,唯恐失去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从此以后,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马先生在课外,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给我讲了很多教科书上沒有选入的篇章,到高一、高二时,马先生在课内也教我了。应该说,我从马先生处学到的东西,课外的比课内的更多。在以后的部分里,我会作更详细的叙述。

总之,在初中二年级时,我对学科的爱好巳经偏了,一边自己在寻觅,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推开一扇一扇古典文学园林的大门,发现每座园林都各有洞天,独具风格,各有各的花柳扶疏,各有各的曲径通幽,瑰丽灿烂,取撷不尽,仔细研读,够我终此一生投入了。此时我似乎懂了王国维所说的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学业上,由于爱好的吸引,我巳经开始有所追寻了。这个动力比母亲原来那句话的动力要大得多了。


四、爱国篇


我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这段时间,正值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就被敌人佔领了,成为敌佔区,也叫沦陷区。

在小学时我不大懂事,常听母亲说“亡国奴”,我还不明白个中滋味。到了中学,我渐渐知道了敌人佔领了我的家乡是怎么回事,有些具体的事也让我产生苦恼了。

例如每星期一早晨,学校都有一个“朝会”,就是全体同学聚在大礼堂,听校长或老师训话。每逢朝会,大礼堂的正中,总挂着日本国旗,被我们称作膏药旗的。开会之前要唱日本国歌。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压抑和屈辱。最不可忍受的是唱完像出丧曲一样的日本国歌之后,还有几分钟的默祷,内容是强制我们祈祷日本皇军的胜利,和日本天皇的健康。这几乎像让我们向敌人跪拜一样,心里万分地不情愿,可是礼堂里日本老师也在,为了不给学校惹祸,我们不敢有任何表示。有许多同学常常含着委曲的泪水出礼堂。有一次,一位中国老师实在看不过了,找机会偷偷对我们说:“不是让你默祷吗?默祷是不出声音的,谁知道你们在祷念什么?”这句话点醒了我们,从此以后,每逢默祷,我们就祈求中国军队胜利,祈求早日夺回失地,祈求中国人不再俯首做人,早日揚眉吐气。

具体日期我现在巳经记不清了,当武汉被日本军佔领了的时候,敌人迫使我们排好队,到东单广場去开庆祝会,天上飘着很多个大气球,气球下面挂着一串字:“庆祝武汉陷落!”、“庆祝日本皇军的胜利!”这叫什么事?!强佔了中国的国土,还让中国人去庆祝!我们这些平日文文静静的女学生,都恨不得用弹弓把气球打下来,可那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又敢那样做呢?以后,凡有地方被攻占了,必逼我们去庆祝,大家真是忍气呑声,不敢言而敢怒。

当时我们师大女附中的师生们,在力所能及的範围内,对日本侵略者,还是有过一些反抗行动的,有些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影响,不动声色地向我们灌输爱国主义。譬如几位教音乐的老师,不在课堂上,在底下偷偷教我们唱抗日歌曲。不敢印歌片,老师口传心受,她教一句,我们唱一句,如《松花江上》、《放羊的王二小》、《保卫黄河》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做《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唱起来真让人热血沸腾,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全部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刻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自己安康?谁让我们流浪?谁让我们逃亡?谁让我们国度论丧?谁让我们民族滅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顾自己幸福,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首歌是我们当时最爱唱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唱了一遍又一遍,但从来不敢高声。尽管如此,祖国在我们心里是神圣的,对侵略者我们有无比的仇恨,爱国主义在我们心里日渐生根发芽。

国文老师也用文学作品向我们暗示,讲完正课之后,给我们讲陆游的诗,“遗民淚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连素称颓废的李后主词,都成了激励我们的作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老师只讲解原作本身,不讲题外多余的话,可是同学们都听出了弦外之音,明白老师是什么意思了,大多人咬住嘴唇,强忍住泪。甚至连辛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都使我们产生向往和憧憬。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不约而同地都藏着四个字:“抗日救国”。

在那黑暗的苦难的岁月里,广大的北京市民们都在隐忍着,受着煎熬,等待着,盼望着。

在和平的岁月里,中学的外文课只有英文一门,可是在抗战的八年中,国立和市立中学的外文,却变成了两门,日文和英文,日文所佔的课时还比英文多。初中时,教我们日文的老师是一位中国的女老师,名叫刘孝懿。当时在同学中有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大家对日文这门课,都很反感,像牛不喝水强按头一样,都不愿意学,都不用功,仿佛谁在日文上用功,谁就成了汉奸一样。那时大家还不懂得学好一门外文,将来是一种工具,对日文这门课像对日本侵略者一样恨。刘老师似乎很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状态,上课时她只管讲,同学偷偷在底下看别的书,她也不管,考试也不十分严格,只要说得过去就行,因此,我们对刘老师从来都不当面恶作剧,只是背后戏呼她为“刘小姨”。

后来,换了一个日本男老师,叫篠原利逸,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黑边圆眼镜,鼻下留着一小撮日本鬍,脚步声很重,一副武士道的架势。他不太懂中国话,但对我们很严厉,可以说彼此都存在着敌意,有时他故意折腾我们,我们也有意和他对抗。例如上课时,他要我们起立,齐声说:“篠原先生早安!”,然后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全班将近五十位同学,只要有一位同学鞠躬不足九十度,或超过九十度,全体都要重来,所以每次上课光行礼这一件事,往往就要折腾一刻多钟,同学们都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就想法收拾他。“篠原先生早安”这句话的日文说法,用中国话音来表达就是:“希诺哈拉森赛,喔哈哟嗚!”我们就利用他不懂中国话之便,大家齐声说时,故意说成“唏哩哗啦孙子,唉哟!”(‘孙子’是当时北京最普遍的骂人的话)他当然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听得出来味道不对,愣了一阵,叫我们一个一个地说,当我们每个人单独说时,他听着又都是对的。全班都说完了,大家再一起说时,又成了不对味的,折腾了半天,他找不出毛病在哪里,只好作罢。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次胜利。下课之后,我们把这事讲给中国老师听,中国老师也大笑不己,但也为我们担心,叮咛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他们日本人可讲究打学生的。”

又有一次,我们真的全班挨了打。有一段时间,篠原上课喜欢穿一身白西服,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把手撑住讲桌两边,身子往讲桌上一靠:“哇咧哇咧哇。”然后把背往黑板边上一靠:“哇咧哇咧哇。”我们抓住了他这个特点,就商量好办法。派一个同学到教室门口看着,只要他拐到往教室来的这条路上,就发出信号,另一个同学马上从墨盒里把带墨的丝棉拿出来,迅速地往讲桌边上抹一下,往黑板边上抹一下,然后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等。上课之后,果然,他的两个习惯动作来了,结果自然是雪白的西服上,前边一道黑,后边一道黑。我们原希望他下课之后再发现,不幸的是他在课堂上就发现了。这下他怒不可遏了,用半中半日的话狂吼起来:“什么人的干活?说!不说,打板子,通通地!”我们知道他要打通堂了,还是坐在座位上不动。他把一块一尺多长,大约二寸宽的板子摆在讲桌上,怒目环视着全班,似乎在等待有人怕挨打而说出来。可是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面部无表情地看着他,就这样,大约对视了有五分钟。最后他耐不住了,叫同学们一个挨一个到讲台前去领责。他大概沒有想到,这样的一群小女生,竟会那样从容,一个一个走到讲台前,把左手举得平平的,把头转到另一边,每人两下,任凭他打得多重,沒有一个人叫,也没有一个人哭,更不用说会有人说出什么。打完了,同学们还是静静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气鼓鼓地下课了。全班同学手都肿了,可是我们心里很解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小小胜利,我们班沒有人服软,没有人出卖同学,看吧!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篠原似乎把这件事告到校长那儿去了,训育科的老师到我们班谈过一次话,并没有追究和责罰的意思,大致是说:同学的心情可以理解,以后要注意些,不要太出格了,免得给学校惹麻烦。北平到底被日本人统治着。沒过多久,换了一位日本女老师,她对我们比较客气,同学们也和她相安无事。

有一次,我步行去上学,走在长安街中间,南长街口的地方,这里是个十字路口,往北拐是南长街,往南拐是一路电车往前门去的方向。就在这十字路口,有一辆日本军用卡车从东向西开去。日本军用卡车的车头很短,北京人都习惯地叫它“沒鼻子卡车”,为了防滑,车轮上还绞着铁链子。车开得很快,我听到路人一阵惊诧的喊声,才发现一个中国人被轧死了。汽车却连停都沒有停,照直向西开去,我分明看见车轮的铁链子里绞着人的血肉,血迹印在马路上,渐远渐淡。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血肉模糊的景象,一下子呕吐起来。以后的路,我不知是怎样走到学校的,在这一整天里,这幅悲惨的场景,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我心中抹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沉重而又疼痛地感到了三个字:“亡国奴”!在日本车轮底下,中国人的命只像一隻蚂蚁!

放学回家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脸色都变了,愣了半天,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以后你走在路上,可千万小心,妈只有你一个孩子。”

从此以后,每逢我早晨上学之前,母亲总不忘叮咛一句话:“亚英,路上小心!”即使冬天,我出门时母亲还没起床,她仍不忘叮咛这句话,总从我背后追来一声:“亚英,路上小心!”可见母亲是怎样肚挂肠牵。以至若干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逼着去游亍,被逼着上批斗会,甚至被逼得向死神走去,耳边似乎还常响起母亲这句话:“亚英,路上小心!”

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却并不妨碍两国的老百姓成为真正的朋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居然有一个日本小姑娘,和我成了朋友。

每天我上学从东单向西单走,常常遇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日本女学生,也从东向西走,我们彼此都注意到了对方,但从来不搭话。我看到她从东单的北面走来,猜想她家大约住在东四,或更北面的北新桥一带。我还注意到她不一直走到西单,而是从南长街往北拐,我估计那里一定有一所日本女中,而且一定比女一中远,因为我考女一中时,并没看见有日本中学。(后来知道在丁字街,是当时全市唯一的一所日本女中)

后来,渐渐同路久了,就彼此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招呼了。她穿着白制服,肩上有一块像海军一样的蓝披肩,留着日本女学生常见的‘妹妹头’当时中国女生习惯叫它‘童花式’的,仔细端详她,还长得挺秀气。再后来,同路有半年多了,我们渐渐打招呼了,见面她用日文说一句:“早上好!”我也礼貌地回她一句:“早上好!”到南长街口分手时,她说一句:“再见”,我也同样回她一句。她会一点中国话,我也能说一点日语,我们就常常这样半中半日地交谈着,有时急了,还夹进一两个英文单字来,因此我知道她们也学英文。后来我们互相通了姓名,她告诉我她叫春名美津子。开始,我不知她心里是怎么样的,我对她却是有戒心的,从来不跟她谈中日打仗的问题。到我高中一年级时,我们相识有三年左右了,几乎可以说是熟朋友了。有一次我试探着问她:“北平好吗?”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沉默了一阵说:“东京,我的家乡,当然家乡好,政府让我们迁出来,我们必须服从。”后来我们的交谈日益加深,她向我透露过:“我和父母都不赞成打仗,我们是日本国民,天皇的命令,必须听从。”这些,要算我们谈心谈得最深的话了。

美津子曾邀我到她家去玩,告诉母亲后,我去了。原来她家就住在东单北面一点的米市大街,并不像我猜想的那么远,家里只有父母和她三个人。父亲是做绢人的手工业者,这种绢人,日本人叫‘人形’,是日本家庭中很常见的一种摆设,看来他们就是以此为生的。家里并不大,前面是两间铺面房,后边是住的地方。她父母待人很客气,不大干预女儿和朋友谈什么,父亲仍忙他的手工活,母亲常常给我和美津子做一种点心吃,用江米揉成指甲大的小丸子,煮熟后在汤里加点糖,用托盘端给美津子和我各一碗。我道谢后就吃掉,我母亲也有时做些中国的小吃送给他们,他们很讲礼貌,总说“好吃,好吃”,且称谢不巳。日本人的礼貌有时让人很吃惊,尽管我是他家女儿的客人,但是每当我告辞时,他们一家三口总是送到门口,深深鞠躬说“再见”。所以到美津子家去作客,我没有压抑感。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我们正放暑假,有一天学校忽然通知,第二天都到学校去,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我在书包里简单带了点文具就赶往学校,进了校门之后,就感到气氛不同于往日,老师们在快步走来走去忙着什么,好像在憋着一股强烈的喜气。同学们看着神情凝重的老师,心里有些茫然。过了一会儿,老师要我们都到大礼堂去,一进礼堂,我们都愣住了,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礼堂正中挂的不再是日本的膏药旗,竟出现了青天白日滿地红的旗帜,而且中间还挂着孙中山先生像!我们面面相視,简直不敢相信,是不是日本真的战敗了?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大家都被一种将要被证实的巨大欢喜冲激着。有人脸上巳经挂着泪水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八年了,我们再没看到过中国自己的国旗,多么亲切的中国国旗!再也不挂那个屈辱的太阳旗了!我们怎能不喜极而泣呢?正式开会了,校长石砳磊先生郑重宣布:日本军队无条件投泽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句话刚出口,礼堂里一片欢呼声,同学们都互相拥抱了起来,脸上是挂着泪的笑容。一会儿,音乐老师在钢琴上奏起了中国国歌,我们齐声唱起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当时我们还没有国共两党的概念,心里只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国歌,八年都沒敢大声公然唱的中国国歌,今天,我们能在大礼堂里尽情地唱了,大家都高声地唱着,声音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唱得感情充沛,唱得慷慨激昂,唱得揚眉吐气,同时眼泪却是无论如何都擦不干了。

当校长、老师、同学代表到台上相继发表热烈的庆祝讲话时,我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拉我的衣襟,我回头一看,当我和这位同学四目相对时,谁也沒说话,可马上明白了要干什么事。我们大约有七八个同学,一齐从礼堂的后门跑出去,向后院的教师宿舍狂奔,我们要去找篠原,去跟他算这八年来的账!要清算八年来他向我们的作威作福,跑到他的屋门口,门是虚掩着的,我们推门进去,立刻大失所望了,原来,早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一个打碎了的热水瓶在地下躺着。

这天散会之后,我是破例乘电车到东单的,因为我要快一点赶回去。在东单下车之后,加快脚步往米市大街跑,我必须去看看春名美津子,我不恨她,在我心里她不能算敌人,因为她跟我说过,她也热爱家乡,不愿意打仗,希望和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这种时候,我必须去看看她,给她几句安慰或道别的话,我们毕竟作了几年的朋友,她的父母也善意地招待过我。当我喘吁吁地跑到她屋前时,见屋内巳经空了,只有摆绢人的几个柜子还立在屋里,我心里一阵黯然。从那以后到现在,巳经六十年了,再沒见过春名美津子,也沒有任何消息。但我记着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天真无邪的美好的友谊。如果她还活着,该也是七十五岁以上,接近八十的老妪了,祝愿她子孙绕膝,福寿康宁。

日本军国主义残暴地侵略中国,是不能忘记的,日本人民对我们的真诚友谊,也是不能忘记的。


五、师恩如海

自从黄先生把我介绍给马先生之后,星期天或寒暑假我就常到马先生家去了。(先生名桂馨,字芳吾。在学校中,先生从来用字而不用名。名,我是从先生写师祖父的一篇悼文中看到的。马先生的母亲喊她,也总是喊名字的)马先生家住在离女附中校址不远的千章胡同。一个不太大的院落,整洁,清静。北房三间,中间堂屋是客厅,东西套间是马先生和先生的母亲分别居住,东房两间是马先生的书房,先生给我讲课就在这里,西房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女仆的居室。女仆姓李,和马先生年龄差不多,马先生称她“李姐。”每次我去,都是先到北屋,见过马先生的母亲,行礼之后,再到东屋,听马先生讲书。

马先生从初中二年级下半年开始教我,课程的内容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本来高中三年的国文教科书也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编的,马先生从初二带我,时间比三年更从容了,马先生在课堂上教高一、高二两班,当然熟悉教科书里有什么内容,于是有意選教科书上沒有的内容教我,因此我在课外学的内容比课内的要多得多。马先生给我讲的第一课是《诗经》,先给我讲了什么是《诗经》的“六义”,然后选了些具体篇目,大多是十五国风里面的,也有几篇是小雅的。当时我的感受是《诗经》的文字比较古朴,诗作者也很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当时建立的“採诗官”制度也很好。

第一次使我产生奇异感受和深刻印象的是 马先生讲的《楚辞》,选讲的第一篇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马先生无论是单独给我讲,或是在课堂上,讲解都非常细致,总是把句子中需要提出专行讲解的字先讲了,然后再串起一整句来,讲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且马先生语言明快,用词准确,让听的人能懂得十分透彻。句中如有典故,则另行讲明出处和含意。《离骚》很长,是分几次讲完的,通篇读完之后,我知道了这篇长诗是屈原自述生平之作,其中既有叙事的部分,也有抒情和言志的部分,文笔不同于《诗经》那样平实,而是有很多比喻,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互相交织辉映,而全篇又以爱国忧国为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每句后面作为楚语所特有的“兮”字,让我感到十分新鲜,这也是《楚辞》所特有的一种风格吧。后来读多了才知道,兮字有时在句末,有时在句中。在读《离骚》之前,我虽然巳经读过一些叙事的长诗了,但都沒有《离骚》这样的震撼力,也不如《离骚》的古老和绮丽,加之马先生的讲解也生动感人,她全神贯注地讲,我聚精会神地听,听完讲解之后,使我感到屈原的《离骚》真是震铄古今的鸿篇巨制,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空前的。反复诵读,神游其中,几乎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艺术享受。对我来说,好像又找到了一片以前从未发现的新园林。

在《诗经》和《楚辞》之间,马先生还给我讲过些历史的和哲理的散文,也选讲过些《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里面的神话故事,她告诉我“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媧补天”等都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应该知道。马先生在讲解中,经常向我提几个问题,看我是不是真懂了,但从来沒要求我背诵过。屈原的《离骚》,也许因为太吸引我了,马先生讲完之后,我自己把它全篇都背了。在又一次马先生给我讲课之前,我主动提出来:“先生!我把《离骚》背给您听好吗?”马先生有点惊讶,问:“怎么?你都背了?”看我点了点头,她微笑着说:“好!那就背给我听听吧!”于是我就带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开始背,本来在家里背得很熟的,可是站在先生面前,竟慌乱得有几个地方卡了壳,先生并不责怪,提我一句,就又背下去,一直背到结尾‘乱曰’的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先生非常高兴地大声说;“很好!这么长的诗,我沒想到你都背下来了。本来是应该背的,我是想这个作品,对于一个初中学生来说,未免太艰深了些,所以沒要求你背,你自己主动背了,当然很好。这些都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应该背的。”马先生是不轻易当面夸奖学生的,我明白,先生心里高兴了。从这次开始,以后凡是马先生讲了的东西,我就都背了,觉得这样作才能巩固学习效果。日子久了,我渐渐感到背诵也会加深理解。

也许因为我背了《离骚》,先生知道我如此喜欢《楚辞》,接下去竟把《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一连气都给我讲了。这下,我可大开了眼界。读屈原的这些作品,真让我眩晕地目迷五色了,里面竟有那么多美人香草、薜苈女萝、蘭芷杜若、辛夷桂旗等的比喻,有罗列纷陈的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里面写了人神之间的恋情,也有女媭等美丽生动的艺术形象。这些诗作给我整体的印象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些地方又婀娜多姿,低徊婉转。让读者透过屈原美丽的文笔,感受到了他纏绵悱恻的忧国心情,和坚毅执着的斗争意志。他那句“虽九死其猶未悔”的话,以极强的感染力,深印在千年之后众多读者的心里。

读完了屈原这些作品之后,久久让我回味无穷,我自己命题写了一篇作文《汨罗之波》,交给了马先生,大致内容是说我读了屈原作品的感受,汨罗之波里埋葬了一个忠魂,像屈原这样不惜以身殉国的爱国志土,同时又是骚体文学的伟大创始者,以其人格和光辉灿烂的作品,在中华民族中必然永存不朽。千古之下,人们还向水中抛粽子,以期魚龙不要伤害他的尸体,南方还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纪念屈原的。可见屈原永远活在人们心里。马先生对我这样主动背、主动写,都非常高兴,从初二到高三,近五年的时间里,马先生一直乐于教我,大概与我这种毕恭毕敬、虔诚不懈、孜孜以求有关吧。

几年中,马先生一直沿着文学史的脉络往下讲。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史、哲是不分的。例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鑑》等,既是严谨的史实著作,也是优美传神的散文;再如诸子,里面既有政见、为人处世之道,也有寓言哲理,其中更不乏文词优美的篇章;当然,更为广阔的是美不胜收的文学园地。正如鲁迅先生给自己书斋取的名字:“三味”,其中既有稻菽,也有蔬果,更有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些丰富的学术著作,使人的心理性格,吸取充分营养,从而得以健康成长。我觉得,从我十三、四岁,到我长成一个少女这段时间,从马先生处学得的这些东西,像春风化雨一样,不断默默浸润陶冶着我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的性格。正是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和道德取向。而这些巳经铸就的内在内容,绝不是任何蛮横的外力强行“改造”所能改变的。

后来,和马先生渐渐处熟了,我慢慢地敢在先生面前讲出我的是非爱憎等看法了。从而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先生也纠正了我认识上的偏颇。有一次先生给我讲李朝威写的《柳毅》,讲完之后我对先生说:“马先生!这一篇里我最喜欢钱塘君这个人物的性格。”先生有点奇怪,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柳毅而喜欢钱塘君呢?”我说:“书生柳毅见义勇为,施恩不望报,又不畏强暴,能据理力争,使对方折服,当然很好,然而钱塘君嫉恶如仇,豪爽直率,知错认错,听了柳毅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之后,马上避席而谢,这种毫不掩饰的性格,不也难能可贵,十分可爱吗?”马先生想了想说:“不错,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看人要看他各个侧面,不能过份侧重他某一个侧面。你没注意到钱塘君惩罚小龙回来之后,洞庭君问他:‘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哉?’曰:‘食之矣。’你不觉得从这段对话中,看出钱塘君这个人物太残暴了吗?无怪天帝要把它锁在龙宫深处,上天有好生之德。”先生的最后一句话,像一锤重音,久久留在了我的心里。在以后的若干年,我一直铭记在心,应该爱护生民,敬畏生命,任何屠炭生灵的行为,都是罪愆,会使得人神共愤,应遭天谴的。

我不但从马先生讲课中学到很多道理,就是在生活细节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该学的东西。在马先生院里的南墙根,有一棵枣树,每到中秋节前后,枣子就成熟了,马先生往往让我和李姐手执竹竿打枣,她自己在地上拾。有一次,枣子结得很多,一会儿就拾了一大盆。马先生说:“亚英!你尝几个,看甜不甜。”我说:“不,老师先尝,您不是教我‘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吗?”先生笑了笑,抱起一盆枣,边往北屋走,边高声说:“我娘!我娘!您尝尝今年的枣,您不先尝,谁都不肯吃。”从马先生的行动中,我看到了应该怎样孝敬和尊重老人。其实在我开始到马先生家去的时候,母亲就叮嘱过我:“到老师家,要注意礼节,别让老师认为咱们穷人家的孩子,沒有家教。”所以到马先生家,我一直谨言慎行,每次去都先到北屋给师祖母行过礼,才随马先生到东屋听讲。每逢李姐到东屋来拿东西,我总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李姐虽是女佣,但毕竟是老师家的人,且年龄与马先生相仿,严格讲也算我的长辈,按礼节我是理应如此的。每逢我站起来,少顷,马先生总是轻轻说:“你坐下。”从先生的微笑中我能察觉,她并不认为我这个举动是多余的。我从先生处常能学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有时候,马先生在授课之余,给我的一些教诲,也影响了我此后的若干年,甚至大半生。例如,当先生对我谈到读译作时,她说:“我不赞成你太早地读大部头的翻译著作,首先,译笔好的很少,不要让那种欧化长句,影响了你自己的文笔;其次,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些出名著的国家,他们才有几百年历史?怎么能和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相比?咱们中国古典文学中,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你要趁着年轻,记忆力好,把国学打下札札实实的根抵,你一生都会受益不浅。至于世界文学,你当然也该有所了解,但那些,以后再读也不迟。”我确实是按照马先生的话作的,许多世界名著,我都是到了大学国文系之后,学世界文学史时才读的。

另外一次,那时我大约巳到高中了,闲谈中涉及我的事业前途,该走什么道路时,马先生很缓慢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认为,以你的素质,走学术道路,作一名学者,埋头研究点什么学问,对你是适宜的;不然就走教学道路,作一名好的教师,也好。总之,千万不要从政,甚至不要挨近政治,从中国历史上看,政治往往是不干净的。你不可能适应其中的弯转周折,还是老老实实作学问好。”这个话确实影响了我很多年。我大一大二的两年是临近解放的两年,同学中既有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但这两种同学都不找我,我也不接触他们,下了课就钻图书馆。到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后,我每年的鑑定上都有一条缺点,曰“非政治倾向”,但我始终沒拿它当回事,再以后,也被批过“白专”,但我仍固执地认为:党不是要我们“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可要有真本事啊,我“专”有什么不好?专还要分什么白、红?一直到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是旁观者,文革整到我头上了,我不问政治,政治问我了,我从此才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初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发现我在读陈冠同著的文学史,就告诉我,最好找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来读,不但材料翔实,文采也好。同时,还送了我一本谢无量著的《中国妇女文学史》。

我从马先生处除了学到学识、做人、如何选择事业前途之外,书法,也是马先生造就我的。当先生刚接纳我作学生时,从黄先生手里看到我抄来读的诗词,马先生就说:“你的字接近赵体,以后就练赵孟頫的字吧!”还叮咛我不要性急,不可把字练杂了,就专练赵孟頫一家,等有了一定功底,再取各家之长也不迟,万不可一开始就练成个四不像。马先生还送给我两本赵字帖,一本楷书,一本行书。初中我一直练楷书,到高一才开始练行书,我还记得行书帖的内容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练毛笔字这件事我毕业后若干年都没有停辍,一九六零年,下放到四川一个小县城后,因为字好看而小有名气。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各个群众组织纷纷在打派仗,都拉我去给他们抄大字报,说:“你的字人家爱看,看的人多。”以致很多大字报尽管内容针锋相对,字迹却是同一个人的,贴滿了那个小县城的城关四条街,这几乎成了那个小县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到了高一高二,我成了马先生课堂上正式的学生了。原先就听说过马先生非常严厉,真正听她的课了,才知果然如此,师姐们言之不虚。第一次上课,马先生就给我们立了几条规矩:第一,老师讲课时,同学们绝对不许在课堂上讲话。她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她以往教过的班历来如此;第二、不许在课堂上刮铅笔。当时我们听课作笔记,大多用铅笔,而且必须把笔削尖,只有这样才能把字写小。往往用一会儿铅笔就不尖了,必须用刀子把它刮尖。而这个动作是要出声音的,如果几个人同时刮,声音就不小,若相继刮,则此起彼伏,声音不断,马先生不允许这种声音扰乱她讲课;第三、作业和作文,必须按时交,沒有特殊原因,不准带回家去作;第四、在课堂上,需要写字时,可以伏案,不写字只听讲时,必须把手放到背后去,马先生说,所以要这样做,因为高中同学身体正在发育,手放到背后,身体倚在椅背上,自然会昂首挺胸,不致弯腰驼背,另一个好处是,两手在背后,有助于专心听讲,不致去做别的动作。当时听了,虽然大家都笑起来,但是心里明白,这是必须做到的,不是说着玩的,我们从高班同学那里,早听说过了。

马先生立的规矩,绝大多数同学都遵守得很好。但一班有五十人左右,有人总免不了有大意的时候,偶遇有同学小声交头接耳了,马先生也不严厉指责,而是停止讲课,注视着说话的同学。这样一来,大家都会回头看看那位同学,会把她弄得很窘。这样几次,同学们就都不敢说话了。

还有一次,班上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看到了马先生确实是‘军令严明’。那天放学之后是我值日,我先把课堂内打掃干净了,然后去掃教室外的楼道。当这些都做完之后,我回教室拿书包准备回家时,忽然发现一位姓陈的同学,还坐在最后一排,伏案写着什么。我很奇怪地问她;“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她抬起头来,只对我说了三个字:“马先生……”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沒敢再往下问就急急忙忙回家了,因为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天我问马先生:“昨天陈某某怎么了?”我把昨天的情况和马先生一说,马先生笑了说:“她没按时交作业,我让她不作完不许回家,我在教员休息室等着呢。”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若是某某某、某某某不交也还罢了,她不交,哪怎么成?”从这句话我明白了,马先生对自己比较喜欢的学生,是要求得更严格的。我暗暗警告自己,学习上一定要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然,马先生会伤心的。

马先生在堂上讲课,也像个别教我时一样,字、句、段讲得十分清楚,然后讲全文中该注意的是哪些地方。马先生讲课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任何一篇古文,经她一讲解,都有声有色,十分吸引人,听马先生的课,几乎不希望下课的钟声响,而希望多听一会儿。有时从佈告栏里看到马先生请病假的条子,同学们会很失望,觉得今天缺了点什么。我想,有这个感觉的,班上绝不止我一个人。

马先生教我们读书一定要仔细、认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讲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有几句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马先生问我们:“大家说说,‘裹足不入秦’是什么意思。”同学们都回答是把脚裹起来,不到秦国去。马先生说:“按字面看,是这样解释,但不尽然,同学们要知道,古代男子有一个习惯,在将要出门上路,待发之前,总要裹足,就像现在的兵士打绑腿一样,目的是便于走路。这里的意思是说,裹足待发而不入秦,这就比单纯不去秦国厉害多了。也就是说天下士人到别国去,为别国所用,偏偏不到秦国去,不为秦国所用。那么,作者李斯为什么不把‘待发’两个字写出来呢?因为当代的人都明白‘裹足’这个习惯,因之他沒有必要点出来。事隔千年,我们沒有这个习惯了,所以必须提出来讲解清楚。懂得了这一层意思,底下的‘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才有着落。”马先生讲课就是这样细致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放过,使听课的人很不容易忘。

