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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妈妈的墓塚

September 13, 2017

2017-09-12 苏晓康 熊窝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2003年春天仓促回国奔丧之后,开始掐断回家的念想。

 

没有人不想回家的。我没有很重的家乡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报馆编辑,我被迫离家那年她已经退休在家,其实她刚65岁,但身体很差,从20多岁起就被严重失眠所折磨,人熬得干瘦干瘦。我妈这么苦的一生,就因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刚强,一个受不得气的人,偏就要你处处忍气吞声,妈一辈子像是被委屈耗干了似的,待到我大祸临头,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后一击。两年后的一天,她下午出门取牛奶,就一头栽倒在街上,再也没有醒来。我的一个表妹辗转把噩耗通知我,当时我正在旧金山,被“限制”不能回家奔丧,只好到金门大桥上,朝着东方,往海里撒花瓣……

 

父亲后来写信告诉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她经常坐在自己屋里的沙发上,偷偷哭泣。问她哭什么,她说担心晓康,我说哭有什么用,她说她止不住。她陆陆续续哭了一年。”

 

妈妈早在文革中就留下一纸遗言,死后不留骨灰、不建墓穴,但父亲说晓康还在外面,要等他回来。所以父亲在京郊长辛店太子峪陵园,买了一方墓冢,葬下妈妈的骨灰。从此,我飘荡在海外,心里便生出一个牵挂来,被那万里之遥的什么揪着,很久我才悟到,妈妈的墓冢,就是我的家。那是一个要我去还愿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如此岁月倥偬,其间我们遭遇种种,一言难尽。2000年底,我的儿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趁寒假回国一趟,给他奶奶去上坟。我把当年站在金门大桥时手臂上戴的黑纱,交给儿子叮嘱他亲手摆在奶奶的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霁,爷爷便领着孙子去陵园祭扫,交通依旧艰难。儿子一丝不苟地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给他奶奶磕了头,还拍了照片带回来给我看,我在心里还是不能说服自己,这就算是了却我的心愿吗?但儿子替我去完成了我无力履行的一桩仪式,我是永远感谢他的。

 

我父亲见到自己唯一的孙子时,右眼几乎看不见了,因为白内障的缘故,这是我催促儿子上路的第二个原因。我非常害怕父亲等不及再看孙子一眼,就完全失明,那会叫我铸成另一个大错,而终身悔恨。其实父亲并非只想见孙子,他只是不说他也想我。我对父亲说,我邀请你出来探亲吧,但他不肯。他开始跟我通信,给我讲家中和家族的许多故事,只是避开回忆他自己。

 

2003年春,父亲在体检时突然查出肝癌晚期。3月5日我接到家人的电话,马上去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事情需要请示,回去等消息吧。这一等就是3个星期,父亲在3月22日黄昏时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签证。这个签证,还附加了3个条件: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有权利拒绝吗?我必须回国奔丧,不是我的权利而是我的人伦,为了履行伦理,只好放弃权利,是个人的无奈,我的父亲不是也放弃了与我见面而出国的权利吗?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这次我被允许奔丧的细节。事实上,我因获知父亲病危而要求的签证,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北京的家人得到提示:除非老爷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则没有商量余地。家人只好以父亲的名义草拟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给他听,这么做,等于将身患绝症的实情直接告诉给病人。父亲签字后一个礼拜就走了。他签了一封自己的绝命书。从冰冷的程序来说,“组织上”接受了我父亲提出的“要求”,即允许他那流亡在外的儿子回国为他送葬,由此体现了对他的“人道主义”,仿佛也是间接施行于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明白了此种“人道”的含义没有。

 

“组织上”自然是要为父亲举行遗体告别的,虽然他本人在遗嘱中已经写明“我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会,不写生平简历”等等;我们作为子女,也无法替他持守遗愿。这个仪式,定在八宝山公墓的“菊厅”,告别者多为父亲生前的同僚,于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许多人不方便与我碰面,仪式将分两段进行,前一段是“官办的”,要我回避;他们办完之后,专门留下几分钟的仪式,乃特意为我一人举行。我又能拒绝吗?我只出现在父亲的自然身份的这一面,其实也好。当我一个人被挡在“菊厅”外面的时候,忽然觉得,我回到这里来竟有点荒唐似的。里面有人来叫我,说轮到你了。我慢慢走进那“菊厅”,抬眼看见父亲宽厚的遗容,我很想跪下去磕3个头,可在这陌生而敌意的氛围中,我竟跪不下去。……

 

后来,我跟姐姐一道取回父亲的骨灰,仿佛父亲才回到我们家中。捧着盛骨灰的红绸袋,微微烫手,好像父亲的体温还在。接下来,我们还有难题:父亲的骨灰盒,要不要送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若是这样,妈妈怎么办?她还一个人躺在太子峪陵园呢。妈妈自然是没有进八宝山的“资格”,她也不要进那里去。可我们有什么理由将让父母的骨灰分开安放呢?

 

我终于自己来到妈妈的墓冢前。她孤零零地躺在这里,等了我整整12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理当依循风俗,年年清明来此祭扫,这是起码的人伦,可我却无法履行这一点点为人子的孝道。我跪在妈妈墓前深感罪责。来见妈妈之前的几天里,我夜夜失眠,被一个艰难的决定所折磨:难道我还要让妈妈独自躺在这里吗?父亲也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妈妈呆在这里,是在守望她那海外的儿子,今天她终于等来了我,妈妈留在这里的理由已经消失。我要带她离去。

 

不久,我们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殡葬系统组织的骨灰海撒人群,来到天津塘沽渤海湾,捧着父母的骨灰,登船驰入海湾,亲手将骨灰撒进大海。我是长子,我承担这个决定的全部责任。我对姐姐弟弟说,父母皆有遗嘱,两人都坚持他们死后不留骨灰,仅以尊重死者遗愿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只能这么做。

 

对我自己而言,妈妈的那个墓冢一旦空了,我的牵挂也就消失了。中国再也没有我的家。(2009-6-27

高芸香:我亲属中的“阶级敌人”(4)

September 11, 2017

2017 年 09 月 10 日 由 lixindai 发表于华夏快递

三、姥姥家出了“杀人犯”(续)

得知三妗被捕的那天,仿佛天塌了一般。我怎么也不相信是三妗害死婆婆后又谋杀亲夫。记得那晚父亲回到家中,脸色凝重。悄悄拉了母亲到内室,告诉母亲说:“我刚从你娘家回来。逮了!”母亲惊问:“孩子们呢?”父亲说:“我要带回咱家,办案的刑警说有些问题还需要孩子们配合。录了口供就可以领走孩子。”爹不让娘告诉奶奶爷爷和我们姐弟四人,但我脑子一激灵,头皮就发麻。不知为什么立即就猜中是逮了我的三妗。

那一晚没有点灯。爹让我到邻居家讨了两碗稀饭,分别给奶奶爷爷。黑暗中我感觉母亲像幽灵一样,坐不得坐,站不得站,只是飘来荡去。弟弟寻冷饭带倒一个凳子,响声很大,被爹扇了一巴掌。弟弟没反抗也没哭。一家人谁也没吭声。空气像凝结了一般。

状纸是二舅送的。那一年(记得是一九六三年)二舅去北京开会,乘车途中与一公安干警卧铺相邻。两人在闲聊中谈及家门不幸,那公安干警听说一年中失去两人,眉头一皱,就批评二舅说:“您这阶级斗争的弦压根儿没绷!您这两位亲人肯定是非正常死亡!”二舅一听,脑袋有点儿懵。那公安干警就点醒他说:“回老家调查你三弟媳妇的表现去吧!”

北京开罢会,二舅就绕道回家乡一趟。他这一回没有声张,悄悄潜伏在儿时发小家中。这一打听不要紧,很快就有一位周家老妇,说她外孙女生了孩子,她每天早上去给熬月子米汤。那天早上她亲眼见我姥姥拄着拐棍立在街门前。这说明姥姥头天晚上有家难回,敲不开街门。再打问我三妗的行为举止,好多人都笑而不言,摇头说未发现什么。也有人给添加好话,说自从老人失踪后,就发现她偷偷在院中东墙跟下烧冥币。

二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内蒙找到我三舅的孤坟,开棺验尸。找到了铁证,三舅被砒霜(红矾)夺命。公安干警建议将三舅的灵柩运回家乡祖坟,到那天再考察三妗的表现。

按家乡的规矩,死在外地的灵柩不能进村。那一天,我娘、我姨等一听说三弟的骸骨要还乡,统统穿了白丧服泪眼汪汪迎到村外。一见那灵柩被铁丝箍着破损不堪,大放悲声。想到他满怀希望欢欢势势离家,回来时竟是这般惨状,娘和姨姨都哭得昏天黑地,肝肠寸断。围观者都期待一个人的出现,那就是我的三妗。那年月没有文化生活,家乡人就爱听祝英台哭梁山伯式的数念。三妗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她像中了邪似的卷曲在屋内一个大水缸后面,哆哆嗦嗦。双手抱了头,仿佛害怕什么抓她砸她。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刑侦干警对他的心理测试。初步确定她就是嫌犯后,就有两名专职刑警常去姥姥家村搜寻侦破线索。——主要是寻找姥姥失踪的最直接原因。

那时没有监控探测器。据说两位刑警非常了得,能飞檐走壁。常在深夜爬到三妗的屋檐前窃听。某天,听见三妗一再扎实娃们说:“你们千万别说奶奶回来,要不娘就没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时主流社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路,随即逮捕了三妗与那入赘的地主出身的男人。刑侦干警还给表妹表弟买了阶级教育的连环画册,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动员,要他们为贫农出身的爹和奶奶报仇。两个孩子最终开了口。清晨,他们开门去上早学,看到奶奶拄着棍子在门口徘徊。就叫了声奶奶。奶奶应声进了门,后面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问到家中除了母亲还有没有其他人,他们答“好像有”。问是谁,都说没看清。因为那人用被子蒙着脑袋。

地主家的子孙勾引贫农家的媳妇害死婆婆和亲夫的案件成为当时的大案要案。当年,轰动了人民公社十里八村。可是,没多久那地主出身的男人就被放了出来,原来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据三妗招供说,那天睡在他家的男人是村支书。孩子们上了早学,给他们一对野鸳鸯提供了方便。两人正在你挪我就之际,老婆婆推门进来。见状破口大骂。支书说:“我在村说一不二、让这疯婆子吵出去,如何见人!”扑起身就用一条平日遮被子的线毯子将老人蒙在里边。老人一边扑腾一边还大骂。三妗忙助阵,两人挤压老人喉咙,姥姥窒息身亡。这时天已大亮,两人不胜恐慌。用线毯子裹尸后,将尸体锁在里间屋内,等到这天深夜,又在院里东墙根底挖出个八担瓮,将尸体窝在瓮内。——说起这瓮子,我娘还很有感情。它还是日本兵打进来时,实行“三光”政策,为了安全隐藏粮食,二舅和三舅埋的。八担瓮口径约二尺,黑身条白边口,能放八斗多玉米颗粒。上面盖着磨盘大的石盖。石盖上再埋三尺土,与院土齐平,谁也看不出破绽。埋半年八月粮食都不发霉。难怪三妗常常在东墙底烧纸呢!她在赎罪!

三妗供诉:她知道我二舅、三舅都是大孝子。如果三舅一直坚守在家,村里人多口杂,迟早会露出马脚。而三舅又是猛张飞性格,一旦知道淫妇伙同奸夫害死母亲,绝不饶命。所以就处心积虑动员三舅外出。于是,利用他旅途带干粮的机会,烙了两种面的饼子。并吩咐他先吃搅糠夹菜的,后吃精纯白面的。那白面饼子中正搅和了足以致命的砒霜(红矾)。

于是放出地主出身的汉子后,又逮了村支书。这样,二舅和刑侦公安人员又往阶级斗争上靠,说村支书是腐化蜕变的共产党员,这又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爹最烦以“阶级斗争”说事,他私下嘀咕:“根子是肚饿嘛,硬往阶级斗争上扯。社会主义制度敢是滋生阶级敌人的温床?”

他的话吓出我一身冷汗。不过,我不会告发我爹。一是他与我利害相连。二是我从心底里承认:我三妗不是阶级敌人,虽然她犯了法。我无论如何恨不起她来。

尽管三舅的死已真相大白,还不能最终定案。因为挖出东墙根底的八担瓮后,里面却没有遗体。

三妗又供诉,说埋在院里她日夜悬心,常听到有鬼魂哭泣。就在夜深人静时,把尸体抛到滹沱河里了。

那支书见瓮中未找到得力证据,又绝然翻供。说他与三妗压根儿就没发生男女关系。支书的妻子也找各种关系为丈夫开脱。说三妗偷过生产队的玉米,是她告发的。与她素有积怨,三妗在陷害村支书。

村支书在狱中被关押三个月后,也获得自由。据说三妗也翻了口供。说这事与村支书也无关。

但凡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能推断:一个女人根本不可能掀动瓮上那石盖,将一具深藏瓮底的僵尸搬出;再说滹沱河距姥姥村十七、八里,没有帮手咋可能抛入河中。可三妗一口咬定就她一人所为……。

因有另外的同谋逍遥法外,这案件一直悬而未决。三妗在狱中一蹲就是二十多年(据说文革中还被评为犯人中的学“毛著”标兵)。直到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后三妗才因身患重症,被监外执行回到娘家。其时她爹娘早下世,就在弟弟弟媳处讨口饭吃。不几年抑郁而终。三妗未留什么遗言,据说她就怪那招赘的第二位丈夫,好歹夫妻一场,她蹲了二十多年监狱,他竟然未探监一次。——旁观者清。知情人都说:地主出身的子弟,躲还来不及呢。他敢?!入狱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亲友前去看过她。

我的表妹表弟遭难后,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就被二舅接了出去。有二伯伯政治光环的庇护,他们上学、找工作在政治审查上都没有问题。自然,他们政审表格的社会关系中也不会有“二姑父”(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尽管他们在患难中与二姑父相处很好。但童年的阴影总会在某时某刻彰显。表弟到了成婚的年龄,二舅想把他的工作调回老家县城,好就近看护村中老宅,托我给找对象。为了相亲,表弟千里迢迢来到我家。我因三妗那时还在狱中,自家人底子不硬;就介绍了一位父亲在“三反”运动中也坐过监狱的女生。这女孩活泼开朗,与我表弟一见如故。相貌、脾性无不般配。看俩人相谈甚欢,我不得不把双方的父母情况告知彼此。表弟对女孩父亲的历史问题不在意,那女孩一听表弟的情况,神色陡变。她掏心窝子地对我说:“我因父亲的问题,入团受阻;工作找不了称心如意的。若再找一母亲还在服刑的丈夫?天哪,万万不行!”

当我把这信息委婉告知表弟后,表弟目光暗淡,半响无语。男孩子的喉结在脖际急速滚动,突然哽咽道:“我恨!我恨!”欲哭无泪,说不出是恨爹还是恨娘,也还是恨二伯伯把他娘送入监房。我连一句安慰的话都不能说。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扑簌簌落泪。

与三妗感情最深的表妹,童年留下的伤痕更深。她话里话外,处于纠结矛盾中。既感念二伯伯、二伯母对姐弟俩的恩养,又对她二伯父不依不饶地告发她母亲,让他们从小成为孤儿不能释怀。孰恩孰仇?常常处于矛盾恍惚之中。可是这些又能向谁诉说呢?在阶级斗争的理念不是万能钥匙之后,表妹的信仰出现真空。为解决精神的困惑,她曾信过“法轮功”。如今又改信耶稣基督。

在姥姥家的老坟场中,我姥爷一直是单人墓穴。姥姥的死不见尸、烧纸找不到墓堆,一直是我娘、我姨、我舅们终身的痛。娘常常念叨:假如你二舅不把你三舅一家接到城市,假如你三妗一直安贫守困,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假如能一直在大城市生活,假如城里不压缩人口,假如没有三年困难吃不饱……

发生的已然发生。我知道历史没有假如。

尾声

作为一名草根出身的平凡女姓,面对亲人们的磨难、面对他们的惨死,我十分无奈。我不想假设什么,也不论对错、不究因果。谨以此文告慰屈死的亲人,我想说:我爱你们(包括我的三妗)!同时也卸下自己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牵挂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八〇期(cm1709b)

 

高芸香:我亲属中的“阶级敌人”(3)

September 9, 2017

2017 年 09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发表于华夏快递

三、 姥姥家出了“杀人犯”

我母亲引以为荣的贫农娘家,一直是我填写政审表时的亮点。

不过据我娘隐约透漏,其实她娘家过去也是殷实人家。不然,怎么会与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联姻呢?只是因为我姥爷后来抽开大烟,把土地卖了个一干二净。我姥姥生育有三男二女,七口之家无法维持生计。我姥爷烟瘾一发还摔打东西,气得我姥姥常疯癫发狂,咒姥爷天打雷劈,早死早转生。不幸雪上加霜,我大舅又得了肺痨,拖延难愈。我姥姥不得不把我姨和我娘早早就聘嫁出去。全家人靠什么维持生计呢?二舅和三舅小兄弟俩人挑一副货郎担子,贩卖些针头线脑、绒花冥币、土碱肥皂等;寒暑不歇、走街串户、养家糊口。

祸福相生。土地改革时我姥姥家就成了贫农。革命的依靠对象。

分了地富家的浮财,工农政府号召贫下中农参军、两丁抽一。我二舅和三舅争相报名。据我娘透漏,除了革命热情外,兄弟俩还有个小九九。二舅生性沉稳、略通文墨(卖货时都是他算账),能见机行事。三舅则是猛张飞性格,敢作敢为不怕出丑变怪(卖货时是他大声吆喝)。患难兄弟情深,二舅怕三舅当兵参战时出事,说枪子儿没长眼睛。三舅则说能打胜就打,打不胜他就跑;怕二舅斯文逃脱不得。不管私心公心,反正是被树为争当革命军人的光辉榜样。最终选择了略通文墨的二舅。披红骑马,二舅成了光荣的革命军人。

少小离家,披坚执锐。二舅参加过十一次激烈战斗。三十四岁回家成亲时,军装上戴着一大片军功章。据说有一次激战我军失利,打得只剩下他一人。耳旁听得枪声的呼啸和敌兵缴枪不杀的喊声,二舅当时却弹尽力竭,且肩头已(被子弹穿过)负伤。他转身一看,身后荒草丛生中有一深渊,情急中跳了下去。原以为会一命呜呼,不料中途屡屡被枯藤牵挂;坠入渊底,下面尽是柔软淤泥。后被我方打扫战场的战士救起,竟然拾捡回一条命。

十八岁的高小毕业生(我的二舅妈,我们叫二妗子)仰慕英雄,毅然嫁了我二舅。二舅结婚时,我五岁。记得那是我姥姥家最兴旺荣耀的的日子,也是全家大团聚的日子。姨妈带着一男两女三个孩子,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三舅三妗结婚早,那时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二舅专门从县城请了摄影师,照全家福时,聚会了十四口人。看着英气勃发的二舅、胸口插着钢笔书卷气很浓的二妗子,真是英雄美人天作之合,一家人高兴的全合不拢嘴。只有忙里忙外的三舅和三妗在敬慕中不免露一点儿失落和自卑。因为作为弟弟和弟媳,他们看上去比二哥和二嫂都大了若干岁。三舅直肠快语,曾感叹说那时若他抢了这身军服,那光芒说不准比二哥还耀眼哩。

兄弟情深,二舅说只要有机会,他就把老母亲(那时姥爷早去世)和三舅一家都接到大城市生活,瞅机会给三舅找份儿工作。当时,亲友们都以为这是安慰三舅的应景儿宽心话。

几年之后,二舅兑现了他的诺言。当时二舅在二机部下属一个工程公司任机关党委书记,而三舅曾跟着我爷爷当小工,学会了泥瓦匠手艺。所以二舅在招工时,就将三舅招了去。不久,二舅与三舅就把姥姥和三妗及孩子们全接去了兰州。

虽赶上大耀进年代,经常加班加点,但三舅从小吃得大苦耐得大劳,在工队干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三妗除了照看老人和孩子,还买了缝纫机给工人们缝缝补补。一家人很快就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三妗虽然没有文化,但天资聪明。很快就模仿着大城市的知识女性穿戴,仿照着人家的做派办事。尽管三舅的工资远不及二舅,但三妗很知足,因为这比农村拾柴打碳的日子强了几百倍。再加上二舅是孝子,还经常周济老母贴补他们。

好日子没过几年。困难时期来临,大耀进运动随之结束,上面有政策压缩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二舅作为机关党委书记,率先将三弟一家及老母亲撵回了农村(为什么用一个“撵”字,因为三舅三妗都不愿走回头路)。

回家后最不能适应的是掌勺人三妗。灰门土灶,没柴没碳、没米没面,一切得重新开始哪!紧接着一年难过一年,为了省些嚼用、为了养家糊口,三舅只身一人走西口(到内蒙靠泥瓦匠手艺)打开了工。

三舅不在家的日子里,每隔三、四个星期,母亲就打发我去看我姥姥,并帮三妗干些农活儿。有一次三妗带我到菜地里拔草,两个赶车汉笑盈盈邀我们坐顺路车。三妗并不客气,上车后便平了脸儿不理他们。其中一赶车人从口袋中掏了葵花籽给三妗,三妗接了却给了我,全装在我的衣兜里。十二、三岁正是长个的年龄,偏偏赶上困难时期。我如获至宝,感激三妗对我的好,一路上磕葵花籽,没在意那两汉子笑逐颜开说些什么。

这段时日,我姥姥的疯癫毛病又犯了。常常莫名其妙发火、咒天骂地。我回家后告诉我娘,此时姨父新丧不久,娘和姨姨商量,就把姥姥接到姨姨家居住。娘说这样一解你姨的孤寂,二来便于姥姥养病。

约莫半年之后,初冬的一天,三妗和姨突然哭丧着脸跑到我家,说姥姥失踪了。姨姨说她站在屋顶上目送姥姥快进村时,才扶着梯子下了房。——冬季日短,为了省粮家乡人都吃两顿饭。中晚饭合而为一,一般吃在三四点。那天正是这个时辰,姥姥执意要回,姨姨感冒发烧就没有上路送她。姨姨感冒康复后,去接姥姥,三妗说姥姥没回去。姥姥家与姨姨家相距也就六、七里,常走的熟路,怎么会失踪呢?

娘丢了,二舅请假回家,三舅停工回家,发动亲朋好友一起来寻。张贴寻人告示、打卦算命、周围土崖山沟、水井旱井,把全公社十一个村庄的河道水沟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姥姥的影踪。

官差不自由,假日期满,二舅只好含泪告别亲人。

在这件事上最为愧疚的是三舅。二哥每年给家中寄钱,要三弟照顾好老人。结果他却抛下一家老小出门打工,亲人们虽然没有怪他,自觉无地自容。因此一赌气说再不离家了,饿也要饿死在老娘丢失的土地上。

这时,三妗表现得格外贤惠。给三舅拆洗缝补破旧衣服,竭尽家中所有做可口饭食 。三舅在家呆够两个多月,内蒙工地来信,动员三舅复工。三妗便不温不火劝三舅再去务工。她揭开所有粮缸粮瓮,让三舅看家中的窘境,劝三舅说:“你出去不仅少一个大人的嚼用,还能赚些回来;眼看两个孩子上学用功,将来还不上个中学大专?咱虽没什么大本事,也指望娃们成人后能像他们的二伯伯一样……。”三舅耐不住贤妻的解劝,家中又有粮荒和紧迫用钱的亏空,再次走上西口之路。

三舅背了行李,绕道来我家向二姐告别。兴冲冲说他这次出去会挣到头等匠人的工钱。娘问他带足路途的干粮没有,他拍拍肩头褡裢,说娃他娘给烙了两样饼子,有粗有细。娘吩咐他刚出门不远先吃粗的;走远了更为饥渴,再吃细的。三舅笑着说:“娃他娘也是这样吩咐的。其实细的也就两个白面饼子”。我娘那时正患十二指肠溃疡,面黄肌瘦。三舅还从路费中挤出一块钱,要二姐买些古巴糖。

我娘好歹不要那钱,说出门在外,难处多呢。姐弟俩为那一元钱推让半天。谁知,那竟是亲人间的永诀!那么壮实直朴的猛张飞三舅走的是不归路!

三舅途中毙命的消息是二舅通过书信传达我父亲的。三舅下了火车吃完家中带的食物,徒步返工地时,突然肚子火烧火燎地疼痛,仿佛有人在肠胃中点火熏烟。侥幸遇了个工友,他就央求工友给他讨一碗水喝。那工友看他疼得变颜变色,急忙讨水救命。结果喝下水后症状更重,三舅神志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昏迷。他费了好大功夫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交付那工友,说自己一旦有意外,拜托他照纸条上的地址写一封信,那地址是他亲二哥的工作单位。二舅请了假赶到内蒙工地时,三舅已丧命十多天。工地上的哥们仗义,按公伤凑了些钱买了薄薄一口棺木,就地掩埋了事。都说是暴病身亡,有说盲肠炎的,有说肠梗阻的,也有说肠穿孔的(三年困难时期,吃草根吃树皮,常导致消化不良,这些病属于时代病。与今天的时代病: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一样)。

二舅沉痛不已,觉得自己出生入死打江山,是为亲人们过上好日子;结果落个母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自己胼手砥足的三弟,竟然暴尸在异地他乡被草草掩埋。满腹惆怅又无处倾诉,就给二姐夫(我父亲)来了封长信。并郑重嘱咐,三舅去世的消息在家乡要先瞒住三个人:我娘、我姨、我三妗。爹懂得:这三人都是逝者的至亲啊。

三舅离家四个多月之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义愤填膺地对我说:“活活把人气煞!你三妗今天来咱家说你三舅死在内蒙,我说:‘好端端怎么会死掉?这是谁咒他呢?’你三妗说是得了暴病,叫什么‘绞肠痧’!娘又问:’你听谁说的?‘她支吾说’人们‘。”我当时也纳闷,怨我娘没追问“人们”是谁,应该有名有姓!我娘这才意意思思对我挑明听说是我三妗招红惹黑,在村里不正经。娘怀疑野男人们造谣生事,盼我三舅遭殃呢。

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几次后,我爹看再隐瞒不住,才把三舅病死在打工路上的实情通告所有亲人。当时最悲痛的是我娘我姨。娘每常悲叹三舅的英年早逝,念叨不该在他出门前留下那一块钱;再就是心疼那未成年的两个孩子(那年表妹才虚十一岁,表弟虚九岁)。姥姥的失踪和三舅的病逝几乎是发生在同一年。这双重的打击对娘心灵的折磨体现在头上,一年间她浓重乌黑的头发全然变白,突然老了十岁!

我爹虽行伍出身,不乏普通百姓的悲悯之心,每逢节假日就打发我去看两个孩子,看看三妗是否需要帮忙。有时还允许我娘背过爷爷、奶奶,偷偷给三妗处捎些吃食。

我那时正上初中。为什么初中生反而有闲暇呢?记得六一、六二年县立初中三个年级统统改了粮油供应。先前我们是把生产队分到的口粮粜到县城粮站,再吃国家供应,每月领三十斤饭票。现在由每月三十斤减到二十二斤。不足部分由自己家补足。家里不支持再念书的,统一发给肄业证。在校学生每周末都放假,让回家带补贴。我娘给我带的总是老三样:炒面(玉米、谷糠、红薯干、红枣、蒲根等磨成的面)、咸菜、萝卜干儿。吃得我大便干结,苦不堪言。有一次我提出抗议,娘撩起她的裤脚让我看,她的腿老粗,一按一个深坑,已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愧得我无地自容。上有年迈的奶奶爷爷,下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我实在没理由挑三拣四。

我很乐意去看表妹表弟。正如老百姓所言“香不过猪肉,亲不过姑舅”。姑舅姐弟本来就有血缘亲情。再者,我三妗待我更胜从前。其实,三妗家的茶饭饮食比我们家强很多。每去了三妗处,都有葵花籽、炒黑豆等零嘴儿。有一次,我只给表弟表妹带了两个杂面豆包儿,三妗却背着表弟表妹塞给我个纯白面的三尖(饼儿)。那是用粮票在县城才能买到的高级食品啊。搅了糖精的大三尖虚虚的甜甜的十分滋养舌尖和喉咙。——我原本想省着吃留些给家中的弟妹,没忍住吃了个精光。因此,回去也没有告知爹娘。

确认三舅死亡的消息后,娘嫌三妗不够悲伤。我与娘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三妗领我和表妹表弟去看出殡发丧。大概那死者也是暴病早殒吧,那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我见三妗陪着那家属扑噜噜掉泪。当那妻子哭诉到“我不稀罕你东奔西跑呀,不稀罕你挣下万贯家财呀;就盼你平平安安呀,和我养儿育女把娃们培养成才呀……”三妗扶着一双儿女,直哭得不能自持。我理会那就是哭死去的三舅。我跟着也难受了好些时日。这之后,三妗形容憔悴,语言短缺,仿佛换了个人。而且,我还见她动辄在东墙底烧纸钱,那大约也是在祭奠三舅的亡灵吧。

我把这种情形转告母亲后,我娘、我姨与我三妗的关系又亲近了许多。

大约是八、九个月之后,我三妗提出要招赘一个老处男做孩子们的继父。二舅得知这老处男是地主出身,心里不悦。我娘我姨我父亲等都表示赞同。我爹说:“只有家庭出身不亮堂的才娶不下老婆,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样他才会入赘咱家,对咱的人好。你到哪儿找个根正苗红的老光棍呢?——再说,他们又不领证。咱孩子也不改姓,填政审表也不填他!”于是,入赘成功,三妗又变成四口之家。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七九期(cm1709a)

 

胡平:老三届的悲剧

September 8, 2017

八月 30, 2017

半百生涯
就像经历了好几次轮回
我们这代人的生命画卷
竟是如此的支离破碎

一、老三届的生活轨迹

我是老三届的人,最近和几位同样是老三届的朋友聊天,谈起老三届这一代人的遭遇,大家都非常感慨,也非常愤怒。

老三届这代人,也就是在文化革命爆发那一年——1966 年——正在中学读书那一代人,如今,年轻的也已经四十七、八岁,年长的都已经五十二、三岁了。最近几年,国内下岗的人数急剧增加,其中老三届占了一大半。这当然不是老三届人遇到的第一件倒霉事。回顾这几十年,什么倒霉事都让这代人遇上了。

在我们正该长身体的时候,我们遇上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整整挨了三年饿。在我们正该读书学习的时候,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停了整整十年学。等到恢复高考,绝大部分老三届同学对于要考的东西,不是缺得太多补不上,就是忘得太多荒废了,到头来,老三届人考上大学或研究生院的比例非常低,后来能在专业上作出成就的就更少更少。

文化革命、上山下乡,不但耽误了老三届的学业和教育,而且也耽误了老三届的青春,耽误了老三届的正常的恋爱、婚姻、家庭和生育。由于革命的禁欲主义,有时候乾脆就是领导的粗暴干预,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前途的渺茫、不确定,大多数老三届人没能及时的恋爱、结婚。等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下乡知青返回城市,社会上有了一大批超过政府规定的晚婚年龄的所谓大男大女。那些比较早就结婚成家的老三届人,情况大多也不妙,因为其中大部分婚姻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缺少稳固的基础,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离婚潮,主角就是老三届人。

到了八十年代,老三届人基本上都有了一分正式的工作,虽然大部分都只是简单的蓝领工作,社会地位很低,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总还算有某种保障。就在这时,经济改革深入进行,自由竞争引入经济生活,老三届人由于饱受颠簸流离之苦,好不容易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轻易冒险扔下铁饭碗去下海,这样,他们又错过了重新创业的机会。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失业下岗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问题。老三届人,由于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差,再加上年龄不上不下,于是就成了下岗政策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老三届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困难。由于少年时代营养不良,青年时代备尝艰苦,人到中年,身体状况出问题的很多,恰巧在这时社会上又没有了保险医疗,医药费用猛涨。过去上学不要钱,现在干什么都收费,初中高中要收费,大学收费更高,老三届人因为自己失学,格外望子成龙,为子女教育不惜血本,经济上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几乎与老三届人结婚成家同时,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好像开始松动了,而老三届人——此处主要指女性——已经过了生育期。

二、“祖国的花朵”是最倒霉的一代

说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老三届人出生在1947 年到1952 年之间,正是中共建国前后,称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一度,他们被认为是祖国的花朵,是最幸福的一代。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其实是最倒霉的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我们的父兄辈,有不少人的遭遇也极其悲惨,例如地主、富农、右派,但是他们只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而老三届人的苦难却属于整整一代人。

就在几年之前,国人兴起一股怀旧风,老三届人也不例外,许多老三届人频频地举行座谈会、办回顾展,有些人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好像还很有几分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的劲头。当时就有一些老三届人提出抗议,到了今天,恐怕没有几个老三届人还能大唱青春无悔的高调了。尽管在现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五十岁上下还不能算老,但是那也毕竟不是年轻。对于大部分老三届人来说,能够有所作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人生已经无情地关闭了希望之门。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愚蠢,更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懒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同龄人却有着最悲惨的命运,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滔天罪恶。

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不少人对老三届这一代还寄予很高的希望,像刘宾雁、李泽厚都对老三届这一代评价很高,期待很高。他们认为老三届这一代阅历丰富,吃过苦,经受过各种磨炼,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熟悉中国国情,善于独立思考,势必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古人说“艰难玉成”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种说法不一定靠得住。要说艰难困苦才最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那么我们干什么还要努力建设,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环境呢?所谓给后代造福岂不成了给后代造孽?

我承认,艰难困苦对某一些人可能有好处,清代学者赵翼写过两句诗:“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可能会造就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但是,在任何一代人中,绝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他们只要求普通的生活,只要求平凡的幸福。沉重的苦难粉碎了他们平庸的幸福之梦,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沉重的苦难对其他许多类型的人才也没有好处,比如对科学家就没有好处,对运动员也没有好处。说来说去,苦难的经历大概只有利于产生大诗人、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事实上,老三届中确实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整体成就并不像人们当初预期得那么高,大部分人好比程咬金,只有三板斧的本事,一出手不同凡响,接下去就显出后劲不足,不容易更上层楼。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文化革命之苦,上山下乡之苦,不但是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上。在我们精神发育成长的年代,文化传统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和中断,外部世界的文化影响遭到严厉的封锁,我们所能获得的精神资源极度贫乏,超过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居然还能长出思想之花、艺术之花,这本身就算是奇迹了,你怎么还能指望它们长得茂盛、开得鲜艳呢?

三、不要忘掉农村老三届

现在一般人谈起老三届,其实往往是指城市里的老三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村的老三届。一般人对下乡知青讲得很多,对回乡知青却讲得很少。这个缺憾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不错,农村老三届回乡务农,是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不像城里来的下乡知青被迫与父母家人分离。再说,回乡知青本来就是乡里生乡里长,对农村的生活和农业劳动都比较习惯,因此,他们的命运不像城市知青那样有巨大的反差。然而,和城里来的下乡知青相比,他们的生活更缺少希望。招工一般是轮不到他们的。

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风,城里来的知青几乎全数回到城市,而回乡知青则依旧留在乡下,好像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样。

四、否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

不久前,原大陆留学生、现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任教的陈意新博士写了一篇很出色的论文《从下乡到下岗》,专门讲到老三届一代、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在叙述了这一代人充满不幸的生活之后,陈意新教授提出,这一代人应当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与经济成本。”陈意新认为:“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意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我当然赞成陈意新教授提出的这一主张,但问题是,中共当局会采纳这一主张吗?另外,被共产党亏待虐待的岂只是老三届,岂只是知青?

我们不要忘记,所谓老三届一代人、所谓知青一代人,虽然有着大体一样的共同经历,其实中间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差别。例如中共特权阶层子女,有些人早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初就开后门入伍当兵,后来又有许多人以所谓“工农兵学员”的名义上了大学。在共产专制下当官,不靠选举不靠民意,靠关系靠血缘,于是又有许多特权子女成了“第三梯队”。经济改革以来,他们又凭借权势,近水楼台,化公为私,转眼之间就成了所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对他们这一小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补偿的问题,而是“补偿”过度的问题。事实上,对他们的这些“补偿”,就是对其他广大老三届人的又一次剥夺。

不言而喻,老三届人的悲剧命运完全是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老三届人的悲剧正是中共专制的见证。唯有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结束老三届人的悲剧命运。或者更准确的说,唯有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使老三届的悲剧获得正面意义。与其期望坚持一党专政的当局给我们某种补偿,不如我们自己行动起来,早日结束罪恶的一党专政。老三届人能给后世留下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让我们遭受过的苦难永远不再发生。共产党在犯下了如此大错之后,即便不辞职下台以谢天下,至少也该允许人家公开批评,允许别人与之和平竞争。哪能像现在这样,仍然把持专制权力不放,欠债不还不说,债务人倒还把债权人压在阴山之下。老三届人若苟且偷生,不敢反抗,那只能留下终生耻辱,不要说愧对先人后人,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受过的无端苦难,对不起我们被糟践的半世纪人生。◆

2000年10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一辑 阅尽沧桑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敏一鸿:我与母校女附中

September 8, 2017

* 难忘桃园早读、操场晨练:“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


2017年9月3日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百周年校庆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我,无法回母校与师生校友共襄盛典,但心思意念一再重回昔日校园。

东楼前那片绿荫荫的桃园还在吗?当年,那是我们早读背外语单词的地方。冬天,天还没大亮,远处舢板队、排球队,或同学临时组队晨练前的呼号是校园新一天的开始曲:领队呼“为革命!”大家应“刻苦锻炼!”领队呼“为祖国!”大家应“健康工作五十年!”……

从那里出发,走过山南海北,求知与健身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而今,“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包括我在美国从事国际广播逾二十年,至今仍以普通话为海内外中文听众服务)的五十周年日已近在咫尺。


*母校校庆一百年,学生出发半世纪* 

1967年12月9日那个严冬的早晨,我和初三的八位学姐在校门口集合,我们一行九人是 “文革”期间女附中最早自愿报名赴“北大荒”的学生。学姐们叫我“初二小孩儿”,我是“老初二四班”(初1967届)学生张鸿敏。

我们九人清一色穿着政府新发的蓝色棉袄棉裤,在棉布紧缺的年代,这就是迎战“北大荒”冰雪严寒的全副铠甲。

一辆大公共汽车专车开到女附中门口,上车再看一眼校门,与母校告别。从这里出发走上社会,至今五十年。专车陆续载上附近几个学校的同学,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之后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与各校更多赴“北大荒”的同学汇合。

等着上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说是因沿途城市有“武斗”,列车不能正常运行。下午,站台上送行的亲友和同学越聚越多。

瘦小的我在同学全力助推下拨开人群,挤上火车。和我同样瘦小的数学老师马成瑞帮我提着那只褐色旧皮箱。因为人太多,她提着东西上不了车,只好把箱子从车窗递进去。

灰蒙蒙阴冷的天空下,万头攒动。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松开伸出窗外与马老师握着的手,16岁的我挥别送行的人们,告别北京,乘专列奔向冰天雪地不可知的未来。

车过山海关后,又给每人发了一顶军绿色羊剪绒护耳棉帽,顿觉更增加几分出征的雄壮。


*马成瑞老师:您好!*

近半个世纪以后,我用Google搜索母校信息,看到特级教师榜上数学老师马成瑞的照片,惊喜万分,遥致问候——马老师,您好!五十三年前,我这个13岁的准新生在女附中门前与您相识,促膝聊天。转眼五十多年过去,老校门早已不在,桃李满天下的您,笑得那么开心!