另一个例子就是讲韦庄的《秦妇吟》时,诗中有两句:“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悬尸巳作灰”,马先生问我们:“你们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有同学答是烧死的,有同学答是吊死的。马先生说:“认为这个女子是吊死的同学是细心的。这两句诗,仔细读来,不但写出了失火的前后过程,而且还写出了火中这个女子的心态。凡失火时,必先起滚滚浓烟,然后火势大了,火焰才会跳跃翻捲,四处曼延。这个女子在浓烟将起时,求生的欲望还很强,大声喊叫,希望有人救她;到火焰从四围烧上来的时候,她绝望了,知道非死不可了。她衡量了一下,与其被火活活烧死,不如吊死来得好过些,所以她採取了悬梁。等火烧过来的时候,烧成灰的只是她悬挂着的尸体了。”我们仔细品味原文,果然像马先生讲的这样。马先生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引导着我们如何更细心地读书。马先生还告诉过我们,尤其是读诗词,要咂摸着滋味读,如果只大略看过去,会有许多味道沒品出来,如身入宝山,空手而回。

马先生不只是要求同学们严格,她自己也确实以身作则,给我们批改的作业或作文,都按时发还,从沒有拖过时间。尤其她批改的作文,像她讲课一样仔细,一丝不苟。错误的地方都加以改正,自不待言,先生认为写得好的地方,句旁加点,句后加圈,少者一个圈,多者三个圈。批语也不止一处有,作文本顶上有‘眉批’全文最后有‘尾批’都批得很着力。先生当时教三个班,每班都约有五十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先生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而先生从来一丝不苟,高质量而守时地发还到我们手里。老师如此,我们自然也不敢马虎,两年在马先生的课堂上,我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

马先生每次发作文时,总要占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解全班同学作文中的不足之处,只讲问题,并不点名。从标点符号到错别字,然后是用词不当,或审题命意的不妥等等,凡所有问题,无不讲到。这样,不但使作者本人明白错在哪里,也使全班同学受益。马先生为了鼓励同学们的上进心,在发作文时,前十名总是按照顺序排的,最好的放在最前面。我很荣幸,往往是第一个被叫起来去拿作文,每当此时,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我总是又羞涩又高兴地、面红耳赤地走到讲台前,把作文领回来,甚至不敢抬头看马先生一眼。马先生从不在课堂上读她认为写得好的作文,而是发完之后再收回去,然后贴到全校同学都看得到的成绩栏里。女附中从前院通往后院,有一条很长的过道,左面是佈告栏,右面是成绩栏。我和其他班同学的好作文,常被公布在这里。以致有的同学常开玩笑说:“孙亚英是马先生的高跟儿(当时同学习惯用语,即高足之意)。”

有一次,马先生出了个《寄天涯故人》的题目,让我们作文。我选写的内容,是寄信给一位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被逼辍学成婚,她为坚持继续求学而毅然出走的姑娘。当时正巧我们刚刚读过几篇骈体文,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李华的《弔古战场文》,那琅琅上口的铿锵韵律,还在我们少女敏感的心头跳跃,于是,几组对仗排比的句子,很自然地就出现在我笔下了。例如:“只为了不愿在华堂红烛下,俯首作家庭的俘虏,而毁弃了美丽的憧憬,于深夜时,伴着星光月色,毅然挣脱覊绊。宁为碧海青天间遨游的海鸥,不作金笼翠架上被系的鹦鹉……”马先生在这一段文字旁,默加了密圈,顶上的眉批是:“摇曳多姿,顾盼自喜”。中间我还写了叮咛故人的一些话:“千般小心,须防一时失闪;万种谨慎,着意瞬间疏忽。”结尾处我是这样写的:“飞絮飘花,徜徉东风时,丁香影下遗失了故人微蹙的眉黛,如今,金风瑟瑟,红叶蕭蕭时,故人的芳踪,依旧迢遥。”这里,马先生的眉批是“无限深情”。篇后的尾批也是很长的,可惜我不记得了。这篇作文不但在成绩栏里张贴了,马先生还建议我投到报上去,我胆怯地投给了《新生报》,很意外,真的刊发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作品,那年我大约十六、七岁。

高中二年级时,女附中全校举行过一次作文北赛,马先生推荐我参加,高中的作文题是《读书与做人》,结果我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得了校长奖的一个铜制方形大墨盒,盒右方的一行小字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师大女附中作文比赛第一名奖”,左下方的一行小字是:“校长石砳磊”。墨盒中间有四个双钩笔法的大字,是“剑胆琴心”。

现在我巳经七十七岁了,再翻看高中时的作文,连我自己都实在不喜欢那种纤丽排比,刻意雕琢而又内容空泛的文风。记得在高三时,马先生曾对我说过:“你的文章有一种灵秀气,但总的来说,花团锦簇的成分太多。希望你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逐渐走向社会人生派。”如今,马先生早已仙逝多年,若先生还在,不知她对我将如何评价?又将何以教我?

让我回来接着叙述马先生的教学。

马先生教课虽然严肃,但也不是总板着面孔的。有时夏季天气很热时,同学们容易犯睏,马先生就常常利用讲正课之余的一点剩余时间,给我们讲一些文人小故事,同学们非常感兴趣。虽然这些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考试时也不会考,但同学们听得兴趣盎然,至今六十年左右了,仍记忆猶新。

马先生似乎很喜欢苏轼,讲的故事中,关于他的居多。例如有一次她讲,苏氏三父子加上苏小妹,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这些诗都各见性情。在这里马先生也提到,正史并沒有苏小妹这个人,她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后世的章回小说和京剧中还有“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因此就不妨姑妄存之。这四个人的诗句分别是:老泉的为“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东坡的为“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子由的‘冷’字句巳散佚不可知,‘香’字句为“梅花弹遍指头香”;以苏小妹的最为纤巧华丽,曰“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女儿特点毕露。四个人的诗句颇为传神。

马先生还讲过东坡和他的僧人朋友佛印,以佛家语对对联,联曰:“三过其门老、病、死;一弹指头去、来、今。”颇富哲理,又对仗工稳。

马先生还讲过一个东坡才思非常敏捷的故事。一次,东坡到友人家里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家里有急事。主人也是个文人,就用三种果名,一种药名来挽留他,说:“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东坡也脱口而出地也以三果一药回答了主人,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的才思敏捷,给我们留了深刻印象。

马先生也有时讲些带文学性的谜语让我们猜。例如谜面“张翼德查户口”打唐诗一句,谜底为“飞入尋常百姓家”。谜面“不是霸王,是霸王的兵”,打一装饰物的原料,有同学猜是项链,马先生说:“有一点道理,霸王的兵当然是项羽练的,但‘不是霸王’一句就沒有着落了。”原来谜底是“翡翠”二字,紧扣谜面两句。还有一次,马先生讲了个最难的谜语,全班同学谁也没猜着。谜面是“山在虚无缥缈间”,打一字,有同学猜是“嵩”字,马先生说:“不对,要在‘虚无缥缈’四字上下功夫。”同学们实在猜不出了,最后,马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个“四”字,我们还是不明白,马先生说:“大家看看‘四’字的框框里,空白的地方是个什么字?”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框框里的空白处恰好是个“山”字,紧扣谜面“虚无缥缈”四字。这些虽都是些雕虫小技,可也颇锻炼人思考能力,而且文学意味很足,所以至今记得。

有一次马先生似乎兴致很高,讲完课给我们作了个文字游戏,把下面一组文字以顺时针方向写成了一个圆圈:“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巳暮”,既是个圆圈,又沒有标点,先生要我们把它读成一首七绝。我们傻了,怎么也读不出来。马先生笑了说:“每句退几个字就读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的:“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巳暮,醒时巳暮赏花归。”马先生由此说开去,还讲到了中国所特有的廻文诗,正着念也成诗,倒着念也成诗,而且都有诗意。先生说,只有中国的文字,才能这样极为精巧,又极具艺术性地运用,除中国之外,任何一国文字都作不到。我们中国人应该为祖先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优秀的文字而自豪。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振奋。

到高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在课内不再教我们了,换了一位徐先生给我们上课。但马先生课外仍教我,这时,马先生换了一种教法,不再逐字逐句讲解那么多了,很多都是先生列出书目,让我自己看。如明人小品、四大才子书,《儒林外史》、《镜花缘》、《聊斋志异》、笔记小说《剪灯新话》、《石点头》等,我读了之后,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先生,定时给先生交读书心得。先生也重点给我讲了些东西,如写有《两当轩集》的黄仲则。马先生说,许多文学史中不收入他,即使有的本子收入了,也只是寥寥数语。先生说此人是个该受到重视的作家,他年轻夭折,但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诗作,写山的作品很有李白的意韵,而抒情的诗作,有的几乎可以说直追李商隐。黄仲则的“事有难言天似海,魂应尽化月如烟”的诗句,高中时巳通过马先生的教诲,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此外,马先生还给我讲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侧帽词》,他的几首悼念亡妻的词,深深地感动了我。

马先生在课外教我,足足有四年半时间,尽心尽意,一直送我到高中毕业,从没收过我任何一点点报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师恩,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我一生中,无论在专业队伍里任语文教学工作时,在科研单位任编辑时,或下放到基层,写我不熟悉的工作总结、商业单位的工作报告,甚至越俎代庖写领导的发言稿时,都沒有难住我,而令领导滿意地胜任下来,这不能不说是马先生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在很多次工作后,我都以感戴的心情思念着马先生。马先生在做人上,也影响了我,往往在政治运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看一个人的为人是看得最清楚的,当文革中我遭到泰山压顶的政治冤枉时,曾有人向我诱供:“你揭发别人可以減轻你的罪责,现在要看你的立功表现了。”这时,我想起了马先生,她教我君子慎独,暗室不欺心,我拿定主意,沒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不实之词,宁可自己背负莫须有的罪名,硬着头皮顶着。几十年我坦荡而问心无愧。这个道德基准,是马先生给我的。马先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影响着我。我从四川那个小县城调走时,单位同志给我作鑑定,一位领导说:“什么工作交给孙亚英,放心。”回归专业队伍后任编辑,今年我退休巳经十八年了,我当年的同事和给我撰稿者,至今仍认为我是个认真负责、不徇私情的编辑。很多当年曾给我投稿的学者,明知如今我无权再给他们发稿了,却仍和我保持着朋友关系。这种认真对待工作,与人相处以真心换真心的精神,是马先生铸就在我身上的。马先生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事业道路,马先生的师恩,我终此一生都报答不完。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说子女对母亲的,马先生虽不是我的母亲,但这两句诗用来形容我对马先生,应该说一点也不过分。

真个是师恩如海!

尾声
师大女附中毕业后,我免考被保送入了师大国文系。那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全部公费,学费、杂费、食宿费一概不交,只要能考进去,用我们当时同学的话说,就是白吃白住白念书。平心而论,当时的政府对教育事业,育人的百年大计,培养师资,还是十分重视的。我就是凭着这一点,沾了当时制度的光,才得以读完大学。

大学毕业时是1951年,巳是建国之后。组织分配我到中央党校(当时叫马列学院)语文教研室工作。

上述这些就是我怎样读完中学和大学的实际情况。至于文革中潘某人数次责问我:你家里穷怎么上得起大学?这种想当然的推理逻辑,真像昆剧《十五贯》中过于执的逻辑:“油葫芦既好吃酒,必定赌钱”、“苏戍娟既然艳如桃李,怎能冷若冰霜”实际上这二者沒有必然联系。这种推理,有时候是很害人的,在《十五贯》剧中就几乎错杀了两个无辜者。在政治运动中,这种想当然的推理也非常可怕。我党一向讲求实事求是,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我衷心祈盼少几个过于执,多几个况钟。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还不如封建时代责任心强的官吏。

五柳村编者跋  本文是作者赐稿,本来首发在Anyp的[五柳村文粹],这个网址后来被永久锁定,看不到了。还有发在北美新线博客的,分 成上、下两篇。但这个博客现在需要登记为他的用户才能看见,而且那里曾被要求关站整顿,结果整顿得下篇没有了。但作者立志求学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今天也是特别需要的。便找出备份的全文重新发在这个新建的BLOG中。---2010年5月29日。

2005年8月25日在北美新线博客发出的《家贫也读书》(上)还在。


【跋】本文是孙亚英先生在五柳村发出的第一篇文章,她和她的丈夫毕可生先生都是五柳村热心的读者和作者。两位的人生经历都很坎坷,再次邂逅相遇时已过知命之年,难得彼此相知,相濡以沫,晚年幸福的度过,诸事具见于他们留下的文字,除《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外均曾在五柳村首发,因各种原因大部消失,幸被转发得以保存下来的也不少。2016年7月3日得杜光先生信:

刚才接到一封电子邮件,孙亚英已于昨天早晨因肾衰竭去世。我虽然早就从她的来信和电话里知道她身体不好,但一旦得知她不在人世,还是十分难过。我 同她相识于五十年代,都在马列学院工作,却很少接触。五十多年后,我从“五柳村”网和《炎黄春秋》上读到她的文章,从你那里得到她的通讯地址,才同她建立 联系。她多次来信来电话称赞我的文章,并向她的许多老中青朋友介绍我的思想观点。现在突然逝世,我深有痛失知音之感。我知道她在兰州有许多老中青朋友,她 上路是不会寂寞的。

1951年孙亚英先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即与杜光兄相识,而后多年天各一方,不知彼此情况,因《五柳村》又重逢,有关文章即在此陆续发出。感谢网络!   2016年7月4日

父亲(阿城)

March 11, 2017

父亲 阿城.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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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我的民国记忆

August 19, 2017

我的民国记忆大约有十二年的时间,即1937到1949,要说,还得打个折,人不是生下来就有记忆的,我的记忆应该开始于三四岁,人说童年的记忆最是牢固,此言不虚,七十年过去,儿时家门前那小河,小河上那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以及那一座座高高的石拱桥,连同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依然沉积在脑海深处,静静地,而一旦触动,一切便再无法安宁,现在的我,正是这样的心境。

一、硝烟中,走来一个我

我生于民国26年,丁丑六月初六,公历1937年7月13日,地点嘛,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江南名城无锡,新街巷口,那里离钱钟书老家仅百步,往东不远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往南就到了无锡国专,那是曾经有浓墨重彩记录的一所名校,出过多少大师级的人物。1937, 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承载了太多艰涩民族记忆和复杂历史情思的年份,一场与民族存亡和世界走向相连的大战,使得1937的所有人和事都笼罩在厚重而灰暗的历史光影下。正是在卢沟桥炮声之后一周的某个时辰,在水乡无锡一个小弄堂的一间八平方小屋里,我,呱呱落地了。在这个特别不该诞生的时刻,这个世界这个家庭 却多了一个我,真是灾难之上加灾难。听比我大17岁的大姐说,七七事变没多久, 战火就烧到了江南,(举世闻名的“凇沪会战”是8.13), 举家便“逃难”了。家乡谚云:六月六,狗淴浴。那是何等难耐的酷暑。我只能想象:父亲母亲拖儿带女,带着日用家什,从城里向我外婆家张泾桥转移,那是一幅怎样狼狈的场景。船到镇上,还得步行数里,就这时,意外发生了:或许是太热了,或许是饿了,更或许我天生胆小,反正大队人马走上田埂小道时,我竟肆无忌惮地大哭起来。只有母亲最深切预感到了哭声可能给全家带来的灾难,于是把襁褓中的我放到田边草丛里,希望碰上哪家要孩子的好心人抱了回去。那场面肯定有点悲壮,我能想象到母亲的泪水和哥哥姐姐低声的喊叫…..大 家还是继续前进,而我的哭声则更加声嘶力竭。这些,当然都是长大以后听说的,是二手货,细节上难免有不准确之嫌。可就在他们走出不到半里地,我父亲突然义无返顾地回过头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抱起,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叫孙正荃的我——回望茫茫逝去的岁月,我想,生活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像是座迷宫,还没有学会行走就已经没有了方向。或者也可以这样去思考:我之终于成为我,正开始于漫漫人生征途上这一令人颤栗的情节之中!

后来,好像是在我上学后,我曾几次到过那个小村。那时外婆已经故世,只有舅舅和舅妈还在。记得那老屋是在一条小河边,小半间屋子伸到了水中(几十年后在绍兴参观徐渭的“青藤阁”,仿佛让我走进了梦中的外婆家),打开一扇永远叽叽嘎嘎的木门,便是十来级台阶,台阶是终年湿漉漉的,像我这样从城里来的孩子是禁止去那里嬉水的,只有大人,每天在码头上淘米洗菜乃至倒马桶。其实,江南水乡家家尽枕河,现在时兴了,这也成了景观,还建造了许多仿古的东西,弄得处处弥漫着商家气,比如周庄、西塘、朱家角......我看远不如我外婆那里古朴真实自然。我心底对故乡的记忆和爱恋,实际上只是儿时那一点点细节回味,但它却常常魂牵梦绕,以致在四十年后的牢房里,那么清晰地映现了那条小河,以及那十来级湿漉漉的台阶.....

我是不是摆脱不了人生开篇的这个阴影,常常会把自己的坎坷回溯到那场声嘶力竭的哭声。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生活并非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们的记忆。这话说得真好。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从1937至1977,或者准确一点说,从1957年 大学毕业到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献身”二十年,这漫漫征程竟是一条通向牢狱的路。难道真的缘于我记忆中那个不那么美妙的开篇?至今,我保留着一块长长的布 条,那是从一条破床单上撕下的,上面还有斑斑血迹,写着一首诗:《狱中叙怀》,那应该是我生命历程的见证。起首有个序言:“余出身清贫,十二全家得解放, 十六读书上北京,一九五七年七月投身革命,时年二十。一九七七年七月,恰逢四十,猝宣布为‘反革命’,投入大牢,至今已四百天矣。狱中辄思妻儿挚友,昼不得安,夜不成眠。‘四十不惑’谈何易?遂乘有笔墨之便,一气草成此篇,以自勉并告狱外亲友。”日期是“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写好后一直藏在棉被里,现一 字不改,抄录于次:

人生看我多痴騃,我看人生却斑斓。君不见柴门筚户长成人,未尝黯然泪涔涔。君不见廿年颠连到如今,气节铮铮无瑕心。文章千余篇,绩少多艰辛。恨无倍努力,耿耿为人民。今日骨鲠遭灭顶,尔曹绠短怎汲深?无怨恨,涸辙之鲋无相助;终不悔,鱼蟹入簖难返回。君不见,无端霜雪纷纷下,千年史册此景数不胜。//驾小桴,遨沧海;仰天笑,盖波涛。岂惧扁舟戗水行,但悲赍志早下碇。切莫言,十载砥砺成一囚;更莫言,四壁皆徒恰似榇。君不见,兴艾除兰千古冤,谗言诳语旷世仇。何足畏,何足忧,惟有悲愤溢心头:怒问昊天何罪有?域外罕见域中多。此情此愫若可没,冥冥干戈应未休。//遥望挚友思绪腾,长叹掩涕梗无声。遥念亲人心怆然,骋目四海义凛凛。无愧亲与朋,无憾死与生。寄语汝等解我心,横眉笑看鬼蜮横。铁窗终将为我开,春风终将向我吹。君不见我簸功名如糠秕,岂顾临终执绋人几多?君不见,神州大道如青天,迎面奔来战友万万千。我当怒目挥戈斩阎罗,回眸喜迎红日曜九州!

历史那一页早已翻过,现在的我,既无须适应政治的需要,也不必接受金钱的摆弄,我可以坦诚面对自己,写写读书,写写生活,写写当喉舌的经历,写写“文革”动乱,也写写坐牢的故事(注:本篇是回忆录《不容青史尽成灰-----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之第一章)。我相信,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过去,然而,它蕴含的人生意义不会过去,就如同我们先辈身上召唤和闪烁的精气神并未过去一样,依然为后代感动,所以我以为,这些私人档案一定会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二、记忆首页:父亲之死

同民国时期许多市民阶层的家庭一样,我的家也是靠父亲一人支撑的,他在无锡近郊 南方泉的一个丝厂里当技术员,早出晚归,母亲则一手操持家务,到我出世,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最大的是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和二姐,她们也只有 十五六岁,都在中学读书。我们家是标准的“平民”和“贫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日子显然还过得下去,平稳而有 序,虽说是沦陷区,但百姓生活似乎基本照样。

对父亲的一点点记忆大约是在三四岁:晚饭,我总要等父亲回来再吃,或许是想享受点特殊,一只皮蛋呀,一块香喷喷的烘山芋呀,我最小,宝贝疙瘩。可是我至今想不起我是叫“爸爸”还是“爹爹”,甚或只是一个字:爸、爹?至于父亲的名字,那是长大后在抄电表的单子上才知道的,父亲去世后几十年间,家里都没改那名字:孙君和。就是连对父亲任何模糊印象都缺失的我,却清晰记得父亲之死!对一个刚刚四岁的孩子,是不是太过残酷了。

1941年夏天的某一天,突然有个认识我父亲的村民慌慌张张闯进门,说是你们家先生出事了……

完整保留在幼年记忆深处的第一章是这样的: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母亲右手牵着 我,左手拉着比我大八岁的三阿哥,先是水路,再是旱路,在田埂上一路小跑,我几乎是被拖着在往前走。傍晚时分,终于到了一个村子。那是一排普通的农舍,屋前一片场 地,周围几棵大树。几经打听几经周折,我们母子三个终于来到一处屋子,跨进高高的门槛,眼前竟是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好一会儿,当母亲认定面前坐着 的那个中年女子就是“顾司令”的老婆时,突然拉着我和三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还没开口就嚎啕大哭。那个女子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手去扶母亲,一边说: “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能这样……”接着又把我拉到她身边,用手巾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这里需要作点交代,根据母亲后来讲的并由大姐二姐回忆补充的大体情况是:那天, 父亲和一个工人一起挑着一担丝从厂里往无锡城里送。(我父亲是这个丝厂的老工人,慢慢地技艺有了长进,亦工亦技,成了“技术员”,夸张些说,有点像是现在 乡镇企业的编外“工程师”,所以厂里也有称呼他“孙工”的。)半路,他们被一伙“土匪”拦截,经过交涉,“土匪” 同意他们留下这担丝,拿了钱来赎。于是两人继续急急赶路。没想到就在前面几里地再次遇袭,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不知为什么(怕永远只是个谜了)决定“杀人灭 口”。另有一个版本说,他们原来可能是不准备杀“孙先生”的,只是叫那工人跪下,一个“土匪”挥起大刀就要从后面砍去,这时,我父亲举起右手想去挡,一下子,四个手指就飞了出去,这下激怒了这伙“土匪”,就连我父亲一起杀了。这个惨烈的故事是在离现场不远处干活的农民事后传给我母亲的。来报讯的人悄悄透露说,那帮家伙的“司令”姓顾,就住在某某村。

司令夫人听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断断续续的诉说后,说:顾司令和他的部队今天下午刚刚开跋,到前线去了。这位夫人表示,“等司令回来,一定转告….”又说,“天晚了,今夜就在这里住下,明天再回去吧。”我母亲千恩万谢。乡里睡得早,胡乱吃过晚饭,我们就休息了。

下面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那是一张挂有帐子的大床,帐子的颜色已有点发黄发黑,我和三哥一头一个躺下了,母亲坐在床边摇着一把大蒲扇,既为我送些凉风又为我驱赶蚊子,我很快就睡熟了,可一觉醒来,母亲依然在轻轻地摇着那把扇子,我问,嗯娘,怎么还不睡?母亲不回答我的话,只是说,快睡吧,外面落大雨了,明天还要走不少路呢。

如果真有菩萨,那我敢说,菩萨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显灵了:一场伴着电闪雷鸣的瓢 泼大雨把顾司令的部队赶回了驻地。接下来的情节是这样的:顾司令在喝水的时候得知他手下的人竟然谋财害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把手里的杯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转身对身边的部下布置,立即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杀无赦!

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被留下来等待消息。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的雨一直没停,虽然雨势已经大为减弱,可我还是只能站在屋门口呆呆地望着场上一片片水塘,看着雨点在水塘上溅起的数也数不清的水泡,我没有悲伤也不知道悲伤,只是看到母亲不断落泪,吃饭只是动一动筷子,我心里有点难过。

最迟也就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几个当兵的押着一个人来了。那个被绳子捆着的人,一见我母亲就跪下了,好像是求我母亲饶命什么的,一会儿,我母亲便跟着几个当兵的走了,好久好久才回来,说是已经把我父亲就地落葬了,那个家伙就在不远处给枪毙了。后来村里有人悄悄对我娘说,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有胆子跑到这里来,那个杀孙先生的土匪,听说你们来告状,已经派人埋伏在你们回去的路上,要把你们都杀了啊。老天爷有眼,天意啊,天意啊!

回到城里没多久,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给了我母亲一些钱就走了。据我大姐后来补充,还有一个情节:那几个男人问过母亲,有没有大一点的男孩儿?母亲说,最大的也只有十五六岁。他们没吭声,其实他们是希望有个男儿参加他们部队的。给了多少钱,我自然也一无所知,但我记得后来家里的米桶、麻袋一下子装满了米,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吧。我大姐说,母亲是个没用的家庭妇女,有了点钱,只会买米。一家八个孩子,最大的大姐刚满二十,最小的是我妹妹,不足两岁,加上姨妈、母亲,至少十张嘴,想想也是,几百斤米能维持多久?可是,不买米,又能干什么呢?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当然,这是我现在说的话。

在那个社会,父亲是一个家的大梁,大梁没了,房子自然也就要坍塌了。我们孙家,就在我四岁上,一下子,衰落、破败,以至卖光吃光,家徒四壁。能说母亲无能?我父亲生于1898 年1月31日,不幸离开人间的时候年仅四十三,留下了四个儿子四个女儿。母亲生于1900年1月18日, 丧夫守寡时才四十一岁。如今,我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独自支撑了瞎子姨妈、耳聋大姐以及我和小妹等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只要一想起她在催交房租、上门讨债人面前的那种无助和无奈,那些屈辱的哀求和独自暗暗的垂泪,我的心就会象刀绞一般的疼痛。而最令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那么迟那么迟才 懂得要好好地孝顺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得了绝症,我携妻将女从青海赶回去看望,第一回买了桂圆蜜枣等许多她喜欢的食品,塞满了枕边的柜子,可是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吃不了了…….那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至今未有一点点淡忘:归期已到,妻子已经叫好了三轮车,我握着母亲皮包骨头的手,一遍遍地说,恩娘,我要走了。她吃力地说,走吧,路上当心。我抬起脚,却停在了房门口,再次转身半跪在床边,说,恩娘,我要走了。她说,走吧走吧...我走出房门,还没踏上楼梯,又一次折返,说,恩娘,我真的要走了。她伸出那干瘪的手,说,勿要弹来缩去,走,走吧....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就是生离死别,我再也没有“恩娘”啦....两个多月后,母亲在无比疼痛中离世:我费力弄到的五支杜冷丁竟没来得及送到她床边。二姐后来告诉我说:那张棕绷床上,一个人印子,汗水浸的。我,心如刀绞,欲哭无泪。

七十个春秋过去,我至今难以想象在那个陌生村子里,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母亲是怎样熬过那分分秒秒的;在此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母亲,又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面对贫穷和孤独,把自己从一个中年女子熬成一个白发苍苍老婆婆的…….她这一辈子,付出了多少,又享用了多少?一想到这一切,我这个父母亲最小的儿子,便没法心安…..

然而,我无法也不敢去查问父亲的真正死因:如果说是真土匪,怎么会有那么严明的纪律?如果说是新四军,怎么会残酷地杀害无辜百姓?记得我二哥五十年代初申请入党那会,曾经关照我说,别再提父亲的死。我想,他一定猜到一种可能,就是同共产党有关系。那时我才十来岁,想起来就有点吓人,后来长大一点了,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这种要掉脑袋的事是不能“瞎说”的,背着这个“出 身”的沉重的包袱,我噤声了几十年。丧父之疼不在失去父亲时,竟在长大成人后,悲乎哉!

几十年后,在一个叫《大江南北》的刊物上,偶然看到一个名字:顾复兴!这不就是 那个“顾司令”吗?这是一本主要介绍当年新四军人物和战斗故事的杂志,这就证实了我十多岁时的猜想。由于我家解放前后 一直贫穷不堪,举家食粥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从读书时起,所有的履历表上一律填 “城市贫民”,但是我心底始终感到一种压抑一种无奈甚至一种不安,我就这样背了半个世纪的十字架。1956年 四月,我在北大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时(第二年反右时党票就飘落在未名湖中了),也没有把自己实在说不清的这段“历史”和“成分”向“组织”说明,我不认为是“欺骗”组织,更不认为“隐瞒”了什么,因为在我18岁纯真的心灵中,我知道,杀害我父亲的一定是“土匪”,决无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可是,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更提供不出任何证人。在那个左祸横行的年代,如果真有人硬要把一个“孙正荃有杀父之仇”的帽子扣到我头上,那或许也只有死 路一条了!

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退休时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上海报界一位原地下党员、资深记者沈某,邀我去采写一位“老革命”,说此人八十多岁了,原省纪委书记,当年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总负责人之一。我的这位朋友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我说,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已给你安排妥帖,任务完成后请你旅游,想去哪儿去哪儿。他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设计好了,可我心里却在想,这位“司令”该是那位 “顾司令”的顶头上司吧!

历史竟有这等机巧!尽管,它在许多时候显得有点残酷。这位司令证实了我半个世纪的猜想。-----难以言说的沉重,突然落地轻松!