我上小学时,只知道当时北京实验中学是取分最高的最好的女校,就把她当成自己冲刺的目标。到我考中学1964那年,校名改回早前的校名北京师大女附中,我 一直不知道学校在哪儿。直到1964年8月收到《录取通知》,才知道学校地址。正值暑假,好奇心胜,我在炎炎夏日一口气走了五站(公共汽车)路,拐弯抹角 找到新学校。太阳西斜,红色大门紧闭,只开着一扇小门。值班的田大爷看了我手里的《录取通知》,准许我往里多走几步,瞭望一下校园。

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走来,瘦瘦的,南方口音。得知我是来看学校的新生,说“我叫马成瑞,去年从师大数学系毕业来咱们学校的……”我们促膝坐在校门前的水泥地上,竟聊了好一会儿。

马老师后来并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却成了我的朋友,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之一,这是后话。




*伯力——最早认识的同学,我与伯力有缘* 

能考进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女生的骄傲。戴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徽走在街上,会引来赞许或羡慕的眼光。

开学的日子,异常兴奋。初一教室在北楼,迎门一面硕大的方镜,镶在古香古色有敦实底座的紫檀木框子里,照着门厅里一群寻找自己班级的新生往来的身影。

一位穿着淡绿色丝绸短袖衫的同学笑盈盈走过来,月白色半圆形发卡拢住稍稍过耳的头发,“我叫初伯力,伯力是地名,就是哈巴罗夫斯克。我爸是空军,我弟弟名 字也是地名,叫初白令,白令海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班同学。此后许多年,每每在地图上看到伯力和白令海峡,我还会想到 初伯力向我通报姓名的时刻。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以后伯力这座城市竟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陌生的语言系统,不同的小学生活* 

母校女附中百年校史与“十月革命”百年实验正好同步,这一百年里,学校和师生们的经历也都深深刻下共产实验的年轮。

据校史记载:女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随北师大和北女 师大合并,改为师大附中女部。1937年改为北师大女附中。中共建政后,与解放区的华北育才学校女部合并。1955年改为“北京实验中学”。1964年回 复为北师大女附中。

因为1949年母校有来自红色根据地华北育才学校女部汇入,我们入校时,教职员工中有一部分骨干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学生中更是高干子女云集。 

我刚进女附中,就发现有些新同学互相早就熟识,她们来自“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育英”、“育才”、“育鸿”、“八 一”……“你爸是几 级?”、“我爸是X级”……这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她们聊着自己原来的小学:全日制上课、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谁与谁是好朋友……

报到的有些手续要到南楼去办。南楼是办公楼,大会议室、校医室、各科教研组办公室都在南楼。

一进门正面是长方形木质屏风,鲜红油漆底色上的金字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手书题字,行书繁体字不太好辨认:“同学们应当立大志,攀高峰。这不只是为了个人,而首先是为了大家,为了社会”。

我们知道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已先后从我校毕业,副总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本校上学。我入学后第二年,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亭亭入校就读……渐渐知道更多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学。

故此,来自平民学校的学生难免会有“边缘”感。

我1958年上小学,那年“大跃进”,事事改弦更张——小学划片就近入学、课本一律改为简体字,注音字母改为汉语拼音……家里给予我的“学前教育”顿时事倍功半。

我在名不见经传的西城区石碑胡同小学读书六年,全校共有六个教室,每年级两个班分别在上、下午上课,叫“二部制”。不上课的那半天,就近组成“学习小组” 在同学家做作业……在这样的小学,孤陋寡闻。比方说,从没听说过有“音乐教室”这回事,上音乐课时,一台沉重的风琴从来都是由几个大个子同学抬着搬来搬 去……

不同类别的小学,有着大不相同的小学生活和童年记忆。


*师大女附中第一课: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良师郑锦章开发我的潜能*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些出身非高干家庭的学生能凭分数进入女附中,都属于幸运儿。同年级就有分数不够被“照顾”进来的,例如初二某班“老革命”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成绩好,据说录取时够分数;妹妹成绩差,是“照顾生”,学习一直跟不上,“照顾生”的名头也就如影相随。

得知我校有“照顾生”,想想后怕,多一个“照顾生”,就挤掉一个“合格生”,有谁知道被挤掉的优等生姓甚名谁哪!

再后来知道,我进校后的第二年1965年,随着全社会“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录取新生更加重视“阶级路线”。因此到1966年“文革”血统论猖獗之时“查三代”,1968届初一和高一的“黑五类”比别的年级少得多。

由此看,我是特定时段部分“择优录取”的受益者,如果晚一年,我可能根本进不了女附中。我的幸运,仅仅靠着哪怕多少能有一小点儿的局部“平等”,就成了我的一线天。

小学六年成绩一路领先的我,在师大女附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来自各校的优秀生汇集,更有早早赢在起跑线上的同龄人。

同学中书法好的、外语好的、会拉手风琴的,会画广告画的……个个令我惊讶,自叹弗如。我略有的优势在语文,初一和初二第一学期都是语文科代表。在朗诵和作 文方面,很得语文老师郑锦章的鼓励。记得观摩教学,教室后面坐满外校老师,郑老师让我朗读《哈密瓜的故乡》:在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的1965年,郑老师领我 到初中不同年级几个班巡回朗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片段:“起风了,满山的枫树抖动着身子,鲜红的枫叶飘落下来,一片又一片……”。

初二教室在南楼,门厅左首东墙上,大半面墙是全校作文展览园地,木板墙报的刊头“学园”两个特大号墨笔字饱满而富于美感。各年级语文老师推荐的作文定期在 这里更新,每篇几页稿纸叠着钉起来,再用按钉钉在木板上,便于翻看。“学园”总能保持有二、三十篇“范文”。课间与各年级同学聚在这儿,仰着头欣赏不同风 格的新作文,是我一大享受。作文能上“学园”,意味着一种肯定,我也几次入选。

印象最深是郑锦章老师在课上申明“命题作文不准许写诗歌体”。一次课上,我写完作文,看看时间还多,就以同样题目多写了一篇诗歌体附后,后者居然上了“学园”!那份意外的惊喜与得意,至今没忘。更谢恩师早年栽培!人生后三十年得以采访播音、记述写作为业,深受其益。


*俄语老师马新云与裴静英*

初一共六个班,学校规定前三班学英语,后三班学俄语。母亲知道后,刚开学就陪我去过学校,希望把我调到英语班。学校答复:所有学生都不能调班。

初一的俄语老师是马新云,圆脸,大眼睛,以浑厚的女中音读出每个单词。最特别的是她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突突突突”来上班……她是学生心目中的传奇——鲁迅的儿媳,在苏联买的摩托车……

初二的俄语老师是裴静英。初二那年,课程改革,取消了原来初二的几何和化学课,安排到初三再学;而数学课内容与外语课课时在初二学年加强。

离开女附中十三年后,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公共俄语班,开学测试班里学生程度,以决定教学起点。老师采用的办法是,他读出中文单词,同学抢答俄语怎么 讲,或者老师读出俄语单词,学生抢答中文。想不到当过十年“知青”学业荒废的我,竟然能抢答出不少,“十几年不复习居然没忘!”连自己都惊奇,唯有感谢女 附中二位俄语老师教练的“童子功”。

离开女附中十八年后,我以俄语通过了全国研究生公共外语统考,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离开女附中二十五年后,我有机会在俄国莫斯科生活了二十个月。每有当地人夸奖我这个外国人俄语发音还不错时,都是对早期教我俄语的女附中老师们的夸奖。谁都知道,学习外语,发音先入为主。

离开女附中三十年以后,我在美国西部一个城市意外遇到初二时的俄语老师裴静英,她已退休定居美国享受天伦之乐。欢聚畅谈之后,我与她的女儿、孙辈们合影,记录下这人生难得的巧遇。

离开女附中三十四年以后,我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马新云老师家的电话号码,再次听到中学记忆中马老师那亲切浑厚的女中音。随后我采 访了她的先生、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人物——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之后制作播出了上、下两集专题节目《<鲁迅与我七十年>与作者周海婴》。


*当年关于理想的激烈辩论和后来始料不及的残酷现实*

走进女附中的学生,谁没有美丽的梦想!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大操场边锅炉房背后的高台(那里常常作为集会的讲台)上,同学们演讲的题目是“女附中学生的理 想”。有同学说要当女作家、有同学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还有人说要当中国的女总理、女部长(倒是没人敢说要当女主席)……后来激烈辩论起来——做什么对 中国贡献更大?……

无论如何,走进女附中的学生,潜意识里觉得咱学校直通着大学校门,虽然知道中间还要经过一次高中统考,也有被淘汰到低分学校的可能,但自信那种可能不会属于一直努力着的自己。所以,大家只是集中纠结于从这里毕业后该进哪所大学的校门?该学哪个专业为好?

我们初二四班教室在南楼正门左转右侧第四间。全班同学走进这间教室的时候,万万不会想到我们今生今世只有初二,没有初三,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间教室、最后一站。我们将在这里告别中学时代,其中大部分同学,今生再没有重新走进学校的机会,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社会与校内政治空气紧张,“阶级斗争”之弦绷紧的1965-1966年之交* 

1964年入校后不久,开始“学习教育方针”,政治空气渐浓。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上正搞“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往农村派工作队搞“四清”。舞台上在演《箭杆河边》,银幕上在放《千万不要忘记》(意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政治课枯燥的内容被日益提升到高于重于其它一切课程的高度,乖乖牌好好学习的女生头脑,被越来越拧紧“阶级斗争”的发条。

1965年底1966年初,社会上阶级斗争气氛更浓。报纸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样已经在报刊上越来越高频率出现。

班里气氛有明显变化,升入初二开始有人申请入团,高二四“姐姐班”派来的李辅导员开始跟同学 “一对一”谈入团、谈出身……听话听音,我听出虽然她肯定我的优点,但我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好像属于必须被特别严肃对待的一类。

入团,原本在我看来,意味着优秀与成熟。女附中校徽上加一枚团徽,可称当年北京女中学生最完美、最令人艳羡的“标配”。

我的同桌于同学最早入团。她年龄稍大,少年老成,很少说话,即使老师提问叫到她,她站起来半晌不说话,老师只好让她坐下。看她佩戴上大家羡慕的团徽,团员标准在我心里突然变成一团迷雾。

大约同一时期,我们班的“干部”和“班务”有一次较大“驿动”。我稳稳地当了一年多的语文科代表,不知怎的就换成由外号“学儒”的同学担任。“学儒”语文成绩确实不错,但我也还算领先,而且我并没有失职啊。不久,“学儒”也入团了。

她们的共同点是父辈都有非同一般的红色革命资历。

一些同学的手里开始有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都是红色家庭从“内部”得到的,不时在同学眼前晃一晃,显示着一种优越。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校园突现大字报,学业嘎然终止,人生从此被改写*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2日中午,我们初中几个班从西南郊苗圃劳动归来。与以往一样,女附中学生队列所到之处,歌声整齐嘹亮,只要有同学起头,大家立即跟上,好像没有不会唱的革命歌曲。劳动既已结束,疲劳得到放松,歌声分外高亢。

初二二班的高红十同学在领唱“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大家立即跟上“作革命的接班人!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歌声与强有力打着拍子的整齐步伐声在街道两旁的大楼间回响,学校已经很近了。

唱着歌凯旋般走进校园的我们,瞬间惊呆——礼堂外、锅炉房高台、宿舍楼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最醒目的一张署名是“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她们是全校知名的凤毛麟角的高中学生党员。

从此全校停课,继而全北京大、中、小学停课。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非战争时期全国所有在校学生无课可上、无学可升的时代被我们在中国赶上了!我们“老”在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年级”,因而后来有了共同的称号,中国有前所未有的专有名词——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4日*

1966年7月底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贴在礼堂、南楼和宿舍楼门口。“拼爹时代”的肃煞与恐怖气氛充斥校园。

我的父亲是1937年至1946年全程参加抗战的国军军人,我的“家庭出身”在“文革”“血统论”的归类中属于“黑五类”中“最黑”。

1966年8月3日晚,几个同学到我家通知“明早一定要到校,否则格杀勿论”。

第二天一进教室,见课桌贴着三面墙摆放,凹处有几排椅子。班里四十多名同学一夜间被分成三类:20个“红五类”同学(父母至少有一方1945年以前加入中 共)坐在椅子上;10个“黑五类”同学一字排开,被一根长绳拴住,站在放讲桌的水泥台前,背向黑板,面朝大家;其余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同学坐在地上 观看,不能动手,但要参与揭发批判。“红五类”有充分的“革命”权力,对“黑五类”尽可打骂斗争。

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的险恶,从13岁到15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里,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可聊以自慰的是,10个“黑五类”无一例外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批判一再交替。

同班同学,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糨糊和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要我们揭发父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女孩子最珍爱的自尊所遭受的践踏,言语难表。

当天,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这样的“批斗会”。中午,高中的黄同学开门通知我们班“红五类”头头“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

班“头头”要求我们明天上午必须到校。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5日*

1966年8月5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那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搡,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在大操场上被批斗殴打之后,卞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们被带到另外的地方,有人跟去,有人走散,原来押着我们的“红五类”们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魏同学、崔同学和孙同学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人体和动物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校长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8月6日,高中学生党员刘进通过校内各教室喇叭广播,告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进邮电醫院,宣告死亡。

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醫院前已经去世。

卞校长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卞校长是“老革命”,她是红色革命的参加者,也是被红色革命吞噬的受难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宋彬彬——红八月——拼爹时代*

13天之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 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 这是“最高统帅”对暴力殴打和杀戮表示的认可。这段著名的对话通过广播、电视和报刊迅速传遍中国。

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各地,又有许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己学生的棍棒拳脚之下。”文革“红八月”是暴力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仅仅这一个月内,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

从6月2日全校停课到8月4日同学群殴斗争同学,5日学生群殴斗争校领导,(详忆见敏一鸿:《卞仲耘致死案钩沉与省思》一文),再到全社会“红八月”的恐 怖杀戮……我亲见红色中国在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文火慢功”之后,短短两个月怎样燃成熊熊烈焰,将学生们,包括文弱女生变成行凶暴徒的全过程。

女附中与众学校不同的学生来源“通天”的特点,使她成为中国政治生态大版图的一个小缩影。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一些“红五类”同学的“老革命”父母被打成“走资派”、“黑帮”,一夜间就变成了“黑五类”。就“血统”来说,其类型和颜色本来具有与生俱来、生而不变的固定性,但在荒唐诡异的政治游戏中,血液也可以一夜“变色”。

“文革”最早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老革命”笔杆子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夜里自杀,成为最 早以死相抗者,女附中同学们注意到邓拓的女儿初二二班文弱的邓小虹同学在校园里一直表情凝重一脸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红领巾。

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分别成了“中国第一、二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女儿、女附中初一二班的刘亭亭同学和邓小平的女儿、女附中高一一班的邓榕同学从最活跃、最红的“红五类”,一下子变成沉默的、最黑的“黑五类”。

她们人生的大起大落,为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残酷荒诞的“血统论拼爹时代”作了最经典的注脚。


*在“文革”冷酷的铁血年代,感受老师们真情关爱的人间温暖*

学生群体施暴,殴打斗争校长、老师和同学,人间正常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被疯狂践踏。登峰造极的邪恶,假“革命”之名,美其名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资产阶级的反”。这是古今未有的邪恶一页,先行写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进而写在全中国1966年的历史上。

然而,即使在最残酷无情的“文革”铁血年代,在师生关系对立、人人自危、不敢“沾黑”的“阶级斗争”险风恶浪之中,仍有一些老师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关爱被压制迫害的学生。包括从未教过我们班课的老师,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我非常珍惜这份记忆。

1966年,先是我母亲自杀,后是我在班里挨斗,紧接着卞校长被群殴致死……我越来越恐惧自危,我知道了“说话”和“写日记”何其危险……我烧掉了自己自小学三年级以后连续五年的日记,我以沉默不语应对凶险的环境。

体育老师张婉蓉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满脸慈祥,她主动接近我说“看你这活泼开朗的孩子,一下子变得这麽孤僻”。“孤僻”这词,从小学到初二,八年里在所有老师给我的评语中从来没出现过。张老师常常到教室来,坐在我身边跟我聊天,让我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怜。

数学老师金元没教过我们班,在师生关系紧张的日子,她那乐观爽朗的笑声,总让我感到她是可以信赖的,是随时能帮助我的大朋友。

生物老师白正衡负责帮助准备上山下乡的同学与外界联系,有问必答,辛苦耐心……

我在女附中认识的第一位老师马成瑞,一直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马老师在“文革”中对我关心最多,时常一起聊天,有时还让我到附近教工宿舍她的住处坐坐……直到把我送上奔向“北大荒”的列车。

在下乡后十年里不多的按日掐算的“探亲假”回北京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看望马老师,也看望过其他几位老师,一次次唤起我在腥风血雨年代里那不多的温暖记忆。


*装甲兵进校军训:女附中历史上怪诞的一幕*

1967年春,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进校军训,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稻草和麦秸铺在教室里,秸秆通铺中间留出一小条下脚的地方。全班同学都住进教室,人挨人以各自窄窄的褥子为界,划出每人的“领地”。

个头很高皮肤黝黑的装甲兵排长冯天发自我介绍,特别把装甲兵说成“庄稼兵”,说自己来自农村,是庄稼人。他常常队前训话,或盘腿正坐在秸秆上跟大家促膝谈心。

中国领袖毛泽东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当时学生崇拜毛泽东,也就崇拜解放军,专心听冯排长讲话。目不转睛看着他,很快记住他的特点,包括他那显然一说话就太过频繁眨动着的不大的眼睛……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重温旧事,想像着当年驾驭坦克的二十多岁的庄稼兵,忽然被派到四十几个清一色十六岁花季女学生中间担负教导责任,坐在她们的铺位旁循循善诱,会是怎样的心情?有着怎样的怪诞?……

写到这里,还是忍俊不禁。

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觉得可笑,严肃是绝对的主旋律。无论如何,冯天发排长是个尽职尽责的客串儿老师。

显然,他也清楚知道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他们来执行军训的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括否定“血统论”的对联,给“黑五类”指出唯一的光明大路——听毛主席的话“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尽管冯排长给我和同学们的印象质朴可信,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自己仍被锁定在“黑色”一族,无可逃遁。


*九位女附中同学人生新一站——“北大荒”,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三分场*

“黑帮”、“黑五类”……黑色在我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我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黑暗”世界,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附丽于光明和进步的事业。

内心简单的推理是:工人和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祖国,与他们相结合没有什么不好,只要用吃苦受累能“洗白”自己,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属于黑色营垒。

于是,1967年12月,16岁初二的我,找到17岁初三的八位报名去“北大荒”的学姐,结伴去了黑龙江八五二农场。

到三分场场部当晚,我们住在一个能睡几十人的长长的帐篷里,两旁铺位间通道上,几个废弃的铁质大油桶作炉子,烟筒横着走一大段,再向上伸出帐篷外。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女附中九位同学一起爬上场部背后白雪覆盖的尖山子,登顶看日出。

同列车分在三分场的有北京各校很多男女学生。女附中初三四班的胡全瑜、周晓红、钱德琳、朱新青四位学姐被分到一队,初三二班的刘仲文、忻明智、谭琏、沈新四位学姐和我被分到四队。我的十年“北大荒”生活开始了。

在以后的十年里,白雪皑皑与绿树茵茵周而复始的尖山子,见证我们如何将青春岁月、真诚与汗水注入这片黑土地,化作小麦、大豆、玉米一车车原粮,上交国家,运往四方。


*“北大荒”:向往光明,历练十年;渴望上学,一梦难圆*

我在“北大荒”十年,干过田间各样农活,也当过保育员、饲养员、粮食化验员、晒场保管员,还当过副连长和连队指导员。扛着一百六十斤的出口大豆麻袋装汽 车,扛着几十斤原粮的麻袋上两节跳板入囤,是基本功。受灾的涝年,拖拉机下不了地,在齐腰深的水里捞麦子、在雪地里挥镰刀割大豆、手指戴着铁抓钩掰苞米、 摄氏零下42度在排水工地上夜班……

尽管体力劳动繁重,因为与四位女附中学姐和北京八中等校同学在一个连队, 读书好学的“知青”多,带着字典和书籍的多、有书传着看的多。大家几度办夜校、开诗歌会,写墙报黑板报更是从未间断。

大宿舍里,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的“知青”同居一室,有时为了确定一个字的正确读音,吵到非翻字典不可……旁边也有人不解地喊“叫什么真儿啊?念什么不行呀?还是没累着。”

殊不知,在文化百无一用的年代,没人会想到,写黑板报成为若干年后当教师的必要准备;正音正字成为若干年后当播音主持的一分积累……

母校女附中“文革”前对学生好学求知精神的肯定与鼓励,让学生在无可指望的年代,勤学不止,终身受益。

我在农场从事各种行当,干什么,就学什么。当晒场保管员,就自学气象学,观云识天气;当养猪班长,就学习饲养和兽医知识……

1971年深秋,看到《兵团战士报》上刊登八五二农场二分场13连养猪班“牛胃液发酵饲料”试制成功,养猪班长北京知青杨XX功不可没——竟是女附中我同班的杨同学!

我们连队派我去学习先进经验。那天下午我到达13连时,夕阳西下,杨同学在地里放猪还没回来。老职工听说我是她的同学,围着我讲她多么能干,讲她的很多趣事……

见面的一刻百感交集:1966年8月4日班级批斗会,她是可以坐椅子的,我是站在台前被绳子拴住的……时隔五年,她红扑扑的圆脸,好像更胖了点儿。

做梦也想不到,如今同是两个养猪班长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重逢!我俩大笑着,周围人跟着笑,但只有我俩明白这大笑的全部意味。百感交集的我们,开口说的都是“发酵饲料”和养猪的事儿……

人们渐渐散去,屋外的秋夜分外静谧,皓月当空,飘着零星的清雪,我俩在月光里并肩慢慢走着。

她说“我是投奔我姐来的,前些时候,家里已经把我姐办回城了,过不了多久也会把我办回去。”我说“以后又难得再见面了”。她诚恳地说“真的,很对不起。”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没什么,那时我们都小”我说。我有一点儿知足地想“现在扯平了,我们平等了”,马上又想“其实没有,她们想回城就能回去,我不 能。”

1970年代初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虽然连年被高票推荐,都因政审通不过,上不成学。每次被推荐,都有回北京探亲的“知青”把好消息告诉我父亲,之后因政审通不过而落选,对父亲的打击更甚于我。

1975年因邓小平复出“落实政策”,我被破天荒“重用”派到另一连队当副连长。这年推选工农兵学员,20个小单位投票,我得19票,随后被告知不能去上 大学,要提拔我当正指导员。眼睁睁看着得1票的上海陈姓女“知青”收拾行李去复旦大学读无机化学专业……我与大学失之交臂,我与化学无缘,我与复旦无缘, 我有我的定命。

与我同车去“北大荒”分在另一个生产队的四位初三四班学姐中有三位先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同队的五个女附中学生无一人当上“工农兵学员”。

对于城里长大的女孩来说,“北大荒”严寒的气候,过重的劳动,可谓严峻挑战,甚至会威胁健康。有女附中体育锻炼习惯的我,只要有机会,都不忘体育运动。当 晒场管理员时,我每天围着晒场跑步、作俯卧撑……在女附中晨练时的呼号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五十年来无数次回响在我耳边。

每年参加农场运动会,我的短跑、中长跑常拿名次。


*阴差阳错:无奈错过“老三届”高考头班车* 

1977年,是千百万“知青”命运的转折点。 

1977年6月,我在“北大荒”收到北京电报,父亲食道癌晚期已不能手术,医生说生命不会超过六个月,需人照顾。母亲11年前自杀身亡,父亲没有再婚,我只有一个小我5岁的妹妹。我赶回北京,和妹妹轮流在医院陪床。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统考定于冬季举行。

因为我的户口在黑龙江,只能在黑龙江报名考试。重病的父亲让我赶快回“北大荒”报名高考。我说“以后年年都可以考,等您病好了我再考。”

11月18日父亲病逝。七七级全国高考报名已经结束。22天后的12月10日是“文革”后恢复首次全国高考统考的第一天,之前一天恰是我下乡十周年的日子,我被命运再次甩在大学门外。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又回到“北大荒”


*返城回到北京:罪己错过“老三届”高考末班车* 

1978年2月父亲单位以父母双亡的条件帮我办“困退”回到北京待业。我的先生朱晓明是当年与我同车去“北大荒”分在同一生产队的北京八中初三学生。他早我半年返城,回到他父母“文革”中从北京下放地点承德。

1978年我们正预备一起参加高考时,我发现怀孕了。我先生去参加高考,我决定推迟一年。不但为了顺利把孩子生下来,也为了保住我和孩子的北京户口,这样的权衡,当今年轻的校友们一定听不明白,也无法理解。

待业的日子在街上偶遇女附中同年级初二一班同学、乒乓高手孙晓华。她讲自己怎样在1978年秋挺着快要临产的大肚子进考场,赶上了高考末班车,正在读大学……

我受到沉重的一击,从此知道,我没能进大学是自己的错,也许一生无法挽回。


*后半辈子怎么过?是天天看着别人上学,还是绝地奋发求学*

次年,1979年高考简章贴出来,很多科目都降低了报名年龄上限,显然渐渐不再收容“老三届”。先生考到省会上学,我一人在北京带着孩子,无法脱身。

待业将近两年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五六中学(原北京女六中)传达室看大门。

进传达室第一天,正在等待我接替的一位老妈妈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我,问“认字吗?”我差点没哭出来,忍住泪点了一下头。她交了班走出去。

领我来“上岗”的总务主任告诉我,刚刚交班的这位老师原来任课,她女儿也是下乡“知青”,因为返城手续办不成,探亲时一气之下在自家院里大树上上吊自尽。这位老师受刺激,不能正常上课,临时到传达室替班……我才知道她和她女儿无可挽回的不幸。

此后,我每天分发报纸、信件,停电时电铃不工作,我绕着操场摇着上课、下课的铜铃铛。

教职员工来来往往,我这28岁的女勤杂工,马上成了学校一景。老师们很快就知道了“传达室新来的看门人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老师们又告诉我“咱们这学校(北京女六中)的优等生李XX同学下乡回来现在在不远的西四中学当清扫工!”。不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还是一并惋惜?

我坐在传达室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常想:命运为什么要和我开这麽尖刻的玩笑?!我以满分考进师大女附中,只上到初二。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十度春秋汗洒边疆,难道就为了后半辈子坐在这里天天看着别人上学,终老此生?我绝不甘心!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招收在职学生,凭本单位介绍信报名考试。

教导处不给我开证明,“你工作不对口。”“我想上学,哪个专业对我的口?”

“反正你不行”。

我去求校长帮助。校长很忙,比我下班还晚。我不敢打扰,下班后就等在校长室门口。

校长方幼玲非常慈祥,她听了我的事由,说“教导处掌握条件,我帮不上忙”。

我想不通,也不甘心:“就请学校如实介绍我是这个学校勤杂工行不行?师大如果不让我参加考试,或我考不上,我也就死心了,不后悔了”我婉言央求。每天下班后,继续在校长室门前等候,不停地变换着恳求的说辞……足有二十多天吧,眼看快到报名截止日期,我的恳求也更加急切。

报名截止日前两、三天,方校长看见我,长叹了一声“唉!——”她找到教导主任说“给她开个介绍信吧,不就是报个名考个试嘛,也不是保送,谁知道她能不能考上呢!”教导主任马上就给开了介绍信。

我去向方校长道谢,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女儿也是下乡回来的。”


*从告别师大女附中校园到登上二龙路中学讲台,跨过这条窄马路,我花了15年时间* 

1980年秋天,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学生。上课时间是晚上和周末。這是中国重点大学最早開辦的夜大學,是有识之士们出手第二轮挽救“文革”失 学“老三届”们的“安慰号”收容列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师与全日制本科接近。二百多同学在文史楼大阶梯教室上课,同学大都在与文史有关的单位上 班,夜里放学时的自行车流颇有几分壮观。

我在北京只身带着蹒跚学步的儿子,边工作,边上学。无论严寒酷暑,下班后,自行车轮飞转,风雨无阻。那是刻苦而疯狂的岁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为这列收容车的开出和高效运行尽心竭力、待我们与全日制同学全无二致的老师们。这些践行“有教无类”教书救人的好教授,其中不乏名教授:马家骏、刘宗绪、刘乃和、章景琪,还有一位负责教务的郝老师……是我们生命中的恩人。

那是把历史年表用毛笔抄成大字报贴在家里墙上,抱着孩子也能记的日子;

那是把外语单词贴在厨房锅台边时常更换,做着饭也能背的年月……

三年後,我拿到大專毕业文憑,成爲北京二龙路中學的歷史教師,同时继续修读历史系本科。

站在二龙路中学教室的讲台上,我能看见与母校女附中仅隔一條窄路的我读初一时的北楼。母校已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1982、1983年间,北京市教育系统开展“分析文革成因、反思文革教训”的活动。暑假里,各校教师返校,与附近学校就近组成大组,再按学科分成小组,回忆文革经历,学习、反思、讨论。二龙路中学和实验中学被划为一个大组。

我跟着历史教研组长杨群荣老师走进南楼指定的教室,实验中学的历史教师们已经等在那里,其中有我当年的历史老师张少勋先生。

我们每人依次先简短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环顾教室,我突然觉得这个教室就是当年初二四班教室,我不敢相信真会有这样的巧合。

会间休息,我赶快跑到门厅,仔细数着右首的教室“一、二、三、四”,再数一遍,千真万确是当年初二四班教室!此刻对“文革”的回忆,在我成为旧地重游、实地追忆。此后,我还向张少勋老师多次讨教若干历史教学法……

这次重回母校、往事重提,真是一桩奇事!历史的因果与人生各种因缘际会竟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奇妙神秘! 

女附中百年校庆前夕,我在网上更多留意母校的消息,才知道北京二龙路中学现名为北师大实验二龙路中学,同属北师大实验教育集团。这是否意味着,我有了作为曾经的教师与曾经的学生双重的校友身份?莫非是又种一奇缘? 


*曾经有幸考进女附中,一生珍惜并且力争公平竞争*

在二龙路中学作历史教师,当学生低头答题时,我常有意无意看一眼自己上初一时的北楼,亲身体会着公平考试获得文凭带给我的命运转变,也看到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在北京一五六中学和二龙路中学工作期间,我听到很多中学教师的个人故事和他们对普通教育现状的看法,自己也有很多亲身体会。

从教两年多以后,我应聘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录用,作调研员,更多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和社会问题 涌进我的视野。

我特别希望能把自己和同时代人所经历的一切,把各种见闻、重大社会问题记录下来,于是萌生報考中文或新聞专业、修读更高學位的想法,遂报考了新闻系研究生。当时年龄已达允许报考的上限,胜败在此一举。

我在北京師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學修完五年课程,获得本科毕业文憑。就在参加毕业典礼临出家门时,收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采编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首届二百多名学生中当时唯一考取全日制大学研究生者。

我是幸运的,回顾中国近六十多年的历史,升学不看家庭出身、不大规模拼爹“递条子”、能够大体“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年份屈指可数。我毕竟赶上过一年,赶上过一次,只一次就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因此,我时刻不敢忘记那些像我过去一样得不到公平机会的人们,我知道只要没有确保平等公平的机制,就会有无数被屈枉和埋没的人!

我感谢一路上数不清的给过我各种帮助的师友,我也知道强大的学习动力来自各方合力,其中不乏母校女附中给我的底气。

在人生路上第一次统考中,能凭成绩进入北京取分最高女子中学母校女附中,它所给予人的自信会一生受用。更难忘曾在女附中经历过的疯狂岁月,遭遇过甚于别校的不平等、歧视与虐待,深知践踏自由平等人权的“血统论”怎样残害人的身心,使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会有正常的人生。 

因为有过这样的曾经,我终生不会放弃追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终生不会忘记,要为还没得到平等公平权利的人们作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类的良知与女附中曾赋予我和我校友们的求知好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心中不灭的火种。我相信,百年来女附中校友已经用自己的年华在我们所生活的特殊年代,写就出无数顽强与命运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人生路上公平竞争的优胜者,一辈子对争取和维护平等与公平情有独钟。


*再回母校时,何以报师恩* 

带着人生三十几年收获的各种各样的真实故事,我走进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因自己的命运随着国运变化,我不能不关心国运、关注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一九八零年代,深切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普通教育的发展、人心灵的健康等方面都直接关系中国命运。

在广播学院读研期间,我曾花一、两年课余时间继续调查走访多所中小学、几十位教师,以及精神病院医生、病人 …… 我与报告文学课老师、作家苏晓康先生合著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和《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作家冰心老人读到《神圣忧思录》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请求》,请求每一个知书识字的中国人都读读我们这篇报告文学。赵紫阳总理因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给全国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百分之十。

1987年夏天我从广播学院新闻系畢業,后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我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总编室作编辑,后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作记者、编辑。

与苏晓康先生合作两篇报告文学之后,我与他谈起“文革”中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我们又投入相关的采访(后因突发重大事件,有关卞仲耘校长之死的采访中断)。

回想当时几次重回母校,也到北京四中去采访过“文革”时的女附中教导主任刘秀莹,她已是四中的校长。

去实验中学采访,接待我们的当时的副校长张锦斋老师(后来多年担任实验中学校长),正是我们初二四班当年的班主任。突然间时空倒错,不禁想起当年调皮的我 们爱学张老师的山东口音,他在黑板上演示对数题,刚开口说“Log……”大家就齐声学着他的山东腔“零点零零零零……”恶作剧故意把“零”念很多,拖着长 声不肯停。年轻英俊而又和善的张老师回头看看我们,只是一笑,有时有点脸红……

实验中学高中学生告诉我,语文老师刘超尘把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列入课外必读篇目。

1987年七十周年校庆时,终于见到多年想念的语文老师郑锦章,老师还记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想到当年的“第一推动力”,我对恩师有道不尽的感谢。


*登上领奖台:我是平等竞争的受益者,有责任为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工作*

1996年2月,我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UBC校园内的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作了半年访问学者,提交了关于《近年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新特点》的研究报告。9月进入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后获基督教研究硕士。

上学期间开始兼作国际广播普通话节目特约记者。1998年7月毕业后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全职主持访谈节目,记录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现实,已经进入第二十年。

二十年来,多次获各种新闻专业奖。在美国纽约,我两度登上美国妇女广播电视基金会“Gracie Allen”奖领奖台。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专业评奖中,成为为数不多的亚裔获奖者。

当我站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面对众多世界各国广播电视界女同行,举起沉重的奖座,当我站在各种领奖台上……最深的感受莫过于——此时,我是平等竞争的再次受益者;过去,我曾是不平等侵权的受害者,我有责任继续为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努力工作。

我的多卷本(六卷)访谈录《穿墙的短波》近年已在香港出版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和第二卷《红潮沉浮录》。另在香港出版了《走向开端——一个中国人的寻找与仰望》,记录了我接受基督信仰的心路历程。以上三本书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收藏。

在以上每本书中,都有关于卞仲耘校长之死和“红八月”的记述与思考。

1994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之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1966年8月4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注定成为被打的?”
我凭良心如实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与不打人之间自觉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十五岁的我,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
是谁把女附中学生变成了打手?是谁把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案里?
1966年8月4日和5日两天我在女附中亲历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铸成了我的人生道路。卞仲耘校长以她的死,留给我一个必须追问的“为什么?”留下一份需要以一生完成的作业。 


*百年校庆:回忆的温馨与痛苦,记录的义务与责任*

我在美国主持中文广播节目的早期,即把“卞仲耘校长之死”与“红八月”列入报道选题,采访过多位事件当事人和“文革”研究者。多次采访卞仲耘校长的先生王 晶垚,采访女附中学姐王友琴,也采访女附中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每次采访,我的心思意念都在当下与当年之间、在大洋彼岸与女附中校园之间往返穿行。 

卞仲耘校长遇难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王晶垚先生,他保存着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血衣和其它遗物至今,他多次讲述卞校长离家前后的细节,多年执着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相与真凶……
从199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8月在我主持的节目中都有关于卞仲耘校长遇难事件回顾反思与研究专题访谈。例如:《八月的纪念》、《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

女附中“文革”时高一三班王友琴学姐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王友琴博士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三十多年业余时间,记录了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六百五十九 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学姐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五十一年来,王友琴和一切如实回忆记述“文革”经历和史实的校友,为1966年 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当我为百年校庆赶些这篇文章时,王友琴带着她的美国学生去北京进行暑期教学项目刚刚返回美国。她告诉我,现年96岁的王晶垚先生现在医院里,已经辨认不清亲友了。老人家为寻求命案真相努力了半个世纪,真相与公平仍未求得。

百年校庆临近,而王晶垚老人已经没有机会到爱妻殒命之地作一次真相大白、沉冤昭雪后的祭奠与回忆!

百年校庆临近,卞仲耘校长在天之灵是否会来看看她曾经付出心血的工作之地?看看当年被“阶级斗争”挑动起来作了杀手的学生们五十年后重回校园是否有了些长进?

近日母校校园里百年庆典活动彩排的照片传到我的手机上,喜庆气氛扑面而来,看着学弟学妹们年轻的笑脸,想到当初我这女附中年龄最小的“知青”,而今已年过花甲,怎能不百感交集!

百年名校,走出无数杰出的校友。桃李满天下的母校,送出的每一位学子,无论人生经历如何,生命形态怎样,都是这百年中国历史的一颗活化石。

我们生在中国,生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空前绝后的进行共产实验的这一百年里。我想,我们有责任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见闻。如同拿出一小块“帕则” (puzzle)拼版,为最大限度拼出历史全景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无愧历史,无愧人生。

尚未退休的我,空余时间不多。在百年校庆日9月3日前紧赶慢赶,希望这篇来不及精雕细刻的文字,能带着我的心意、回忆和对母校与老师们无尽的感谢,飞越大洋,飞往百年校庆日欢乐的母校校园。

记忆中东楼前面桃园早读之地浓密的绿荫,在我心里仍是那么清新;操场上晨练的呼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又再次回响耳边。

眼前浮现1967年12月9日早晨与八位初三学姐一起在女附中校门口登上大汽车告别学校那终身难忘的一刻,八位学姐们,现在你们在哪里?校庆日返校了吗?我们曾在同一时刻辞别母校,风雨半世纪,五十周年,即将届满。

南楼展览学生作文的“学园”还在吗?尽管我明知时过境迁、关山阻隔,障碍重重……还是执着地梦想着——这篇为百年校庆、也为我1964年9月1日开学入读 女附中的53周年特意赶写的几页朴拙的文字,能被老师批准贴到意念中南楼门厅东墙的“学园”上(笑),能与同学校友的百年校庆之作并肩摆在一起,也许现 在,也许将来,或许只能放在未来的某本《轶文集》中……

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百年校庆的鼓号响起。此时此刻,遥遥祝福母校!向新老校友、各位老师和同学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2017年9月1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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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September 7, 2017

 

高芸香:我亲属中的“阶级敌人”(2)

September 1, 2017

 2017 年 08 月 31 日 由 舟巷 发表于华夏快递

二、我爹被戴了“坏分子”帽子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之际,我正受文化大革命潮流的鼓动处于情绪昂奋之中,与班内几位家庭出身不过硬(农劳、上中农子弟)的同学处心积虑争取好的政治表现,想得到一个“革命小将”的象征——红卫兵袖章。家中传来不幸的消息,我父亲被戴了“坏分子”帽子。父亲,是我无法逃脱的嫡亲,此后填政治审查表我再没有缝隙可钻了。

爹是怎么被弄成“坏分子”的呢?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谜团。直到一九六八年响应领袖号召返乡务农回到农村,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一场运动中,爹替三奶奶填政治审查表,让我替他填他的政审表(在规定的期限必须交表,三奶奶不识字),我才知道爹被划到反革命队伍中的来由。

我父亲生于一九二一年。从小师从老爷爷、爷爷背诗书学孔孟。十六岁遵从父母之命与我娘结婚。婚后方知夫妻秉性差异很大,议事每每相左。加之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爱看《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的父亲壮怀激越,违背父母之命(我奶奶爷爷让他安分守己在家,想抱孙子)跑到阎锡山的学兵大队参加了“闫匪军”。事实上他当时弃农投戎必然到阎锡山那里。因为受地域条件所限,我们家乡离阎锡山老家河边镇的学兵大队也就百里路程。父亲的性格是不论干什么都专一和执着,在部队中十分卖力。因此由班长一路攀升,最高级别是代理过十二天营长。大约是土改前夕(一九四五、四六年之际)我爷爷悄悄到部队中看他,见他的军帽中有弹孔。爷爷一惊,这子弹稍微向下一点儿,这孽子就会毙命。爷爷谎称奶奶病危,诓骗父亲回村探亲。归家不久,土改兴起,外来压力促成家族的空前团结。父母久别重逢,婚后十年才孕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我这个长女。

根据父亲这一段“蒋介石、闫匪军”(工作组这样说)的不光彩经历,本来应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是上面似乎有政策,抗战期间国共合作,那时的代理营长不够“历反”的杠杠。那么“地、富、反、坏、右”五类中不够“反”,能否往“坏”上凑呢?很快,“四清”工作组(我们村是“四清”未结束,“文革”就开始了,因此两运动合而为一一起搞)就抓到了父亲的“现行”。首先一条是父亲是贪污犯“四不清”干部村支书的得力干将,在当大队会计、统计期间,有几项账目不清的记录。第二条是有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不仅自己卖苇席,还组织地主子弟倒卖苇席。——我们村有下湿地,盛产苇子。社员们分了苇子,编了苇席除交大队集体外,剩下的就编了炕席和囤条子卖。换取油盐酱醋钱。我娘善编,既省苇子,又编得 匀称。我爹他世路宽,善于卖,还拉扯上我三叔、四叔去卖。记得有一回卖席子回来,他曾自豪地说:“定襄有一买主,说好要买四柱子的,可是一见咱家的席子打开,就转移了目光,抢着把咱家的抱走了。”言外之意是我娘手艺好。爹还叹道:“以后可不敢同时打开了,得先让老三、老四卖完。咱家的不愁卖。”爹轻易不夸娘,可把我娘欢喜了几天。

我父亲的罪状还有一条更为严重,那就是他曾有过“续家谱”的动议,虽然未曾付诸实施,但“想替那地主三叔招魂”、“与无产阶级对抗”的心机已暴露无疑。

受“坏分子”父亲所累,我下面的妹妹、弟弟都比我惨,没有一个念过初中。最小的三妹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且二妹、三妹都是残疾人(耳朵聋,患了麻疹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其实最冤的还不算我家,村中戴了“坏分子”帽子的另三个人更冤。他们又没有参加过闫匪军的案底,就因为善于脱贫理家,有的会养蜜蜂,有的善于倒卖苇席、旱烟(跟着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走就叫投机倒把、资本主义),都被划到“坏分子”行列。他们的儿女当然也被打入另类、列入另册。

与前面提到的我姑姑不同,这些被入另册的子女们大多数缺乏自由意识和自主意志,没有挣脱桎梏束缚的抗压能力。背着沉重的包袱,越来越自卑和自闭。他(她)们从小就匍匐在黄土地上,没有上学,找工作的奢求(用不着填那政审表),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如虫蚁般苟活。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七八期(cm1708e)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

August 27, 2017

博谈网2017-08-27 07:30

来源: 一百个人的十年

作者: 冯骥才 

1967年,32岁,男,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闻名全国的六〇九大武斗——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字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已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干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井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〇九”事件。

六〇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〇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〇九厂已经给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〇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〇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〇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〇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〇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〇九,实攻制铣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〇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〇九侧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上—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咐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〇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〇九侧面看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走。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

我说:“《老三篇》我会背,不用学,有嘛事你们直说。”

他们说:“六〇九的事,你还有一档事没说。”

我就给他们三个字:“没有了。”这就僵住了。前后僵了一个礼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个地方,进去就关进一间大屋,我一看,监狱!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〇九的事在心里细细翻几遍,再没别的事呀。还有嘛更大的事要进监狱,心想只有等他们说了。

夜里一点多,进来四个人。头次见到这位军代表,大个子,山东口音,挺凶,进门一屁股就坐在对面,一个记录员坐在我身边,另外两个在我背后溜达着。我看不对,赶紧紧鞋带。我练过武术,打过球,咱也得预备预备。身后那俩问我要干嘛,我说天凉,脚冷。

军代表开口就问我六〇九现场的情况,我记忆力相当好,对他细细描述一番。他指一个地方,靠后门。我说我只去过前门和侧门,这地方我没去过。他再细问,我说我没去过,自然毫无印象。他就火了,说:“你不老实,我就叫你变!”