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敢去想,父亲的墓穴是湮没在荒烟蔓草中了, 还是早已没有了踪影?我更不曾敢问我的母亲,那年是怎样草草掩埋父亲的尸骨的,插过哪怕是一块木牌了吗,后来还有人去看望过那个土堆没有?我突然感到一阵 战栗,荒草蔓蔓白杨萧萧,我仰而茫然俯而沧然……我找出了父亲唯一一张照片,据说是去世不久前的,四十来岁,满头白发,连胡子也已花白,但满脸慈祥,我放大了这张照片,和母亲同样尺寸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起,一直保存至今。

2002年,原来落葬在无锡八士桥乡下三姐自留地里的母亲的坟地,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迁到政府规定的一个地方。感谢三姐想得周到,她在乡里统一制作的那块一寸宽三寸长 的金属片片上,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并排写在一道了:“孙君和 张云华”。是年暮春,八十多岁的二姐、七十多岁的三哥、六十多岁的我和小妹,专程去新的墓地烧了一回纸,这时,妹妹说了一句她此生最有水平的话:“爹爹姆妈,现在阳间都在动迁,阴间也要动迁了,你们俩就一道在这里吧……”

三、突然长大了

我似乎突然长大了,我好像什么都懂了,我觉得自己可以肩挑千斤重担了。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母亲独自傻傻呆坐时,总会说一句:嗯娘,有我呢!这时,母亲总会紧紧搂着我的头,不断地说:呆话(读作gai,,意思傻),呆话。

那点米很快就吃光了,困顿到揭不开锅的日子好像是突然降临的。我们家肯定说不上 “中产”,但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竟然养得起十来张嘴,如今似乎也难以想象。父亲一死,第一桩大事便是六个孩子立即辍学,从高二到初小,无一例外。不久,女孩出嫁男孩出门。先是二姐。二姐长得最好看,说是“校花”,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小小年纪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介绍的对象张姓,在一个商行做职员,好像是管帐务的,算盘一流,那手小楷更是谁见谁夸,他看中我二姐或与书法有点关联也未可知。随后,三姐出嫁了。父亲去世后她就去了一个丝厂做童工,我看到过她两只手在水里烫得变了形,后来嫁到了乡下陈家,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艰难度日,还时时挨婆婆的打,以致几次逃回城里。大姐呢,孩提时用药不当致失聪,父亲去世时, 她正读高二,尽管成绩呱呱叫,也只能辍学,后来成了我“家庭教师”,对我的人生轨迹影响很大。排在第四的是我大哥,他几经周折,和他一位史姓朋友(后来成 了我大姐夫)在北塘一家杂货行做工,卖肥皂烟酒之类,批发兼零售。二哥远赴甘露当学徒,有年生疟疾差点没了命,带信到家,二姐夫随手拿出了几块钱,母亲对来人说:是死是活,看他命吧(为此事,二哥一直心存芥蒂);三哥的故事更曲折,父亲走时他只有13岁,就到崇安寺山门口一家酱油点当了学徒,只管饭,三年没薪水,其实是做保姆带孩子洗尿布。熬了一年,按规矩,第二年过年(春节)后老板会来通知,如果没通知就是解雇了。三哥脾气特倔,他受不了老板的打骂老板娘的恶气,不想干了,到年初六 ,母亲问他才知他已辞退。一怒之下,母亲骂道:你回来吃西北风呵,讨饭去吧(还说当时扔给他一条破草席)!我三哥转身就离家出走,漂泊上海,蜷缩在今山阴路一堂房阿哥的三层阁上,靠二姐夫一月接济几块钱勉强度日,每天只吃一顿:两个大饼一根油条,白天帮忙带孩子,傍晚步行到四川北路底的上海电信局学收发报....三个月后的考试中顺利通过,被正式录取为“职工”(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甚至比我还惨,可谓九死一生)……

要说,父亲刚走的头几年,日子还过得去,由于家里人员减少,开支也就减轻不少,我记得还能隔些日子给我花三五分钱买根珍珠米或者烘山芋,甚至吃碗桂花芋艿羹。当然,只是我一人独享。那时我应该已经五岁了。真正走投无路是在几年之后。先是陆续变卖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记得的有:锡制的大蜡钎,高约4、50公分,铜铸的香炉,那都是过年或者祭祀才用的;长台,置放蜡钎香炉用,弄不清是不是红木或其他名木的,还有就是一张光可鉴人的暗红色八仙桌,重得两人搬不 动,也卖了。接着是茶几、椅子、角排凳之类,再接着就是母亲房里的家什了,大厨、大床,几乎悉数卖光,后来连大红的木器制品,圆桶、笆斗等,或许是母亲 的“嫁妆”吧,也没保住。每次来人把家具拉走后,我记得耳聋的大姐总要大骂“卖光吃光,卖光吃光....”母亲则只是暗自垂泪。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也就是能吃上两顿稀粥,菜是难得见到的,小碗里倒上一点酱油,就是“菜”了。有时隔夜的饭馊了,用麦粉燺成糊状的“粥”,照吃不误。那时 唯一的“收入”是全家每天“敲瓜子”换来一点钱。这是这样一种劳动:全家把瓜子用小榔头在大砖块上“敲”开,然后在竹扁中反复簸洒,取其“仁”而去其壳 (这个过程极其繁复,一个环节不当就会影响瓜子仁的质量和数量),然后把瓜仁再去换成瓜子,店里就付给一点“加工费”。有时瓜子质量不好,或者“敲”的不 得法使瓜仁破碎过多,这样分量不足就会扣除一些加工费,甚至拒收;如果瓜仁份量超过规定,也会给一点奖励,比如多付几分钱什么的。后来还糊过火柴盒,我还 给附近的人力车夫集中点卖过香烟,把一包烟拆开后放在篮子里,一根两根地卖给他们,自然都是毛把钱的劣质货,卖一包可以挣几分钱。或许正是童年彻底的草根生活,使我养成了节俭勤奋的习惯,淳朴清正的家风,让我从不仰视财富和权势,常年穿打补丁的衣服袜子,过无肉无鱼无茶的清贫生活,再热的暑天也只是用井水降降温,夜里在院子里搭块板子乘凉.....没有埋怨没有委屈,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点点长大。

后来呢,后来烙印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典当和举债了。我因为稍大些了,细节记得比较清楚了。

就在这走投无路困境中,一天,母亲把一个包袱交给我说;“弟弟(她,和姨母姐姐哥哥都一直这样叫我),拿去当了吧,十块钱。”接着又补了一句:“八块也好。”

当铺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青果巷”,大约有500米的样子。母亲送我到门口,一遍遍地叮咛路上当心,靠边走。还特别嘱咐,要直接回家,不要在外面玩……没等母亲交代完,我背着那个包袱就走了。

一进当铺,只见一块巨大的木板上有个巨大的“当”字,恰如一面“照壁”挡住了去 路。绕到后面,跨上台阶,那高高的柜台再次挡住了视线。我吃力地把包袱举过头,勉强放上了柜台,柜台后面的人,我自然是看不见的(稍大一点后读鲁迅文章中 的描写,觉得自己那一幕跟他何其相似乃尔)。

“破棉絮烂衣服,不收不收…..”

“帮帮忙吧…..”

“看你是个孩子,给三块钱吧。”

“最少八块,八块。”

“几块?”里头那个人一边说一边就把那包衣物朝外面推将过来,哗啦一下顺着我的 脑袋身子掉了一地,竟是那么一大堆!我摊开包袱布,想重新捆起来,可怎么弄也没弄成。我是不是哭了?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来,一面安慰我一面帮我捆扎,还帮我上了肩,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到她也把一个包裹送上了柜台。

还没到家,站在门口的母亲便急急迎了过来,接过我肩上的包袱,什么也没问,我却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哇地一声狂哭起来。

家里很穷,可我没怎么委屈过,我依然快乐依然自在,我不可能想到,比起后来在坎坷人生路上的屈辱和艰难,这一碟小菜简直不值得一提。

可以插上一笔的是,1953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时,我写的作文就叫《典当》(好像 原题要求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我高考成绩一般,据后来做我们班主任的冯钟芸先生说,总分还差几分,可那篇作文真不错....仿佛记得,就在那年冯先生 “表扬”后,我曾根据高考时作文的记忆,补记过一篇,今天记述此事前,我翻遍了一包包牛皮纸袋子,想找到那篇重写的作文,可怎么也没能找到,只好再“回 忆”一次,不过基本的框架是绝对准确的,童年的记忆往往最具个性,最纯真无瑕因而最难忘怀。

就在我“典当”失败之后不几天,母亲带我到了福田巷的一个亲戚家。

那是黑漆大门上有两个狮子头铜环的一座宅院。敲了好一会门,才有一个佣人模样的来开门,嘴里还在嘟嘟囔囔说,怎么不揿铃呀?知道我们是来找“舅姆”后,这个女人便朝里面大声喊了起来,这时,就有一个胖乎乎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女人从客 堂里走了出来,一身珠光宝气,一见我娘,非常亲热,这让我有些意外,可她那种矫情又使我有几分反感。在路上,母亲就反复交代过了,要我懂规矩,要叫人,所以没等母亲开口,我就对这个胖女人叫了一声“舅姆”,虽然我知道并非什么亲舅母。胖女人过来拉住我的手,说:“是最小的吧,都长这么长(读chang,高)了,不认得 了。”马上又回过头去对站在后面的佣人说,怎么不去倒茶?很快,两杯有点绿意却不见茶叶的水就端了过来:“吃茶,吃茶。”

我们在客厅里的椅子上坐定,那个胖女人用很高的声调对我娘说:“这么多年了,也不走动走动,虽说妹夫不在了,亲戚还是亲戚嘛。”我母亲连声说是的是的。在东南西北地说了一番热络话之后,母亲欲言又止地表示了要借一点钱的意思。就在这刹那间,我看到了胖女人脸上表情飞速转换的精彩一幕,当时我就有一比:恰如往她嘴里塞了一把盐(走出大门时,我就给母亲说了这句话,被母亲教训了几句!几乎七十年过去了,那个表情在我脑海里依旧是那样戏剧化。)接下来,胖女人历数她的艰难,诸如开销大啦,物价涨啦,维持个门面不容易啦等等。我便要拉娘回家,母亲却似乎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我走到娘身边,表示出非走不可的决心,娘只好站了起来,嘴里嘟囔了一声“这老小(孩子)”,我执拗地一把牵着娘的手,跨出客厅, 穿过院子,朝大黑门走去。就在开门的时候,胖女人抢先一步,把一张金圆券塞到了我手里。一个完全无意识的动作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把那张钞票扔了过去,母 亲显然被我这个无礼举动惊呆了,可她既没有对我责怪又没有对胖女人表示歉疚,只是加快了脚步,我们俩一下就融入了幽静的小巷中。

多少年后又到家乡,忽然想起那条叫“福田巷”的地方,我问一直在无锡居住的二 姐,二姐说,有呀。我又问,有个什么“舅姆”住在那里?二姐说,有的,可娘在世时就没来往了,现在谁知道还有没有人?我也就再没问下去。潜意识里,是不是有兴趣再造访那个胖女人或者那座黑墙门?我说不清。但是,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幕肯定深深地刻在我伤痕累累的心壁上了。等真正长大成人后,在人生征途上一回回摔得鼻青眼腫后,好像是在那被称作“青海秦城”的牢狱里,那个夜晚,忽然记起了儿时这一幕:这叫“倔”的报应!做个人,要成为自己,总要付出点代价的。

四、上学去

1942年,五岁,正式上学。在此之前,大姐便强制开始了我的“私塾”:一是认字,二是写字。大姐是“孙家门”唯一有学问的人,虽然学历止于高级中学,但直到她八九十岁,写给我的那些信上涉及的中国古文化以及中国古科学(多至数十万言),都令号称大学教授的我惊诧不已,她要我整理,甚至希望能在世界科学大会上发言,可我最终辜负了她一生的期盼。实话实说:我似懂非懂。

一年的“私塾”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尤其是毛笔字,从如何研墨如何握笔开始,先是一横一竖,横要平,竖须直,再是笔顺,完全正规化程序。我至今看到许多孩子写不好“珍、诊”那三撇,大姐的指令非常简单:三撇右端不能成斜线必须呈一直线。 真灵,这样写出来的字好看。写字,她看重的是“结构”,她总是把字“拆”成几个部分,或左右,或上下,或上下加左右,如此等等,她亲自在纸上画米字形格子,规定横竖撇捺的位置,一边教一边反复地问:阿懂啦?对写得比较好的字,就用红墨水在旁边打个圈,通不过的则一个罚十个,常常连晚饭也耽搁,母亲叫也没用。那时大姐耳聋似乎还不大严重,她还在什么学校代课,刻蜡版,挣点小钱维持家里开销。学了大约一年后,给我买了本柳公权的字帖,开始临帖。

到开学报名的时候,大姐把我们兄弟姐妹排名的“振”改为“正”,后来才明白这两个字的标准发音是不一样的,南方人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也就这么改了,可我一直没问大姐为什么在八个人中独独为我改了名。大姐选的是无锡最好的小学:无锡师范附属小学。这所学前街上的县立小学历史悠久,闻名遐迩,那时公立私立学校大多自主招生自行录取,只是问了几句便登记了名姓,收了。大姐陪 我在学校各处走了走,两层楼的教室宽敞明亮,操场很大,还有室内乒乓球场,大开眼界倍感开心,只是离家稍远些,大约要步行20分钟。开始家里接送,后来熟悉了,就自己去自己回。我们班主任是一位朱姓女老师,大约三十来岁,身材修长,长得也标致,给我特别记忆的是她跟小朋友说话,总是把身子弯下来,细声细 气的,对我这个班上个子最矮年纪最小的学生,更是爱护有加,凡是刮风下雨都要送我到家门口,特别是家里常常不能按时交学费书费,她总是悄悄为我垫付,我对她一直心存感激,连我母亲也时时提起她,难得有点粽子之类,就要让我去送给她;到我读高中,每逢寒假暑假我还都去看她,她那种勤奋那种和蔼,那种常带微笑的雅致都给我美好回忆。我读到三年级时,大姐根据我的主课成绩,更主要是想省一年学费,要我跳级,直升高小五年级(民国时1至4年级为初小,5、6 年级为高小)。现在看来这是有利有弊的事,我的算术从此落后,尤其是四年级的珠算脱课,以至一生都不会算盘。

我的小学生活最是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字:自由。这得益于学校课外作业极少,更得益于母亲的不加管束,当然,与我不羁的天性也不无关系。

我读小学时,印象里的课程大体如下:1,国语,包括阅读说话写字作文;2,算术;3,公民,包括人文理念,以及伦理道德规范;4,常识,包括社会历史地理;5,唱游(即音乐和游戏);6,体育;7,(手工)劳作,包括后来的美术等。那时的教材不像现在这样“统一”,有研究者说,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甚至可以自编,而所谓的“公民”课,已经涉及共和、民主、自由、人权、慈善等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而且非常切合孩子的心理,文字图画结合,十分形象生动。这里摘录国语两篇课文以窥一斑:

一是第二册第44课的《春夏秋冬》:冬天过,春天到。\春天桃花好,大树底下听蝉叫。\夏天过,秋天到,\秋天菊花好,墙边唧唧虫声闹。\秋天过,冬天到,\冬天梅花好,小狗喜欢雪地跑。

另一篇是第三册第八课的《儿歌》:摇摇摇,摇到卖鱼桥。\买条鱼来烧。\头未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在肚里跳三条。\跳呀跳,一跳又到卖鱼桥。

几十年后,谁能说今天的语文课本胜过当年?教育理念对头,教育方法得体,加 之教材好老师好,学生怎么会把读书看成负担,甚至要死要活?我们那年代的课外作业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堆积如山,印象里,玩的时间很充裕,今天被大人孩子津津乐道的一些所谓“复古”游戏,在我儿时简直不值一提,比如滚铁环,打(玻璃)弹子,踢毽子(自制)等,不花钱,玩得照样忘乎所以,至今记忆犹深。

我家的准确住址是中市桥上塘街99号,和一条小弄堂相交,离最繁华的崇安寺、皇亭(小吃广场),城中公园都很近,那里的底层社会最真实最深刻最丰富最新鲜,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一应俱全,这里消磨了我许多课外时间。直到老朽了,出门还是喜欢东张西望。俗话说:从小看到老。此话真是不虚,习惯成自然焉。兹记下其中点滴----

算命先生云中鹤。那是个有些秃顶的、瘦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半老头,始终伴着他的是一桌一凳,一面用竹子挑起的残破的幡,以及同样残破的一把折扇。他生意好像不好,第一次跟他交往是问他名字中第三个字怎么读?他反问我:几年级?我答:两年级。他讥笑道:读了两年书,连这么个字都不识,读啥书?后来算认识了,他就要给我算命。我不肯,他大方地说。阿哟哟,又不要你钱的咯。然后一本正 经说道:你右眼下面,鼻头旁边那颗痣,叫哭痣,不好不好,苦命!不过嘛,颜色不深,大灾倒未必会有....这里插一句:这颗痣,不知何年何月竟自动消失了。还要记一笔:1959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动报名”去“支援青海”,母亲不同意,说,北京,已经蛮远了,青海,不知在哪里呢! 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对我母亲说: 他离血地越远越好。乃成行。这回是彻底淘浆糊了,在那个蛮荒之地连大牢都坐两回了,还好个屁?不过,转眼一想,留在北京,或连小命也不保矣。世事无常,谁能说得清呢?

各种各样的手艺摊更是让我“流连忘返”,那种非凡的吸引力或许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无论是手工艺人拿麦芽糖做个孙悟空吹个连环套,或是用叶子编个蜻蜓、柞蜢什么的,我都喜欢看,充满了羡慕和赞叹;口袋里没钱,看得心里痒痒的, 难得有二三分钱,就会买一点麦芽糖,用两根小棍不断地绞动,颜色由红转白,还是舍不得吃。对猴子耍把戏、拉洋片之类也有一点好奇,但一般不会让我驻足太久;我会站在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乞丐前面,痴痴地看好长时间,看啥?看有没有人给钱,给了多少等等。

孩提年代还值得一记的就是玩“才吉”(蟋蟀)了。那当然是地道的“草根”玩法: 入秋之后,约几个小朋友到乱砖破瓦堆里或者草丛里去找去捉,打着手电,屏气敛息,翻动着一块块砖瓦,突然出现了,满心高兴却不敢出声,太小的,当场就放了,捉到一只大的,那兴奋之情真可谓难以言表。蟋蟀盆是早准备好的,都是瓦盆,回去后放入盆里,喂它毛豆、冬瓜,米粒,它会慢慢长大,但是往往只要约到对手,管它大小,比赛即可开场。这时就会有一帮同学围观,双方手持牛尾巴草制作的“引草”,在蟋蟀嘴边作挑逗状,以诱它张开“钳子”,时机一到,便捉对厮杀,那场面真的是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看到自己养的蟋蟀落风,真恨不得跳进盆里帮忙,那心境同后来看到西方斗牛,堪可一比。几十年后想起童年的欢乐,那种质朴那种天然那种毫无功利之心的纯真,物欲横流的今日恐是难以想象,报载上海“玩”此物以臻疯狂,北上收虫一掷数亿,至于比赛则成豪赌,据说参加者多至五位数,其衍生物更自成系统,光是盆子材质便有几十种。

那时节,买些水果小吃已是难得的享受。记忆里买过一瓤柚子(文旦),那时或许是富人太少,柚子是切开按瓤卖的,而我更是一丝一丝笃悠悠地把这一瓤柚子消灭的,那个过程肯定给我带来少有的乐趣,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为吃不到那些“好吃的”东西而垂头丧气,我更不可能为了要什么玩具而同母亲吵闹不休。记忆里,我整个童年,没有一样是“买”来的玩具,即便飞机,不是纸摺叠的就是手工课用木片之类自己制作的。

我要特别感谢母亲的宽容,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的16年岁月里,直到我独自背起一个铺盖卷离开家乡去京城读书,她几乎一次都没有呵斥过我,即使是我做了天大的错事。那件错事让我记了一辈子,现在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

我和母亲住在楼下一间大约七八平米的房间里。一天,我在房里看到一些角票,我偷偷拿了一张,并且迅速跑到三十米外水獭桥的大饼油条店要了一根油条:太想了,太馋了。母亲很快就发现少了钱,问我,我低下头,说,不知道。晚上,母亲拉到床前,轻轻地说:你是学生子了,拿了就拿了,我不说你;如果拿了说没拿,那....我一头扑在妈妈怀里,呜呜地哭了,然后我从书包里抠出了剩下的七分钱。 那大约是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那晚上,母亲说了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以后你想吃什么,给我说,妈妈.....尽量.....给你....买....我当时还真不明白为什么她比我还难过。

我是个非常软弱的孩子,在学校常常受欺负,朱老师总帮着我,但不可能时时在我身边,我衣服上常有烂泥之类污渍,腿上手上甚至有被抓破的痕迹,妈妈见了,从来没鼓动我去报复,更从来不去找家长算账,只是叫我自己当心。善良又无能,正直又伤感,倔犟又软弱,说同情心也好,说正义感也好,说人性说良知,都可以,我生长在弱势家庭里,又是个弱者,所以,长大之后,当看到鸡蛋与石头对峙时,我总是天然地站在鸡蛋一边,我见不得不公平,容不下无情义,反感骄横无理颐指气使矫揉造作,儿时这种心理态势直到今天也没多少改变。

五、穷之乐

进入五年级,就从初小升为高小,自己也感觉大不同了。这是 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年代。八年抗战,于我而言只是一种朦胧的历史,记忆里的画面如此的单一:北城门口,有几个日本兵,凡过城门的, 要一个一个地搜查,从上到下,全身摸遍,挑担的,还要查看箩筐。是天天如此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的特别戒严?不知道。我自然更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一切,青天白日满地红,那只是一面旗帜,尽管每逢周一,同学们都会肃立在国父孙中山像前,背诵他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遗像两边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至于其中的深意实在是一无所知。抗战胜利付出了多大代价,又带来什么好处,大家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至于国共两党随之展开的政治生态对峙,以及此后毛蒋重庆和谈之类,对于一个八岁孩子自然更是混屯一片,什么中国远征军、飞虎队;什么陈纳德、孙立人,几十年间或被屏蔽或被扭曲,到我晚年才知晓了其中的真相。只记得那年的秋日,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门前玩耍,忽然间人群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只见远处有长长的车队驶来,我站立不动,稍顷,人群中欢呼声四起,一辆敞篷车上,我看见了,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是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蒋一身戎装,宋则一袭旗袍,他俩并肩而立,向左向右频频颔首,还时时举手致意。我实在说不上兴奋或者欢快,现在想来,我多少受了一点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骨子里或许就少了那种见大人就起立就脱帽甚至下跪的臣妾心理,几十年后单位领导,一个老革命给我下的罪名竟然是我有“反骨”,他的“证据”是他踏进我办公室时,全体起立独有我还在埋头写稿:目中无人(他)!

就在此前后,因为交不起房租,房东收回了楼下一间房,客堂也随之一分为二,剩了 半间,只好放个吃饭桌。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楼上三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我的姨母是丧夫之后来我家的,正好帮忙带一群外甥和外甥女。到我有记忆时,她已失明,据说是伤心哭瞎的。可她什么都能做,烧饭洗碗不必说,连针线活都是自理,让我惊叹不已。她一生只是付出却从来没有索取,难得有人送一包桂圆蜜枣之类,总是藏在一个铁皮桶里,见没人,就叫我过去,摸摸索索拿出几颗塞到我手里。一直到1948年,我才知道她藏有2、30个大洋,也称袁大头,我大哥结婚在迎宾楼办席,临了却付不出账,急得直跳脚,这时,我的瞎子姨母站出来了。这是她藏了多少年的送终钱,买棺材的。直到她60年代初去世,我们全家只要提及这事,都一致指责那个远在南国的“没后脑壳”的大哥,可谁也无力偿还她哪怕一个大头,更让人难过的是,谁也再没听到她提起过这事。姨母去世时还不到60 ,我相信一定与那几年的饥饿有关,她以“吃不下”的托辞,把仅有的那一点点口粮省给了别人,母亲事后曾告诉我说,姨母临死已是皮包骨头。姨母的形象,平时不大记起,可是在我一次次跌进深渊时,却总会想起她:人,无论处境何等艰难,也得保持做人的尊严;人,无论有多大委屈,气量要大,千万别满世界喊冤。

大约就是我升高小时,我大哥和一位姓史的朋友谋到在一处洋货行的活计,这位史大哥跟我大哥同庚,也属牛,比我大一轮,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我一直叫他“悠祺哥哥”,那是后话,至少是49年前后了。就因有他俩的方便,我和母亲就想何不摆个小摊,肥皂、蜡烛、香烟之类,由大哥他们按批发供应,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前面说过,课外时,我喜欢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一听这事立马充满了兴趣。就这样,借一处台阶空地,搭一块洗衣板,便做起生意来了。记不得还有哪里批来的茶叶,特别做了个玻璃框盒子,中间用三夹板隔开,龙井、毛峰、炒青等各占一 格,我起劲地写好名称贴在玻璃上,还一本正经“明码标价”....白天母亲管,放学后,我值班,乐此不疲兴味无穷。母亲总不放心,怕耽误功课,硬要把课外作业带去才罢休。

可是没坚持多久就难以支撑了。烟茶混搭,谁会要那龙井?太阳晒着(尽管有块遮阳布),谁会要那卷烟?加之,我斜对面20米处就是一家正规烟杂店,那里整天点着一盘蚊香,供抽烟取火。一天,我们学校廉老师走过我烟摊,脚步匆匆,目不斜 视。原来他是去那家店买烟的。回来时已经在吞云吐雾,走过我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说了几个字,没听明白,估计是解释什么,我叫了声老师,又“嗯嗯”了两声, 弄得我更不好意思。

最有意思的是,各种货色都是大哥他们带回来的,我脑子里完全没有“本钱”这个概 念,所以碰上还价的,我就不知道该卖还是不卖?往往胡乱成交,蚀本了还木知木觉,还在母亲面前表功,乐滋滋的。可母亲也没为此责怪过我,只是 交代说,牌子上那价钱,不能再低了,我们就赚点小菜钱.....不久,大哥考上了学无线电,这个货摊也就歇阁了。

进入高小这两年特别值得记叙的是,大姐从我读五年级(实际文化只是三年级)起, 就开始让我读她珍藏的那些杂志和小说,那些书,似乎来自上文提及的那位“哥哥”,他得了肺结核住院,我大姐常常给他送些食品之类东西去,一次我陪她去,乘黄包车,不料车夫失控,整个车身朝后翻去,幸亏无碍,大姐看了看手里紧紧抓住的袋子,继续上路。那些书记得的有《良友》《西点》《风萧萧》《飘》《西线无战事》《小妇人》等,似懂非懂,却开启了我爱文学艺术的大门,特别记得清晰的是有本《二次世界大战画册》,良友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 时被揭发我“私藏反动照片”,指的正是此书中有幅“蒋委员长”全身照,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却又不了了之,直至抄家拿走97本“毒草”时也未有人提及这画册。 几十年后,大姐夫问起此书可在我处,我说正是,他未要我物归原主,我也装聋作哑就当无介事(近闻已有新版)。

这两年还有个变化是出嫁到苏州的二姐带了孩子回无锡,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在我心里,唯一有钱的就数在洋行工作的二姐夫了,我在暑期曾去苏州小住,虽然全家借住在亲戚兼老板一座洋房里,但日日有荤天天有西瓜吃,同我无锡的日子无法相比。所以二姐的回来在经济上就相对开始宽松,至少不至为柴米油盐发愁了。我们原住的房子腾出一间给二姐,另在后门口楼上租了一个套间,我和母亲先住了过 去,那里可以听到“桂花赤豆羹”“热珍珠米”等异常亲切的叫卖声,夜里做作业时,也会传来竹板敲击竹筒的声音,那是馄饨挑子来了,虽然没有品尝过,却也给我童年生活平添了许多生气。

其实更大的乐趣还不在此。现在想来,我心中那一点点音乐种子还是童年时无意播下的。

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 最初是在二姐带回来的那台留声机和几十张膠木唱片上听到的。《夜来香》《苏州河边》《夜上海》《凤凰于飞》《三轮车上的小姐》几十支曲子,至今仍能哼唱,也使我从此喜欢上了音乐,进入北大,更是喜欢上了西洋音乐,好不容易跟一要好同学凑了钱,从王府井国际书店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蓝色多瑙河》,挤公交损坏了一小块,好不心疼,却照听,一遍一遍,百听不厌。就这,也为后来不断被批评、始终摘不掉的“小资情调”帽子埋下了“祸根”------尽管我好长时间都没明白“小资”是个啥东西,为什么要反 对“小资情调”?