我说:“怎么变也变不出假的来。”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扬脑袋,也叫:“你混蛋,凭嘛骂我!”

后边一个,上来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识反应,屁股没离凳子,飞起一腿,把他踢到一边。军代表扑上来,一把抓住我头发,我一发力,把他连桌子猛地推倒,我的头发也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儿没好了,砸一个是一个,站身抓起凳子朝着跑到墙角那记录员砸去。军代表二次上来拿桌子别住我的腿,另两个就势把我按住,军代表狠劲给我两脚,全踢在嘴上,后一下吃上劲儿,满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动不了,也不动,叫他们打,好打一阵,才停住。

我说:“还打吗?”军代表说:“你行凶!”

我说:“咱谁先打的谁。我都不知道你姓嘛,凭嘛打你?”

军代表说:“好,告诉你,我姓×,是这里军管会的首席代表。”

我说:“我也告你,我一没罪,二还有公民权。你再打我,我就还手;你把我捆起来,我还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赛琴键一样了。

转天,他们再来,对我说的话露出点儿骨头了:“你说的不对,你有一条人命,不是推土机上那人,那人没你的事,我们知道,这是晚上九点多的事。”。

我一听,没影儿的事!马上回答:“我的脚负伤了,四点多就不在现场了。我有好多人都能为我作证。”

军代表说:“你不老实,铐上!”

我傻不吸吸,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打前边铐,不对。三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铐。先把两条胳膊反关节别向后,铐子是扁圆的,套上不能转动手腕,然后楞掰胳膊往一块兑。就觉得肩窝的肌肉全绷起来,生生地撕裂。铐住后,人都坐不下来。我脑门直掉汗珠子,牙打战嗒嗒响。我说:“好呵,你们还有法吗?我有公民权呵!”

军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钟,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布对我拘留,收进前监的监号。当夜十二点提审我时,军代表说:“你今天性质变了,你是在押犯,这是法庭。告明白你,别以为你不承认就没事。没你口供,我们照样判你。”

我火了,说:“判我只能判我无罪,要不,是你们犯法。”

军代表说:“好,先叫你体会体会。”

打那天就饿我。我前后饿了两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饭,进肚子不单不管事,只起到勾起饥饿的作用。这一饿有个特别体会,原来静坐的时候比干活更容易觉得饿。饿得我前胸贴后心,眼瞅着肌肉往下掉。到后来拿手一拔胡子,一掐一扯,指甲盖来个口子。指甲还可以来回搬,弯过来弯过去,像软膀蟹盖儿。上台阶,七八蹬就得喘一阵子,最难受是脚后跟在地面一墩,里头五脏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监号紧挨市面。市民的各种声音都能听见,打窗户还能远远看见我的家。妈的,这倒霉地方,换个别的朝向的监号不好吗?天天早上,热豆浆炸油条的味儿往里边飘。有人问我在监狱里嘛滋味,我说就像躺在一个顶小的小棺材里,棺材盖就顶在鼻梁子上,浑身动不得,我没罪呀,这滋味受不了,总觉得要疯。

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提审我,军代表问:“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想别的招儿吧,我适应了。”这话惹祸了。军代表说:“好,拿绳子,马上。”

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块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缠几道,再勒绳子,好叫绳子不勒出印儿来。然后使绳子把胳膊向后反煞,使劲煞到最小距离,只听我的肌肉滋滋撕开,小血管蹦蹦扯断,再用绳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边。这罪咱头次受,一次管够,二次还不如砍头。这一下,我四个月缓不过劲来。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攥不成拳头,吃饭拿不了筷子,使勺儿也总脱手,握力没有了……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挺住,活着,等着,听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〇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车把我拉到原单位,进了厂里的礼堂。进去一片漆黑,窗帘都拉严,不知台下有没有人,台前坐着军代表和法院一帮人,两盏长方形舞台灯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儿要楞判我了。

他们说:“你现在交待,还有机会。”我说:“我没嘛好交待的。”他们说:“好,回头!”

我回头一看,一排人站着,原来都是我组织里的那帮弟兄;左边站着一个给警察押着,正是我的贴身护卫,跟我关系最近。

法官叫他们揭发,出证。他们一说,我才明白:

六〇九武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靠后门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贴身护卫拿消防钩子把对方××纺织厂一个人脑袋打开,当场致死。我又指挥他们把尸首处理,然后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说——就这事。

我才知道这笑话!这完全捏造的谎话,居然拿到这种正式的官方场合,郑重其事说出来。我气得肺要炸了!他们一个个揭发,我就一个个驳。

军代表说:“铐上,不准你说!”只准证人揭发,不准我开口。我再一张嘴,台下忽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我。原来台下坐满人。后来打监狱里出来才知道,那天叫去参加会的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党员,不叫群众参加。

我再一琢磨,坏了!揭发我的,全是我一帮铁哥儿们,口供又完全一样,没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会上给我定性——杀人犯,我那贴身护卫也是杀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贴身护卫为嘛承认这没有的事,还揭发我,他不是自我灭亡吗?可是这会上没判刑期,因为他们还缺我的口供。

转天一早,军代表给我念头天会上的记录,叫我签字,想拿这东西代替我口供。我问:“为什么记录上没我的话?”

他说:“没必要就不记。签字吧!”

我拿笔在上边写一行字:“此案有原则出入,死不瞑目!”后边又写一个很大的“冤”字。

军代表说:“这么写不行。”

我说:“你的语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签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负责。”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说:“是。”

他说:“告诉你,枪毙你很简单,现在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办公,喝着茶就把你决定了。我还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毙你!”

我说:“我要留遗言。”他说:“不行!”

我说:“你还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产党!从小人书上看,历代皇朝都允许罪犯留遗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将来谁给翻?”

他说:“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了字的那记录撕得粉碎。

我气得骂他:“你他妈凭嘛撕,那是原始凭证,你还真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骂他。

这回,他给我砸上一副生铁铸的大脚镣,据说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没见过这种大镣,趟不动呀。我坐在牢里看屋顶,饭也吃不下去,又气,又火,又冤,可没辙。

同屋有个老犯人对我说:“小伙子,你别跟他们硬顶呵,他们就是要你口供。你没有不说就是了,硬顶,没用,白受罪。”

我说:“他们把我原始凭证撕了,我太难过了,死无查对呀,这不永远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个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预审员,他问我:“你真没有这事儿?”

我说:“当时我很少一个人活动,对立面整天盯着逮我,身边总有一堆大活人保护我。那天我是四点钟负了伤离开现场的。好几个人都跟着我走的。可他们楞拍在我身上这事,说是九点钟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参与?可是我那帮弟兄不肯给我作证,面对面说瞎话,硬说我负伤是假的,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〇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〇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〇九事件中我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给他上的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又给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〇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徒刑。经判定,×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子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走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杆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〇九死的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高芸香:我亲属中的“阶级敌人”(1)

August 27, 2017

2017 年 08 月 24 日 由 舟巷 发表于华夏快递

我的青春是被浸泡在“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渡过的。我们那一代人无论是求学还是参加工作,第一要务是填写政审表,如果政审不合格,升学、就业、甚至结婚都没指望。而个人政审表格中最重要的两个栏目是直系亲属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的政治状况。——当然,自身的政治面貌更为重要,问题是作为年轻学生,成长在红旗下,本身是一张白纸,所以最致命的就要看你的父母辈、祖父辈和外祖父家有什么“政治污点”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拿到准考证正准备走上大学考场,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泡汤。据六五届学姐学哥们介绍,其中不乏文理各科都学得棒的优质生,就是因为家属中有“阶级敌人”政治审查不合格,未被录取。我姨表姐的儿子因老舅舅曾是“历史反革命”而不能参军。某女生则因父亲在旧军队中呆过而不能与热恋的兵哥哥成婚……。按照当时意识形态中的统一尺度衡量,我的亲属中就存在“阶级敌人”,所以每拿到“政审”表格,我就呼吸紧张,笔头沉重,对未来前途深感迷惘。

一、 三爷爷、三奶奶土改中被做成地主

我的老爷爷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的亲爷爷(小名有绪、字文光)。我爷爷粗通文墨,曾做过私塾先生。终因讷于言而敏于行,后来当了泥瓦匠。二儿子即我的二爷爷(小名根绪、字文亮),少不安分,志向高远,八年战乱中漂泊外蒙(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定居)。我三爷爷(小名根富、字文明)敏感聪慧,吹拉弹唱、编织手工,无师自通。小儿子三爷爷深得老爷爷和老奶奶宠爱。老爷爷在家乡之外的繁峙城里经商,诚信为本,经营有方。买卖每有盈余,就在家乡起房置地。——据说那时的官商士绅以及各种工匠等都将买地作为一种投资形式,恰如现今的房地产、股票投资一样。老爷爷除了经商有道外,还是繁峙城内的书法名家。我虽未去繁峙实地考查过,但记得小时候去邻村上下赶集或过庙会常常看到亭台楼阁或庙门的牌匾,乡亲都自豪地介绍说那是我老爷爷的手迹。但老人家的信仰是“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子孙们不必大富大贵,最好知书识礼,并有一技之长能自立自强。儿子们娶妻生子后,老爷爷老奶奶就主张分家另过,锻炼各家的自理能力。

自然,一碗水很难端平。在分家产和土地时,老爷爷老奶奶的天平砝码明确向小儿子倾斜。一是三爷爷体质不及兄长们强壮,扶犁荷锄没劲儿;二是三爷爷三奶奶家人口多(那时三奶奶已生了姑姑、三叔和四叔);三是三爷爷喜好手工编织(花篮、鸟笼在农村卖不了钱),不擅长农耕,耕种还需雇人。更过分的是把流落外蒙的二爷爷那一份也归了三爷爷三奶奶料理。

我爷爷当时只得了一处场院、三间土平房和六分田地。他私下念叨父母太偏心,说:“老三家人口多?咱家的贵昌(我父亲)、贵柱(我叔)比他家三柱、四柱还大呢!”好在我奶奶特贤惠,且能安贫守困,她说:“正因为他家的孩子小,大人们才偏他呢。”爷爷说:“贵昌已娶亲(我父亲已娶我娘),老二也比他家的大(意思是快成亲了),咱人口不比他家多吗?”我父亲那时爱看《说岳全传》、游侠演义等书,满腔豪侠义气,也劝我爷爷别生闷气。他说:“这是给了自家弟兄,又不是外人!。再说土地是人赚的,房屋是手建的,您有泥瓦匠手艺,咱同心协力还愁没房住没地种么?”果然,没过几年,父子们克勤克俭又置了些田地。

福祸相依。一九四六、四七年崞县东八区(我的家乡)的土地改革运动特别激烈。我们村(河东十一村中最小的村庄)就捉了三户地主,包括我三爷爷一家和我们家。我爷爷执拗,自认为自耕自种,自给自足没有雇过长工,够不上地主的杠杠,心底坦然。我三爷爷则因为自己不善于农耕,常年雇工,又听说大莫村(河东十一村中最大的村庄)斗地主斗出了新花样,将地主赤裸上身、双手拴到马尾巴上,然后贫雇农扬鞭赶马“磨地主”……。三爷爷怕受这样的酷刑,撞墙自绝身亡。三爷爷的“畏罪自杀”(那时的统一叫法)加重了三奶奶的罪过。可怜精明娇小的三奶奶那时肚里还怀着她的三儿(我的五叔)屡屡遭受批斗。可怜我五叔落地就没有见过父亲。

据说这样的过激斗争传到了中央,后来有过一个“纠偏”运动。在纠偏运动中,我家的经济状况和我爷爷的一贯表现又被做重新考量,最后归还被没收财产,我们家连上中农都不够格,被订为“中中农”成份。——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对象,中中农为团结对象,地主富农为打击对象。——记得每当我填那政审表格时,填到家庭出身一栏,书写“中中农”三个字时特别认真,心底无比感激中央感激党,更具体当然是感激那次“纠偏运动”。

三奶奶一家的遭遇却更惨。因为三奶奶原本有两处宅院。土改时把她的一处上好宅院分给了姓冀的贫农。次一等的留给她一家五口居住。而姓冀的这家良知未泯,觉得虽然给人家做过雇农,但同吃一锅饭,人家没有亏待咱,现在白住人家的宅院心底实不落忍,就传出话来愿意将房屋低价卖给原主。三奶奶有心买回这套宅院,怎奈土改后一贫如洗,拿不出分文。这时有人看好三奶奶现住的房屋,就给她出主意说:。“你卖了现住的房院,再低价买回那套大宅院,多划算!”在三奶奶卖房的关键时刻,我父亲听说三婶儿要卖祖上房产,赶紧与她打招呼说别让这套房落入外姓,按乡规传统卖房应先让本族本家。精明的三奶奶看我爹买房心切,还在原售价基础上长了些钱。我爹与我爷爷为买回祖上的房产借了许多外债,但他们心甘情愿。因为这样就促成三奶奶低价买回自己那套上好的房院。在爷爷和爹的传统观念里,老爷爷置办的房产还是落在自己家族子弟手中踏实。

谁知“纠偏运动”中还有个核心提法是捍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分给贫农的房院,三奶奶又低价“霸占”回去,罪加一等!三奶奶又变成“反攻地主”。工作队反复做冀姓贫农的思想工作,三奶奶又把那套房子归还了冀姓贫农。这一次那得了房子又得了钱的贫农以革命的名义安慰自己的良心,他对街坊们这样说:“咱不敢对抗土地革命啊。毛主席要咱们翻身做主人,这是上头的政策啊……”。——文革中造反派的打砸抢无不以革命的名义,恐怕历史渊源就在这里。

地主是阶级敌人,反攻地主则是地主中的极品。那就是心怀不满、时时想变天的头号敌人。记得上小学时我与五叔(三奶奶的小儿子)同班,五叔向来闷头不语,不敢惹事生非。尽管如此,小朋友们都入了少年先锋队,戴上了象征革命接班人的红领巾,五叔却没资格领受这份光荣。

为了不彰显我和三奶奶家的关系,奶奶和母亲都教我背地里可以叫五叔,到了学校不可过分亲近,否则怕扯不清。说实话,我遵从奶奶和母亲的教导,升学、入团都未在政治审查表中填这一门社会关系。我母亲说你姥姥家是贫农,你尽可以填大舅、二舅、三舅、姨姨、姨姐等,把那表格占满,谁还细考究你的三奶奶呢?是啊,我开了窍后在社会关系中择优录用,二舅、叔叔、姨姐是党员,国家干部,就首选他们。

如今反思那场革命,它革的不仅仅是“土地”的命,不仅仅是“地主”的命,革的是以传统道德为支撑的乡村秩序的命,震撼的是以传统美德为基础的世道人心。分了浮财的贫下中农提高了政治觉悟,有他们的华丽转身,被斗被批的人也破罐破摔,有他们的存活之道。与我填表时的投机取巧相比,我姑姑(三奶奶的女儿)的变化令人吃惊。她没有因家门的不幸一蹶不振,而是以长姐的身份挺身而出,每当揪斗母亲她都不让弟弟们出头露面,而是将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亭亭玉立陪在母亲身边。姑姑天生丽质,往常异性追求者不少。姑姑故意制造玄机,让那些渴望在“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的痞子无赖们争风吃醋起内讧。谁在批斗三奶奶的过程中出风头,姑姑就伺机报复,收拾谁。三奶奶亦一改往日屏声敛息的妇道模样,纵容姑姑招惹年轻后生。

我爷爷生性耿直愚钝,看自己的弟媳与侄女作风大变,以为是居无定所、缺吃少穿所致,曾举家商量把买来的宅院再借供三奶奶一家居住,哪知遭了三奶奶的闭门羹。三奶奶说活到这步田地,她再不指靠旁人。原来三奶奶已将姑姑许配给同村一位老革命干部的长子做媳妇。这老革命的长子幼年丧母,生性柔弱。老革命续弦后又生三子。这长子与我姑姑同年同庚,早有羡艳之情,一直不敢冒犯。老革命怜惜没亲妈的儿子,又相中我姑姑秀外慧中、胆识过人,就给儿子定了亲。老革命干部在村里很有威望,有了这样的亲家,三奶奶的底气顿时强壮不少。不久,她又把大儿子(我三叔)过继给本族一位孤寡贫农做儿子。契约是三奶奶一家与这孤寡老妇同吃同住,给她养老送终后我三叔继承她的房院。这样,地主婆三奶奶的大儿子就变成了贫农后代。三叔及其未来的子女就当然成了革命的依靠对象。

有一次我听见三奶奶与一个欺负她的泼皮无赖吵架,她老人家完全放弃小脚妇女的“封建做派”,放开嗓门嚷道“既没房又没院,既没男人又没汉;破门墩烂门板,寡妇老婆没人管……”言外之意即“老娘是极品,我怕谁!”更叫人刮目相看的是结婚生子后的我姑姑,竟敢与老革命公公叫板。在某个冬天的批斗会上(仿佛是“一打三反”运动,记不太清),三奶奶是陪斗者。姑姑怕年迈的母亲着凉受寒,就脱下棉衣披在三奶奶身上。那老革命大约是嫌儿媳常陪在“地主婆”身边不入革命潮流,就批评了姑姑几句。不料姑姑冷嘲热讽,伶牙俐齿说什么“嫌不入眼让你儿休了我!谁家没个穷亲戚富亲戚!谁家没个贵亲戚贱亲戚!别狗眼看人低!哪一天你触了王法,我还让你儿陪你……”一个批斗会变成了姑姑的“造反”表演,弄得那老革命哭笑不得。“吃不上葡萄”的后生们对老革命本有醋意,这时便拍手称快。连主持会议的干部亦束手无策……。

如同遭遇地震后的溪流,姑姑和三奶奶冲破固有的存活模式,寻罅觅缝,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了新的生存格局。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七七期(cm1708d)

孙正荃:我的民国记忆

August 19, 2017

我的民国记忆大约有十二年的时间,即1937到1949,要说,还得打个折,人不是生下来就有记忆的,我的记忆应该开始于三四岁,人说童年的记忆最是牢固,此言不虚,七十年过去,儿时家门前那小河,小河上那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以及那一座座高高的石拱桥,连同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依然沉积在脑海深处,静静地,而一旦触动,一切便再无法安宁,现在的我,正是这样的心境。

一、硝烟中,走来一个我

我生于民国26年,丁丑六月初六,公历1937年7月13日,地点嘛,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江南名城无锡,新街巷口,那里离钱钟书老家仅百步,往东不远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往南就到了无锡国专,那是曾经有浓墨重彩记录的一所名校,出过多少大师级的人物。1937, 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承载了太多艰涩民族记忆和复杂历史情思的年份,一场与民族存亡和世界走向相连的大战,使得1937的所有人和事都笼罩在厚重而灰暗的历史光影下。正是在卢沟桥炮声之后一周的某个时辰,在水乡无锡一个小弄堂的一间八平方小屋里,我,呱呱落地了。在这个特别不该诞生的时刻,这个世界这个家庭 却多了一个我,真是灾难之上加灾难。听比我大17岁的大姐说,七七事变没多久, 战火就烧到了江南,(举世闻名的“凇沪会战”是8.13), 举家便“逃难”了。家乡谚云:六月六,狗淴浴。那是何等难耐的酷暑。我只能想象:父亲母亲拖儿带女,带着日用家什,从城里向我外婆家张泾桥转移,那是一幅怎样狼狈的场景。船到镇上,还得步行数里,就这时,意外发生了:或许是太热了,或许是饿了,更或许我天生胆小,反正大队人马走上田埂小道时,我竟肆无忌惮地大哭起来。只有母亲最深切预感到了哭声可能给全家带来的灾难,于是把襁褓中的我放到田边草丛里,希望碰上哪家要孩子的好心人抱了回去。那场面肯定有点悲壮,我能想象到母亲的泪水和哥哥姐姐低声的喊叫…..大 家还是继续前进,而我的哭声则更加声嘶力竭。这些,当然都是长大以后听说的,是二手货,细节上难免有不准确之嫌。可就在他们走出不到半里地,我父亲突然义无返顾地回过头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抱起,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叫孙正荃的我——回望茫茫逝去的岁月,我想,生活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像是座迷宫,还没有学会行走就已经没有了方向。或者也可以这样去思考:我之终于成为我,正开始于漫漫人生征途上这一令人颤栗的情节之中!

后来,好像是在我上学后,我曾几次到过那个小村。那时外婆已经故世,只有舅舅和舅妈还在。记得那老屋是在一条小河边,小半间屋子伸到了水中(几十年后在绍兴参观徐渭的“青藤阁”,仿佛让我走进了梦中的外婆家),打开一扇永远叽叽嘎嘎的木门,便是十来级台阶,台阶是终年湿漉漉的,像我这样从城里来的孩子是禁止去那里嬉水的,只有大人,每天在码头上淘米洗菜乃至倒马桶。其实,江南水乡家家尽枕河,现在时兴了,这也成了景观,还建造了许多仿古的东西,弄得处处弥漫着商家气,比如周庄、西塘、朱家角......我看远不如我外婆那里古朴真实自然。我心底对故乡的记忆和爱恋,实际上只是儿时那一点点细节回味,但它却常常魂牵梦绕,以致在四十年后的牢房里,那么清晰地映现了那条小河,以及那十来级湿漉漉的台阶.....

我是不是摆脱不了人生开篇的这个阴影,常常会把自己的坎坷回溯到那场声嘶力竭的哭声。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生活并非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们的记忆。这话说得真好。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从1937至1977,或者准确一点说,从1957年 大学毕业到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献身”二十年,这漫漫征程竟是一条通向牢狱的路。难道真的缘于我记忆中那个不那么美妙的开篇?至今,我保留着一块长长的布 条,那是从一条破床单上撕下的,上面还有斑斑血迹,写着一首诗:《狱中叙怀》,那应该是我生命历程的见证。起首有个序言:“余出身清贫,十二全家得解放, 十六读书上北京,一九五七年七月投身革命,时年二十。一九七七年七月,恰逢四十,猝宣布为‘反革命’,投入大牢,至今已四百天矣。狱中辄思妻儿挚友,昼不得安,夜不成眠。‘四十不惑’谈何易?遂乘有笔墨之便,一气草成此篇,以自勉并告狱外亲友。”日期是“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写好后一直藏在棉被里,现一 字不改,抄录于次:

人生看我多痴騃,我看人生却斑斓。君不见柴门筚户长成人,未尝黯然泪涔涔。君不见廿年颠连到如今,气节铮铮无瑕心。文章千余篇,绩少多艰辛。恨无倍努力,耿耿为人民。今日骨鲠遭灭顶,尔曹绠短怎汲深?无怨恨,涸辙之鲋无相助;终不悔,鱼蟹入簖难返回。君不见,无端霜雪纷纷下,千年史册此景数不胜。//驾小桴,遨沧海;仰天笑,盖波涛。岂惧扁舟戗水行,但悲赍志早下碇。切莫言,十载砥砺成一囚;更莫言,四壁皆徒恰似榇。君不见,兴艾除兰千古冤,谗言诳语旷世仇。何足畏,何足忧,惟有悲愤溢心头:怒问昊天何罪有?域外罕见域中多。此情此愫若可没,冥冥干戈应未休。//遥望挚友思绪腾,长叹掩涕梗无声。遥念亲人心怆然,骋目四海义凛凛。无愧亲与朋,无憾死与生。寄语汝等解我心,横眉笑看鬼蜮横。铁窗终将为我开,春风终将向我吹。君不见我簸功名如糠秕,岂顾临终执绋人几多?君不见,神州大道如青天,迎面奔来战友万万千。我当怒目挥戈斩阎罗,回眸喜迎红日曜九州!

历史那一页早已翻过,现在的我,既无须适应政治的需要,也不必接受金钱的摆弄,我可以坦诚面对自己,写写读书,写写生活,写写当喉舌的经历,写写“文革”动乱,也写写坐牢的故事(注:本篇是回忆录《不容青史尽成灰-----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之第一章)。我相信,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过去,然而,它蕴含的人生意义不会过去,就如同我们先辈身上召唤和闪烁的精气神并未过去一样,依然为后代感动,所以我以为,这些私人档案一定会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二、记忆首页:父亲之死

同民国时期许多市民阶层的家庭一样,我的家也是靠父亲一人支撑的,他在无锡近郊 南方泉的一个丝厂里当技术员,早出晚归,母亲则一手操持家务,到我出世,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最大的是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和二姐,她们也只有 十五六岁,都在中学读书。我们家是标准的“平民”和“贫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日子显然还过得下去,平稳而有 序,虽说是沦陷区,但百姓生活似乎基本照样。

对父亲的一点点记忆大约是在三四岁:晚饭,我总要等父亲回来再吃,或许是想享受点特殊,一只皮蛋呀,一块香喷喷的烘山芋呀,我最小,宝贝疙瘩。可是我至今想不起我是叫“爸爸”还是“爹爹”,甚或只是一个字:爸、爹?至于父亲的名字,那是长大后在抄电表的单子上才知道的,父亲去世后几十年间,家里都没改那名字:孙君和。就是连对父亲任何模糊印象都缺失的我,却清晰记得父亲之死!对一个刚刚四岁的孩子,是不是太过残酷了。

1941年夏天的某一天,突然有个认识我父亲的村民慌慌张张闯进门,说是你们家先生出事了……

完整保留在幼年记忆深处的第一章是这样的: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母亲右手牵着 我,左手拉着比我大八岁的三阿哥,先是水路,再是旱路,在田埂上一路小跑,我几乎是被拖着在往前走。傍晚时分,终于到了一个村子。那是一排普通的农舍,屋前一片场 地,周围几棵大树。几经打听几经周折,我们母子三个终于来到一处屋子,跨进高高的门槛,眼前竟是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好一会儿,当母亲认定面前坐着 的那个中年女子就是“顾司令”的老婆时,突然拉着我和三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还没开口就嚎啕大哭。那个女子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手去扶母亲,一边说: “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能这样……”接着又把我拉到她身边,用手巾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这里需要作点交代,根据母亲后来讲的并由大姐二姐回忆补充的大体情况是:那天, 父亲和一个工人一起挑着一担丝从厂里往无锡城里送。(我父亲是这个丝厂的老工人,慢慢地技艺有了长进,亦工亦技,成了“技术员”,夸张些说,有点像是现在 乡镇企业的编外“工程师”,所以厂里也有称呼他“孙工”的。)半路,他们被一伙“土匪”拦截,经过交涉,“土匪” 同意他们留下这担丝,拿了钱来赎。于是两人继续急急赶路。没想到就在前面几里地再次遇袭,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不知为什么(怕永远只是个谜了)决定“杀人灭 口”。另有一个版本说,他们原来可能是不准备杀“孙先生”的,只是叫那工人跪下,一个“土匪”挥起大刀就要从后面砍去,这时,我父亲举起右手想去挡,一下子,四个手指就飞了出去,这下激怒了这伙“土匪”,就连我父亲一起杀了。这个惨烈的故事是在离现场不远处干活的农民事后传给我母亲的。来报讯的人悄悄透露说,那帮家伙的“司令”姓顾,就住在某某村。

司令夫人听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断断续续的诉说后,说:顾司令和他的部队今天下午刚刚开跋,到前线去了。这位夫人表示,“等司令回来,一定转告….”又说,“天晚了,今夜就在这里住下,明天再回去吧。”我母亲千恩万谢。乡里睡得早,胡乱吃过晚饭,我们就休息了。

下面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那是一张挂有帐子的大床,帐子的颜色已有点发黄发黑,我和三哥一头一个躺下了,母亲坐在床边摇着一把大蒲扇,既为我送些凉风又为我驱赶蚊子,我很快就睡熟了,可一觉醒来,母亲依然在轻轻地摇着那把扇子,我问,嗯娘,怎么还不睡?母亲不回答我的话,只是说,快睡吧,外面落大雨了,明天还要走不少路呢。

如果真有菩萨,那我敢说,菩萨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显灵了:一场伴着电闪雷鸣的瓢 泼大雨把顾司令的部队赶回了驻地。接下来的情节是这样的:顾司令在喝水的时候得知他手下的人竟然谋财害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把手里的杯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转身对身边的部下布置,立即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杀无赦!

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被留下来等待消息。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的雨一直没停,虽然雨势已经大为减弱,可我还是只能站在屋门口呆呆地望着场上一片片水塘,看着雨点在水塘上溅起的数也数不清的水泡,我没有悲伤也不知道悲伤,只是看到母亲不断落泪,吃饭只是动一动筷子,我心里有点难过。

最迟也就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几个当兵的押着一个人来了。那个被绳子捆着的人,一见我母亲就跪下了,好像是求我母亲饶命什么的,一会儿,我母亲便跟着几个当兵的走了,好久好久才回来,说是已经把我父亲就地落葬了,那个家伙就在不远处给枪毙了。后来村里有人悄悄对我娘说,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有胆子跑到这里来,那个杀孙先生的土匪,听说你们来告状,已经派人埋伏在你们回去的路上,要把你们都杀了啊。老天爷有眼,天意啊,天意啊!

回到城里没多久,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给了我母亲一些钱就走了。据我大姐后来补充,还有一个情节:那几个男人问过母亲,有没有大一点的男孩儿?母亲说,最大的也只有十五六岁。他们没吭声,其实他们是希望有个男儿参加他们部队的。给了多少钱,我自然也一无所知,但我记得后来家里的米桶、麻袋一下子装满了米,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吧。我大姐说,母亲是个没用的家庭妇女,有了点钱,只会买米。一家八个孩子,最大的大姐刚满二十,最小的是我妹妹,不足两岁,加上姨妈、母亲,至少十张嘴,想想也是,几百斤米能维持多久?可是,不买米,又能干什么呢?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当然,这是我现在说的话。

在那个社会,父亲是一个家的大梁,大梁没了,房子自然也就要坍塌了。我们孙家,就在我四岁上,一下子,衰落、破败,以至卖光吃光,家徒四壁。能说母亲无能?我父亲生于1898 年1月31日,不幸离开人间的时候年仅四十三,留下了四个儿子四个女儿。母亲生于1900年1月18日, 丧夫守寡时才四十一岁。如今,我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独自支撑了瞎子姨妈、耳聋大姐以及我和小妹等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只要一想起她在催交房租、上门讨债人面前的那种无助和无奈,那些屈辱的哀求和独自暗暗的垂泪,我的心就会象刀绞一般的疼痛。而最令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那么迟那么迟才 懂得要好好地孝顺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得了绝症,我携妻将女从青海赶回去看望,第一回买了桂圆蜜枣等许多她喜欢的食品,塞满了枕边的柜子,可是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吃不了了…….那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至今未有一点点淡忘:归期已到,妻子已经叫好了三轮车,我握着母亲皮包骨头的手,一遍遍地说,恩娘,我要走了。她吃力地说,走吧,路上当心。我抬起脚,却停在了房门口,再次转身半跪在床边,说,恩娘,我要走了。她说,走吧走吧...我走出房门,还没踏上楼梯,又一次折返,说,恩娘,我真的要走了。她伸出那干瘪的手,说,勿要弹来缩去,走,走吧....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就是生离死别,我再也没有“恩娘”啦....两个多月后,母亲在无比疼痛中离世:我费力弄到的五支杜冷丁竟没来得及送到她床边。二姐后来告诉我说:那张棕绷床上,一个人印子,汗水浸的。我,心如刀绞,欲哭无泪。

七十个春秋过去,我至今难以想象在那个陌生村子里,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母亲是怎样熬过那分分秒秒的;在此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母亲,又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面对贫穷和孤独,把自己从一个中年女子熬成一个白发苍苍老婆婆的…….她这一辈子,付出了多少,又享用了多少?一想到这一切,我这个父母亲最小的儿子,便没法心安…..

然而,我无法也不敢去查问父亲的真正死因:如果说是真土匪,怎么会有那么严明的纪律?如果说是新四军,怎么会残酷地杀害无辜百姓?记得我二哥五十年代初申请入党那会,曾经关照我说,别再提父亲的死。我想,他一定猜到一种可能,就是同共产党有关系。那时我才十来岁,想起来就有点吓人,后来长大一点了,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这种要掉脑袋的事是不能“瞎说”的,背着这个“出 身”的沉重的包袱,我噤声了几十年。丧父之疼不在失去父亲时,竟在长大成人后,悲乎哉!

几十年后,在一个叫《大江南北》的刊物上,偶然看到一个名字:顾复兴!这不就是 那个“顾司令”吗?这是一本主要介绍当年新四军人物和战斗故事的杂志,这就证实了我十多岁时的猜想。由于我家解放前后 一直贫穷不堪,举家食粥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从读书时起,所有的履历表上一律填 “城市贫民”,但是我心底始终感到一种压抑一种无奈甚至一种不安,我就这样背了半个世纪的十字架。1956年 四月,我在北大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时(第二年反右时党票就飘落在未名湖中了),也没有把自己实在说不清的这段“历史”和“成分”向“组织”说明,我不认为是“欺骗”组织,更不认为“隐瞒”了什么,因为在我18岁纯真的心灵中,我知道,杀害我父亲的一定是“土匪”,决无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可是,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更提供不出任何证人。在那个左祸横行的年代,如果真有人硬要把一个“孙正荃有杀父之仇”的帽子扣到我头上,那或许也只有死 路一条了!

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退休时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上海报界一位原地下党员、资深记者沈某,邀我去采写一位“老革命”,说此人八十多岁了,原省纪委书记,当年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总负责人之一。我的这位朋友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我说,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已给你安排妥帖,任务完成后请你旅游,想去哪儿去哪儿。他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设计好了,可我心里却在想,这位“司令”该是那位 “顾司令”的顶头上司吧!

历史竟有这等机巧!尽管,它在许多时候显得有点残酷。这位司令证实了我半个世纪的猜想。-----难以言说的沉重,突然落地轻松!

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敢去想,父亲的墓穴是湮没在荒烟蔓草中了, 还是早已没有了踪影?我更不曾敢问我的母亲,那年是怎样草草掩埋父亲的尸骨的,插过哪怕是一块木牌了吗,后来还有人去看望过那个土堆没有?我突然感到一阵 战栗,荒草蔓蔓白杨萧萧,我仰而茫然俯而沧然……我找出了父亲唯一一张照片,据说是去世不久前的,四十来岁,满头白发,连胡子也已花白,但满脸慈祥,我放大了这张照片,和母亲同样尺寸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起,一直保存至今。

2002年,原来落葬在无锡八士桥乡下三姐自留地里的母亲的坟地,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迁到政府规定的一个地方。感谢三姐想得周到,她在乡里统一制作的那块一寸宽三寸长 的金属片片上,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并排写在一道了:“孙君和 张云华”。是年暮春,八十多岁的二姐、七十多岁的三哥、六十多岁的我和小妹,专程去新的墓地烧了一回纸,这时,妹妹说了一句她此生最有水平的话:“爹爹姆妈,现在阳间都在动迁,阴间也要动迁了,你们俩就一道在这里吧……”

三、突然长大了

我似乎突然长大了,我好像什么都懂了,我觉得自己可以肩挑千斤重担了。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母亲独自傻傻呆坐时,总会说一句:嗯娘,有我呢!这时,母亲总会紧紧搂着我的头,不断地说:呆话(读作gai,,意思傻),呆话。

那点米很快就吃光了,困顿到揭不开锅的日子好像是突然降临的。我们家肯定说不上 “中产”,但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竟然养得起十来张嘴,如今似乎也难以想象。父亲一死,第一桩大事便是六个孩子立即辍学,从高二到初小,无一例外。不久,女孩出嫁男孩出门。先是二姐。二姐长得最好看,说是“校花”,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小小年纪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介绍的对象张姓,在一个商行做职员,好像是管帐务的,算盘一流,那手小楷更是谁见谁夸,他看中我二姐或与书法有点关联也未可知。随后,三姐出嫁了。父亲去世后她就去了一个丝厂做童工,我看到过她两只手在水里烫得变了形,后来嫁到了乡下陈家,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艰难度日,还时时挨婆婆的打,以致几次逃回城里。大姐呢,孩提时用药不当致失聪,父亲去世时, 她正读高二,尽管成绩呱呱叫,也只能辍学,后来成了我“家庭教师”,对我的人生轨迹影响很大。排在第四的是我大哥,他几经周折,和他一位史姓朋友(后来成 了我大姐夫)在北塘一家杂货行做工,卖肥皂烟酒之类,批发兼零售。二哥远赴甘露当学徒,有年生疟疾差点没了命,带信到家,二姐夫随手拿出了几块钱,母亲对来人说:是死是活,看他命吧(为此事,二哥一直心存芥蒂);三哥的故事更曲折,父亲走时他只有13岁,就到崇安寺山门口一家酱油点当了学徒,只管饭,三年没薪水,其实是做保姆带孩子洗尿布。熬了一年,按规矩,第二年过年(春节)后老板会来通知,如果没通知就是解雇了。三哥脾气特倔,他受不了老板的打骂老板娘的恶气,不想干了,到年初六 ,母亲问他才知他已辞退。一怒之下,母亲骂道:你回来吃西北风呵,讨饭去吧(还说当时扔给他一条破草席)!我三哥转身就离家出走,漂泊上海,蜷缩在今山阴路一堂房阿哥的三层阁上,靠二姐夫一月接济几块钱勉强度日,每天只吃一顿:两个大饼一根油条,白天帮忙带孩子,傍晚步行到四川北路底的上海电信局学收发报....三个月后的考试中顺利通过,被正式录取为“职工”(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甚至比我还惨,可谓九死一生)……

要说,父亲刚走的头几年,日子还过得去,由于家里人员减少,开支也就减轻不少,我记得还能隔些日子给我花三五分钱买根珍珠米或者烘山芋,甚至吃碗桂花芋艿羹。当然,只是我一人独享。那时我应该已经五岁了。真正走投无路是在几年之后。先是陆续变卖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记得的有:锡制的大蜡钎,高约4、50公分,铜铸的香炉,那都是过年或者祭祀才用的;长台,置放蜡钎香炉用,弄不清是不是红木或其他名木的,还有就是一张光可鉴人的暗红色八仙桌,重得两人搬不 动,也卖了。接着是茶几、椅子、角排凳之类,再接着就是母亲房里的家什了,大厨、大床,几乎悉数卖光,后来连大红的木器制品,圆桶、笆斗等,或许是母亲 的“嫁妆”吧,也没保住。每次来人把家具拉走后,我记得耳聋的大姐总要大骂“卖光吃光,卖光吃光....”母亲则只是暗自垂泪。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也就是能吃上两顿稀粥,菜是难得见到的,小碗里倒上一点酱油,就是“菜”了。有时隔夜的饭馊了,用麦粉燺成糊状的“粥”,照吃不误。那时 唯一的“收入”是全家每天“敲瓜子”换来一点钱。这是这样一种劳动:全家把瓜子用小榔头在大砖块上“敲”开,然后在竹扁中反复簸洒,取其“仁”而去其壳 (这个过程极其繁复,一个环节不当就会影响瓜子仁的质量和数量),然后把瓜仁再去换成瓜子,店里就付给一点“加工费”。有时瓜子质量不好,或者“敲”的不 得法使瓜仁破碎过多,这样分量不足就会扣除一些加工费,甚至拒收;如果瓜仁份量超过规定,也会给一点奖励,比如多付几分钱什么的。后来还糊过火柴盒,我还 给附近的人力车夫集中点卖过香烟,把一包烟拆开后放在篮子里,一根两根地卖给他们,自然都是毛把钱的劣质货,卖一包可以挣几分钱。或许正是童年彻底的草根生活,使我养成了节俭勤奋的习惯,淳朴清正的家风,让我从不仰视财富和权势,常年穿打补丁的衣服袜子,过无肉无鱼无茶的清贫生活,再热的暑天也只是用井水降降温,夜里在院子里搭块板子乘凉.....没有埋怨没有委屈,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点点长大。

后来呢,后来烙印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典当和举债了。我因为稍大些了,细节记得比较清楚了。

就在这走投无路困境中,一天,母亲把一个包袱交给我说;“弟弟(她,和姨母姐姐哥哥都一直这样叫我),拿去当了吧,十块钱。”接着又补了一句:“八块也好。”

当铺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青果巷”,大约有500米的样子。母亲送我到门口,一遍遍地叮咛路上当心,靠边走。还特别嘱咐,要直接回家,不要在外面玩……没等母亲交代完,我背着那个包袱就走了。

一进当铺,只见一块巨大的木板上有个巨大的“当”字,恰如一面“照壁”挡住了去 路。绕到后面,跨上台阶,那高高的柜台再次挡住了视线。我吃力地把包袱举过头,勉强放上了柜台,柜台后面的人,我自然是看不见的(稍大一点后读鲁迅文章中 的描写,觉得自己那一幕跟他何其相似乃尔)。

“破棉絮烂衣服,不收不收…..”