再有就数看电影了,那简直是一种奢侈:一部在和平电影院看的影片至今难忘,其中有支插曲,我还能哼哼: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 \赵家庄\有位\好姑娘\要问那姑娘\生得多么好\你就问\村前村后的\少年郎...好像是周旋演是女主角,也是她唱的。那时出院后的候任大姐夫就住我家,他们已经在谈恋爱了,带上我去看电 影,也算沾了个光吧。

六、民国的最后日子

1947夏,我完成了小学阶段,正好10足岁,升入初中。此时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学费。多方托人几经周折,离家不远的一所“私立圣德中学”校长同意给我减免学费(那时似乎还没有奖学金一说):班级第一名,全免,第二名,半免,第三名,适当照顾。(这个难题在初中毕业后再度遭遇,大姐甚至决定让我去报考镇江一个护士学校,我虽心有不甘却无力违抗,这个职校无需缴纳学杂费,幸喜最终名落孙山)。此后,大姐对我越加严格,没少吃大姐的“麻栎子”,那是将中指弯折成一个锐角在我脑袋上不断敲击的一种“刑罚”。每次做练习(多为数学)出错, 大姐先讲解一番,然后问:阿懂啦?我点点头。可往往再错,这就定吃无疑。数学落后一直成为我的硬伤,到高中阶段也未能赶上,以至高考不敢报理工类。

1947,内战烽火连天,我却依然木知木觉,那时似乎没有所谓“全民动员”之类口号,更无什么对百姓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像有些回忆录里写的地下革命党找上门之类的感人故事,嵌入我记忆深处的只有一件事:物价连续疯涨,日子愈益艰难。那些年,我常外出 “采购”。从新街巷口到三凤桥堍边的油酱店只有三五百米,隔壁一家则卖各种熟食,油氽黄豆花生米、四鲜烤麸之类,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慎余肉庄”,那里的 “肉骨头”闻名遐迩。后两家难得去一回,大抵是家里难得来了客人,就在熟食店买些“夜饭小菜”,那时最高级别便是“爆鱼”了,而去肉庄则多半是买些下水,那浓浓的汤汁美妙无比,我会带个大茶缸,求师傅多舀些,回来和豆腐一烩,真是难得的享受,至今想起来依旧会有垂涎之感。至于那家油酱店则是常客,连店员都认识我了,每次去,拿着一个饭碗,买块腐乳,或者咸菜,师傅总会额外加些汤汁,有时还会特别滴几滴麻油,于是我回家路上便凭添了几分开心。后来为了节省开支, 母亲便自制甜酱,自腌雪里蕻,这些小菜比买来的好吃多了。

后来每次出门购物竟然要带几捆纸币(法币),其间好像还有一回“改革”:发行 “金圆券”,没多久,这金圆券也不值钱了。我查到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的新闻记录的通货膨胀情况:以100元法币计,1940年可买一头猪;1943年 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个蛋;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还有这样的报道:1947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上海的“生活指数”猛涨了88倍,仅仅一个月后,至643倍,到1949年4月,也就是沪宁线被解放时,至37万倍。用“水深火热”形容当年平民生活最是贴切了。

10来岁的小男孩,我记不得那几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据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说,你其实没吃过太多苦,家里哪怕只有一个鸡蛋,也会给你蒸碗蛋羹,我们一人舀一勺,剩下都是你的;有时吃肉笼松(蒸肉糜餅),我们只夹一小块....母亲和姨母更是连筷子也不碰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童年绝对缺少营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我大学同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我一本书作序时,写到我初进北大时简直就是个孩子,又瘦又矮,直到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发育,却因无力购买衣裤,让人感觉所有衣服总是紧邦邦地裹在身上......

这个圣德中学格局颇小,走进校门便是一个简易操场,那是上体育课的地方,一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操场后面便是一排一排整齐的教室,一共有五排吧,也就是十来间,算起来,一个年级大约三个班,格局比我上的小学差多了。我在这里迎来了后来大书特书的1949。那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12岁:第一个本名年。

实实在在地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幕,在我记忆里既没有带来悲苦也说不上什么欢快,我没有亲眼看到“子弟兵”沿街而卧不扰民的动人场景,也没有拿着小旗亲历夹道欢呼“解放”的激情,我只能认为一切都因年纪太小啥都不懂,待到四年之后高中毕业时, 我真的已经成人,斯大林逝世,我嚎啕大哭;大32开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刚刚发行,我就买下细读,到1953年已备齐了才出版的1、2、3卷,完全没有政治细胞的16岁的孩子竟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革命:懵懵懂懂读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51年就入了青年团, 随后成为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站在操场上那个木头台子上,常对参加夏令营的毛头孩子“讲话”.....我一直想,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孙家门八个兄弟姊妹就我进了大学,为啥?要懂得感恩,要发奋努力,要做个正直的有用的人。

但是,我甚至没有明白,“时间开始了”:现在已不是民国,民国时代结束了,我无邪的童年也结束了。

五柳村2017年8月8日收到

于建嵘: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 -我的父亲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1 日 由 thchen发表于 华夏快递


【于建嵘是我国具有鲜明自由、民主意识的法律学者,本文是他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是一篇完全真实的传记。此文表现了一位自由民主人士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公正和客观态度,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于建嵘之父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这一代党员干部中来说,实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一生实在是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人生经历的标准模板。】

1

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像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2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赌场时,他就像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不敢像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联。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粱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粱饼时将她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粱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少得可怜的裤子,像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在邻村赌博欠了钱,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赶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将女人折腾一番。在经过原属于他家而现在成了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家产业的院子时,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胆因怒生,他熟悉地翻过院墙,潜进了书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样拿过几件值钱的器皿,正要离开时,被他堂兄的小老婆发现了。这个娇小的女人,本来因这晚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她的春宵而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所以,不顾天寒地冻,决心到另外两个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谁侵占了应属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诉苦。她刚走出房间,就象见到鬼一样发现了我父亲,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这一叫,就苦了我父亲,他被吓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当于朝龙和家人们用乱棍将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村人们因将我父亲送官法办还是以族规处置发生争吵时,我妈腆着肚子来了。这个没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说话的女人,还是那样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对每一个村人磕头。看到这个架势,事主于朝龙就说:“这次算了,放他一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这条狗命。”

历史已经证明,地主于朝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法要了我父亲的狗命,最终到是让我父亲将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绑的父亲同我妈默默地回到了牛栏房。在我妈用盐水清理他被恶打的伤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会,眼中显露出一股杀气。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看也没看我妈一眼,就走出了那个借住的牛栏房,溶没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会,于朝龙的书房,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建造的书房发生了冲天大火。

那是一场很大的火。村里人说,自立村安家以来,黄沙塘于家就从来没有这样火红过。那火将于家半边天都烧红了。如果不是村人奋力扑火,就会将整个天都烧没。后来,在父亲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大官时,村里人传言,在发生火灾时,有一条火龙冲天而上。那条龙就是父亲,这把火将压在他身上的厄运全烧掉了。父亲在自传中却称: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事实上,父亲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发现,他竟跑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边了。于是,父亲就潜进山林,用野果充饥。不日遇上了被国民党称为土匪的共产党游击队。带队的看他年青力壮,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给他饭吃。正处于饥饿而无处可投的父亲一听有饭吃,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在这支大都由本地赤贫的流浪者组成的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带队的勤务兵。随着队伍的扩大,带队的从队长成为了司令,父亲也就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一个队的副队长。我读大学时,为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心理,读过许多著作。我在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部有名的选集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每读到此,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共产党领袖们的伟大。只有他们才能这样深刻地认识父亲这些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群体,而且那样成功地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是在父亲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父亲纵火后,我妈并没有离开于家村。一方面她怀着我已有七个月,更主要的是她无处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实本份而且可怜,或许是怕父亲突然回来放火,也就没有太为难我们母子。我妈就种着那二亩公田度日。于朝龙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对我们母子还算照顾,有时甚至有意保护我们不受欺负。按照辈份,他让我叫他朝龙大伯。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五零年初,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有一天我们村里来到好多人,直奔朝龙大伯家,一会儿就将朝龙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全部捆绑着押了出来,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听一位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讲话。那人讲完之后,手一挥,有几个和他一样装扮的人就将朝龙大伯押着往后山走,一会就听到了几声枪声。之后,村里的人有点畏缩地将我和我妈推到那讲话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刚才讲话的那气愤的神态,很和蔼地抱起我说,“这就是我儿子?”。村里人连忙讲,“宁子,快叫爹啊”。我看着妈,妈点着头。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来,“快放我下来,我要尿尿。”那个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亲,很失望地将我放下来,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说,“妈巴子的,连爹都不会叫。”

那几个押走朝龙大伯的人回来后,父亲就带领他们走了。连他曾住过的,我和我妈现正住着的牛栏房都没有进去过。

父亲走了后,朝龙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来。村里人帮着他们将朝龙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坟中。我要跟去看,我妈很紧张地将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将门关上,对我说,“宁子,以后别乱走,千万别到朝龙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着妈,她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待了好一会,她流着眼泪又说,“好在你爹当官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接我们走,不然,我们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热闹,先是朝龙大伯一家从那高楼大院搬了出来,住进了我家住的牛栏屋。我和我妈及原来最穷的几家搬进了大火后朝龙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对村子里的变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着父亲能接我走。有时也等来几个同爹一样着装的人,他们有的也到我家坐一会,或带点吃的穿的东西给我们,并告许我爹已经从部队转到县上工作了,当了什么县公安局长之类的,但就是没有带我们到城里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亲再没有回来。快过年了也没有父亲回家的任何消息。于是,腊月二十九我妈决定到县城里去了一次。本来说好要带我去的,后来妈说,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过年,要当天去当天回,所以让我在家等爹就行了。当天傍晚,妈回来了,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父亲的影子。我问妈,妈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于是我就吵着要爹,呆坐着的母亲突然将我一把推到在地,狠狠地打着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说,“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个流氓。”

数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妈在县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亲时,父亲正和几个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个长得很美的女人同父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父亲见我妈胆怯地由警卫员领着站在门外时,刚才的笑容一下就没有了。他威严地近似咆哮着说:“谁叫你来的?”将所有在场人都吓住了。警卫员立即揪住我妈就住外拖。将我妈拖进门房后,警卫员厉声地追问我妈:你不是说,是我们局长的老婆,为什么局长一见到你就发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办的。我妈早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说这样来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办的,就连忙独自往家赶。

不久,就有人从县上来我们家,对我妈说,你与我们局长成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现在政府不承认,你就在这张离婚书上押个手印。我妈呆呆地一声不响地押了个手印。好像对父亲休妻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平静得很。只是在来人说要将我带回城里去时,我妈哭了起来,她低着头喃喃地说:带走我的宁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县上的人见这样,也就没有说什么走了。我长大后就想,父亲可能根本就不想带我进城,这不只是他那时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恋爱,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风景。

我妈是在一九五八年饿死的。那时,父亲已经是邻县的县委书记,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妈生活在老家,父亲还不时叫人送点吃的东西给我们母子俩。但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妈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饿得快不行时,也绝不动父亲送来的食品。她最终同她母亲一样,也饿死在黄沙塘于家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亲留下的是一个也快饿死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则是有一个已为父母官的父亲的我。

3

父亲和高姨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半点传奇色彩。刚解放那时,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按电脑程序一样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自古来,就将江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也就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亲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亲拥有当时天津较有名的纺织厂。高姨是这个资本家最小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夫妇的校友。也许正是南开的革命激情的影响,高姨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南下部队来到了湖南,后来就同我父亲一样转到地方从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我父亲担任县委书记时,高姨就是这个县的妇联主任了。

父亲是在与我妈办完离婚手续不久与高姨结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窦初开的高姨爱上了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的。她感到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是那样优秀的。他出身赤贫,苦大仇深,经过革命的战争洗礼,那样具有革命的理想,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粗鲁也应该视为革命者的粗犷和豪气。当父亲知道高姨爱上他时,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请来了他的老首长,在他的老首长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组建了让多少人眼热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妈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亲和高姨家。我妈死了,村里人没有通知我父亲。村里人说,他已经将她休掉了。这么多年他又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是不要告诉他了吧。于是,我这个孝子作为唯一的亲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我妈埋葬在她母亲的坟墓旁。但对只有十二岁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饥饿折磨的村里人却一致认为,应该将我送到城里面去。他们说:当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来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会要儿子的。于是,我和两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来到父亲任职的那个县,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大院,站岗的却不放我们进去,说先要通报。村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他原来的老婆死了,我们给他送儿子来了。过了一会父亲的秘书就来了,将我们接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很有教养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习惯地将手伸向了我。见我害怕一个劲往后退,父亲就用他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宁子,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有十二岁吧。”村里人的诉说我妈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抚养,而是怕跟着学坏。父亲先是有一些吃惊,然后中气不足地说: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宁子是我的儿子,就放在我这里吧。之后就叫秘书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饭。

这是父亲为官后第一次请村里人吃饭。特别是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代,请人吃饭是给人很大面子的。这种事对于家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刚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县城当官后,村里有人来找过他。有的为了找个工作,也有为了各种难事来请求帮助。父亲都拒绝了。只要有人提出此类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参加革命,不要说好听的,原先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过日子,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提着脑袋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找他了。这些事让还不是我父亲爱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无比崇拜的心情写成了文章,在报上说父亲革命性和原则性很强,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福利。我想,父亲看后会在心里说,“妈巴子的,狗屁亲友,老子落难时谁都欺负我这个孤儿。”然后就会黯然神伤地沉默好一会。对父亲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有点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许对原先欺负过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感到内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闲谈时也尽量不提他,好像他与于家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与外村人提起父亲时,那种自豪感就特别明显。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这难得的一餐,那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见的白米饭,心满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不敢直视这个陌生却十分想念的父亲。父亲用电话叫来了一位女人。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父亲是同她用官话加家乡的土话说的,从我能听到的,他妈饿死了,送他到寄宿学校等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最后,那女的说:“他终究是你儿子啊,就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说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宁子,我们回家,好吗。”我看着父亲,只见他眼含着热泪,用感激的声音对我说:“ 还不快叫妈。”见我没有开口,那女人就说,“就叫高姨吧,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姨。看惯了村妇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丽和气质。那时的高姨,已经同父亲为革命制造了两个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四岁的大弟高兵和二岁多的二弟高阳。她作为少妇区别于少女的只是那本来圆滚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圆滚,更加鲜嫩。她的笑是那样灿烂,好看的红晕印着两个令人心醉的酒涡。她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体现出知识女性的矜持和圣洁,善良而贤慧,且充满了温情。当然,这些形容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像我们村里供着的观音菩萨一样,高高在上,让人仰视,让人崇拜。更准确地说,我真有点忌妒这个在村里广为流传其劣迹的父亲,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气,竟能占有高姨这样的女人。我多么为刚死去了的我妈抱不平。

父亲和高姨的家在县委会大院的后院里,是一间近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房子里除了床和书桌外没有其它东西,比起朝龙大伯原来的家差得远了。高姨是用布帘将房子分成两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两位弟弟的房间了。那只能挡住视线的布是没有办法隔开那无孔不入的声音的。这样,也就将父亲那曾经严重影响于家人生育的恶习传染给了我。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当我听到用布帘隔开的房子那边传出高姨那压抑的娇喘声时,有一种少年男子的冲动就会折磨我,随着那优美而令人烦躁的声音的结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动就变成了怒气。这时,我甚至想为可怜的我妈做出一些让父亲和高姨难堪的事情来。当然,我总是什么也不敢做,可以说也根本不想做。只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后,我才理解父亲抛弃我妈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我妈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不能与高姨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为得到象高姨这样的女人而与象我妈那样的无貌无才的村妇离婚的。何况,那还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婚姻,我父亲也许真的对我妈根本就没有那相依相恋之情,有的最多只不过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特别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亲因革命而获得的一个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还是父亲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如果父亲是在游击队转战城乡中成为一位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革命成功并掌握了政权后,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为将他培养成为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地方领导人的。

高姨是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女人,但更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亲也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战士。她之所以愿意为父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美丽,因为她将父亲当成了革命战士的化身。她是共产党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女性,她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那样的坚信不疑,她心地纯洁,真心实意地为共产党的每一个英明决策而欢呼。她充满爱心,热爱革命队伍的战友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高姨对自己的亲人们倾注了满腔热情。当然,这些亲人也应该是革命者或者将来是革命者,而象高姨的父亲那样的资本家虽然也是亲人,却只能体验那种与亲情和爱心完全相反的东西。

高姨的父亲来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亲几年后的春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亲是在公私合营之时失去他心爱的工厂的,当然这绝对不能与我父亲在赌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论。我父亲和高姨这些革命者,通过一种叫赎卖的办法剥夺了象高姨父亲那样的剥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剥削者变成劳动者。那时候,高姨的父亲是不能再掌握工厂的经营管理权了,因为革命者认为,象高姨的父亲这样的剥削者,只有同工人们一起用铁器敲打铁钉才算劳动。于是,这位年过花甲、长期以管人和经营为生活内容的剥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儿和已在革命队伍中当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女儿女婿同意的情况下,就从那遥远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来到我们这座小县城。于是,就有他那从小丧父逝母的、现已掌握了政权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内心的热烈欢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见、现也成为了革命者的女儿,大义灭亲之举。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养老。”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黄泉做鬼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像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领袖们不同的是,像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像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4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像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

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象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两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像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 “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像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采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 “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馆,并将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不敢作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各种礼品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他是直接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老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十万美元就将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两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共产党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与雪姨的关系还算可以。人们对老夫少妻之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荡漾如何在已不提当年勇的老爷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决堤外泄。这些问题在父亲那里应该不是问题。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对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龄相近的儿媳说起过老爷子那永不满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越老越行了,离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方面都遗传的话,做于家的儿媳妇可就惨了。”我老婆听到这些话,竟脸红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位长辈的发问。就是在晚上同我恩爱后向我讲述这些话时,我还能感到她脸在发烧。但凭着我们这些年青体壮的于家后代的亲身体会,雪姨这些话,应该有点夸张,或许是在嗔怪中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也可能还有点对自己能很好地开发老年人的性爱潜能感到骄傲。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告诉我老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女人讨论长辈的那种事,尤其在没有穿衣服的床上。

尽管父亲宝刀未老,但雪姨还是没有同意与父亲生孩子。其理由是父亲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几岁了,雪姨再生孩子有点难为情。尽管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们兄弟还是真心感谢雪姨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们小得多的父亲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没有为父亲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响父亲对雪姨家事的关照。因为他知道雪姨是为了弟妹们而耽误了婚姻才将处子身献给他的。所以,无论父亲是否在位,凡是有关雪姨家的事,他都要亲自出面办理。在父亲的亲自关怀下,雪姨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担任了一个区的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了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们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了公园担任出纳。仅此一点,雪姨也是感激父亲的。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5

父亲要死了。

尽管他日益虚胖的身躯,会给人各种错觉。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脏已全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我同许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着他死亡。

市委办公室送来了为父亲准备的悼词。这篇由父亲原秘书、现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

文称,父亲出于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历任游击队队员、副队长,解放后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文革后任市委书记,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退居二线,担任顾委会主任,最终享受副军级待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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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桑榆未晚(二)新的学业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2 日 由 辰思发表于 【华夏文摘】

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都采用学期制,即一年有两个学期,中间有个稍短的的寒假和较长的暑假。位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则采用季期制,即每个季节是一个学期。一年有四个学期,每两个季节间有短暂的修整。夏季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暑假,研究生在暑期原则上也要工作,虽然不必选修课程。季度学期制,像一个滚动的铁桶,刚上了两个月的课就要期末考试,比学期制要紧张。只有夏季稍事放松。

开学前按照学校的要求,我花了7美元在校医院了照了张X 光的胸部胶片存档。出国前北京尚未普及胶片,检查肺部时靠医生的肉眼观察,病人和医生都会受到较高的辐射剂量。此外申请学校前得交30元的报名费。由于校方注明缓交,现在人到了美国,需要补交。按照系秘书凡妮的指引,我到牛津街的政府部门领了社会保险(SSC)号,这个号有9位数字,相当于中国后来的身份证号码。开工资,办驾照,填税表都离不开这个号码。没多久,我就把SSC号记在心里了。我到大学信用银行(Credit Union)开了帐号,把手头余下的百十元钱存了进去,并且办理了直接储蓄手续。今后,物理系可以直接把我的工资打入到我的帐号。没几天就领到一摞支票本。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才能使用支票。如今,我靠手里的这丁点现金居然也有了开支票的权利。由于支票本免费,后来我到商场购物时经常使用支票,身上平时只带10来块现金。

1981年的秋季学期在10月初开始,新学生大部分都在秋季入学。这时,有上千学生要到体育馆办理注册手续。办事员按学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分成不同的小组,我站到了上面写着W的队里。把事先填好的注册表格交上去,还要交10几元的医疗保险费和学生会活动经费。你如果不想支持学生会的这些活动,开学后可以把钱索回。在填写班级一栏时,表上印着“CLASS”。事先没人告诉我应当属于第几个CLASS,我只记得学校寄给我材料的信封上,总印着“一班”(FIRST CLASS)。于是我就填写了1 班。注册了几个学期后,我才知道,研究生应当算第5 班。办事人员从来也没有跟我计较过:“你填写错嘞! ”我也知道了信封上的FIRST CLASS 是邮局普通邮件的标记,和大学注册班级完全无关。

开学的头一天,物理系的研究新生集中到一个教室,相互介绍。这一年物理系有20几个学生,大多数在二十一二岁,年纪轻轻。我当时已经37岁,比他们要大上15岁。有六个来自外国,南韩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英国  1个,希腊1个。来自美国各州的有三个黑人学生,白种人占了大约70%。女学生有5人。自我介绍后,我随即认识了几个美国小伙子,他们和我成了朋友。允内—昂来自密西根大学,说话时声音豪放。知道我来自中国后,对我很感兴趣。不久我知道他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印度尼西亚籍的华人,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已经去世;母亲是白人。保罗—柔兹毕业于哈佛大学,大眼睛,高个子,两道浓眉在鼻梁上几乎连到一起,但是有点罗圈腿。肯特—豪恩包色尔是纽约人,毕业于杜克大学。嘴上留着一撮金色的胡须,有两条长腿,看上去就是一位盎格罗—萨克森的绅士。海瑞—耐尔森身材消瘦,头发颜色较淡,聪明,对人热情。

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有三门,德克—瓦力西卡教授讲量子力学,理论核物理学家瓦力西卡教授身兼系主任,毕业于MIT。他开创了QHD(量子流体动力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采用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希夫的课本。阿莱克斯—非特尔教授讲电动力学,用的是杰克森的课本。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固体理论专家。他和瓦力西卡合作过两本书,一本是连续介质的经典力学,一本是非相对论的多体场论。这两本书都做过我们的教材。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魏共纳教授讲授经典力学。

非特尔讲课时说话很快。一下子面对面听美国人讲课,还要作笔记,感到十分忙乱。他右手拿着板擦,左手拿着粉笔,一边擦,一边写,中间没有停顿,许多重要公式都在黑板上推导。遇到繁缛之处,他一边写板书一边嘟囔着Tedious。有一次我在听课时不晓得一个词的意思,心里一急,歪过头去问肯特:“什么意思?”肯特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才觉到,这是在美国的教室。至少你得说:“What?”

非特尔喜欢运动,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精明干练。瓦力西卡也重视板书,如果把黑板上写的内容全部记下,基本上就有了完整的笔记。有时为了活跃气氛,他向大家提个小问题,要是有谁能答出来,他就扔一枚一角的硬币作为鼓励。听课的学生主要来自物理系、应用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每次课后都留作业,习题难度较大。夜里同学们常常埋头在物理系图书馆的长桌上,看书、做题,直到凌晨两三点钟。

物理系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获得系里的资助,但需要每周20小时的工作。其中10个小时作TA(教学助理),10个小时RA(研究助理)。教学助理要协助辅导大学生(under)普通物理课,以哈立德的课本为教材。这项工作有三部分,即给10几人的小组讲习题课;在规定时间值班答疑;还有改作业。负责领导整个TA工作的教授是梅耶霍夫,实验原子物理学家。他在物理系的地下室里有个实验室,一台范德格拉夫加速器。

斯坦福和UC 伯克利大学之间相距50 英里,一个是私立,一个是州立大学。两校之间关系密切,每天都有班车往来,学生可以跨校听课。每年秋季,两个学校之间要举办一场橄榄球(foot ball)比赛。1981年按次序该在斯坦福举行。同班的耐尔森夫妇多买了两张票,邀请允内和我一起去观赏。我只看见场上两个队的队员相互冲撞,争来抢去,可是对规则一窍不通,看不出什么名堂。虽然他们不断向我解释,但在乱哄哄的场所怎么也听不清楚。

我倒是挺喜欢中间休息时两个乐队风格迥异的精彩表演。伯克利的乐队像军乐团,身穿仪仗制服、头戴大沿帽。演奏过程中,阵容虽然不断改变,但始终保持齐整的方阵。斯坦福乐队的穿戴却像马戏团,出来时,一窝蜂地向球场扑散而来,好像一桶可口可乐洒进清水池中。乐队指挥是个女学生,在前面跳来跳去。对应伯克利的严肃紧张,斯坦福更显得生动活泼。

那个周末,耐尔森夫妇请我和允内到他位于伯克利的家去吃晚饭。第一次在晚上乘车驰骋在高速公路,前后左右都是车群。往南开的汽车照耀如同白昼,往北行驶的尾灯又烘托出一片殷红。叫人眼花缭乱。

第一次到同学家里做客,我穿上花130元国内订做的毛料中山装,还带了一张荣宝斋绢表的国画作为礼物。海瑞的哥哥和母亲见到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老学生也感到新奇,问了我许多大洋彼岸的事情。我用洋泾浜英语一一回答。海瑞是他们家第一个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他5年后完成毕业答辩的下午,他母亲花了上千美元请了20几个同学开个晚餐帕提(Party)。大家来到埃姆巴卡德罗大街街口的一个法式餐厅,每人脖子上套着一张餐巾,分享着牛排大餐。我有幸应邀前往。

研究生在第一年没有固定的专业,在四个学季(Quarter)里,每个学季都可以找一个科研小组,一边学习,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根据各人的兴趣为选择课题做准备。RA每周大约占去10个小时。我来自高能所,所以先选了一个位于斯拉克实验室的高能物理小组,组长是莫色雷教授。当时实验室里有不少来自北京的访问学者。考虑到语言障碍,教授让我和高能所的一位访问学者一起工作,安装一个真空系统 。多少学到一点东西。到斯拉克实验室工作的研究生,每月还有20美元车马补帖。领津贴的时候,一个女秘书对我说,够你喝几杯咖啡的了。

一天下午,我去图书馆看书,阅览室里挤满了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塑料酒杯,边饮香槟边交谈。原来物理系的晒劳教授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大家为他举杯祝贺。晒劳是激光的创始人之一,本来有可能与唐斯一起获奖。这次颁奖考虑到他在物理学中的综合贡献。获奖以后,在星期五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诺贝尔奖章。他说,星期天上午,一个学生打电话向他提问题。他说:“我很忙,我得了诺贝尔奖了。”那个学生用迟疑的口吻问:“谁?你吗?”后来有人问晒劳他的奖金是如何支配的,他说他全都用到他的儿子身上。原来,他有个患精神病的儿子。可见一个著名教授对儿子的一片爱心。当时物理系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普劳赫(核磁共振)、霍夫斯塔特(电子散射)和里克特(J/ψ粒子)。霍夫斯塔特教授还发明过用于核辐射探测的碘化钠晶体。

在法律系宿舍住了不到一个月,房管处把我转住多层HIGH RISE 学生公寓,布莱克威尔德, 意译为黑焊工。我住在2层,和工程系的一个印度学生在一起。他住里屋,我住在外间。这里条件比法律系宿舍要好,每个单元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洗澡时不必到楼道的公共浴室,做饭也不要到另一座楼的公共厨房。印度学生出身贵族家庭,和一位空姐交了朋友,但门户不对,家里不同意。为此,他有时向我发些牢骚。他好干净,每当我饮茶后洗杯子时,他都把舌尖顶着上牙床,叫着“替,替”。我问他什么“替”,他说有几片茶叶还没清理掉,过后就不容易擦了。印度人的英语几乎是第一语言,比中国学生娴熟。但是他们的舌头好像短 了1厘米,每个音都从牙缝里挤出,不大好懂。两个月后,他搬到一个平房公寓去了,我倒落得清静,一个一人住一个单元,房租不变。

一天下午,我正要离开图书馆回家去做饭,高个的保罗邀我和他一起出去。我坐上他的汽车来到学校附近埃尔卡闵诺大街旁的中餐馆。他叫了两个菜,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说他上学时,他父亲给了他一些钱。在班上他可算个富翁了。几周后,他和他的女朋友戴妍请我一起去看电影,《Whose life is it any way》(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活下去)。这是我在美国观看的第一个电影,演员说话很快,基本上听不懂。靠看图听音,能猜个八九。一位画家出了车祸,成了残废,在医院里乐观豁朗,连女大夫对他都有了好感。我在校内看的第一个电影是007系列《带金枪的人》,从此喜欢上詹姆斯-邦德的影片。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也是在保罗的校外公寓里过的。他叫了同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吃烤 火鸡 。一年后保罗拿个硕士文凭退学了,做起房地产生意。他和我通过两次信,还表示愿做我的移民发起人,尽管我当时没有那样的打算。后来失去联系。

在保罗家过的第一个感恩节。由左至右,罗伯特、迪克、允内、保罗。

我花了30元从高能所的顾以藩老师手里买了一辆半旧的凤头牌三速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每星期有两天要骑到斯拉克实验室。一天下午,我用实验室的高压气泵给自行车打气。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原来气压过高,轮胎爆破。只好让允内帮我把车放到他的汽车上,拉了回去,换上新的轮胎。

一天上午,我正要要骑车去实验室,允内叫我坐他的汽车一起去,下班时再把我带回来。到了下午四点,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他。于是徒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回到物理系。正好见到允内,他恍然大悟,忘了把我给捎回来,向我道歉。我说没什么,在中国常常要走很长的距离,这点路算不了什么。过了会儿,允内带着我和一位希腊学生斯塔夫柔兹一起到门罗公园的湖南餐馆吃晚饭。结账的时候,他对斯塔夫柔兹说,他的那份要他自己付。我的那份由允内付,作为忘记把我带回的补偿。

1981年夏,中美建交不到两年,刚刚开始科学与教育的交流,我的官派普通护照的号码在4万上,大概派往世界各国人员的总数在4万左右。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人以年龄较大的访问学者为主,而年纪较轻的留学生比例较小,整个校区的中国人不过三五十个。物以稀为贵,因为中美文化交流刚刚开始不久,人数又不多,故而引起了各界对这批大陆人的关照。经常有人借各种机会召开Party,有吃有喝,让大家感到宾至如归,忘记寂寞。在校园里,美中友好协会的人组织过活动,中国学者和美国朋友一起交谈,友好相处。

那年的中秋节忙坏了一些当地华侨,他们有的早期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同胞十分友善。在离大学不远的Food hill公园,他们举办了中秋佳节聚会。由于大部分大陆学者和学生都没有汽车,他们就一趟接一趟地往返把我们分批送到公园。在小山顶上,各种食品、饮料,包括月饼,摆满了几个长桌,让我们这些刚来不久的国人在每逢佳节必思亲的时候,找到节日的感觉,化解了对乡土的思念。我个人觉得台湾人对大陆同胞比香港人更加友善。和台湾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他们不仅是中国人,而且他们身上的民族传统比我们还多。相对而言,香港人和我在一起时,总让我感到他们是英国人。

每逢十一、春节,旧金山的总领馆成了留学人员的娘家,大家乘坐7F公共汽车,花1美元就可以到40英里外的旧金山市中心。然后步行20几分钟就到了位于吉瑞和拉古纳街角的领事馆。领馆里备有米饭、炒菜、肉包子,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香喷喷的家乡饭。参加聚会的以来自斯坦福和UC伯克利的人员为主。春节时有文艺表演,我还上台自拉自唱过《二进宫》选段。

有时我们要去领馆听宣讲中央文件。听过一次赵紫阳的讲话录音,他指出了华国锋主席的六条罪状。晚上在小礼堂放电影,我看过《大鹏英雄传》和《射雕英雄传》。电影过后,乘公共汽车尽兴而归。那时候,学生和领馆之间关系密切,来来往往,在某种程度上,领馆成了留学人员之家。下图是80年代初旧金山领馆工作人员在访问斯坦福时与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合影。我在前排左二。

紧张的学习和频繁的活动,让两个多月的学季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首先是TA工作。梅耶霍夫教授把20几个TA聚集到一个教室,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集体批阅普通物理的试卷。从下午要干到晚上11点,中间派人去买晚饭。一个叫大卫的学生不到21岁,他要我陪他一起去。买了好多装在硬纸盒里的比萨饼,然后又到超级市场买饮料、啤酒。美国有严格规定,21岁以下的不能饮酒。他叫我陪他一起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大家一边吃比萨,一边喝啤酒,一边改考卷。那个工作环境与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期末,研究生的Final习题数量和难度都很大,我在宿舍里要连续工作一个多星期,时间并不充裕。每顿饭都用方便面凑合。由于长时间坐在书桌旁,没空运动,两腿都有了麻木的感觉。研究生这碗饭还真不大好吃。最后,总算完成作业,轻松地出了口气。

物理系的研究生的津贴每月500美元。按每周20小时工作算,相当于每小时的工资为6美元。属于低收入阶层。我在国内的工资当时是56元,按照1比1.5 的兑换率,这500美元相当于国内工资的14倍。我每月拿出150块钱交房租,还剩350元。苹果、桔子一块钱四磅,牛奶8毛钱一大桶,猪肉1块多一斤,蔬菜也都是几毛钱一斤。往自动售货机里扔3个两毛五的钢崩就可弹出一盒香烟。这样每个星期一个人有25元的生活费就足够了,每月还能剩下250 美元。我必须把钱攒起来,回北京时好为家里置上8大件。

年底崔象宗老师期满回国,我从Kmart给孩子们买了几件小衣服、书包托他带回。还给我母亲稍上100美金,让老人家高兴。

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收到学校寄来的一张170元的支票,说我多交了房租,退还给我。可是我每月都交150元,没错过。我知道他们的计算出了偏差。按照家父“外财不付命穷人”的教诲,大过节的我怕算错帐的同志着急,立即骑着自行车把支票退到胡佛塔旁边的财务处。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没想到,下一学季注册时却遇到了麻烦。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六四期(cm1705d)

王克斌:桑榆未晚(一) 踏上异土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1 日 由 辰思发表于 【华夏文摘】


小序

40后这代人从懂事那天就赶上了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对这代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文革,有人利用了我们的天真和狂热,陷进一场丧失理性摧毁文化的运动。从20多岁开始,我们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不管是上了大学的,还是老三届,都被处理到农场、工地、边疆、荒野。当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然而,“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当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又发奋回炉,考研,读学位,把夹生的米饭再煮一次,把失去的岁月再夺回来。我是这些奋斗者中的一员,故而想在《桑榆未晚》的标题下填写这段经历,求学美利坚的经历,和同龄人一起分享。

我这一生参加过两次大串联。一次是在大二的时候,受了领袖的蛊惑,四处煽风点火。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我们又被当作阶级敌人往死里批斗,有人入狱,有人自残。

另一次大串联就是借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以老知青的身份,负笈跨海。这次大串联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光在核物理学界找个安身之处,养家糊口,老有所依。还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一个富有生气的民主制度,看穿了独裁者的自私与虚伪。

科学工作和奥运会类似,得奖牌的毕竟是少数。对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在于过程和参与,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参加过小组秘书马蕾-哈瑞森家的Party,她丈夫见了我就问:“你是物理系的教授吧?”我从容地回答:“我是个研究生。” 是的,美国同事在这个年龄已经是Faculty了,而头发灰白的我却还是个学生。

几年后,在我通过论文答辩时,马蕾从新墨西哥州寄给我一张贺卡,她赞扬了我的determination和perseverance。是的,从龙须沟畔走出的我,在家境贫寒和政治险恶的双重压力下,居然没有自暴自弃,还要奋起直追,靠的就是坚韧和毅力。这些年的努力虽然没有值得夸耀的成果,但是到了这把年纪,重要的在于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还能以全新的思想,跨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踏上异土

1981年8月12日上午,CA981 航班顺利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我第一次踏上了这块陌生的土地。我们一行10几位学子拎着行李,出了机场,在路边见到中国驻旧金山领馆的白色面包车。工作人员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把我们带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之家,领事馆。旧金山总领馆坐落在吉瑞和拉古纳大街相交的街角上。领馆后院有个招待所,接待过往的留学或访问的公派人员。每天房费5元, 饭费2元。一个大房间里摆着10几张单人床,干净整齐,卫生条件也不错。食堂供应长粒米饭、炒菜和汤,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让我们觉得就像回家一样。晚上可以看电视新闻,有时小礼堂还放映国语电影。

下午,我们几个同学走出领馆,参观了吉瑞大街另一侧的日本城。一个商业中心,街上有几家中餐馆。再往前走20几分钟,就到了金门桥。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势不凡。金门桥是旧金山的象征,整个大桥被涂成桔红色。两座高耸入云的桥塔伫立于海湾的两岸,两条粗大的钢缆被支成M 形,钢缆下边的无数垂直绳索把桥体拉住。大桥全长2.7公里,上有多通道双向公路,往来奔驶的汽车让我们感到眼花缭乱。桥下则是千帆驰过,海鸟飞翔。岸边的岩石上,还保留着古老的岸炮。我见到金门桥了!这是我在美国第一天留下的美好记忆。

第二天,和我同去斯坦福的女同学被一位台湾学长接走,去衣阿华和普渡的同学也先后拿到机票飞离旧金山。我一下子感到孤单寂寥,只好耐心等待领馆的安排。那几天我一个人不敢走远,只在领馆附近转悠。参观了领馆后边的圣玛丽天主大教堂,据说这座教堂出自著名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之手。教堂顶部是五光十色的玻璃点缀,下边是一排排的长椅(pew),肃穆庄严。由于马克思说宗教是人们精神的枷锁,中国只信共产,我当时还弄不清天主和基督两教到底有啥不同。

第四天,总算盼到了一位贵人,高能所的工程师传凯同志。听说我是所里的研究生,他愿意帮我。他告诉我明日有人接他到斯拉克实验室,可以把我顺便带走。

第五天上午,传凯同志带着我和一位路过的访问学者去了中国城,看见了众多的中国商店和饭馆。街口有一座牌楼,上面是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天下为公”。然后又坐了一段缆车,缆车在坡度起伏的路面上悠闲地挪动着,不时地发出丁丁当当的清脆响声。下午,斯拉克同步辐射实验室的美籍华人约翰—杨来接传凯同志,于是我终于被带到该去的地方。

8月17号下午,我来到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先生在《基本粒子》里提到的斯腊克(SLAC)实验室,那里有着世界最长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令我高兴的是,一下车就遇到清华同学,物603的王聚文学长,他当时是研究加速器的访问学者。在他的热情帮助下,我借到一辆自行车。趁着天色未晚,他连忙把我带到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心,说明我是来中国的新学生。办事人员查了花名册后,找到接收我的那个美国家庭。她让我下午5点,在格林图书馆前等他们。

原来,斯坦福(Stanford)大学对初来的外国学生,会安排一次入乡教育( Home Stay)。学校为他们联系一个美国家庭,提供大约一周的住宿和饭食。留学生住到当地老乡家里,入乡随俗,学习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

5点钟,一对美国夫妇开车来接我。他们把我的两个箱子放进后车箱,离开学校,来到位于20英里外的塞挼陶嘎(Saratoga)住所。谢天谢地,我总算临时有了落脚之处。两位老人年龄在60上下,姓斯蒂芬森(Stephenson),男的叫保罗(Paul),头上稍有灰发,戴副眼镜,任克拉克(Cracker)银行的副总裁;女的叫塞挼(Sara),在斯坦福大学的调解办公室(Ombudsman)工作。

他们两个成了我在美国最先认识的美国人和美国家庭。两位老人慈眉善目,和气可亲,对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感到十分好奇。他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里都有什么人,去没去过海滩,等等。我一一作答,还给他们看了我一家人的照片。

在一个静谧的小区中,他们有一套单层别墅,内有三间卧室,一间宽绰的客厅。房子后边有个 小院,地上铺满薄薄的一层绿草。他们讲好,每天下午五点,把我接过来;上午八点,把我送到斯坦福校园,找房子。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一张荣宝斋绢裱的国画和一套中国风景的明信片。

头天晚上,我睡在他们小儿子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大水床。我只知道花果山有个水帘洞,从来没听说过人间还有水床。睡惯了平板炕,一下子躺在水床上有点惴惴不安。脚稍微往下一瞪,床就凹了下去,轻轻一抬,它又鼓了起来。初到人家,生怕一不小心把水袋挤破,要是半夜里唱一出《水漫金山寺》,那还了得。于是我缩作一团,回归到71年抓516反革命的日子,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一夜基本无眠。

第二天起床后,先在餐厅享用塞挼准备的早饭。干的有面包、白兰瓜、香蕉;稀的有牛奶和桔汁。这种套餐比豆浆油饼显得清淡新鲜,我第一次喝了凉奶似乎也没什么不良反应。保罗和塞挼把我放到学校后就各自上班去了。我骑着高能所过亚南老师的自行车,到国际中心的布告栏去找房子。从每月100到200多元不等。学校的公寓每月150元,但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不能进驻。中午花一元多钱买包饼干,就着物理系馆的沙滤水,算是一顿午饭。直到小布什总统差点被噎死那天,我才知道我吃的那种东西叫Pretzel,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生活俭朴的原因很简单,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手里钱不多。身在异国,举目无亲,一旦花亏就麻烦了。

下午五点,老人又接来一位来自韩国姓金的工程系留学生。原来他们这次要了两个外国学生,都是东方人,我还有了个伙伴。相比之下,金年轻,比较自在随便,我则有点拘束。毕竟素不相识,挺大一个人在老乡家里白吃白住,不好意思。 晚上,老人入睡,金一人在客厅喝啤酒,我过去和他搭话。他借花献佛,也顺手给我开了一瓶。他和我开始了几天的友好相处,我们似乎忘记了抗美援朝留下的那段国际阶级仇恨。

周末,老人休息,带我们出去体验户外活动。星期六,包罗驱车往南,经17号公路到三塔克如兹海滩。80年代加州闹病虫害,天上要洒药水,地上沿途要设岗盘查,严禁携带水果。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汪洋的大海,只不过是在太平洋的彼岸。碧蓝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海浪一层压着一层横推过来,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虽然时维八月,序数二秋,但海水温度太低,鲜见有人游泳。

海滩上有过山车、娱乐场、音乐会及各种游乐活动。后来我去过许多海滩,唯独这三塔克如兹令我永远留恋。从海滩的一条几十米长的码头(wharf)上,可以看到成群的海豹自由自在地游玩嬉戏,硕大的海鸟一丝不动地站在栏杆上,任人拍照。让我越看越痴,流连忘返。

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在圣荷西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早期来美的华人里,大部分来自台湾和广东。有个台湾籍的服务员问我从何处来,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挺好听的,干吗非要加上人民两字,似有挑衅之意。可我初来乍到,又是人家请我们到这儿用膳,没心思去同他计较。毕竟,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和我说的都不算数。

星期天,包罗驱车北上,来到旧金山。我们逛了中国城,参观了马可尼中心。我看到水池边缘连续溢出的水帘,像一块均匀透明的薄布。接着,我们又到泛美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喝饮料。我和金每人要了一瓶荷兰啤酒,汉尼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四周的景色,兴趣盎然。情随物迁,心里不免叨念起范老先生的佳句,“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回来的路上,金问保罗:“啤酒多少钱一瓶?”保罗说:“啤酒6元”。那是1981年的价钱。傍晚,我们又去了旧金山附近的红木公园。

星期一,保罗带我们两个参加一个“扶轮”俱乐部(rotary club)午餐聚会。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有银行总裁、保险公司经理和教授等。那天做午餐报告的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夫斯塔特先生。他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向会友们介绍异国见闻。

一周以后,金找到了住处,搬了出去。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找房。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找住处。凭着一张地图和地址,半个小时后,好不容易找到学院街108号。按了门铃,我向主人说明来意,出示了手中的地址。他说我要找的地址没错,但城市不对,好多地方都有学院街。他让我进到房内,递给我一杯咖啡。然后说:“你要找的地方很远,我得送你。”于是,他把我的自行车架到汽车上,开着车来到我要找的帕罗阿托市的学院街。放下自行车后,他就走了。交谈中,我得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心理科医生。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感到晕头转脑,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过去了。这是美国的陌生人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原来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居然也有雷锋,可能还是一位不爱写日记的雷锋。我要找的那个房子离学校很近,租金每月才80美金,总算有了下榻的地方。

找到房子时,我在斯蒂芬森家已经住了11天。几个月后,我又搬进了学校的高层公寓布莱克威尔德(Blackwelder)。在新住处安顿好后,我邀请两位老人来到公寓,在几个中国同学的帮助下,请他们吃了一顿纯正的中国饭,色香味俱全。老人后来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有时我还到他们家里做客,直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麻省。他们是我认识的第一批美国人,友善的美国人,把我引进美国的美国人。如今,保罗已经去世,塞挼在一家敬老院安享晚年。我衷心地祝愿她长寿,幸福,平安。

这是保罗、塞挼和我在斯坦福商城的合影。


在中餐馆。


在斯蒂芬森家。


开学前事情不多。白天, 我常骑着车到斯拉克实验室,找王聚文和科技大学的王德发同学聊天,听取他们在美国的经验。有一次,正好遇到从高能所来美访问的唐孝威先生,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他见我无事可做,要我帮他在图书馆里做了几个小时的复印工作,时间总算没有浪费。

我有时也到斯坦福的校园里转悠,见了不少来自国内的名人。那时来美国的大部分人是访问学者,研究生不多。这些名人中有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洪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章含之女士的前夫,洪晃女士的生父; 冯其庸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是有名的红学专家;火箭专家华棣,后来才知道他回国后进了监狱;还有教育系学生闵维方等。闵本人在门头沟当过工人,公派留学。据说闵维方先生曾说, 他们这些人将来是副部长的材料。真让他说着了,后来他做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与部长同级。此外,还认识了一些学者,如黄朝恩、严武光、顾以藩、崔化传、崔像宗等。

经斯蒂芬森夫妇介绍,我认识了一组帕洛阿托的美国绿色青年。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不同的职业,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倡导生态平衡,主张素食。养一头牛或一头猪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使许多人免于饥饿。他们不喜欢开汽车,那会污染环境,增加热力学定义的熵。不管是到北面的旧金山,还是南面的三塔克如兹,翻山越岭,40英里的路程,他们都骑自行车去。他们经常到大学后边的山丘上去种植橡树,并为树苗浇水。他们的伙食简单,顿顿是凉拌菜叶和面包。有时,还会加上一些瓜果,如阿佛嘎朵、哈密瓜等。他们为人谦和,待人诚恳。

初到美国,朋友不多,离绿色青年的住处又挺近,我常常在周末成为他们的座上客。有时,还同他们一起用餐。那时,中美建交不久,他们见到我这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觉得新鲜,有兴趣跟我做朋友。愿意听我用蹩脚的英语讲述铁幕另一边的故事。凭着我当时那点爱国主义精神,我讲了毛主席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讲了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我讲了在中国上大学不要学费,我还介绍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

他们有时会纠正我的发音,我有时也会讨教说不出来的英语单词,比如我用了naive 后觉得不确切,他们就说应当是innocent 。为了举个例子,我对一个小伙子丹尼尔说,按一分为二的原理,你也有缺点。他猛然一愣,我也吃了一惊。大概美国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不好,还没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为了介绍东方文化,我带来京胡给他们自拉自唱了一段《提篮小卖》,讲述了李玉和烈士一家英勇抗日的故事。他们觉着新奇,高兴不已。

下图是我与绿色青年的合影。

下图是我在绿色青年面前云山雾罩,胡说八道。


这个小组的领头人叫大卫,金发碧眼,英俊和蔼,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本来他可以当个律师或法官,他却愿意做一个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进步青年。犹太裔的艾瑞卡毕业于心理系,父亲是斯坦福医院的神经科主任。放着家里宽大舒适的房子不住,却宁愿挤在阁楼上。爱兰是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研究生,他在这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可瑞妍是位按摩师,她的父母在北边的斯陶克顿有一处庄园。马林是位个子不高的姑娘,正在斯坦佛医学院学习,会说流利的日语和汉话。杰夫的专业是计算机,有时会出差到新加坡等地。丹尼尔毕业于化学系,个子最高脚也最大。未曾说话,先开笑脸,他负责小组的一日三餐。此外还经常有不少流动的客人,有的来自纽约,有的来自英国。

到了美国几个星期以后,总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来了这么多天,居然没人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也没人作形势报告,给我拨云见日。1964年刚进清华的时候,辅导员、分团委、政治老师三管齐下,找我谈心,抓我的活思想,帮我树立起革命的学习目标。在这里,没有一个政治工作的系统和部门,连政工组宣传科都不存在。没人会来管谁,大家都处于平等互尊的地位。我像《法门寺》里站惯了的贾桂,一旦坐下来还真有点不大自在。

于是我忍不住向一个先来的中国学生发问:“这儿怎么没有个集体呀?” 他说:“没人跟你集体。”一个曾经被别人管惯了的人,现在却像一粒从活塞缝里溜出来的气体分子,一下子置身于无限广阔的空间,自由地漂浮,感到不知所措。好在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虽然这里的学校没有政治工作,但是美国的学生却也十分爱国,为他们的自由民主而骄傲。

刚到美国,天天怀念着自己的亲人、家乡和祖国。我的手表一直保留着北京时间,直到开学后怕耽误事,才调成了相差9个小时的西部时间。在这里,到处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或是皮肤黝黑的非洲人后裔,跟他们讲话必须在脑子里先把普通话转换为英语,然后再吐出来,觉得很不轻松。小时候在北京街上见到外国人,总觉得怪异。现在,我的周围对我来说都是外国人了,但实际上我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Foreigner。

由于我算公派生,身上担负着为祖国学习的光荣任务。在思想上也和祖国密切地连在一起。我遇到的台湾人,大部分都很敦厚友好。可有时也会有个别学生对北京怀有政治偏见。每到此时,我都要跟他们争论几句。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中国人有吃有喝,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那个台湾的小伙子反驳说:“我在台湾可以竞选总统,你们成吗?”我则用台湾父传子的封建继承来驳斥他。有时候,还会掺进几位左翼青年,里边有不会说中国话的华裔,他们把让一部分人先富的改革开放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我还得转过身来面对来自左翼的挑战,忙得不亦乐乎。看来出国前语言学院的学习班没有白办。

开学前闲来无事,我到旧货店买了一本小说。开始时每看一页,都得查10几次字典。看到后来,词汇量有所增加。一个月走走看看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我临时住处的房东老太太死了,她把整个房子捐给学院路街口的教堂。于是我不得不到学校申请宿舍。开学那天,我被临时安排到法学院学生宿舍,卡挼泽公寓。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房租每月150美元。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叫爱德华,他将用三年的时间获得JD学位,去做法官或者律师。卡挼泽公寓像北京的筒子楼,厕所和澡房都是公用的,做饭还得到旁边公寓的地下室,那里有公用厨房,很不方便。几个月后,我终于搬到一座高层公寓,里外屋,有卫生间和厨房,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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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三六四期(cm1705d)

朱正:忆凤翔

May 19, 2017

大约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斗争轮到我头上来了。出了几张骂我的大字报,开了几回斗争会。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来得比我料想的要迟些。在我前面报社已经反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报社的领导,从编委直到副总编辑都有,这也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能够以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心态面对这一大的冲击。再说,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这个早已被开除团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经被同事们视为异类,羞与往来,我也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免得自讨没趣。这样,反右给我带来的变化,相对说来比别人还要小一点吧。当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后,我是更不同人往来了。就说吃饭吧,我也不愿跟别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饭菜,总是坐到最靠角落的的一张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也坐到那张桌子上来吃饭了。我不认识他。他也是一来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不说一句话。新湖南报社的人,我大体上都能认得出来。那时,湖南农民报社跟我们同在一栋大楼办公,同一个食堂吃饭,我想他大约是农民报的,看神色,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就这样同桌(没有另外的人)吃了几个月饭,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他就是刘凤翔。1958年4月29日我被送到劳动教养集训班,编入第二组。小组两个"召集人",一个就是他。集训班的二十多天里,这个组的二三十个人挤住在一间斗室中(上下双层床),白天就在那房间里开会,每人轮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从他的交代中才知道,他跟我同年,本是岳阳毛田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大约家境还过得去,就让他这个长子念了一点书。岳阳一解放,他就考进了湘北建设学院,参加了革命。结业后分发浏阳。出身、历史、工作表现等等因素都符合当时的要求,很快就入了党,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的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同每一个交代罪行的人一样,都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羞愧和悔恨。凤翔是从少年得志突然划成右派的,他作的悔恨的表白就特别使人觉得可信。

这以后,从集训班到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再到株洲白石港,再到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我们都在一起。直到1959年末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才分手。在这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朋友。这时他才把他为什么会划右派的原因告诉我。

那时,似乎还没有什么"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这些提法。但看当时的势头,凤翔无疑受到领导上的赏识。假如他一直留在党委机关工作,大约仕途也会颇为顺利吧。可是就在他在浏阳工作很得意的时候,意外地调动了工作。这事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直接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的"肃反运动"。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

大约是1955年冬季,中共湘潭地委把凤翔从浏阳县调出来,派他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报社去,接任五人小组组长。告诉他,建设报前一段的肃反运动搞得很糟,偏差很大,要他去掌握政策,纠正偏差。他即按照地委说的,把那些肃反斗争对象的材料一个一个拿来研究,将错斗的人逐一予以解脱。他这样做了,在报社里深受欢迎,却引起了原来五人小组组长孟树德的忌恨:你来做好人,不是让他做了恶人吗。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湖南省委决定停办各地委的报纸,而办一张全省性的《湖南农民报》。当时决定的是:各地委报纸停办之后,其人员一般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其中适宜作报纸工作的才调到湖南农民报来。凤翔被认为是少数适宜人选之一,点名调入农民报,担任了编委。

也许是为了便于管理,湖南农民报不但是就在新湖南报社的同一栋大楼里办公,同一个印刷厂印报,而且是同一个党委,湖南农民报的总编辑也是由新湖南报编委张雨林兼任。整风运动和接着来到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是新湖南报社党委统一领导农民报的运动。

反右派斗争中,官健平作为周惠派驻新湖南报的代理人,当然一下子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报社大部分编委和业务骨干都打成右派分子。官健平这人品质当然是恶劣不堪,但就智商来说,却不过是个草包,其才尚不足以济其恶。这时孟树德已经在新湖南报社当了副秘书长(反右之后升任秘书长),他可是个诡计多端的人物,其才足以济其恶了。他给官健平出谋划策,布置整人,一时并称"官孟"。趁此机会,他就把刘凤翔划为极右分子,以报建设报时的私怨了。

搜罗来划凤翔为右派分子的是一些什么材料呢?1957年9月9日《新湖南报》三版头条刊出一篇《湖南农民报挖出右派分子,刘凤翔反党阴谋彻底败露》,这篇由徐杰署名的文章历数了他的罪状,第一件事是由他经手"所发揭露性的批评稿件,虽总编室压下一些,但见报的仍然多于表扬",这就是"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第二件事,是"他多次向别人推荐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刘宾雁写的攻击和诬蔑党报的《本报内部消息》,并与编辑部一同志商量,要以湖南农民报为题材,继刘宾雁之后,写《本报内部消息续编》。可见刘凤翔的内心深处,与刘宾雁没有两样。"第三件事是向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写了一封要求调动工作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对党的组织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就凭着一些诸如此类的"材料",他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成了湖南省株洲新生工程队的一名劳教人员。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得做一点应景文章,那就是特赦一批在押罪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帽子。虽然文件上说是以"改好了"为标准,其实与本人的改造努力关系甚微,主要是从知名度的大小来选择,以造成宣传效果。凤翔有幸(应该说不幸)中选。湖南省新生工程队一共总有几千名右派分子吧,他就是第一批宣布摘掉帽子的四十九人中的一人。不过,那一回的所谓"摘帽子",所谓"解除劳动教养",都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他们并没有获释回家,不过不再称为"劳教人员",而改称为"新工人",换了一个食堂吃饭而已。凤翔成了"新工人"之后,即被派到上海去学开粉碎机。回来之后不久,他的右手就被这机器粉碎了。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已经在练习用左手写字了。

这次工伤给他带来了很可怕的后遗症:幻肢痛。右手肘关节以下部位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幻觉中那已不存在的肢体还在剧痛,得经常上医院诊治,不知道是因为医院的床位紧张还是收费太高,他没有住院。新生砂轮厂(_原来新生工程队改的给)他在长沙市局关祠口上一家小旅馆(我已忘记那招牌了)里包了一间房间,他住在这里,就在附近望麓园街道食堂吃饭。这里隔湘雅医院不远,看病方便。

1962年冬天,我解除劳动教养回长沙来了。整天无所事事,常到局关祠小旅馆中去同他聊天。他住在那里也很闲空,书看得很多,诗也做得不少。可惜我当时没有抄下来,现在只记得一首:"安步蔬餐兴有馀,不弹长铗叹无鱼。之乎者也千章熟,聋哑痴呆一代愚。离恨骚愁随雁落,旧亲新贵断鱼书。而今舍我其谁也,夫子胡为不豫乎。"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他的诗朋友们也时有和作,就说这一首吧,王果兄的和诗就有句:"每向鸡晨听壮角,惯于鬼夜读残书";王镜海兄的和诗也有句:"从来此地多迁客,今夕床头有好书"。可惜全首都记不起来了。我也和了的,也是一句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作诗,凤翔也学画。左手用木炭笔画人物素描,进步很快。我这里原来有些他的画稿,"一打三反"中我被捕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进入1966年,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在局关祠那间小房里谈论这些。他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一天,谈到当时的所谓"抓叛徒",我说,我们在新生工程队写了多少自己骂自己的检讨书,认罪书,要是以后谁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也就可以抓我们做叛徒了。凤翔笑着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要真是那样,岂不也就要完蛋了吗?"