“帮帮忙吧…..”

“看你是个孩子,给三块钱吧。”

“最少八块,八块。”

“几块?”里头那个人一边说一边就把那包衣物朝外面推将过来,哗啦一下顺着我的 脑袋身子掉了一地,竟是那么一大堆!我摊开包袱布,想重新捆起来,可怎么弄也没弄成。我是不是哭了?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来,一面安慰我一面帮我捆扎,还帮我上了肩,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到她也把一个包裹送上了柜台。

还没到家,站在门口的母亲便急急迎了过来,接过我肩上的包袱,什么也没问,我却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哇地一声狂哭起来。

家里很穷,可我没怎么委屈过,我依然快乐依然自在,我不可能想到,比起后来在坎坷人生路上的屈辱和艰难,这一碟小菜简直不值得一提。

可以插上一笔的是,1953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时,我写的作文就叫《典当》(好像 原题要求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我高考成绩一般,据后来做我们班主任的冯钟芸先生说,总分还差几分,可那篇作文真不错....仿佛记得,就在那年冯先生 “表扬”后,我曾根据高考时作文的记忆,补记过一篇,今天记述此事前,我翻遍了一包包牛皮纸袋子,想找到那篇重写的作文,可怎么也没能找到,只好再“回 忆”一次,不过基本的框架是绝对准确的,童年的记忆往往最具个性,最纯真无瑕因而最难忘怀。

就在我“典当”失败之后不几天,母亲带我到了福田巷的一个亲戚家。

那是黑漆大门上有两个狮子头铜环的一座宅院。敲了好一会门,才有一个佣人模样的来开门,嘴里还在嘟嘟囔囔说,怎么不揿铃呀?知道我们是来找“舅姆”后,这个女人便朝里面大声喊了起来,这时,就有一个胖乎乎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女人从客 堂里走了出来,一身珠光宝气,一见我娘,非常亲热,这让我有些意外,可她那种矫情又使我有几分反感。在路上,母亲就反复交代过了,要我懂规矩,要叫人,所以没等母亲开口,我就对这个胖女人叫了一声“舅姆”,虽然我知道并非什么亲舅母。胖女人过来拉住我的手,说:“是最小的吧,都长这么长(读chang,高)了,不认得 了。”马上又回过头去对站在后面的佣人说,怎么不去倒茶?很快,两杯有点绿意却不见茶叶的水就端了过来:“吃茶,吃茶。”

我们在客厅里的椅子上坐定,那个胖女人用很高的声调对我娘说:“这么多年了,也不走动走动,虽说妹夫不在了,亲戚还是亲戚嘛。”我母亲连声说是的是的。在东南西北地说了一番热络话之后,母亲欲言又止地表示了要借一点钱的意思。就在这刹那间,我看到了胖女人脸上表情飞速转换的精彩一幕,当时我就有一比:恰如往她嘴里塞了一把盐(走出大门时,我就给母亲说了这句话,被母亲教训了几句!几乎七十年过去了,那个表情在我脑海里依旧是那样戏剧化。)接下来,胖女人历数她的艰难,诸如开销大啦,物价涨啦,维持个门面不容易啦等等。我便要拉娘回家,母亲却似乎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我走到娘身边,表示出非走不可的决心,娘只好站了起来,嘴里嘟囔了一声“这老小(孩子)”,我执拗地一把牵着娘的手,跨出客厅, 穿过院子,朝大黑门走去。就在开门的时候,胖女人抢先一步,把一张金圆券塞到了我手里。一个完全无意识的动作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把那张钞票扔了过去,母 亲显然被我这个无礼举动惊呆了,可她既没有对我责怪又没有对胖女人表示歉疚,只是加快了脚步,我们俩一下就融入了幽静的小巷中。

多少年后又到家乡,忽然想起那条叫“福田巷”的地方,我问一直在无锡居住的二 姐,二姐说,有呀。我又问,有个什么“舅姆”住在那里?二姐说,有的,可娘在世时就没来往了,现在谁知道还有没有人?我也就再没问下去。潜意识里,是不是有兴趣再造访那个胖女人或者那座黑墙门?我说不清。但是,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幕肯定深深地刻在我伤痕累累的心壁上了。等真正长大成人后,在人生征途上一回回摔得鼻青眼腫后,好像是在那被称作“青海秦城”的牢狱里,那个夜晚,忽然记起了儿时这一幕:这叫“倔”的报应!做个人,要成为自己,总要付出点代价的。

四、上学去

1942年,五岁,正式上学。在此之前,大姐便强制开始了我的“私塾”:一是认字,二是写字。大姐是“孙家门”唯一有学问的人,虽然学历止于高级中学,但直到她八九十岁,写给我的那些信上涉及的中国古文化以及中国古科学(多至数十万言),都令号称大学教授的我惊诧不已,她要我整理,甚至希望能在世界科学大会上发言,可我最终辜负了她一生的期盼。实话实说:我似懂非懂。

一年的“私塾”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尤其是毛笔字,从如何研墨如何握笔开始,先是一横一竖,横要平,竖须直,再是笔顺,完全正规化程序。我至今看到许多孩子写不好“珍、诊”那三撇,大姐的指令非常简单:三撇右端不能成斜线必须呈一直线。 真灵,这样写出来的字好看。写字,她看重的是“结构”,她总是把字“拆”成几个部分,或左右,或上下,或上下加左右,如此等等,她亲自在纸上画米字形格子,规定横竖撇捺的位置,一边教一边反复地问:阿懂啦?对写得比较好的字,就用红墨水在旁边打个圈,通不过的则一个罚十个,常常连晚饭也耽搁,母亲叫也没用。那时大姐耳聋似乎还不大严重,她还在什么学校代课,刻蜡版,挣点小钱维持家里开销。学了大约一年后,给我买了本柳公权的字帖,开始临帖。

到开学报名的时候,大姐把我们兄弟姐妹排名的“振”改为“正”,后来才明白这两个字的标准发音是不一样的,南方人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也就这么改了,可我一直没问大姐为什么在八个人中独独为我改了名。大姐选的是无锡最好的小学:无锡师范附属小学。这所学前街上的县立小学历史悠久,闻名遐迩,那时公立私立学校大多自主招生自行录取,只是问了几句便登记了名姓,收了。大姐陪 我在学校各处走了走,两层楼的教室宽敞明亮,操场很大,还有室内乒乓球场,大开眼界倍感开心,只是离家稍远些,大约要步行20分钟。开始家里接送,后来熟悉了,就自己去自己回。我们班主任是一位朱姓女老师,大约三十来岁,身材修长,长得也标致,给我特别记忆的是她跟小朋友说话,总是把身子弯下来,细声细 气的,对我这个班上个子最矮年纪最小的学生,更是爱护有加,凡是刮风下雨都要送我到家门口,特别是家里常常不能按时交学费书费,她总是悄悄为我垫付,我对她一直心存感激,连我母亲也时时提起她,难得有点粽子之类,就要让我去送给她;到我读高中,每逢寒假暑假我还都去看她,她那种勤奋那种和蔼,那种常带微笑的雅致都给我美好回忆。我读到三年级时,大姐根据我的主课成绩,更主要是想省一年学费,要我跳级,直升高小五年级(民国时1至4年级为初小,5、6 年级为高小)。现在看来这是有利有弊的事,我的算术从此落后,尤其是四年级的珠算脱课,以至一生都不会算盘。

我的小学生活最是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字:自由。这得益于学校课外作业极少,更得益于母亲的不加管束,当然,与我不羁的天性也不无关系。

我读小学时,印象里的课程大体如下:1,国语,包括阅读说话写字作文;2,算术;3,公民,包括人文理念,以及伦理道德规范;4,常识,包括社会历史地理;5,唱游(即音乐和游戏);6,体育;7,(手工)劳作,包括后来的美术等。那时的教材不像现在这样“统一”,有研究者说,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甚至可以自编,而所谓的“公民”课,已经涉及共和、民主、自由、人权、慈善等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而且非常切合孩子的心理,文字图画结合,十分形象生动。这里摘录国语两篇课文以窥一斑:

一是第二册第44课的《春夏秋冬》:冬天过,春天到。\春天桃花好,大树底下听蝉叫。\夏天过,秋天到,\秋天菊花好,墙边唧唧虫声闹。\秋天过,冬天到,\冬天梅花好,小狗喜欢雪地跑。

另一篇是第三册第八课的《儿歌》:摇摇摇,摇到卖鱼桥。\买条鱼来烧。\头未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在肚里跳三条。\跳呀跳,一跳又到卖鱼桥。

几十年后,谁能说今天的语文课本胜过当年?教育理念对头,教育方法得体,加 之教材好老师好,学生怎么会把读书看成负担,甚至要死要活?我们那年代的课外作业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堆积如山,印象里,玩的时间很充裕,今天被大人孩子津津乐道的一些所谓“复古”游戏,在我儿时简直不值一提,比如滚铁环,打(玻璃)弹子,踢毽子(自制)等,不花钱,玩得照样忘乎所以,至今记忆犹深。

我家的准确住址是中市桥上塘街99号,和一条小弄堂相交,离最繁华的崇安寺、皇亭(小吃广场),城中公园都很近,那里的底层社会最真实最深刻最丰富最新鲜,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一应俱全,这里消磨了我许多课外时间。直到老朽了,出门还是喜欢东张西望。俗话说:从小看到老。此话真是不虚,习惯成自然焉。兹记下其中点滴----

算命先生云中鹤。那是个有些秃顶的、瘦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半老头,始终伴着他的是一桌一凳,一面用竹子挑起的残破的幡,以及同样残破的一把折扇。他生意好像不好,第一次跟他交往是问他名字中第三个字怎么读?他反问我:几年级?我答:两年级。他讥笑道:读了两年书,连这么个字都不识,读啥书?后来算认识了,他就要给我算命。我不肯,他大方地说。阿哟哟,又不要你钱的咯。然后一本正 经说道:你右眼下面,鼻头旁边那颗痣,叫哭痣,不好不好,苦命!不过嘛,颜色不深,大灾倒未必会有....这里插一句:这颗痣,不知何年何月竟自动消失了。还要记一笔:1959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动报名”去“支援青海”,母亲不同意,说,北京,已经蛮远了,青海,不知在哪里呢! 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对我母亲说: 他离血地越远越好。乃成行。这回是彻底淘浆糊了,在那个蛮荒之地连大牢都坐两回了,还好个屁?不过,转眼一想,留在北京,或连小命也不保矣。世事无常,谁能说得清呢?

各种各样的手艺摊更是让我“流连忘返”,那种非凡的吸引力或许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无论是手工艺人拿麦芽糖做个孙悟空吹个连环套,或是用叶子编个蜻蜓、柞蜢什么的,我都喜欢看,充满了羡慕和赞叹;口袋里没钱,看得心里痒痒的, 难得有二三分钱,就会买一点麦芽糖,用两根小棍不断地绞动,颜色由红转白,还是舍不得吃。对猴子耍把戏、拉洋片之类也有一点好奇,但一般不会让我驻足太久;我会站在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乞丐前面,痴痴地看好长时间,看啥?看有没有人给钱,给了多少等等。

孩提年代还值得一记的就是玩“才吉”(蟋蟀)了。那当然是地道的“草根”玩法: 入秋之后,约几个小朋友到乱砖破瓦堆里或者草丛里去找去捉,打着手电,屏气敛息,翻动着一块块砖瓦,突然出现了,满心高兴却不敢出声,太小的,当场就放了,捉到一只大的,那兴奋之情真可谓难以言表。蟋蟀盆是早准备好的,都是瓦盆,回去后放入盆里,喂它毛豆、冬瓜,米粒,它会慢慢长大,但是往往只要约到对手,管它大小,比赛即可开场。这时就会有一帮同学围观,双方手持牛尾巴草制作的“引草”,在蟋蟀嘴边作挑逗状,以诱它张开“钳子”,时机一到,便捉对厮杀,那场面真的是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看到自己养的蟋蟀落风,真恨不得跳进盆里帮忙,那心境同后来看到西方斗牛,堪可一比。几十年后想起童年的欢乐,那种质朴那种天然那种毫无功利之心的纯真,物欲横流的今日恐是难以想象,报载上海“玩”此物以臻疯狂,北上收虫一掷数亿,至于比赛则成豪赌,据说参加者多至五位数,其衍生物更自成系统,光是盆子材质便有几十种。

那时节,买些水果小吃已是难得的享受。记忆里买过一瓤柚子(文旦),那时或许是富人太少,柚子是切开按瓤卖的,而我更是一丝一丝笃悠悠地把这一瓤柚子消灭的,那个过程肯定给我带来少有的乐趣,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为吃不到那些“好吃的”东西而垂头丧气,我更不可能为了要什么玩具而同母亲吵闹不休。记忆里,我整个童年,没有一样是“买”来的玩具,即便飞机,不是纸摺叠的就是手工课用木片之类自己制作的。

我要特别感谢母亲的宽容,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的16年岁月里,直到我独自背起一个铺盖卷离开家乡去京城读书,她几乎一次都没有呵斥过我,即使是我做了天大的错事。那件错事让我记了一辈子,现在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

我和母亲住在楼下一间大约七八平米的房间里。一天,我在房里看到一些角票,我偷偷拿了一张,并且迅速跑到三十米外水獭桥的大饼油条店要了一根油条:太想了,太馋了。母亲很快就发现少了钱,问我,我低下头,说,不知道。晚上,母亲拉到床前,轻轻地说:你是学生子了,拿了就拿了,我不说你;如果拿了说没拿,那....我一头扑在妈妈怀里,呜呜地哭了,然后我从书包里抠出了剩下的七分钱。 那大约是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那晚上,母亲说了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以后你想吃什么,给我说,妈妈.....尽量.....给你....买....我当时还真不明白为什么她比我还难过。

我是个非常软弱的孩子,在学校常常受欺负,朱老师总帮着我,但不可能时时在我身边,我衣服上常有烂泥之类污渍,腿上手上甚至有被抓破的痕迹,妈妈见了,从来没鼓动我去报复,更从来不去找家长算账,只是叫我自己当心。善良又无能,正直又伤感,倔犟又软弱,说同情心也好,说正义感也好,说人性说良知,都可以,我生长在弱势家庭里,又是个弱者,所以,长大之后,当看到鸡蛋与石头对峙时,我总是天然地站在鸡蛋一边,我见不得不公平,容不下无情义,反感骄横无理颐指气使矫揉造作,儿时这种心理态势直到今天也没多少改变。

五、穷之乐

进入五年级,就从初小升为高小,自己也感觉大不同了。这是 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年代。八年抗战,于我而言只是一种朦胧的历史,记忆里的画面如此的单一:北城门口,有几个日本兵,凡过城门的, 要一个一个地搜查,从上到下,全身摸遍,挑担的,还要查看箩筐。是天天如此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的特别戒严?不知道。我自然更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一切,青天白日满地红,那只是一面旗帜,尽管每逢周一,同学们都会肃立在国父孙中山像前,背诵他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遗像两边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至于其中的深意实在是一无所知。抗战胜利付出了多大代价,又带来什么好处,大家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至于国共两党随之展开的政治生态对峙,以及此后毛蒋重庆和谈之类,对于一个八岁孩子自然更是混屯一片,什么中国远征军、飞虎队;什么陈纳德、孙立人,几十年间或被屏蔽或被扭曲,到我晚年才知晓了其中的真相。只记得那年的秋日,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门前玩耍,忽然间人群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只见远处有长长的车队驶来,我站立不动,稍顷,人群中欢呼声四起,一辆敞篷车上,我看见了,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是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蒋一身戎装,宋则一袭旗袍,他俩并肩而立,向左向右频频颔首,还时时举手致意。我实在说不上兴奋或者欢快,现在想来,我多少受了一点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骨子里或许就少了那种见大人就起立就脱帽甚至下跪的臣妾心理,几十年后单位领导,一个老革命给我下的罪名竟然是我有“反骨”,他的“证据”是他踏进我办公室时,全体起立独有我还在埋头写稿:目中无人(他)!

就在此前后,因为交不起房租,房东收回了楼下一间房,客堂也随之一分为二,剩了 半间,只好放个吃饭桌。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楼上三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我的姨母是丧夫之后来我家的,正好帮忙带一群外甥和外甥女。到我有记忆时,她已失明,据说是伤心哭瞎的。可她什么都能做,烧饭洗碗不必说,连针线活都是自理,让我惊叹不已。她一生只是付出却从来没有索取,难得有人送一包桂圆蜜枣之类,总是藏在一个铁皮桶里,见没人,就叫我过去,摸摸索索拿出几颗塞到我手里。一直到1948年,我才知道她藏有2、30个大洋,也称袁大头,我大哥结婚在迎宾楼办席,临了却付不出账,急得直跳脚,这时,我的瞎子姨母站出来了。这是她藏了多少年的送终钱,买棺材的。直到她60年代初去世,我们全家只要提及这事,都一致指责那个远在南国的“没后脑壳”的大哥,可谁也无力偿还她哪怕一个大头,更让人难过的是,谁也再没听到她提起过这事。姨母去世时还不到60 ,我相信一定与那几年的饥饿有关,她以“吃不下”的托辞,把仅有的那一点点口粮省给了别人,母亲事后曾告诉我说,姨母临死已是皮包骨头。姨母的形象,平时不大记起,可是在我一次次跌进深渊时,却总会想起她:人,无论处境何等艰难,也得保持做人的尊严;人,无论有多大委屈,气量要大,千万别满世界喊冤。

大约就是我升高小时,我大哥和一位姓史的朋友谋到在一处洋货行的活计,这位史大哥跟我大哥同庚,也属牛,比我大一轮,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我一直叫他“悠祺哥哥”,那是后话,至少是49年前后了。就因有他俩的方便,我和母亲就想何不摆个小摊,肥皂、蜡烛、香烟之类,由大哥他们按批发供应,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前面说过,课外时,我喜欢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一听这事立马充满了兴趣。就这样,借一处台阶空地,搭一块洗衣板,便做起生意来了。记不得还有哪里批来的茶叶,特别做了个玻璃框盒子,中间用三夹板隔开,龙井、毛峰、炒青等各占一 格,我起劲地写好名称贴在玻璃上,还一本正经“明码标价”....白天母亲管,放学后,我值班,乐此不疲兴味无穷。母亲总不放心,怕耽误功课,硬要把课外作业带去才罢休。

可是没坚持多久就难以支撑了。烟茶混搭,谁会要那龙井?太阳晒着(尽管有块遮阳布),谁会要那卷烟?加之,我斜对面20米处就是一家正规烟杂店,那里整天点着一盘蚊香,供抽烟取火。一天,我们学校廉老师走过我烟摊,脚步匆匆,目不斜 视。原来他是去那家店买烟的。回来时已经在吞云吐雾,走过我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说了几个字,没听明白,估计是解释什么,我叫了声老师,又“嗯嗯”了两声, 弄得我更不好意思。

最有意思的是,各种货色都是大哥他们带回来的,我脑子里完全没有“本钱”这个概 念,所以碰上还价的,我就不知道该卖还是不卖?往往胡乱成交,蚀本了还木知木觉,还在母亲面前表功,乐滋滋的。可母亲也没为此责怪过我,只是 交代说,牌子上那价钱,不能再低了,我们就赚点小菜钱.....不久,大哥考上了学无线电,这个货摊也就歇阁了。

进入高小这两年特别值得记叙的是,大姐从我读五年级(实际文化只是三年级)起, 就开始让我读她珍藏的那些杂志和小说,那些书,似乎来自上文提及的那位“哥哥”,他得了肺结核住院,我大姐常常给他送些食品之类东西去,一次我陪她去,乘黄包车,不料车夫失控,整个车身朝后翻去,幸亏无碍,大姐看了看手里紧紧抓住的袋子,继续上路。那些书记得的有《良友》《西点》《风萧萧》《飘》《西线无战事》《小妇人》等,似懂非懂,却开启了我爱文学艺术的大门,特别记得清晰的是有本《二次世界大战画册》,良友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 时被揭发我“私藏反动照片”,指的正是此书中有幅“蒋委员长”全身照,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却又不了了之,直至抄家拿走97本“毒草”时也未有人提及这画册。 几十年后,大姐夫问起此书可在我处,我说正是,他未要我物归原主,我也装聋作哑就当无介事(近闻已有新版)。

这两年还有个变化是出嫁到苏州的二姐带了孩子回无锡,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在我心里,唯一有钱的就数在洋行工作的二姐夫了,我在暑期曾去苏州小住,虽然全家借住在亲戚兼老板一座洋房里,但日日有荤天天有西瓜吃,同我无锡的日子无法相比。所以二姐的回来在经济上就相对开始宽松,至少不至为柴米油盐发愁了。我们原住的房子腾出一间给二姐,另在后门口楼上租了一个套间,我和母亲先住了过 去,那里可以听到“桂花赤豆羹”“热珍珠米”等异常亲切的叫卖声,夜里做作业时,也会传来竹板敲击竹筒的声音,那是馄饨挑子来了,虽然没有品尝过,却也给我童年生活平添了许多生气。

其实更大的乐趣还不在此。现在想来,我心中那一点点音乐种子还是童年时无意播下的。

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 最初是在二姐带回来的那台留声机和几十张膠木唱片上听到的。《夜来香》《苏州河边》《夜上海》《凤凰于飞》《三轮车上的小姐》几十支曲子,至今仍能哼唱,也使我从此喜欢上了音乐,进入北大,更是喜欢上了西洋音乐,好不容易跟一要好同学凑了钱,从王府井国际书店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蓝色多瑙河》,挤公交损坏了一小块,好不心疼,却照听,一遍一遍,百听不厌。就这,也为后来不断被批评、始终摘不掉的“小资情调”帽子埋下了“祸根”------尽管我好长时间都没明白“小资”是个啥东西,为什么要反 对“小资情调”?