"文化大革命"以反对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号召,使一些人产生了平反冤狱的幻想。新湖南报社的那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中的一些人闻凤而动,起来造反,宣称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要求平反。凤翔也支持了他们的翻案活动。我不属于那个集团,就没有去参加。凤翔却认为所有的人都同样应该平反,他把有关翻案活动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那时,凤翔还去北京上访过一次,为什么事我没有问过他。同去的一些人之中,有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张娜,是为她外公的冤案去上访申诉的。也许这是有史以来上访者最年幼的一人,虽然没有谁拿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却确实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注意,接见了她。这小姑娘还真有点意思,她大约在政治和世故方面有点早熟,对同行的刘叔叔很有好感,让刘叔叔成了她外公和母亲的好友。

不久,凤翔听说,新生砂轮厂要到长沙来抓他了。大约是牵连到砂轮厂一些就业人员的一个叫做"中国劳动党"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中了。他东躲西藏,中间也在我家住了半个月。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各种牌号,各种派别,各种背景的群众组织你争我斗,翻翻覆覆。运动初起,长沙市东区劳动服务大队的一个分队长凌君当了造反派,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官办的群众组织就抄了他的家,并且说他的父亲是恶霸,遣送农村管制。这当然是胡扯。《毛选》说得明明白白:恶霸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他家连地主阶级都不是的,怎么能定为恶霸呢?说穿了,不过是受了儿子当造反派的连累。后来有一阵子造反派得势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宣布是保守组织,要给凌君开平反大会。那时我在劳动服务大队当土伕子,凌君是我的上级,他让我帮他写一张传单,讲他家受迫害的经过。我写了,标的题目大约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之类,记不确实了。正好这时凤翔住在我家,他看了,笑着说:有个现成的题目:"谁是恶霸?",不好吗?我一听大喜,连忙照改,就把这顶"恶霸"帽子反戴在对手头上了。这张传单印了好几千份,一时贴满长沙的大街小巷,还颇有一点影响。我本来保存了几张,后来风声紧,毁掉了。如果还能找到,大可以编到集子里去,作为"文革体"的一个标本。

风翔离开我家之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躲藏,只听说张娜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结成了真正的患难夫妻,相依为命。这位张医师我后来也认识了,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却常常不替自己考虑、很有点任性的女人。有她在照顾危难中的伤病的凤翔,总要算是一件幸事吧。

不久,凤翔终于被捕了。大约是1969年11月吧,长沙市开了处理"省无联"的宣判大会,一个工人领袖陈本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是徒刑,凤翔判的刑期是十五年。张医生收到他从服刑的建新农场寄回的信。她把这信拿给我看了。我还记得中间的一句:"你当你的医生,我当我的劳改犯。"我想,他是相信,并不需要十五年,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吧。

张医生要到农场去看他,给他准备了不少吃的:奶粉、葡萄糖、油炸花生米……。他信中说想看马列的书,我就把莫斯科外文局出的那一部两卷集的《马恩文选》托她拿去了,红色硬面精装。书是很重的,一次不能多带。我还有外文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两卷集,心里想下次再拿吧。

没有想到,接着就是一场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恐怖,大屠杀。1970年3月15日吧,一辆囚车从建新农场工地上把正在出工的凤翔抓到长沙看守所,4月4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宣判会上处死。我还真顾不上为他悲痛,得把心思用在应付自己的"案件"上。应付了几个月之后,我还是被捕了,有一个时候就关在他上刑场的那间囚室里,听人谈到他的一些事情。这些我已经在《小书生大时代》一书中说过,再说也伤心,不说了。

1979年,中共中央着手通盘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由原新湖南报改名的湖南日报社也陆续宣布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我算是最后宣布"改正"的几个人之一。可是凤翔还拖着。他有一个"反革命案"梗在那里,没法解决。一直拖到1985年8月5日,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才发了一个"湘社发 (1985)028号"文件: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原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判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他是湖南日报社宣布"改正"的右派分子中的最末一个。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都重新获得了发挥各自才智的机会,做出了各自的成绩,也曾不时想起,才华横溢的凤翔如果还在,有一些工作让他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想到这里,真不能不感到由衷的痛惜。不过转念一想,人固有一死。像他这样饮弹刑场,当然够惨烈了。而"寿终正寝"的官健平、孟树德辈,不也一样是死了吗?只有一点不同:死了之后,凤翔还有一级党组织正式发文,称他"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而官、孟呢,人们不屑再提到他们还算是好的,要是提到,就没有什么好听的话可说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粘附在姓名上的耻辱。这岂不证明世上还是有公道吗?

凤翔,别了。

(原载《记忆》第2_辑,2002年1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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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

齐仲:佐尧往事

May 19, 2017
August 27, 2015在五柳村【人物与往事】发表,该博客已被屏蔽(海外仍可访问)。

今(2010)年10月23日,一代才子沈左尧的塑像揭幕和骨灰安放仪式,将在湖州举行。中国科普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仁将从北京来湖州参加这次活动。

沈左尧(1921—2007)是中国科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湖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沈行是别名。在以他命名的湖州师范学院沈左尧图书馆8~9楼,建 有2000多平米的《沈行楹联艺术馆》。这是我国第一个楹联家个人艺术馆,到目前为止独一无二。此馆全部藏品都是沈左尧和夫人封圣华捐献给国家的,由这所 知名高校永久保存。馆内有大量珍贵书画、楹联精品,共600多件,其中有徐悲鸿:低头饮水的马;傅抱石:重庆居所金刚坡风景;吴作人:鱼游春水;张伯驹赠 沈左尧的开创性嵌名联,还有陈之佛、谢稚柳、宗其香、汪亚尘、黄苗子、郎静山、董寿平、白雪石和近年雄起的赵谦森等大师和名家的书画作品,各美其美,美不 胜收。特别是陈立夫书赠沈左尧的对联:事若可传都合德  人非有品不能贫 ,具有特殊意义 。这副看似平和敦厚,实则寓意深邃的对联,对沈左尧的“夕阳红”年代,对楹联艺术馆落户湖州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副对联真有这样大的作用?是的。关于这一段往事,一环扣一环的事件经过,将在《名联还乡》一文专题讲述。

下面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笔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左尧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不断从脑海中浮出,在电脑键下变成文字。

有国事。有家事,有好事,有坏事,有巧事,有怪事,有趣事,有难事,有险事,有祸事,有后事,有前事,有喜事,有愁事,有乐事,有憾事……

但所有的往事全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合德的事,都是值得流传的事。

 

最后一面

2007年5月下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一个高级病房里,我见到离别两个月的左尧兄。嫂夫人封圣华住在病房日夜陪护。外间有录像录音设备,是儿子沈 龙(香港思维集团总裁)架设的,为了录下父亲口述的一些重要史实。只见左尧兄脸色苍白,没有血色,但精神还好。我先把二十年来他写傅抱石的全部作品汇编 《千秋傅抱石》原稿交到他手里,然后坐到沙发上。左尧兄说,这次在湖州检查,左肺发现有一个小黑点,是肿瘤,很小。这里的医生说,有多种治疗办法。我估计 大概治半年可以见效,但今后不能太累。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

当左尧兄说到这里,我立即想到,他这几年在湖州集中力量和时间,做出了一生中最多的事,硕果累累。湖州师院为他提供了最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学 院的专家楼,安排了一套单元房,但厨房派不上用场,因为一直是由校厨房送饭到家。左尧兄对我说,他几乎每天都吃竹笋。嫂夫人说,住这里是天天点菜吃饭馆。 假期回北京,已经不习惯出去买菜,自己做饭,都快忘了。而在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内,为他布置了了一个工作室兼办公厅,光线明亮,设备先进,远远超过本院的书 记、院长办公室。有这样好的条件,他在湖州师院投入了全力——脑力、智力和体力,还有他坚持不懈的意志力,让一生成果丰收。

在湖州,左尧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是楹联艺术馆。于此同时,他连续出版了三部著作:《胜寒楼诗词》、《沈行楹联集》、《沈行楹联艺术馆馆藏作品选》。2006年1月,经湖州师范学院党委(陈德喜为党委书 记 )研究决定,聘任沈左尧先生为湖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聘任封圣华女士为湖州师范学院沈行楹联艺术馆总监。院长胡钊剑教授签发了聘书。在左尧兄北京住所,我 看到了聘书,庄重典雅,大字烫金,院长署名,学院盖印。85岁的终身教授,登台授课,声音洪亮,内容丰富,妙语连珠,座无虚席,连讲数次。那曾是师院一件 盛事。但是,这位新任老教授却听不见学生的反应,他耳背已经多年,即使用最新式的助听器也十分困难。

左尧兄接着说的话,让我一惊。他说:“离湖州之前,学校送我。我说你们这是向活体告别,不是向遗体告别。”说罢就爽朗地笑起来。不过,感到这笑声里有一些苍凉,让我心头发酸。怕左尧兄累,我告辞了。没想到,这是我和左尧兄的最后一次见面。

写本文查资料,我在网上见到沈行楹联艺术馆馆长王增清研究馆员的纪念文章《取法雅正,终有所归》中的回忆。王馆长写道:“1993和2004年,沈 老分别在73、84岁的时候,因染急性肝炎和劳累过度引发并发症,曾经两度命悬一线,但最终都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我们默默地祈祷着沈老也能闯过今天这道 关。此时的沈老尚无任何自觉症状,他还引用《史记》的典故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饭量不减,胃口很好,不会死,等秋凉了,我还回湖州去。’沈老是个 极聪明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表明我们虽然没有告白于他,但他已心中有数。看着他达观而自信的神态,不由引起我心头的一阵酸楚。”嫂夫人封圣华回忆道: “离湖州前,学校领导请吃饭。饭后集体送我们回专家楼。告别时,他们一个一个向左尧鞠躬。”

这是湖州师范学院领导与沈左尧终身教授生前最后一面。

而我和左尧兄最后见面,是在北大医院病房,向他鞠躬是在葬礼上。

此后几个月,左尧兄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由不想坐到不能坐,由不想说话到不能说话,由不想动弹到不能动弹,但是他的头脑始终清 醒,思维依然活跃。病魔无情,油尽灯枯。2010年9月14日上午10时40分,我们的沈左尧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享年86岁。中国科普研究所和湖州师范 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印发了封面有彩色照片的生平事迹册。唁电从国内外雪片般飞来,四面八方赶来的吊唁者云集。生前殊荣,死后哀荣。

葬礼后过了几天,我给嫂夫人打电话再次慰问,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左尧在病床上,写了一首短诗。

“领导降南北,四海聚亲朋,医院竭全力,儿子反哺情。我必飞回去,科学传佳音。”

我必飞回去?在73岁和84岁的时候,左尧从输血感染丙型肝炎和大叶性肺炎的病魔爪下依靠科学两次飞回人世,继续他的未竟事业 。但从这首诗的语气来看,左尧兄已经在离开人世的不归之路上,渐行渐远。当他的大脑构思诗句时,他的灵魂正在飞向极乐世界。

左尧兄,安息吧!

*************

作者原来准备继续写以下几个题目:

1,拆城之恋——写沈左尧、封圣华在文革中参加拆北京前门城墙时相爱,携手走过40年的雨雪风霜,遭难时的浪漫爱情,成功后的道德操守,公开沈左尧追求年轻的封圣华的两首凄美情诗;

2,无心插柳——写沈左尧怎样写起嵌名联,笔者认为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成就,对中华文化继承发扬有推动作用;

3,三种全才——《楹联才子沈左尧》是笔者15年前发表的文章。沈左尧把这篇介绍他简历较完整的文章付印上百张,供媒体参考。沈左尧是美术全才、文艺全才、秘书全才,有大量式例子为证。

4,削职为民——1965年,笔者亲历了沈左尧被新来的科普出版社长金默生打击报复,开除公职的全过程,从此他被打入社会底层16年。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得到真爱,有所创造,为国创汇。终于在1981年在老领导麦林(曾任中国科普作协秘书长、副理事长、科普出版社社长、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主持下,由一个街道小厂直调中直机关,成功归队。

5,遗稿有吗?——沈左尧生前是否写了理论著作《科普美术概论》,其老友和上级李元在书中白纸黑字,说沈左尧根本没有写。但在不久前封圣华终于找出了底稿,揭出了这一谎言。

6,名联回乡——写陈立夫对联从台湾到北京,终于落户湖州的巧合与连锁式的各个过程。原来,陈立夫是湖州人,沈左尧祖籍吴兴;一个是抗战时期教育部 长,一个是陈立夫主持工作是资助的从战区逃到大后方的12万名学生之一。名联回乡,楹联艺术馆原计划建在海宁,10年建不成,最后在湖州师院建成,成为湖 州人文一景。最后笔者提议设立湖州楹联艺术节,推向全国,推向华人汉语世界。

杜光:贱民生涯第一课

March 14, 2017

1958年春,我在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尾声中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与地富反坏为伍,并称为“五类分子”,也被称为“黑五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不得不“低头认罪”,但在思想深处,我却满怀悲愤,拒不低下高傲的头:“我是比你们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是,现实比思想更有权威,教训很快就来临了,第一个给我教训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

    高级党校的教职工中,共有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被划得最晚的。当时,多数右派分子已跟着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去劳动改造,留在校里的,只有我和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等几位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干部。有一天,我和他们被派去稻田插秧。刚插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叫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调查,让我到团委办公室去。我过去曾有过多次接待外调的经验,不以为意。

到了团委办公室,只见校团委书记李树生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指着另一张办公桌旁坐着的一个挂着少尉领章的青年军官说:“杜光,这位部队里来的同志找你调查情况,你按照他的要求告诉他。”

李树生是我比较熟悉的,1954年高级党校成立职工俱乐部,校部办公室主任于子元兼任俱乐部主任,我和李树生为副主任。俱乐部的活动,多由我主持,经常同他商量。有一次他还把校团委给校党委的报告稿给我,让我帮他修改。所以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扳起脸来,说完就坐下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句:“好的。”就在那青年军官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那军官大吼一声:“起来!谁让你坐的!你这反革命右派,架子还不小!”

这个下马威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站起来。我活了三十岁,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反右批判会,批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过不许我坐的人身虐待!我十分气愤,却无可奈何。这时李树生过来,对那军官说:“还是让他坐下吧,坐下来好谈。”那军官白了李树生一眼,不高兴地说:“坐吧!”

那军官一开始不说他要调查什么,却要我交代上学的经过。我把在家乡上小学,到上海上中学的历史说了一遍。他问我中学有哪些同学,我说了十几个,其中包括黄思兆。他说:“你说说黄思兆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要调查的对象是黄思兆。

黄思兆是我在伯特利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班,但同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很熟悉。他勤恳朴实,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推选为班长。我在班级里也多次当班长,常在一起开会。我1946年1月离开伯特利中学后,同他有几年没有来往。1952年听说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学习实习都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成为名医吴英恺的得意门生。1953年初他和戴恩凤在协和医院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简朴婚礼。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高级党校南院的门口见到他们两口子,才知道黄思兆随同吴英恺,被派到离高级党校不远的黑山扈,参与筹建一个胸科医院。此后我曾多次到黑山扈去看望他们,他有时陪我爬上山顶,指着山脚将盖一个专科医院的前景。戴恩凤生女儿时,黄思兆把母亲接来照顾。他母亲慈祥而健康,我有时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去,她总是亲切招呼,拿出当时还十分稀罕的糖果给我儿子。协和医院是归部队管的,黄思兆是军医,挂着中尉的领章。这个来调查的是个青年军官,就可以理解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黄思兆的情况告诉那个青年军官。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替他评功摆好,说说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问题是什么,有点茫然地说:“他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跟我耍滑头!老实交代你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又大吃一惊,怎么把我也搅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诈唬我,还是掌握了什么扭曲不实的材料,担心他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我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高级党校的党组织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黄思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有听说过。”他大喝一声:“你还不老实!你们和卢文渊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就明白,这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把你定为运动对象,就会捕风捉影地大胆假设你的问题,然后连蒙带唬,没有问题也要榨出些问题。卢文渊是黄思兆的同班同学卢文深的哥哥,原来也是伯特利孤儿院兼中小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伯特利迁往香港,1941年初迁回上海,卢文渊就留在香港了。我只听别的同学说起卢文深有个哥哥卢文渊在香港,却没有见过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对那个军官说:“我认识卢文渊的弟弟卢文深,但不认识卢文渊。黄思兆可能认识他,因为都是伯特利的学生。不过黄思兆回上海时才十二三岁,以后也没有同卢文渊联系,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军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还这么不老实!你们在香港时常在一起,怎么不认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说我到过香港,这可太荒唐了!我说:“我没有到过香港,也不认识卢文渊。”他站起来说:“你没有到过香港?你再说!”我说:“再说也是没有到过。你出来调查材料,应该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不要这样无中生有!”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恼羞成怒,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胆敢来教训我!”一面说一面绕过桌子,朝我扑过来,看样子想要打我。我站起来躲开他。这时李树生过来,拦住他说:“不要这样激动!好好谈!好好谈!”把他劝回原来坐的地方。他气恼地说:“他不交代问题,居然还要教训我。”李树生退回去坐下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来,他对那位青年军官的所说所为,颇不以为然。

这个局面有点尴尬。我对青年军官解释道:“我13岁时到上海伯特利中学,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乡村里,没有到过香港。伯特利中学和孤儿院抗战前在上海,后来搬到香港,1941年初从香港搬回上海,我是伯特利搬回上海后才进去的。卢文渊原来在伯特利,但伯特利搬回上海时他留在香港了,没有回上海,所以我到伯特利中学后没有见过他。”那青年军官说:“那你就交代黄思兆和卢文渊的关系。”我说:“黄思兆在香港时同卢文渊有什么接触,我不知道。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是同学,免不了会一起玩耍,有什么问题呢!”他厉声说:“有问题才找你,你老实交代!”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要我交代什么?”他拍着桌子斥责我不老实,我则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僵持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相信治不了你这个反革命!”说着话又想冲过来打我。李树生当时一面工作,大概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过来拦住他,对他说:“不要激动,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把他劝坐下后,李树生对我说:“杜光,要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清楚。”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他可能从我和那军官的对话中,听出了问题所在,对那青年军官说:“我看杜光谈不出什么了,他正在劳动,让他去劳动吧!”他不管那个军官同意不同意,接着又对我说:“你劳动去吧,好好劳动!”我应声站了起来,深为李树生替我解围而高兴,心想如果没有李树生在旁边,我今天非挨揍不可。退出团委办公室时,只听那军官说:“这个人当了右派还那么嚣张!对这样的反革命右派不能太客气,你们高级党校对右派太宽大了。”

我很担心黄思兆会不会成为反右派运动的补课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在类似那个青年军官的批判审查之下,恐怕要吃不少苦头了。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申请入党,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那就比较正常了。不过,如果他那里的党组织像对我调查的那个青年军官那样捕风捉影挑毛病的话,恐怕入党也困难。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部队调查黄思兆是为了什么,但调查者对他具有敌意是十分明显的。过了不久,我听说黄思兆患肝癌去世,十分可惜。他如果能够健康地得以长寿,以他诚恳认真的品格,必定会成为一位卓有成就、造福民众的医生。但他不过三十来岁就逝世了,实在令人遗憾。

我回到劳动的稻田,见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都坐在田边的树下休息。他们4位都是“三八式”的老党员。陈仲平抗战以前就已入党,是闽西游击队的领导人,一个地区的副专员,1950年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反右时是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反右前的整风运动中,福建和广东的中共省委以反对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名义清洗地方干部,殃及陈仲平,材料转到高级党校,所以被划为右派。王名衡是文史教研室主任,著名的抗战诗人,笔名天蓝。他最著名的诗是《队长骑马去了》,结尾几句:“队长骑马过黄河/黄河有不测之风波/你奈黄河何!”曾经脍炙人口。他同胡风有书信来往,反胡风时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整风时对此表示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范若愚讽刺他“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不舒服”,于是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许诺原任校刊编辑室主任,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青年与新道德》一书,颇蒙赞许。他曾是湖南某县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到延安后适逢抢救运动,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审查了一年多。他反右前曾向人谈起这件往事,不无怨言,有人还从《新青年与新道德》里挑出一些毛病,他于是被划成右派。马鸿模是文史教研室讲师,解放战争时期曾是解放军某团副政委,转业后当过中学校长。1951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他在反右运动中被人揭发对母亲十分苛刻,引起公愤,批判他的大字报很多。校长杨献珍曾在一次会议上戏言:“马鸿模应该开除人籍!”加上其他言行,最后也难以幸免。

我回到他们中间,气愤地把刚才的情况向他们说了。陈仲平说:“杜光,你不要气恼,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叫你生气的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马鸿模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份要有准确的定位,我们现在的社会身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家把我们看做反革命,我们只好逆来顺受。认准了这个必然性,就不要生气了。你生气也是白生气,毫无意义。”陈仲平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说:“我今年三十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却立成了一个右派!”他说:“你才三十岁,还有希望;不像我们,都老毬了,只能苟延残喘了。”他接着又说:“不过人总要活下去!‘适者生存’,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只能我们去适应环境,不能要环境适应我们。我们就夹起尾巴做人吧!”王名衡、许诺也说了几句话,劝我要正视现实,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 

谈兴正浓时,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农催我们继续插秧,谈话就中断了。

59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年军官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李树生一再替我缓颊的情景,陈仲平等对我的劝慰语调,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右派生涯的第一堂课,它使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但与此同时,我的头脑里仍然顽强地存留着“我比你们这些共产党员更优秀”的思想,傲然地睥睨众生。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就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织中度过的。它一方面迫使我忍辱偷生,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它也鞭策我更加勤奋地劳动,更加刻苦地学习。59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回顾那些荒诞的生活细节,点点滴滴都融进我的历史,成为我这一生积累的精神财富。

至于那位少尉军官,如果他一直没有退役的话,按照他对我这个右派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大概是会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的,仕途亨通,现在应该是退休的上将或中将了吧,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面对我这个个右派时的尴尬局面?

人生是一幅繁杂的图像,有灰暗,也有瑰丽;有丑陋,也有美好。记忆就像调色板,把各种色彩渲染在画布上,构成一幅幅画图。画得好不好姑且不说,只要是自己用心画出的,都是值得珍惜的。

                        2017年3月12日

五柳村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上午6:47收到

孙亚英:我随万名干部下农村

March 11, 2017

孙亚英:家贫也读书

March 11, 2017

中国自古以来,家贫而能读书,且有成就者,并不乏人。我何以要写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作为中央下放干部,在四川一个小县份上,也正因此,在那里,我这个建国初期的大学毕业生,要算文化冒尖的了,于是有幸成了被整的重点人头。今天我再来猜想当时整我那些人的想法,大概是认为既云文化革命,理应从有文化的人身上开刀吧?不然,当时我只是一般干部,不在领导岗位上,我又是个不张揚的人,平时并不引人注意,应该不会成为被整的对象。可是从文革一开始,第一批就成了重点,于是文革中整人的那些非常手法我都领教了一个遍。一位经常找我谈话的姓潘的人,多次问我一个问题:“你总说小时候家里贫苦,家里贫困怎么能读完大学呢?光从这点看,你就不老实。”当时是非常讲家庭成份的,仅此一点,似乎我就是隐瞒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成份,向党撒谎。其实,这是个多么想当然的概念化的推理,生活中的现实,有着多种多样的机遇,况且,觧放前的教育制度,说这种话的人也并不了解,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这个当作打人的砖头,似乎凭此就可以给人定一条罪。潘某这种观点,似乎不仅他一个人有,颇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为此,我想说一说处在一个寡母带孤女的家庭里,我究竟是怎样读出书来的。


一、榜上有名喜变忧


我与一般的的孩子不同,有一个清贫而孤寂的童年。我是母亲的独生女,父亲又较早地病故了,很长时间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母亲是粗识字的家庭妇女,外祖父母是旗人,辛亥革命以后,他们也断了生活来源。而且在我小学时也双双病故了。所以,我的父亲一死,家里就沒有可靠的经济收入了。幸亏母亲的针线活计很好,有人喜欢找她剪裁缝制衣服。这样,总算有些不固定的收入。我和母亲就这样生活在古都北京。

我小学毕业是一九四一年,母亲为我四处打听考哪个中学好。当时北京的中学分三种:一种是国立的,一种是市立的,一种是私立的。据说国立的最好。私立的学校虽好,学费最高,这当然不在我家的考虑之列。最后,母亲为我选了两所学校,即市立女一中,和国立师大女附中。若论离家较近,是南长街的女一中,若论师资阵容强、牌子硬,当然是师大女附中。我当时虽然不太懂事,但小小的好胜心,巳使我把重点放在了师大女附中上了。

考试那天是母亲送我去的,我当时浑浑沌沌,并不懂得害怕,每一门课就那么答下来了。考完之后,母亲在路上告诉我:“我几次隔着玻璃窗看看你,你都在低头写,看样子沒有慌,也没见你东张西望。”我只听着,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我看你这次很难考上,跟你一起考试的都是些大姑娘,哪个不比你大呀?光自行车就摆了那么一大片。你跟人家比,简直是个小豆子。”我还是听着,仍旧沒有说话。

以后就是一串等待的日子,等着发榜。女一中先发的榜,我考上了。母亲问我:“你是就上女一中呢,还是等女附中发榜?”我毫不猶豫地囬答:“等女附中发榜。”

女附中发榜的那天,还是母亲和我一起去看的。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榜文,就贴在校门内的墙上,不少人都在看榜。我似乎比母亲眼尖,先从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马上嚷了起来:“妈!有我,在那儿!”母亲顺着我的手看过去,把我的名字端详了半天,喃喃地说:“真考上了,还不错呢,一百多人里,你在十多名上。”我抬头看看妈妈,她脸上浮现出一种不常见到的微笑。

我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陪妈妈步行往回走。这一段路很长,从西城的西单商场,穿过东西长安街,走到东单的裱褙胡同,等于走了一个穿城。奇怪的是,这一路上,母亲竟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几次我抬头望望她,母亲总是一脸严肃,似乎找不到一絲高兴的神情。我心里非常纳闷,媽妈不是说过,小豆子可能考不上吗?现在小豆子考上了,妈为什么连笑容都没有呢?真不明白!妈妈一向很严厉,她脸色不好时,我是不敢多嘴的。

好容易走到家,我和妈妈都累了。进屋,妈妈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再没动,我赶快给妈妈倒了一碗水,妈妈还是没说话,她呆呆地似乎在望着什么地方,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我不知道妈妈怎么了,又不敢问,她不像是累了,母亲素来身体好,我童年时,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去,比这个远得多,母亲都没累成这样子过,这次是怎么了呢?

过了好长时间,母亲忽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我吓圷了,母亲一向坚强,很少流泪,更不用说大哭了,我手足无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自然更不敢多问。好一阵,母亲止住了哭,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你好好听着,妈沒想到你会考上,如今你真考上了,若不让你上,妈对不起你;若让你上,妈供不起你,我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妈给你交上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后,你能考上前三名,能免费,你就上,不能,只好算了。妈实在没那个力量,孩子!看你自己吧!刚才看完榜,我巳经问清楚了,前三名可以免费。”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记得母亲常对我说,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而我要自立,就必须读好书,学好本领。如今考上了国立学校,不能不上。而家里的经济情况,确如母亲所言。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靠自己!别无选择。

就在这一晚,我下定了决心:咬紧牙,争口气,无论多苦,我必须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多少同学仰望的国立师大女附中啊!我怎么能放弃?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的而又是成功的六年。

 

二,苦,乐在其中


既然下定了决心,我就想好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凭自己的力量苦挣着读过这六年。母亲是说一不二的,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她凭做针线可以养活我,但没有力量再供我读书,我不能再指望母亲更多地帮我,我也不能奢望亲朋的帮助,我家在北京本来也没有什么亲戚,因为父亲是浙江人,从小被人带到天津,学了一门手艺后,定居在北京,从他那一代,与浙江老家巳沒有什么来往;母亲是北京人,她是外祖父母的独生女,外祖父母一过世,母亲娘家就没人了。父亲在北京虽有一些朋友,但人一不在,人情也就不在了,我不能指望谁来帮我。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虽然感到过悲凉和恐惧,但同时也助长了我一种自强自立的心理,加之母亲又从小给我灌输了一种想法,她常说:“咱们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不能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否则,一輩子受气。”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在这里我似乎不应该说父亲的坏话,可我确实记得父亲不声不响,很多事明明刁难母亲,母亲是个好强的人,从来不吵也不哭,我却看出她很生气。母亲忍气呑声的印象,也使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好书,自立!师大女附中在北京是颇有名气的,我不能不读。

开始步入中学时,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一些必要的花销该如何节省。譬如,我住家在东城,学校却在西城,路相当远,同学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而这两样都必须花钱,我不行,于是我决定上下学都步行。这条路线等于把北京的内城走一个东西通城,从我家住的胡同里走到东单,有一段路,从东单经过东西长安街走到西单,其距离相当于走过三个城门,即从崇文门经正阳门到宣武门,然后从西单往北拐,再走两站路,进闢才胡同,才到学校。全长约十多华里,天气好时需一个多小时,若遇狂风雨雪天气,则需将近两个小时。六年中,我绝大部分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天两趟。冬季,往往是天沒亮出门,回来时天巳黑了。北京当时路况不好,下雨时胡同里都是泥泞,雪后冻成冰,像镜子一样滑,跌跤是常有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教科书必须自己买。母亲帮我打听到,东四牌楼隆福寺的废旧书摊上,有卖旧教科书的。于是我就到那儿去搜寻,买一两本容易,要買够所需的一整套,却需费些功夫。后来听说东安市场也有賣的,我也去找过,总之,每次都像沙里淘金一样,好不容易才凑足我需要的一套。这样虽费时费力,但算下来,比买一套新書能便宜三分之二或者还多些。好在当时的教科书都是教育总署编的,一用就是多少年,不像现在这样,在短时间内,内容就有所改变。

从节流又想到了开源,入学之后不久,我就从同学处学会了织毛线,有的同学手里还有织毛衣的书,里面可以学到一些花样和各种衣物的打法,如何收针放针等等,我慢慢练习,也感到很有兴趣,当时有一种很流行又比较讲究的花样,叫‘凤尾形’,十八针一个花,我也学会了。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巳能打成件的东西了。母亲在揽针线活时,也顺便给我揽一些毛线活,我也能挣些钱了。这种收入并不固定,时多时少,时有时无,收入较多时,我不但可以买些纸笔,有时甚至能买一个月的电车月票,或贴补一些家用。教务处管登记购买月票的郭劲甫老师有时问我:“你为什么不月月都买月票呢?”我只笑笑,不作任何解释。

为了达到母亲的要求,顺利地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光考虑在经济上开源节流是远远不够的,要取得优异成绩,我必须比一般同学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加倍刻苦才行。在学习上我给自己立了些规矩,也想了些办法。例如有一句我自己才懂的话,那就是“当天的飯当天吃完,绝不带账。”意思是说老师当天教的功课,一定要当天认真回顾一下,是否当真懂了,若有一点不理解或吃不透的地方,不要含糊过去,当天或第二天问老师,力求弄明白为止。凡是该熟记或该背下来的地方。也一定当天记完、背完,绝不能等到考试前再一起复习,那样做既吃力,效果又不好。当天的功课当天复习,趁热打铁,数量不多,效果又好。过一段时间,譬如一个星期,再回过头来复习一遍。我坚持这样做,没过多久就尝到了甜头,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这个自律规则:“当天的飯当天吃完”,最要紧的是坚持,不许自己找任何理由松懈。