再有就数看电影了,那简直是一种奢侈:一部在和平电影院看的影片至今难忘,其中有支插曲,我还能哼哼: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 \赵家庄\有位\好姑娘\要问那姑娘\生得多么好\你就问\村前村后的\少年郎...好像是周旋演是女主角,也是她唱的。那时出院后的候任大姐夫就住我家,他们已经在谈恋爱了,带上我去看电 影,也算沾了个光吧。

六、民国的最后日子

1947夏,我完成了小学阶段,正好10足岁,升入初中。此时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学费。多方托人几经周折,离家不远的一所“私立圣德中学”校长同意给我减免学费(那时似乎还没有奖学金一说):班级第一名,全免,第二名,半免,第三名,适当照顾。(这个难题在初中毕业后再度遭遇,大姐甚至决定让我去报考镇江一个护士学校,我虽心有不甘却无力违抗,这个职校无需缴纳学杂费,幸喜最终名落孙山)。此后,大姐对我越加严格,没少吃大姐的“麻栎子”,那是将中指弯折成一个锐角在我脑袋上不断敲击的一种“刑罚”。每次做练习(多为数学)出错, 大姐先讲解一番,然后问:阿懂啦?我点点头。可往往再错,这就定吃无疑。数学落后一直成为我的硬伤,到高中阶段也未能赶上,以至高考不敢报理工类。

1947,内战烽火连天,我却依然木知木觉,那时似乎没有所谓“全民动员”之类口号,更无什么对百姓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像有些回忆录里写的地下革命党找上门之类的感人故事,嵌入我记忆深处的只有一件事:物价连续疯涨,日子愈益艰难。那些年,我常外出 “采购”。从新街巷口到三凤桥堍边的油酱店只有三五百米,隔壁一家则卖各种熟食,油氽黄豆花生米、四鲜烤麸之类,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慎余肉庄”,那里的 “肉骨头”闻名遐迩。后两家难得去一回,大抵是家里难得来了客人,就在熟食店买些“夜饭小菜”,那时最高级别便是“爆鱼”了,而去肉庄则多半是买些下水,那浓浓的汤汁美妙无比,我会带个大茶缸,求师傅多舀些,回来和豆腐一烩,真是难得的享受,至今想起来依旧会有垂涎之感。至于那家油酱店则是常客,连店员都认识我了,每次去,拿着一个饭碗,买块腐乳,或者咸菜,师傅总会额外加些汤汁,有时还会特别滴几滴麻油,于是我回家路上便凭添了几分开心。后来为了节省开支, 母亲便自制甜酱,自腌雪里蕻,这些小菜比买来的好吃多了。

后来每次出门购物竟然要带几捆纸币(法币),其间好像还有一回“改革”:发行 “金圆券”,没多久,这金圆券也不值钱了。我查到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的新闻记录的通货膨胀情况:以100元法币计,1940年可买一头猪;1943年 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个蛋;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还有这样的报道:1947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上海的“生活指数”猛涨了88倍,仅仅一个月后,至643倍,到1949年4月,也就是沪宁线被解放时,至37万倍。用“水深火热”形容当年平民生活最是贴切了。

10来岁的小男孩,我记不得那几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据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说,你其实没吃过太多苦,家里哪怕只有一个鸡蛋,也会给你蒸碗蛋羹,我们一人舀一勺,剩下都是你的;有时吃肉笼松(蒸肉糜餅),我们只夹一小块....母亲和姨母更是连筷子也不碰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童年绝对缺少营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我大学同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我一本书作序时,写到我初进北大时简直就是个孩子,又瘦又矮,直到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发育,却因无力购买衣裤,让人感觉所有衣服总是紧邦邦地裹在身上......

这个圣德中学格局颇小,走进校门便是一个简易操场,那是上体育课的地方,一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操场后面便是一排一排整齐的教室,一共有五排吧,也就是十来间,算起来,一个年级大约三个班,格局比我上的小学差多了。我在这里迎来了后来大书特书的1949。那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12岁:第一个本名年。

实实在在地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幕,在我记忆里既没有带来悲苦也说不上什么欢快,我没有亲眼看到“子弟兵”沿街而卧不扰民的动人场景,也没有拿着小旗亲历夹道欢呼“解放”的激情,我只能认为一切都因年纪太小啥都不懂,待到四年之后高中毕业时, 我真的已经成人,斯大林逝世,我嚎啕大哭;大32开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刚刚发行,我就买下细读,到1953年已备齐了才出版的1、2、3卷,完全没有政治细胞的16岁的孩子竟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革命:懵懵懂懂读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51年就入了青年团, 随后成为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站在操场上那个木头台子上,常对参加夏令营的毛头孩子“讲话”.....我一直想,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孙家门八个兄弟姊妹就我进了大学,为啥?要懂得感恩,要发奋努力,要做个正直的有用的人。

但是,我甚至没有明白,“时间开始了”:现在已不是民国,民国时代结束了,我无邪的童年也结束了。

五柳村2017年8月8日收到

于建嵘: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 -我的父亲

May 29, 2017

2017 年 05 月 21 日 由 thchen发表于 华夏快递


【于建嵘是我国具有鲜明自由、民主意识的法律学者,本文是他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是一篇完全真实的传记。此文表现了一位自由民主人士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公正和客观态度,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于建嵘之父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这一代党员干部中来说,实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一生实在是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人生经历的标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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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像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2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赌场时,他就像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不敢像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联。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粱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粱饼时将她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粱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少得可怜的裤子,像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在邻村赌博欠了钱,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赶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将女人折腾一番。在经过原属于他家而现在成了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家产业的院子时,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胆因怒生,他熟悉地翻过院墙,潜进了书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样拿过几件值钱的器皿,正要离开时,被他堂兄的小老婆发现了。这个娇小的女人,本来因这晚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她的春宵而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所以,不顾天寒地冻,决心到另外两个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谁侵占了应属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诉苦。她刚走出房间,就象见到鬼一样发现了我父亲,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这一叫,就苦了我父亲,他被吓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当于朝龙和家人们用乱棍将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村人们因将我父亲送官法办还是以族规处置发生争吵时,我妈腆着肚子来了。这个没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说话的女人,还是那样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对每一个村人磕头。看到这个架势,事主于朝龙就说:“这次算了,放他一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这条狗命。”

历史已经证明,地主于朝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法要了我父亲的狗命,最终到是让我父亲将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绑的父亲同我妈默默地回到了牛栏房。在我妈用盐水清理他被恶打的伤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会,眼中显露出一股杀气。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看也没看我妈一眼,就走出了那个借住的牛栏房,溶没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会,于朝龙的书房,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建造的书房发生了冲天大火。

那是一场很大的火。村里人说,自立村安家以来,黄沙塘于家就从来没有这样火红过。那火将于家半边天都烧红了。如果不是村人奋力扑火,就会将整个天都烧没。后来,在父亲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大官时,村里人传言,在发生火灾时,有一条火龙冲天而上。那条龙就是父亲,这把火将压在他身上的厄运全烧掉了。父亲在自传中却称: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事实上,父亲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发现,他竟跑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边了。于是,父亲就潜进山林,用野果充饥。不日遇上了被国民党称为土匪的共产党游击队。带队的看他年青力壮,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给他饭吃。正处于饥饿而无处可投的父亲一听有饭吃,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在这支大都由本地赤贫的流浪者组成的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带队的勤务兵。随着队伍的扩大,带队的从队长成为了司令,父亲也就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一个队的副队长。我读大学时,为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心理,读过许多著作。我在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部有名的选集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每读到此,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共产党领袖们的伟大。只有他们才能这样深刻地认识父亲这些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群体,而且那样成功地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是在父亲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父亲纵火后,我妈并没有离开于家村。一方面她怀着我已有七个月,更主要的是她无处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实本份而且可怜,或许是怕父亲突然回来放火,也就没有太为难我们母子。我妈就种着那二亩公田度日。于朝龙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对我们母子还算照顾,有时甚至有意保护我们不受欺负。按照辈份,他让我叫他朝龙大伯。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五零年初,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有一天我们村里来到好多人,直奔朝龙大伯家,一会儿就将朝龙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全部捆绑着押了出来,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听一位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讲话。那人讲完之后,手一挥,有几个和他一样装扮的人就将朝龙大伯押着往后山走,一会就听到了几声枪声。之后,村里的人有点畏缩地将我和我妈推到那讲话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刚才讲话的那气愤的神态,很和蔼地抱起我说,“这就是我儿子?”。村里人连忙讲,“宁子,快叫爹啊”。我看着妈,妈点着头。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来,“快放我下来,我要尿尿。”那个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亲,很失望地将我放下来,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说,“妈巴子的,连爹都不会叫。”

那几个押走朝龙大伯的人回来后,父亲就带领他们走了。连他曾住过的,我和我妈现正住着的牛栏房都没有进去过。

父亲走了后,朝龙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来。村里人帮着他们将朝龙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坟中。我要跟去看,我妈很紧张地将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将门关上,对我说,“宁子,以后别乱走,千万别到朝龙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着妈,她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待了好一会,她流着眼泪又说,“好在你爹当官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接我们走,不然,我们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热闹,先是朝龙大伯一家从那高楼大院搬了出来,住进了我家住的牛栏屋。我和我妈及原来最穷的几家搬进了大火后朝龙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对村子里的变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着父亲能接我走。有时也等来几个同爹一样着装的人,他们有的也到我家坐一会,或带点吃的穿的东西给我们,并告许我爹已经从部队转到县上工作了,当了什么县公安局长之类的,但就是没有带我们到城里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亲再没有回来。快过年了也没有父亲回家的任何消息。于是,腊月二十九我妈决定到县城里去了一次。本来说好要带我去的,后来妈说,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过年,要当天去当天回,所以让我在家等爹就行了。当天傍晚,妈回来了,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父亲的影子。我问妈,妈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于是我就吵着要爹,呆坐着的母亲突然将我一把推到在地,狠狠地打着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说,“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个流氓。”

数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妈在县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亲时,父亲正和几个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个长得很美的女人同父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父亲见我妈胆怯地由警卫员领着站在门外时,刚才的笑容一下就没有了。他威严地近似咆哮着说:“谁叫你来的?”将所有在场人都吓住了。警卫员立即揪住我妈就住外拖。将我妈拖进门房后,警卫员厉声地追问我妈:你不是说,是我们局长的老婆,为什么局长一见到你就发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办的。我妈早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说这样来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办的,就连忙独自往家赶。

不久,就有人从县上来我们家,对我妈说,你与我们局长成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现在政府不承认,你就在这张离婚书上押个手印。我妈呆呆地一声不响地押了个手印。好像对父亲休妻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平静得很。只是在来人说要将我带回城里去时,我妈哭了起来,她低着头喃喃地说:带走我的宁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县上的人见这样,也就没有说什么走了。我长大后就想,父亲可能根本就不想带我进城,这不只是他那时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恋爱,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风景。

我妈是在一九五八年饿死的。那时,父亲已经是邻县的县委书记,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妈生活在老家,父亲还不时叫人送点吃的东西给我们母子俩。但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妈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饿得快不行时,也绝不动父亲送来的食品。她最终同她母亲一样,也饿死在黄沙塘于家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亲留下的是一个也快饿死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则是有一个已为父母官的父亲的我。

3

父亲和高姨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半点传奇色彩。刚解放那时,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按电脑程序一样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自古来,就将江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也就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亲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亲拥有当时天津较有名的纺织厂。高姨是这个资本家最小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夫妇的校友。也许正是南开的革命激情的影响,高姨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南下部队来到了湖南,后来就同我父亲一样转到地方从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我父亲担任县委书记时,高姨就是这个县的妇联主任了。

父亲是在与我妈办完离婚手续不久与高姨结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窦初开的高姨爱上了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的。她感到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是那样优秀的。他出身赤贫,苦大仇深,经过革命的战争洗礼,那样具有革命的理想,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粗鲁也应该视为革命者的粗犷和豪气。当父亲知道高姨爱上他时,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请来了他的老首长,在他的老首长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组建了让多少人眼热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妈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亲和高姨家。我妈死了,村里人没有通知我父亲。村里人说,他已经将她休掉了。这么多年他又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是不要告诉他了吧。于是,我这个孝子作为唯一的亲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我妈埋葬在她母亲的坟墓旁。但对只有十二岁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饥饿折磨的村里人却一致认为,应该将我送到城里面去。他们说:当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来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会要儿子的。于是,我和两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来到父亲任职的那个县,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大院,站岗的却不放我们进去,说先要通报。村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他原来的老婆死了,我们给他送儿子来了。过了一会父亲的秘书就来了,将我们接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很有教养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习惯地将手伸向了我。见我害怕一个劲往后退,父亲就用他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宁子,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有十二岁吧。”村里人的诉说我妈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抚养,而是怕跟着学坏。父亲先是有一些吃惊,然后中气不足地说: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宁子是我的儿子,就放在我这里吧。之后就叫秘书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饭。

这是父亲为官后第一次请村里人吃饭。特别是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代,请人吃饭是给人很大面子的。这种事对于家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刚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县城当官后,村里有人来找过他。有的为了找个工作,也有为了各种难事来请求帮助。父亲都拒绝了。只要有人提出此类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参加革命,不要说好听的,原先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过日子,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提着脑袋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找他了。这些事让还不是我父亲爱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无比崇拜的心情写成了文章,在报上说父亲革命性和原则性很强,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福利。我想,父亲看后会在心里说,“妈巴子的,狗屁亲友,老子落难时谁都欺负我这个孤儿。”然后就会黯然神伤地沉默好一会。对父亲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有点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许对原先欺负过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感到内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闲谈时也尽量不提他,好像他与于家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与外村人提起父亲时,那种自豪感就特别明显。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这难得的一餐,那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见的白米饭,心满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不敢直视这个陌生却十分想念的父亲。父亲用电话叫来了一位女人。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父亲是同她用官话加家乡的土话说的,从我能听到的,他妈饿死了,送他到寄宿学校等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最后,那女的说:“他终究是你儿子啊,就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说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宁子,我们回家,好吗。”我看着父亲,只见他眼含着热泪,用感激的声音对我说:“ 还不快叫妈。”见我没有开口,那女人就说,“就叫高姨吧,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姨。看惯了村妇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丽和气质。那时的高姨,已经同父亲为革命制造了两个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四岁的大弟高兵和二岁多的二弟高阳。她作为少妇区别于少女的只是那本来圆滚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圆滚,更加鲜嫩。她的笑是那样灿烂,好看的红晕印着两个令人心醉的酒涡。她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体现出知识女性的矜持和圣洁,善良而贤慧,且充满了温情。当然,这些形容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像我们村里供着的观音菩萨一样,高高在上,让人仰视,让人崇拜。更准确地说,我真有点忌妒这个在村里广为流传其劣迹的父亲,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气,竟能占有高姨这样的女人。我多么为刚死去了的我妈抱不平。

父亲和高姨的家在县委会大院的后院里,是一间近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房子里除了床和书桌外没有其它东西,比起朝龙大伯原来的家差得远了。高姨是用布帘将房子分成两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两位弟弟的房间了。那只能挡住视线的布是没有办法隔开那无孔不入的声音的。这样,也就将父亲那曾经严重影响于家人生育的恶习传染给了我。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当我听到用布帘隔开的房子那边传出高姨那压抑的娇喘声时,有一种少年男子的冲动就会折磨我,随着那优美而令人烦躁的声音的结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动就变成了怒气。这时,我甚至想为可怜的我妈做出一些让父亲和高姨难堪的事情来。当然,我总是什么也不敢做,可以说也根本不想做。只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后,我才理解父亲抛弃我妈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我妈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不能与高姨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为得到象高姨这样的女人而与象我妈那样的无貌无才的村妇离婚的。何况,那还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婚姻,我父亲也许真的对我妈根本就没有那相依相恋之情,有的最多只不过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特别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亲因革命而获得的一个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还是父亲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如果父亲是在游击队转战城乡中成为一位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革命成功并掌握了政权后,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为将他培养成为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地方领导人的。

高姨是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女人,但更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亲也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战士。她之所以愿意为父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美丽,因为她将父亲当成了革命战士的化身。她是共产党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女性,她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那样的坚信不疑,她心地纯洁,真心实意地为共产党的每一个英明决策而欢呼。她充满爱心,热爱革命队伍的战友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高姨对自己的亲人们倾注了满腔热情。当然,这些亲人也应该是革命者或者将来是革命者,而象高姨的父亲那样的资本家虽然也是亲人,却只能体验那种与亲情和爱心完全相反的东西。

高姨的父亲来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亲几年后的春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亲是在公私合营之时失去他心爱的工厂的,当然这绝对不能与我父亲在赌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论。我父亲和高姨这些革命者,通过一种叫赎卖的办法剥夺了象高姨父亲那样的剥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剥削者变成劳动者。那时候,高姨的父亲是不能再掌握工厂的经营管理权了,因为革命者认为,象高姨的父亲这样的剥削者,只有同工人们一起用铁器敲打铁钉才算劳动。于是,这位年过花甲、长期以管人和经营为生活内容的剥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儿和已在革命队伍中当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女儿女婿同意的情况下,就从那遥远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来到我们这座小县城。于是,就有他那从小丧父逝母的、现已掌握了政权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内心的热烈欢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见、现也成为了革命者的女儿,大义灭亲之举。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养老。”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黄泉做鬼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像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领袖们不同的是,像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像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4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像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

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象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两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像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 “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像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采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 “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馆,并将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不敢作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各种礼品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他是直接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老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十万美元就将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两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共产党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与雪姨的关系还算可以。人们对老夫少妻之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荡漾如何在已不提当年勇的老爷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决堤外泄。这些问题在父亲那里应该不是问题。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对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龄相近的儿媳说起过老爷子那永不满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越老越行了,离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方面都遗传的话,做于家的儿媳妇可就惨了。”我老婆听到这些话,竟脸红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位长辈的发问。就是在晚上同我恩爱后向我讲述这些话时,我还能感到她脸在发烧。但凭着我们这些年青体壮的于家后代的亲身体会,雪姨这些话,应该有点夸张,或许是在嗔怪中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也可能还有点对自己能很好地开发老年人的性爱潜能感到骄傲。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告诉我老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女人讨论长辈的那种事,尤其在没有穿衣服的床上。

尽管父亲宝刀未老,但雪姨还是没有同意与父亲生孩子。其理由是父亲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几岁了,雪姨再生孩子有点难为情。尽管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们兄弟还是真心感谢雪姨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们小得多的父亲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没有为父亲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响父亲对雪姨家事的关照。因为他知道雪姨是为了弟妹们而耽误了婚姻才将处子身献给他的。所以,无论父亲是否在位,凡是有关雪姨家的事,他都要亲自出面办理。在父亲的亲自关怀下,雪姨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担任了一个区的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了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们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了公园担任出纳。仅此一点,雪姨也是感激父亲的。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5

父亲要死了。

尽管他日益虚胖的身躯,会给人各种错觉。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脏已全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我同许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着他死亡。

市委办公室送来了为父亲准备的悼词。这篇由父亲原秘书、现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

文称,父亲出于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历任游击队队员、副队长,解放后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文革后任市委书记,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退居二线,担任顾委会主任,最终享受副军级待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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