另外,课前的预习也很重要,但我并不是所有的课都做预习,史、地、数、理、化等我不大预习,但国文和英文两门课一定预习。国文是先对照着注解把课文看了,然后再注意听讲,这样,自己原来理解得不对的地方,清楚明白地得到了纠正,原先不明白的地方,由于事先有准备因而更加注意听。英文则是自己先查生字,有准备地听课,首先注意自己的读音是否有不准确的地方,及时纠正;其次,要注意老师讲的文法,英文和中文不同,往往每个生字都查完了,一个句子还是不能懂,原因大多出在文法上。有时也因为英文词汇的一词多义,我们用的大多是非常小的字典,包含不了很多的解释,等老师讲完了,就知道毛病出在哪个单字上了。总之,认真预习给了我很多好处。

后来,我很快发现,上下学路上的时间并不短,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早晨上学的时间,往往做不了什么,因为我要忙匆匆地赶路,唯恐迟到;而下午放学的时间,我就从容了,可以沿着东西长安街缓缓地走,该背诵的东西,常常在路上就背完了,回到家只做需要伏案的功课,这样,我很轻松,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样,做功课要赶到半夜,疲于奔命。

东西长安街这条路,六年来是我走熟了的,尤其是天安门前那一段,可以说非常美,非常诗意,从中山公园到太庙门口,金水桥前,一大片绿荫,都是一株银杏,一株夜合欢,相间而植。银杏都是数百年的老树了,树干高,树冠大,叶子像一把把小绿扇子,迎风摇曳着;夜合欢叶子像羽毛,开花时是一簇簇粉红色的穗子,柔媚而娇美,与旁边高大的银杏树相衬,真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这片树林甚至沿着马路的北边穿过三座门直伸到霞公府。过了王府井南口到东单又是一片另外的小树林,树种虽不再是银杏和夜合欢,但仍是绿荫匝地。每逢走到这里,我往往放慢了脚步,那些参天的大树像是我的保护伞,保护我免受车辆的冲撞。所以,有很多美丽的诗、词、古文,也包括别的理科公式、定理,我都是在这里背诵的。每逢秋季,银杏叶变黄,落滿地面,像一把把小金扇子,我常常找周正的拣起来,回家用毛笔题一些诗词断句,作书籤用,或送给同学。解放后,由于拓宽马路,天安门前这些树早被砍伐了,但它们美丽诗意的身影,至今我仍常常带着感谢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在记忆和背诵方面,我想过一些办法,也积累过一些经验,我觉得凡是理解了的东西就更容易记住,但有些内容不能靠理解,而只能死背的,我自己就想一些让它好背的办法。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例如两汉帝王的顺序,我就在老师的指点下把它编成七个字一句,而且押韻,类似顺口溜的东西:“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篡,淮光明章和殤安,顺冲质帝桓灵献。”为了方便,中间略掉了西汉的吕后和东汉只有一年的汉少帝刘辨,只需记住这两个人在谁之前,谁之后就行了。这样,比一帝一帝地背帝号要容易得多。再例如对古文唐宋八大家,我也是用类似的办法,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背名字,而是把它浓缩成一句话:“韩柳欧三苏曾王”,考试时再把名字添上去就成了。总之,我自己在学习上想了很多办法,大体与此相类。我感到一个人对一件事,只要心向往之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有了钻头觅缝的精神’,总会想方设法达到目的的。

随着年级的增长。我背的东西也多起来。不但文科的课程我都背。就是理科的功课,我也多采背的办法。化学的分子量,分子式,物理的公式,这都不用说了。就是数学的例题和习题,我也喜欢背下来。到考试时,我几乎不用怎么思考就答完了。当然那时的考试,也不像现在这样,老师喜欢出些偏题和怪题考学生。当时,无论什么课,老师也只是出五到十个大题,实行百分制。所以,我这种学习方法到了后来,背诵量也越来越大。学三角时,我甚至连对数表也背。当然这也和我家穷有关。因为那时不少同学,都去买专门的对数表用。我却不行,只能把书后附的那几页背下来。不过,我也发现,我的记忆力,因为背的东西多,记忆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后来,就是上学的路上,尽管我要赶路,可是我还是把头一天背过的东西,在这时拿来再复习一下。有时我边走边背,这种背诵像是给我匆匆脚步的一种音乐伴奏。使我不知不觉中,走过东单、走过三座门、走过东西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走过西单、轻松快乐地走到我的学校。虽然背数学题不是个值得提倡的方法,但确实能锻炼并提高记忆能力,当我背完了数、理、化,再背国文、史、地时,就像走完了山路再走平地一样了。

尽管我平时坚持做到了“当天的饭当天吃完”但是在大考前还是要做一次总复习。当时我家住的是大杂院,无法找个安静的地方,家里又只住一间房,加之母亲还要听收音机,她最喜欢听三种评书,连阔如的东汉,王杰魁的包公案,赵英颇的聊斋,每次播放必听,我当然不敢拦阻她。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小太阳小公主,可以说一不二的,大人都围着他们转,我那时候不行,虽然我也是独生女,但受的是传统教育,小孩绝不能干涉大人做什么或别做什么。为了温课我必须躲出去,那时中南海还是个普通的公园,并不是政要的禁脔,明白了和其他公众场所沒什庅两样,只要买了门票就可以进去,那时的门票和现在比,可说出奇的便宜,中南海里的流水音和万字廊非常清静,我常到那里去温书。带点干粮和一瓶水充当午饭,早晨进去到下午才回家。中南海之外,太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里是皇家祭祖之处,有很多松林,沒有多少游人,也是温课的好地方。太庙解放之后叫劳动人民文化宮了,就在天安门之东,与中山公园相对称的地方。这两处公园是我温课常去的地方,我至今常用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当然,我学的所有课程中,也有我学得不好的。这就是体育课。那时我在全班同学中,个子比较矮。一到分组打球,同学都不大喜欢要我,而且我大多时间都接不到球,反倒是球打我的时候多。体育老师又有个习惯,就是上了课一数人数分了组,她就走了,到下课时她才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她走我也就走了,回到教室去做我的功课去,到快下课时再赶回操场。直到有一次考试打篮球,好容易一个球落到我的手里。我高兴极了,抱起球来就跑,别的同学都停下来看着我,我跑到篮下,一投竟中了。我心里得意得不得了。可是老师脸都红了,一吹哨子气哼哼地说:“不算!”。到下课时,老师集合起全班同学站好队说:“孙亚英出列!”“告诉你,要不是看你别的功课好,体育课给你六十分是照顾你!入列!”。下了课别的同学才告诉我,我连篮球规则也不懂。那叫‘猴儿腚’(当时篮球的规则术语都用英文,猴儿腚就是HOLDING,持球走的谐音),是犯规的。不过从那时以后,我总争取体育考试能达到七十分就行,免得太拉我的总分了。其他的非主课,如音乐、美术、劳作等课,我努力点还是能得到九十多分,唯独体育,确是怎么努力也不行的。

由于家贫,还有一些事是我不能和同学比的。记得在初中时,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大谈她们读的有趣的课外书,如福尔摩斯、亚森罗频、人猿泰山,还有《飘》,听她们谈得津津有味,热火朝天,我心里也很馋,也很想借来看,可是我知道这些书都是大部头,要读须费很多时间,我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想想母亲的话,我必须把自己的精力,专注在课本上。母亲巳把我逼上梁山了,为了争取能上学,我必须争分,连小数点后面的分也要争,因为与名次有关啊!所以我不能看大部头的闲书。应该说,这样的自制力,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还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女附中都是走读生,没有住校的,家住得远的同学,都带一顿中午饭,家境好的同学,多带一些好吃的,中午,教室里常弥漫着一种饭菜的香味。我当时十几岁,正是长身体又是胃口好的时候,同学们饭盒里的香味,十分影响我,而我带的常常是小米面丝榚或玉米面窩头,再加一块大盐萝卜咸菜。为了避开香味的诱惑,迫使我常常躲出去吃。有时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带的干粮都捂餿了,一掰开会拉丝,但为了支持到放学,还要走回家,也必须凑和着吃。这些事,有时我心里也有点难过,不过,一想到以我那个家庭,能取得读书的资格,自己也能争取到好成绩,也就心平气和,无可抱怨了。

中学的六年,我大致就是这样过来的,其中有苦也有乐,就因为这样紧紧抓住一个目标,苦挣苦掖,一直名列前茅,以致初中升高中,高中入大学,我获得了两次免考保送的资格,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乐。

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如果说我开始入中学时,奋发读书的动力还仅仅是母亲的一句话:“女人必须端自己的饭碗”,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情况就有变化了。有一门功课,以它独有的魅力,像磁石一般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国文课,后来被称作语文的。

初一初二的国文课本上,还没有多少文言文,据我记得的有《荔枝图序》、《李龙眠画罗汉记》、《项脊轩志》、《病梅馆记》、《范县署中寄弟墨书》等,我只感到它文笔的简练,这些文章还没有从文采上多么吸引我。当时有些白话文倒触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了一种文学意境的美,如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还有俞平伯和朱自清两个人的同名文章《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些文章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情心灵上的美,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自然景色的美,有的甚至情景交融,使我反复玩味,似乎从其中得到了一种享受。在我的生活里,好像开啟了一个宝盒一样,给我增添了快乐,又像小孩初尝到了美食,促使我贪馋地寻觅。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朋友,是与我对门而居的邻居,她叫朱景晖,是私立慕真女中的学生,班级比我高,恰好也是国文课的爱好者,于是我们课余之暇往来就多了起来。她家境比我好,住独门独院,家里藏书也多。在假日里,我常从她家里借书来读,或爽快到她家去看书。这一时期除了读到更多的冰心的作品外,还发现了两位另外的女作家,就是庐隐和石评梅,我读了她们的《寄海滨故人》和《象牙戒指》,这些作品似乎给我推开了另一扇门,作品中所涵蕴的乡愁,和人与人之间柔婉细腻的感情,让我领略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生况味。这些对我都很新鲜,像芳香开窍的东西一样,开啟我的心智。这时我开始作读书摘录了,凡遇到我喜欢的篇章段落,就用一个本子抄下来,经常看看,像属于我的一个藏心爱玩具的角落,里面锁着我的快乐和享受。

现在,我当年那些手抄本当然早已不在了,时间巳过了六十多年,我又因工作调动,辗转了几个省,很多东西都丢失了。但冰心的一首小诗,因为当时读时印象太深刻了,至今还在我记忆中。她说:

“躲开相思,

披起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地写滿了相思。”

这首诗我曾仔细玩味,觉得它与我抄过的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简练而准确地表达了一种感受,就是人的某种感情是逃避不开的。我在阅读中这样反复玩味、琢磨,渐渐地,别人的表达抒发的方法,不知不觉中,居然也能移用到我的笔下了。

当一个人在知识和性格成长的过程中,能遇到良师益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朱景晖之外,这两年中我还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初一初二教我国文课的黄先生(先生名淑环)。按照当时的习惯,不论男女老师,一律称先生,黄先生是个不到三十岁的老师,和蔼可亲,讲课总是轻言细语,并不严厉,比我们只大十几岁,与其说是师长,不如说更像大姐姐。当时她还没成家,就住在学校后院的的宿舍里,所以有时同学们也到她屋里去玩。有一次在闲谈中,我跟她谈到了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我告诉她,小学四年级练小字时,用的帖是《长恨歌》,开始写时我注意力全在字上,没注意内容,后来日子久了,无意中发现,好像七个字是一句,还押韻的。再逐日练下去,才朦朦胧胧地懂得,内容似乎是写一个美丽动人的生离死别的故事。当时只是生呑活剝,囫囵吞枣,谈不上理解。黄先生听了,说:“你的感觉是对的,那是一首著名的唐诗,作者是白居易,在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里,也是有名的。你从小受到了它的薰陶,很好。”接着她就把全诗逐字逐句给我讲了,讲得很细,不但讲了全篇的意思,还讲了诗的意境,甚至给我讲了诗中的对仗,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等。自从我完全懂了之后,就把这首诗熟背了。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中,给我的啟蒙之作,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还有一件事,使我和黄先生师生之间,更加深了一层了解和印象。有一次作文课,黄先生出了个“春寒”的题目,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从自然景物上取材的,唯独我另辟蹊径,以春寒作比喻,选取了较特别的内容。我写了一个女孩子,和继母无论如何处不好关系,继母生了一个小男孩,她和弟弟在家里的处境,相距悬殊,远不能比,使她经常伤心地偷看亡母的照片。在幻觉中亡母似乎对她说:“孩子!妈永远爱你。”我在篇后的结语是:“应该温暖的春天而不暖,应该慈爱的母亲而无爱,这是什么道理呢?”算是点题。这篇作文似乎对黄先生是一个震动,有点出乎她的意外。她在发作文时,向全班同学读了我这篇作文,讲解了该如何审题,如何从文学的角度窄题宽作等等。其实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女友朱景晖的,她母亲是继母,她并没有对我诉说过什么,我常到她家去,观察到了一些事,因而在我心里有感觉有印象,于是遇到《春寒》这个题目时,很自然地就产生了联想。这件事也使我悟到,要让笔底下能写得好,随时随地要注意观察和思考,平时积累素材,非常重要。通过这件事之后,黄先生更喜欢在课外多教我些东西了。

黄先生有一次主动要教我唱《牡丹亭》中“惊梦”一折中的两段,我才知道黄先生会唱昆曲。她教我的两段是:“步步娇”和“皂罗袍”。我至今还依稀记得这两段的唱词是:“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捲,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黄先生在教我这两段唱词的同时,也教了我中国古乐用的工尺谱,可惜我沒有记牢,至今只记得有“上、工、尺、四”等字。

黄先生既有兴教我唱,我自然会要求她给我讲,于是她给我讲解了这两段,同时也给我讲解了《牡丹亭》的作者和全剧的故事。以后我自己读了湯显祖的《牡丹亭》,和黄先生借给我的洪昇的《长生殿》。自然,初二的我,还只能是生吞活剥,但我能感到作品像诗一样美,《长生殿》比《长恨歌》告诉了我更多的故事,如雷海清骂贼等情节。这两个剧本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黄先生在诗之外,又为我打开了一片园林。

自此以后,凡是我能找到的诗词都抄来读,课本上的东西,巳经不能滿足我了。当时买书是较贵的,我家决没有这种经济力量,即使旧书,相对也比本子贵得多,所以迫使我只能抄来读。这一期间我抄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开始抄时,还只是误打误撞地碰到什么抄什么,有一次在卖旧书处遇到一本陈冠同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全,只有上册没有下册,但我还是如获至宝,核计半天,咬咬牙把它买了下来。发现里面按着朝代顺序,把时代背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一 一都介绍了,我觉得这本书能让我找到路径,找到‘门牌’了。我可以按它的指引到图书馆有目的地借书来读了,因而,可抄的东西也更多了。

抄东西读,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的字无意间练好了,我自己并没觉察这一点,有一次黄先生问我:“你最近练字了吗?你的字怎么比一般同学好了?”于是我把抄东西读的事告诉了先生,先生把我抄的东西拿去看了,发现杂七夹八什么都有,既有历代的诗词,也有散曲小令,甚至有《聊斋》的片段。她似乎很吃惊,也受到了震动,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孩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居然如此喜爱,如此入迷,还沒有找到系统阅读的路径,凡能遇到的东西都抄下来,她很意外。几天之后她对我说:“我把你介绍给高中的国文老师马先生好不好?马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很深的根柢,能教你更多的东西。”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这是我从来没敢想望过的事。马先生在女附中,是大家公认的好国文老师,也是全校出名的最严厉的老师,所以我又高兴又害怕,唯恐马先生不肯教我。在此之前,我曾听班上一位姓阮的同学说过,她家里给她请了家馆,专门教她古文,那束修可是不菲的,我家里绝对出不起这笔费用,若得马先生教我,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我在忐忑中等待了几天,也不知黄先生和马先生是如何说的,有一天,马先生请黄先生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了,马先生问了问我的家庭的情况,又问我自己抄过哪些东西读,还让我背了几首诗给她听,提了几个问题,试试我懂到什么程度,这些,我都战兢自持,一一作答。最后马先生说:“这样吧!只要你肯认真学,我一定教你。以后,在不影响你课内作业的前提下,星期日和寒暑假,你可以到我家里来。我再说一遍,我教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认真学,如果我发现你学得不好,我可就不教了。”我深深地记住了马先生这句话。以后,在马先生课外教我的近五年当中,我对自己不敢有一点放松,唯恐失去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从此以后,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马先生在课外,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给我讲了很多教科书上沒有选入的篇章,到高一、高二时,马先生在课内也教我了。应该说,我从马先生处学到的东西,课外的比课内的更多。在以后的部分里,我会作更详细的叙述。

总之,在初中二年级时,我对学科的爱好巳经偏了,一边自己在寻觅,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推开一扇一扇古典文学园林的大门,发现每座园林都各有洞天,独具风格,各有各的花柳扶疏,各有各的曲径通幽,瑰丽灿烂,取撷不尽,仔细研读,够我终此一生投入了。此时我似乎懂了王国维所说的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学业上,由于爱好的吸引,我巳经开始有所追寻了。这个动力比母亲原来那句话的动力要大得多了。


四、爱国篇


我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这段时间,正值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就被敌人佔领了,成为敌佔区,也叫沦陷区。

在小学时我不大懂事,常听母亲说“亡国奴”,我还不明白个中滋味。到了中学,我渐渐知道了敌人佔领了我的家乡是怎么回事,有些具体的事也让我产生苦恼了。

例如每星期一早晨,学校都有一个“朝会”,就是全体同学聚在大礼堂,听校长或老师训话。每逢朝会,大礼堂的正中,总挂着日本国旗,被我们称作膏药旗的。开会之前要唱日本国歌。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压抑和屈辱。最不可忍受的是唱完像出丧曲一样的日本国歌之后,还有几分钟的默祷,内容是强制我们祈祷日本皇军的胜利,和日本天皇的健康。这几乎像让我们向敌人跪拜一样,心里万分地不情愿,可是礼堂里日本老师也在,为了不给学校惹祸,我们不敢有任何表示。有许多同学常常含着委曲的泪水出礼堂。有一次,一位中国老师实在看不过了,找机会偷偷对我们说:“不是让你默祷吗?默祷是不出声音的,谁知道你们在祷念什么?”这句话点醒了我们,从此以后,每逢默祷,我们就祈求中国军队胜利,祈求早日夺回失地,祈求中国人不再俯首做人,早日揚眉吐气。

具体日期我现在巳经记不清了,当武汉被日本军佔领了的时候,敌人迫使我们排好队,到东单广場去开庆祝会,天上飘着很多个大气球,气球下面挂着一串字:“庆祝武汉陷落!”、“庆祝日本皇军的胜利!”这叫什么事?!强佔了中国的国土,还让中国人去庆祝!我们这些平日文文静静的女学生,都恨不得用弹弓把气球打下来,可那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又敢那样做呢?以后,凡有地方被攻占了,必逼我们去庆祝,大家真是忍气呑声,不敢言而敢怒。

当时我们师大女附中的师生们,在力所能及的範围内,对日本侵略者,还是有过一些反抗行动的,有些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影响,不动声色地向我们灌输爱国主义。譬如几位教音乐的老师,不在课堂上,在底下偷偷教我们唱抗日歌曲。不敢印歌片,老师口传心受,她教一句,我们唱一句,如《松花江上》、《放羊的王二小》、《保卫黄河》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做《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唱起来真让人热血沸腾,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全部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刻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自己安康?谁让我们流浪?谁让我们逃亡?谁让我们国度论丧?谁让我们民族滅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顾自己幸福,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首歌是我们当时最爱唱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唱了一遍又一遍,但从来不敢高声。尽管如此,祖国在我们心里是神圣的,对侵略者我们有无比的仇恨,爱国主义在我们心里日渐生根发芽。

国文老师也用文学作品向我们暗示,讲完正课之后,给我们讲陆游的诗,“遗民淚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连素称颓废的李后主词,都成了激励我们的作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老师只讲解原作本身,不讲题外多余的话,可是同学们都听出了弦外之音,明白老师是什么意思了,大多人咬住嘴唇,强忍住泪。甚至连辛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都使我们产生向往和憧憬。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不约而同地都藏着四个字:“抗日救国”。

在那黑暗的苦难的岁月里,广大的北京市民们都在隐忍着,受着煎熬,等待着,盼望着。

在和平的岁月里,中学的外文课只有英文一门,可是在抗战的八年中,国立和市立中学的外文,却变成了两门,日文和英文,日文所佔的课时还比英文多。初中时,教我们日文的老师是一位中国的女老师,名叫刘孝懿。当时在同学中有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大家对日文这门课,都很反感,像牛不喝水强按头一样,都不愿意学,都不用功,仿佛谁在日文上用功,谁就成了汉奸一样。那时大家还不懂得学好一门外文,将来是一种工具,对日文这门课像对日本侵略者一样恨。刘老师似乎很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状态,上课时她只管讲,同学偷偷在底下看别的书,她也不管,考试也不十分严格,只要说得过去就行,因此,我们对刘老师从来都不当面恶作剧,只是背后戏呼她为“刘小姨”。

后来,换了一个日本男老师,叫篠原利逸,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黑边圆眼镜,鼻下留着一小撮日本鬍,脚步声很重,一副武士道的架势。他不太懂中国话,但对我们很严厉,可以说彼此都存在着敌意,有时他故意折腾我们,我们也有意和他对抗。例如上课时,他要我们起立,齐声说:“篠原先生早安!”,然后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全班将近五十位同学,只要有一位同学鞠躬不足九十度,或超过九十度,全体都要重来,所以每次上课光行礼这一件事,往往就要折腾一刻多钟,同学们都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就想法收拾他。“篠原先生早安”这句话的日文说法,用中国话音来表达就是:“希诺哈拉森赛,喔哈哟嗚!”我们就利用他不懂中国话之便,大家齐声说时,故意说成“唏哩哗啦孙子,唉哟!”(‘孙子’是当时北京最普遍的骂人的话)他当然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听得出来味道不对,愣了一阵,叫我们一个一个地说,当我们每个人单独说时,他听着又都是对的。全班都说完了,大家再一起说时,又成了不对味的,折腾了半天,他找不出毛病在哪里,只好作罢。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次胜利。下课之后,我们把这事讲给中国老师听,中国老师也大笑不己,但也为我们担心,叮咛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他们日本人可讲究打学生的。”

又有一次,我们真的全班挨了打。有一段时间,篠原上课喜欢穿一身白西服,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把手撑住讲桌两边,身子往讲桌上一靠:“哇咧哇咧哇。”然后把背往黑板边上一靠:“哇咧哇咧哇。”我们抓住了他这个特点,就商量好办法。派一个同学到教室门口看着,只要他拐到往教室来的这条路上,就发出信号,另一个同学马上从墨盒里把带墨的丝棉拿出来,迅速地往讲桌边上抹一下,往黑板边上抹一下,然后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等。上课之后,果然,他的两个习惯动作来了,结果自然是雪白的西服上,前边一道黑,后边一道黑。我们原希望他下课之后再发现,不幸的是他在课堂上就发现了。这下他怒不可遏了,用半中半日的话狂吼起来:“什么人的干活?说!不说,打板子,通通地!”我们知道他要打通堂了,还是坐在座位上不动。他把一块一尺多长,大约二寸宽的板子摆在讲桌上,怒目环视着全班,似乎在等待有人怕挨打而说出来。可是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面部无表情地看着他,就这样,大约对视了有五分钟。最后他耐不住了,叫同学们一个挨一个到讲台前去领责。他大概沒有想到,这样的一群小女生,竟会那样从容,一个一个走到讲台前,把左手举得平平的,把头转到另一边,每人两下,任凭他打得多重,沒有一个人叫,也没有一个人哭,更不用说会有人说出什么。打完了,同学们还是静静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气鼓鼓地下课了。全班同学手都肿了,可是我们心里很解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小小胜利,我们班沒有人服软,没有人出卖同学,看吧!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篠原似乎把这件事告到校长那儿去了,训育科的老师到我们班谈过一次话,并没有追究和责罰的意思,大致是说:同学的心情可以理解,以后要注意些,不要太出格了,免得给学校惹麻烦。北平到底被日本人统治着。沒过多久,换了一位日本女老师,她对我们比较客气,同学们也和她相安无事。

有一次,我步行去上学,走在长安街中间,南长街口的地方,这里是个十字路口,往北拐是南长街,往南拐是一路电车往前门去的方向。就在这十字路口,有一辆日本军用卡车从东向西开去。日本军用卡车的车头很短,北京人都习惯地叫它“沒鼻子卡车”,为了防滑,车轮上还绞着铁链子。车开得很快,我听到路人一阵惊诧的喊声,才发现一个中国人被轧死了。汽车却连停都沒有停,照直向西开去,我分明看见车轮的铁链子里绞着人的血肉,血迹印在马路上,渐远渐淡。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血肉模糊的景象,一下子呕吐起来。以后的路,我不知是怎样走到学校的,在这一整天里,这幅悲惨的场景,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我心中抹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沉重而又疼痛地感到了三个字:“亡国奴”!在日本车轮底下,中国人的命只像一隻蚂蚁!

放学回家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脸色都变了,愣了半天,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以后你走在路上,可千万小心,妈只有你一个孩子。”

从此以后,每逢我早晨上学之前,母亲总不忘叮咛一句话:“亚英,路上小心!”即使冬天,我出门时母亲还没起床,她仍不忘叮咛这句话,总从我背后追来一声:“亚英,路上小心!”可见母亲是怎样肚挂肠牵。以至若干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逼着去游亍,被逼着上批斗会,甚至被逼得向死神走去,耳边似乎还常响起母亲这句话:“亚英,路上小心!”

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却并不妨碍两国的老百姓成为真正的朋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居然有一个日本小姑娘,和我成了朋友。

每天我上学从东单向西单走,常常遇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日本女学生,也从东向西走,我们彼此都注意到了对方,但从来不搭话。我看到她从东单的北面走来,猜想她家大约住在东四,或更北面的北新桥一带。我还注意到她不一直走到西单,而是从南长街往北拐,我估计那里一定有一所日本女中,而且一定比女一中远,因为我考女一中时,并没看见有日本中学。(后来知道在丁字街,是当时全市唯一的一所日本女中)

后来,渐渐同路久了,就彼此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招呼了。她穿着白制服,肩上有一块像海军一样的蓝披肩,留着日本女学生常见的‘妹妹头’当时中国女生习惯叫它‘童花式’的,仔细端详她,还长得挺秀气。再后来,同路有半年多了,我们渐渐打招呼了,见面她用日文说一句:“早上好!”我也礼貌地回她一句:“早上好!”到南长街口分手时,她说一句:“再见”,我也同样回她一句。她会一点中国话,我也能说一点日语,我们就常常这样半中半日地交谈着,有时急了,还夹进一两个英文单字来,因此我知道她们也学英文。后来我们互相通了姓名,她告诉我她叫春名美津子。开始,我不知她心里是怎么样的,我对她却是有戒心的,从来不跟她谈中日打仗的问题。到我高中一年级时,我们相识有三年左右了,几乎可以说是熟朋友了。有一次我试探着问她:“北平好吗?”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沉默了一阵说:“东京,我的家乡,当然家乡好,政府让我们迁出来,我们必须服从。”后来我们的交谈日益加深,她向我透露过:“我和父母都不赞成打仗,我们是日本国民,天皇的命令,必须听从。”这些,要算我们谈心谈得最深的话了。

美津子曾邀我到她家去玩,告诉母亲后,我去了。原来她家就住在东单北面一点的米市大街,并不像我猜想的那么远,家里只有父母和她三个人。父亲是做绢人的手工业者,这种绢人,日本人叫‘人形’,是日本家庭中很常见的一种摆设,看来他们就是以此为生的。家里并不大,前面是两间铺面房,后边是住的地方。她父母待人很客气,不大干预女儿和朋友谈什么,父亲仍忙他的手工活,母亲常常给我和美津子做一种点心吃,用江米揉成指甲大的小丸子,煮熟后在汤里加点糖,用托盘端给美津子和我各一碗。我道谢后就吃掉,我母亲也有时做些中国的小吃送给他们,他们很讲礼貌,总说“好吃,好吃”,且称谢不巳。日本人的礼貌有时让人很吃惊,尽管我是他家女儿的客人,但是每当我告辞时,他们一家三口总是送到门口,深深鞠躬说“再见”。所以到美津子家去作客,我没有压抑感。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我们正放暑假,有一天学校忽然通知,第二天都到学校去,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我在书包里简单带了点文具就赶往学校,进了校门之后,就感到气氛不同于往日,老师们在快步走来走去忙着什么,好像在憋着一股强烈的喜气。同学们看着神情凝重的老师,心里有些茫然。过了一会儿,老师要我们都到大礼堂去,一进礼堂,我们都愣住了,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礼堂正中挂的不再是日本的膏药旗,竟出现了青天白日滿地红的旗帜,而且中间还挂着孙中山先生像!我们面面相視,简直不敢相信,是不是日本真的战敗了?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大家都被一种将要被证实的巨大欢喜冲激着。有人脸上巳经挂着泪水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八年了,我们再没看到过中国自己的国旗,多么亲切的中国国旗!再也不挂那个屈辱的太阳旗了!我们怎能不喜极而泣呢?正式开会了,校长石砳磊先生郑重宣布:日本军队无条件投泽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句话刚出口,礼堂里一片欢呼声,同学们都互相拥抱了起来,脸上是挂着泪的笑容。一会儿,音乐老师在钢琴上奏起了中国国歌,我们齐声唱起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当时我们还没有国共两党的概念,心里只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国歌,八年都沒敢大声公然唱的中国国歌,今天,我们能在大礼堂里尽情地唱了,大家都高声地唱着,声音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唱得感情充沛,唱得慷慨激昂,唱得揚眉吐气,同时眼泪却是无论如何都擦不干了。

当校长、老师、同学代表到台上相继发表热烈的庆祝讲话时,我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拉我的衣襟,我回头一看,当我和这位同学四目相对时,谁也沒说话,可马上明白了要干什么事。我们大约有七八个同学,一齐从礼堂的后门跑出去,向后院的教师宿舍狂奔,我们要去找篠原,去跟他算这八年来的账!要清算八年来他向我们的作威作福,跑到他的屋门口,门是虚掩着的,我们推门进去,立刻大失所望了,原来,早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一个打碎了的热水瓶在地下躺着。

这天散会之后,我是破例乘电车到东单的,因为我要快一点赶回去。在东单下车之后,加快脚步往米市大街跑,我必须去看看春名美津子,我不恨她,在我心里她不能算敌人,因为她跟我说过,她也热爱家乡,不愿意打仗,希望和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这种时候,我必须去看看她,给她几句安慰或道别的话,我们毕竟作了几年的朋友,她的父母也善意地招待过我。当我喘吁吁地跑到她屋前时,见屋内巳经空了,只有摆绢人的几个柜子还立在屋里,我心里一阵黯然。从那以后到现在,巳经六十年了,再沒见过春名美津子,也沒有任何消息。但我记着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天真无邪的美好的友谊。如果她还活着,该也是七十五岁以上,接近八十的老妪了,祝愿她子孙绕膝,福寿康宁。

日本军国主义残暴地侵略中国,是不能忘记的,日本人民对我们的真诚友谊,也是不能忘记的。


五、师恩如海

自从黄先生把我介绍给马先生之后,星期天或寒暑假我就常到马先生家去了。(先生名桂馨,字芳吾。在学校中,先生从来用字而不用名。名,我是从先生写师祖父的一篇悼文中看到的。马先生的母亲喊她,也总是喊名字的)马先生家住在离女附中校址不远的千章胡同。一个不太大的院落,整洁,清静。北房三间,中间堂屋是客厅,东西套间是马先生和先生的母亲分别居住,东房两间是马先生的书房,先生给我讲课就在这里,西房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女仆的居室。女仆姓李,和马先生年龄差不多,马先生称她“李姐。”每次我去,都是先到北屋,见过马先生的母亲,行礼之后,再到东屋,听马先生讲书。

马先生从初中二年级下半年开始教我,课程的内容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本来高中三年的国文教科书也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编的,马先生从初二带我,时间比三年更从容了,马先生在课堂上教高一、高二两班,当然熟悉教科书里有什么内容,于是有意選教科书上沒有的内容教我,因此我在课外学的内容比课内的要多得多。马先生给我讲的第一课是《诗经》,先给我讲了什么是《诗经》的“六义”,然后选了些具体篇目,大多是十五国风里面的,也有几篇是小雅的。当时我的感受是《诗经》的文字比较古朴,诗作者也很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当时建立的“採诗官”制度也很好。

第一次使我产生奇异感受和深刻印象的是 马先生讲的《楚辞》,选讲的第一篇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马先生无论是单独给我讲,或是在课堂上,讲解都非常细致,总是把句子中需要提出专行讲解的字先讲了,然后再串起一整句来,讲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且马先生语言明快,用词准确,让听的人能懂得十分透彻。句中如有典故,则另行讲明出处和含意。《离骚》很长,是分几次讲完的,通篇读完之后,我知道了这篇长诗是屈原自述生平之作,其中既有叙事的部分,也有抒情和言志的部分,文笔不同于《诗经》那样平实,而是有很多比喻,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互相交织辉映,而全篇又以爱国忧国为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每句后面作为楚语所特有的“兮”字,让我感到十分新鲜,这也是《楚辞》所特有的一种风格吧。后来读多了才知道,兮字有时在句末,有时在句中。在读《离骚》之前,我虽然巳经读过一些叙事的长诗了,但都沒有《离骚》这样的震撼力,也不如《离骚》的古老和绮丽,加之马先生的讲解也生动感人,她全神贯注地讲,我聚精会神地听,听完讲解之后,使我感到屈原的《离骚》真是震铄古今的鸿篇巨制,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空前的。反复诵读,神游其中,几乎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艺术享受。对我来说,好像又找到了一片以前从未发现的新园林。

在《诗经》和《楚辞》之间,马先生还给我讲过些历史的和哲理的散文,也选讲过些《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里面的神话故事,她告诉我“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媧补天”等都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应该知道。马先生在讲解中,经常向我提几个问题,看我是不是真懂了,但从来沒要求我背诵过。屈原的《离骚》,也许因为太吸引我了,马先生讲完之后,我自己把它全篇都背了。在又一次马先生给我讲课之前,我主动提出来:“先生!我把《离骚》背给您听好吗?”马先生有点惊讶,问:“怎么?你都背了?”看我点了点头,她微笑着说:“好!那就背给我听听吧!”于是我就带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开始背,本来在家里背得很熟的,可是站在先生面前,竟慌乱得有几个地方卡了壳,先生并不责怪,提我一句,就又背下去,一直背到结尾‘乱曰’的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先生非常高兴地大声说;“很好!这么长的诗,我沒想到你都背下来了。本来是应该背的,我是想这个作品,对于一个初中学生来说,未免太艰深了些,所以沒要求你背,你自己主动背了,当然很好。这些都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应该背的。”马先生是不轻易当面夸奖学生的,我明白,先生心里高兴了。从这次开始,以后凡是马先生讲了的东西,我就都背了,觉得这样作才能巩固学习效果。日子久了,我渐渐感到背诵也会加深理解。

也许因为我背了《离骚》,先生知道我如此喜欢《楚辞》,接下去竟把《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一连气都给我讲了。这下,我可大开了眼界。读屈原的这些作品,真让我眩晕地目迷五色了,里面竟有那么多美人香草、薜苈女萝、蘭芷杜若、辛夷桂旗等的比喻,有罗列纷陈的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里面写了人神之间的恋情,也有女媭等美丽生动的艺术形象。这些诗作给我整体的印象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些地方又婀娜多姿,低徊婉转。让读者透过屈原美丽的文笔,感受到了他纏绵悱恻的忧国心情,和坚毅执着的斗争意志。他那句“虽九死其猶未悔”的话,以极强的感染力,深印在千年之后众多读者的心里。

读完了屈原这些作品之后,久久让我回味无穷,我自己命题写了一篇作文《汨罗之波》,交给了马先生,大致内容是说我读了屈原作品的感受,汨罗之波里埋葬了一个忠魂,像屈原这样不惜以身殉国的爱国志土,同时又是骚体文学的伟大创始者,以其人格和光辉灿烂的作品,在中华民族中必然永存不朽。千古之下,人们还向水中抛粽子,以期魚龙不要伤害他的尸体,南方还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纪念屈原的。可见屈原永远活在人们心里。马先生对我这样主动背、主动写,都非常高兴,从初二到高三,近五年的时间里,马先生一直乐于教我,大概与我这种毕恭毕敬、虔诚不懈、孜孜以求有关吧。

几年中,马先生一直沿着文学史的脉络往下讲。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史、哲是不分的。例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鑑》等,既是严谨的史实著作,也是优美传神的散文;再如诸子,里面既有政见、为人处世之道,也有寓言哲理,其中更不乏文词优美的篇章;当然,更为广阔的是美不胜收的文学园地。正如鲁迅先生给自己书斋取的名字:“三味”,其中既有稻菽,也有蔬果,更有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些丰富的学术著作,使人的心理性格,吸取充分营养,从而得以健康成长。我觉得,从我十三、四岁,到我长成一个少女这段时间,从马先生处学得的这些东西,像春风化雨一样,不断默默浸润陶冶着我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的性格。正是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和道德取向。而这些巳经铸就的内在内容,绝不是任何蛮横的外力强行“改造”所能改变的。

后来,和马先生渐渐处熟了,我慢慢地敢在先生面前讲出我的是非爱憎等看法了。从而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先生也纠正了我认识上的偏颇。有一次先生给我讲李朝威写的《柳毅》,讲完之后我对先生说:“马先生!这一篇里我最喜欢钱塘君这个人物的性格。”先生有点奇怪,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柳毅而喜欢钱塘君呢?”我说:“书生柳毅见义勇为,施恩不望报,又不畏强暴,能据理力争,使对方折服,当然很好,然而钱塘君嫉恶如仇,豪爽直率,知错认错,听了柳毅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之后,马上避席而谢,这种毫不掩饰的性格,不也难能可贵,十分可爱吗?”马先生想了想说:“不错,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看人要看他各个侧面,不能过份侧重他某一个侧面。你没注意到钱塘君惩罚小龙回来之后,洞庭君问他:‘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哉?’曰:‘食之矣。’你不觉得从这段对话中,看出钱塘君这个人物太残暴了吗?无怪天帝要把它锁在龙宫深处,上天有好生之德。”先生的最后一句话,像一锤重音,久久留在了我的心里。在以后的若干年,我一直铭记在心,应该爱护生民,敬畏生命,任何屠炭生灵的行为,都是罪愆,会使得人神共愤,应遭天谴的。

我不但从马先生讲课中学到很多道理,就是在生活细节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该学的东西。在马先生院里的南墙根,有一棵枣树,每到中秋节前后,枣子就成熟了,马先生往往让我和李姐手执竹竿打枣,她自己在地上拾。有一次,枣子结得很多,一会儿就拾了一大盆。马先生说:“亚英!你尝几个,看甜不甜。”我说:“不,老师先尝,您不是教我‘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吗?”先生笑了笑,抱起一盆枣,边往北屋走,边高声说:“我娘!我娘!您尝尝今年的枣,您不先尝,谁都不肯吃。”从马先生的行动中,我看到了应该怎样孝敬和尊重老人。其实在我开始到马先生家去的时候,母亲就叮嘱过我:“到老师家,要注意礼节,别让老师认为咱们穷人家的孩子,沒有家教。”所以到马先生家,我一直谨言慎行,每次去都先到北屋给师祖母行过礼,才随马先生到东屋听讲。每逢李姐到东屋来拿东西,我总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李姐虽是女佣,但毕竟是老师家的人,且年龄与马先生相仿,严格讲也算我的长辈,按礼节我是理应如此的。每逢我站起来,少顷,马先生总是轻轻说:“你坐下。”从先生的微笑中我能察觉,她并不认为我这个举动是多余的。我从先生处常能学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有时候,马先生在授课之余,给我的一些教诲,也影响了我此后的若干年,甚至大半生。例如,当先生对我谈到读译作时,她说:“我不赞成你太早地读大部头的翻译著作,首先,译笔好的很少,不要让那种欧化长句,影响了你自己的文笔;其次,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些出名著的国家,他们才有几百年历史?怎么能和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相比?咱们中国古典文学中,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你要趁着年轻,记忆力好,把国学打下札札实实的根抵,你一生都会受益不浅。至于世界文学,你当然也该有所了解,但那些,以后再读也不迟。”我确实是按照马先生的话作的,许多世界名著,我都是到了大学国文系之后,学世界文学史时才读的。

另外一次,那时我大约巳到高中了,闲谈中涉及我的事业前途,该走什么道路时,马先生很缓慢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认为,以你的素质,走学术道路,作一名学者,埋头研究点什么学问,对你是适宜的;不然就走教学道路,作一名好的教师,也好。总之,千万不要从政,甚至不要挨近政治,从中国历史上看,政治往往是不干净的。你不可能适应其中的弯转周折,还是老老实实作学问好。”这个话确实影响了我很多年。我大一大二的两年是临近解放的两年,同学中既有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但这两种同学都不找我,我也不接触他们,下了课就钻图书馆。到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后,我每年的鑑定上都有一条缺点,曰“非政治倾向”,但我始终沒拿它当回事,再以后,也被批过“白专”,但我仍固执地认为:党不是要我们“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可要有真本事啊,我“专”有什么不好?专还要分什么白、红?一直到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是旁观者,文革整到我头上了,我不问政治,政治问我了,我从此才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初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发现我在读陈冠同著的文学史,就告诉我,最好找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来读,不但材料翔实,文采也好。同时,还送了我一本谢无量著的《中国妇女文学史》。

我从马先生处除了学到学识、做人、如何选择事业前途之外,书法,也是马先生造就我的。当先生刚接纳我作学生时,从黄先生手里看到我抄来读的诗词,马先生就说:“你的字接近赵体,以后就练赵孟頫的字吧!”还叮咛我不要性急,不可把字练杂了,就专练赵孟頫一家,等有了一定功底,再取各家之长也不迟,万不可一开始就练成个四不像。马先生还送给我两本赵字帖,一本楷书,一本行书。初中我一直练楷书,到高一才开始练行书,我还记得行书帖的内容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练毛笔字这件事我毕业后若干年都没有停辍,一九六零年,下放到四川一个小县城后,因为字好看而小有名气。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各个群众组织纷纷在打派仗,都拉我去给他们抄大字报,说:“你的字人家爱看,看的人多。”以致很多大字报尽管内容针锋相对,字迹却是同一个人的,贴滿了那个小县城的城关四条街,这几乎成了那个小县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到了高一高二,我成了马先生课堂上正式的学生了。原先就听说过马先生非常严厉,真正听她的课了,才知果然如此,师姐们言之不虚。第一次上课,马先生就给我们立了几条规矩:第一,老师讲课时,同学们绝对不许在课堂上讲话。她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她以往教过的班历来如此;第二、不许在课堂上刮铅笔。当时我们听课作笔记,大多用铅笔,而且必须把笔削尖,只有这样才能把字写小。往往用一会儿铅笔就不尖了,必须用刀子把它刮尖。而这个动作是要出声音的,如果几个人同时刮,声音就不小,若相继刮,则此起彼伏,声音不断,马先生不允许这种声音扰乱她讲课;第三、作业和作文,必须按时交,沒有特殊原因,不准带回家去作;第四、在课堂上,需要写字时,可以伏案,不写字只听讲时,必须把手放到背后去,马先生说,所以要这样做,因为高中同学身体正在发育,手放到背后,身体倚在椅背上,自然会昂首挺胸,不致弯腰驼背,另一个好处是,两手在背后,有助于专心听讲,不致去做别的动作。当时听了,虽然大家都笑起来,但是心里明白,这是必须做到的,不是说着玩的,我们从高班同学那里,早听说过了。

马先生立的规矩,绝大多数同学都遵守得很好。但一班有五十人左右,有人总免不了有大意的时候,偶遇有同学小声交头接耳了,马先生也不严厉指责,而是停止讲课,注视着说话的同学。这样一来,大家都会回头看看那位同学,会把她弄得很窘。这样几次,同学们就都不敢说话了。

还有一次,班上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看到了马先生确实是‘军令严明’。那天放学之后是我值日,我先把课堂内打掃干净了,然后去掃教室外的楼道。当这些都做完之后,我回教室拿书包准备回家时,忽然发现一位姓陈的同学,还坐在最后一排,伏案写着什么。我很奇怪地问她;“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她抬起头来,只对我说了三个字:“马先生……”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沒敢再往下问就急急忙忙回家了,因为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天我问马先生:“昨天陈某某怎么了?”我把昨天的情况和马先生一说,马先生笑了说:“她没按时交作业,我让她不作完不许回家,我在教员休息室等着呢。”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若是某某某、某某某不交也还罢了,她不交,哪怎么成?”从这句话我明白了,马先生对自己比较喜欢的学生,是要求得更严格的。我暗暗警告自己,学习上一定要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然,马先生会伤心的。

马先生在堂上讲课,也像个别教我时一样,字、句、段讲得十分清楚,然后讲全文中该注意的是哪些地方。马先生讲课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任何一篇古文,经她一讲解,都有声有色,十分吸引人,听马先生的课,几乎不希望下课的钟声响,而希望多听一会儿。有时从佈告栏里看到马先生请病假的条子,同学们会很失望,觉得今天缺了点什么。我想,有这个感觉的,班上绝不止我一个人。

马先生教我们读书一定要仔细、认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讲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有几句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马先生问我们:“大家说说,‘裹足不入秦’是什么意思。”同学们都回答是把脚裹起来,不到秦国去。马先生说:“按字面看,是这样解释,但不尽然,同学们要知道,古代男子有一个习惯,在将要出门上路,待发之前,总要裹足,就像现在的兵士打绑腿一样,目的是便于走路。这里的意思是说,裹足待发而不入秦,这就比单纯不去秦国厉害多了。也就是说天下士人到别国去,为别国所用,偏偏不到秦国去,不为秦国所用。那么,作者李斯为什么不把‘待发’两个字写出来呢?因为当代的人都明白‘裹足’这个习惯,因之他沒有必要点出来。事隔千年,我们沒有这个习惯了,所以必须提出来讲解清楚。懂得了这一层意思,底下的‘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才有着落。”马先生讲课就是这样细致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放过,使听课的人很不容易忘。

另一个例子就是讲韦庄的《秦妇吟》时,诗中有两句:“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悬尸巳作灰”,马先生问我们:“你们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有同学答是烧死的,有同学答是吊死的。马先生说:“认为这个女子是吊死的同学是细心的。这两句诗,仔细读来,不但写出了失火的前后过程,而且还写出了火中这个女子的心态。凡失火时,必先起滚滚浓烟,然后火势大了,火焰才会跳跃翻捲,四处曼延。这个女子在浓烟将起时,求生的欲望还很强,大声喊叫,希望有人救她;到火焰从四围烧上来的时候,她绝望了,知道非死不可了。她衡量了一下,与其被火活活烧死,不如吊死来得好过些,所以她採取了悬梁。等火烧过来的时候,烧成灰的只是她悬挂着的尸体了。”我们仔细品味原文,果然像马先生讲的这样。马先生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引导着我们如何更细心地读书。马先生还告诉过我们,尤其是读诗词,要咂摸着滋味读,如果只大略看过去,会有许多味道沒品出来,如身入宝山,空手而回。

马先生不只是要求同学们严格,她自己也确实以身作则,给我们批改的作业或作文,都按时发还,从沒有拖过时间。尤其她批改的作文,像她讲课一样仔细,一丝不苟。错误的地方都加以改正,自不待言,先生认为写得好的地方,句旁加点,句后加圈,少者一个圈,多者三个圈。批语也不止一处有,作文本顶上有‘眉批’全文最后有‘尾批’都批得很着力。先生当时教三个班,每班都约有五十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先生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而先生从来一丝不苟,高质量而守时地发还到我们手里。老师如此,我们自然也不敢马虎,两年在马先生的课堂上,我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

马先生每次发作文时,总要占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解全班同学作文中的不足之处,只讲问题,并不点名。从标点符号到错别字,然后是用词不当,或审题命意的不妥等等,凡所有问题,无不讲到。这样,不但使作者本人明白错在哪里,也使全班同学受益。马先生为了鼓励同学们的上进心,在发作文时,前十名总是按照顺序排的,最好的放在最前面。我很荣幸,往往是第一个被叫起来去拿作文,每当此时,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我总是又羞涩又高兴地、面红耳赤地走到讲台前,把作文领回来,甚至不敢抬头看马先生一眼。马先生从不在课堂上读她认为写得好的作文,而是发完之后再收回去,然后贴到全校同学都看得到的成绩栏里。女附中从前院通往后院,有一条很长的过道,左面是佈告栏,右面是成绩栏。我和其他班同学的好作文,常被公布在这里。以致有的同学常开玩笑说:“孙亚英是马先生的高跟儿(当时同学习惯用语,即高足之意)。”

有一次,马先生出了个《寄天涯故人》的题目,让我们作文。我选写的内容,是寄信给一位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被逼辍学成婚,她为坚持继续求学而毅然出走的姑娘。当时正巧我们刚刚读过几篇骈体文,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李华的《弔古战场文》,那琅琅上口的铿锵韵律,还在我们少女敏感的心头跳跃,于是,几组对仗排比的句子,很自然地就出现在我笔下了。例如:“只为了不愿在华堂红烛下,俯首作家庭的俘虏,而毁弃了美丽的憧憬,于深夜时,伴着星光月色,毅然挣脱覊绊。宁为碧海青天间遨游的海鸥,不作金笼翠架上被系的鹦鹉……”马先生在这一段文字旁,默加了密圈,顶上的眉批是:“摇曳多姿,顾盼自喜”。中间我还写了叮咛故人的一些话:“千般小心,须防一时失闪;万种谨慎,着意瞬间疏忽。”结尾处我是这样写的:“飞絮飘花,徜徉东风时,丁香影下遗失了故人微蹙的眉黛,如今,金风瑟瑟,红叶蕭蕭时,故人的芳踪,依旧迢遥。”这里,马先生的眉批是“无限深情”。篇后的尾批也是很长的,可惜我不记得了。这篇作文不但在成绩栏里张贴了,马先生还建议我投到报上去,我胆怯地投给了《新生报》,很意外,真的刊发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作品,那年我大约十六、七岁。

高中二年级时,女附中全校举行过一次作文北赛,马先生推荐我参加,高中的作文题是《读书与做人》,结果我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得了校长奖的一个铜制方形大墨盒,盒右方的一行小字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师大女附中作文比赛第一名奖”,左下方的一行小字是:“校长石砳磊”。墨盒中间有四个双钩笔法的大字,是“剑胆琴心”。

现在我巳经七十七岁了,再翻看高中时的作文,连我自己都实在不喜欢那种纤丽排比,刻意雕琢而又内容空泛的文风。记得在高三时,马先生曾对我说过:“你的文章有一种灵秀气,但总的来说,花团锦簇的成分太多。希望你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逐渐走向社会人生派。”如今,马先生早已仙逝多年,若先生还在,不知她对我将如何评价?又将何以教我?

让我回来接着叙述马先生的教学。

马先生教课虽然严肃,但也不是总板着面孔的。有时夏季天气很热时,同学们容易犯睏,马先生就常常利用讲正课之余的一点剩余时间,给我们讲一些文人小故事,同学们非常感兴趣。虽然这些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考试时也不会考,但同学们听得兴趣盎然,至今六十年左右了,仍记忆猶新。

马先生似乎很喜欢苏轼,讲的故事中,关于他的居多。例如有一次她讲,苏氏三父子加上苏小妹,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这些诗都各见性情。在这里马先生也提到,正史并沒有苏小妹这个人,她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后世的章回小说和京剧中还有“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因此就不妨姑妄存之。这四个人的诗句分别是:老泉的为“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东坡的为“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子由的‘冷’字句巳散佚不可知,‘香’字句为“梅花弹遍指头香”;以苏小妹的最为纤巧华丽,曰“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女儿特点毕露。四个人的诗句颇为传神。

马先生还讲过东坡和他的僧人朋友佛印,以佛家语对对联,联曰:“三过其门老、病、死;一弹指头去、来、今。”颇富哲理,又对仗工稳。

马先生还讲过一个东坡才思非常敏捷的故事。一次,东坡到友人家里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家里有急事。主人也是个文人,就用三种果名,一种药名来挽留他,说:“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东坡也脱口而出地也以三果一药回答了主人,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的才思敏捷,给我们留了深刻印象。

马先生也有时讲些带文学性的谜语让我们猜。例如谜面“张翼德查户口”打唐诗一句,谜底为“飞入尋常百姓家”。谜面“不是霸王,是霸王的兵”,打一装饰物的原料,有同学猜是项链,马先生说:“有一点道理,霸王的兵当然是项羽练的,但‘不是霸王’一句就沒有着落了。”原来谜底是“翡翠”二字,紧扣谜面两句。还有一次,马先生讲了个最难的谜语,全班同学谁也没猜着。谜面是“山在虚无缥缈间”,打一字,有同学猜是“嵩”字,马先生说:“不对,要在‘虚无缥缈’四字上下功夫。”同学们实在猜不出了,最后,马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个“四”字,我们还是不明白,马先生说:“大家看看‘四’字的框框里,空白的地方是个什么字?”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框框里的空白处恰好是个“山”字,紧扣谜面“虚无缥缈”四字。这些虽都是些雕虫小技,可也颇锻炼人思考能力,而且文学意味很足,所以至今记得。

有一次马先生似乎兴致很高,讲完课给我们作了个文字游戏,把下面一组文字以顺时针方向写成了一个圆圈:“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巳暮”,既是个圆圈,又沒有标点,先生要我们把它读成一首七绝。我们傻了,怎么也读不出来。马先生笑了说:“每句退几个字就读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的:“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巳暮,醒时巳暮赏花归。”马先生由此说开去,还讲到了中国所特有的廻文诗,正着念也成诗,倒着念也成诗,而且都有诗意。先生说,只有中国的文字,才能这样极为精巧,又极具艺术性地运用,除中国之外,任何一国文字都作不到。我们中国人应该为祖先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优秀的文字而自豪。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振奋。

到高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在课内不再教我们了,换了一位徐先生给我们上课。但马先生课外仍教我,这时,马先生换了一种教法,不再逐字逐句讲解那么多了,很多都是先生列出书目,让我自己看。如明人小品、四大才子书,《儒林外史》、《镜花缘》、《聊斋志异》、笔记小说《剪灯新话》、《石点头》等,我读了之后,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先生,定时给先生交读书心得。先生也重点给我讲了些东西,如写有《两当轩集》的黄仲则。马先生说,许多文学史中不收入他,即使有的本子收入了,也只是寥寥数语。先生说此人是个该受到重视的作家,他年轻夭折,但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诗作,写山的作品很有李白的意韵,而抒情的诗作,有的几乎可以说直追李商隐。黄仲则的“事有难言天似海,魂应尽化月如烟”的诗句,高中时巳通过马先生的教诲,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此外,马先生还给我讲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侧帽词》,他的几首悼念亡妻的词,深深地感动了我。

马先生在课外教我,足足有四年半时间,尽心尽意,一直送我到高中毕业,从没收过我任何一点点报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师恩,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我一生中,无论在专业队伍里任语文教学工作时,在科研单位任编辑时,或下放到基层,写我不熟悉的工作总结、商业单位的工作报告,甚至越俎代庖写领导的发言稿时,都沒有难住我,而令领导滿意地胜任下来,这不能不说是马先生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在很多次工作后,我都以感戴的心情思念着马先生。马先生在做人上,也影响了我,往往在政治运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看一个人的为人是看得最清楚的,当文革中我遭到泰山压顶的政治冤枉时,曾有人向我诱供:“你揭发别人可以減轻你的罪责,现在要看你的立功表现了。”这时,我想起了马先生,她教我君子慎独,暗室不欺心,我拿定主意,沒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不实之词,宁可自己背负莫须有的罪名,硬着头皮顶着。几十年我坦荡而问心无愧。这个道德基准,是马先生给我的。马先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影响着我。我从四川那个小县城调走时,单位同志给我作鑑定,一位领导说:“什么工作交给孙亚英,放心。”回归专业队伍后任编辑,今年我退休巳经十八年了,我当年的同事和给我撰稿者,至今仍认为我是个认真负责、不徇私情的编辑。很多当年曾给我投稿的学者,明知如今我无权再给他们发稿了,却仍和我保持着朋友关系。这种认真对待工作,与人相处以真心换真心的精神,是马先生铸就在我身上的。马先生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事业道路,马先生的师恩,我终此一生都报答不完。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说子女对母亲的,马先生虽不是我的母亲,但这两句诗用来形容我对马先生,应该说一点也不过分。

真个是师恩如海!

尾声
师大女附中毕业后,我免考被保送入了师大国文系。那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全部公费,学费、杂费、食宿费一概不交,只要能考进去,用我们当时同学的话说,就是白吃白住白念书。平心而论,当时的政府对教育事业,育人的百年大计,培养师资,还是十分重视的。我就是凭着这一点,沾了当时制度的光,才得以读完大学。

大学毕业时是1951年,巳是建国之后。组织分配我到中央党校(当时叫马列学院)语文教研室工作。

上述这些就是我怎样读完中学和大学的实际情况。至于文革中潘某人数次责问我:你家里穷怎么上得起大学?这种想当然的推理逻辑,真像昆剧《十五贯》中过于执的逻辑:“油葫芦既好吃酒,必定赌钱”、“苏戍娟既然艳如桃李,怎能冷若冰霜”实际上这二者沒有必然联系。这种推理,有时候是很害人的,在《十五贯》剧中就几乎错杀了两个无辜者。在政治运动中,这种想当然的推理也非常可怕。我党一向讲求实事求是,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我衷心祈盼少几个过于执,多几个况钟。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还不如封建时代责任心强的官吏。

五柳村编者跋  本文是作者赐稿,本来首发在Anyp的[五柳村文粹],这个网址后来被永久锁定,看不到了。还有发在北美新线博客的,分 成上、下两篇。但这个博客现在需要登记为他的用户才能看见,而且那里曾被要求关站整顿,结果整顿得下篇没有了。但作者立志求学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今天也是特别需要的。便找出备份的全文重新发在这个新建的BLOG中。---2010年5月29日。

2005年8月25日在北美新线博客发出的《家贫也读书》(上)还在。


【跋】本文是孙亚英先生在五柳村发出的第一篇文章,她和她的丈夫毕可生先生都是五柳村热心的读者和作者。两位的人生经历都很坎坷,再次邂逅相遇时已过知命之年,难得彼此相知,相濡以沫,晚年幸福的度过,诸事具见于他们留下的文字,除《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外均曾在五柳村首发,因各种原因大部消失,幸被转发得以保存下来的也不少。2016年7月3日得杜光先生信:

刚才接到一封电子邮件,孙亚英已于昨天早晨因肾衰竭去世。我虽然早就从她的来信和电话里知道她身体不好,但一旦得知她不在人世,还是十分难过。我 同她相识于五十年代,都在马列学院工作,却很少接触。五十多年后,我从“五柳村”网和《炎黄春秋》上读到她的文章,从你那里得到她的通讯地址,才同她建立 联系。她多次来信来电话称赞我的文章,并向她的许多老中青朋友介绍我的思想观点。现在突然逝世,我深有痛失知音之感。我知道她在兰州有许多老中青朋友,她 上路是不会寂寞的。

1951年孙亚英先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即与杜光兄相识,而后多年天各一方,不知彼此情况,因《五柳村》又重逢,有关文章即在此陆续发出。感谢网络!   2016年7月4日

父亲(阿城)

March 11, 2017

父亲 阿城.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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